我国长期以来受到“重刑主义”思想影响,在刑罚结构中以监禁刑为主,但是监禁刑对于犯罪人的改造成本投入高,改造后的再犯率也依旧存在,此外监禁刑的本质是剥夺人的自由,也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因此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越来越注重对人权的保障,刑罚作为最为严厉的惩罚措施,其价值内涵也是应以保障犯罪人权益为核心,于是刑罚的轻缓化便是必然的趋势。我国刑事政策以宽严相济为原则,不断对刑罚结构进行调整,也更加注重刑罚之外其他措施的有益探索。司法实务中通过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所带来的便利,进一步而实施犯罪的案件越来越多,为了能够更好的打击职业犯罪现象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刑法修正案(九)》首次将职业禁止制度引入我国刑法,是刑法发展的重大进步,也是我国设立该制度的起点。当犯罪分子利用职业便利或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而实施犯相应犯罪行为时,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可以对他们的具体犯罪情况进行分析及是否具有再犯罪的可能性进行综合考虑决定是否对其适用职业禁止制度。职业禁止制度的设立不但可以弥补刑罚处罚措施在犯罪预防方面的不足,更加丰富了我国的刑法体系,而且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但是一项新的措施和规定的出台,必然也互会存在相应的不足,比如说对于职业禁止的性质的界定、与禁止令之间的关系、具体适用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程序等等,这些问题目前学术界以及司法实务界也都没有比较统一的回答,因此本文通过对职业禁止制度进行深入研究,以此发掘其重要的意义及价值。本篇论文总共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职业禁止的设立必要性论述,主要从刑罚轻缓化趋势与要求、司法实践对职业犯罪预防的现实需求以及域外建立“职业禁止”制度对我国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第二部分是针对职业禁止的法律性质进行对比研究,现在对其性质判定主要有三种观点:资格刑说、非刑罚处罚措施说和保安处分说,总体并没有定论。通过对比之后可以了解,职业禁止与资格刑以及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特征并不相符,但是其与保安处分对比,无论是从适用目的和适用条件角度来看,亦或是两者与刑罚的联系角度来看,综合可以得出职业禁止在性质方面更倾向于定性为一种保安处分。所以对于职业禁止的性质更应该理解为实质性的保安处分。此外为了在司法过程中更好的运用职业禁止制度,将其与禁止令之间进行比较研究,重点把握两者之间的区别联系。第三部分则是对我国当前职业禁止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的解决对策。主要对职业禁止适用原则、适用条件、适用程序进行分析,以及对于刑法职业禁止与其他法律、法规竞合时对于“从其规定”内容的严格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