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冈·伊瑟尔，作为20世纪著名的接受美学理论家，80年代后期，开始转向文学人类学研究。学界对伊瑟尔的接受美学研究颇深，但却对其文学人类学研究不足，更不用说他的“人的可塑性”思想。“人的可塑性”思想是伊瑟尔基于人类学关于“人”的共识而提出的。社会类学认为是人“多重角色的扮演者”，哲学人类学认为人是“有缺陷的生物”，生成人类学认为人生活在“原初场景”的表征世界中。因为是有缺陷的存在，所以我们不断超越自己、改善自己，我们始终处在一种变动的状态中。“可塑性”是人的本质特性，它流变不居，赋予自我生成、变动、否定的新属性。“人的可塑性”成为了文学创作的动力，读者迷恋阅读的根源，成为了文学存在的动力和目的。因而，“人的可塑性”思想，成为了他文学人类学理论的核心思想。具体而言，一方面，“人的可塑性”是文学活动的动力，促成了文学中的自我塑造。“人的可塑性”开启了文学活动中的“模仿”，达成了“陶醉”，启发了“反省”，促成了文学中的自我呈现、自我扩展、自我启蒙，最终完成了文学活动中的自我塑造。另一方面，“人的可塑性”是文学活动的目的，文学通过虚构与想象的相互作用表演了无限的“人的可塑性”。伊瑟尔重新定义了虚构、想象。虚构是与现实相连的，而不是对立的，是一种意向性越界行为。想象不是自足的一种能力，而是无为无形的潜在力量，需要主体意向的激活，是一种认知话语。虚构为想象提供了形式，想象填充了虚构的空洞，文学在虚构和想象的相互作用下构成了一种动态的表演。这种表演是在一个“仿佛世界”中，以“文本游戏”的方式进行的，具有游戏性与真实性，将“人的可塑性”带到了一个无边的空间，表现了人的多样的可能性。与传统文学理论不同，伊瑟尔的文学人类不是只关注模式构建，而是关注文学本身存在的意义，关注文学作为符号的功能。“人的可塑性”思想重新定义了文学，确证了文学在当今多元媒体时代存在的必然性，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指出了一个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