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尚未对询问程序进行二元化区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实践中混同适用同一的询问程序。相较于成年人,未成年被害人的身心发展尚不成熟,认知能力、回忆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较弱,并且具有敏感性、脆弱性、易幻想性、易受暗示性等特点。在询问未成年人时盲目套用成人询问程序,不仅容易使未成年被害人遭受“二次伤害”,而且也对办案人员获取准确、可靠的被害人陈述形成制约。随着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的不断上涨,未成年人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刑事司法系统之中,一元化询问程序的弊端也日渐凸显。探索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办案方式是破解“未成年人保护”与“案件追诉”两难问题的关键,在此情形下,如何具体构建独立的未成年被害人询问程序值得我们探讨。本文除引言与结语外,正文分为四个部分,共四万五千字。第一部分探讨未成年被害人询问程序设立的理论基础与目标定位。未成年被害人询问程序以“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少年司法理念”与“公安司法机关对未成年被害人的诉讼关照义务”为设立基础。前者要求,我国应以未成年人的最大化利益为重要考量,构建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诉讼程序。后者要求公安司法人员在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时应当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的诉讼关照义务,保障未成年被害人的人格尊严权与隐私权。未成年被害人询问程序的目标定位主要是“有效收集未成年被害人的陈述”与“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保障。第二部分对未成年被害人询问程序进行比较法研究。在询问场所上,域外国家及地区设立了专门的未成年被害人取证中心实现询问场所的特殊化。在询问陪同人员的设置上,域外主要选择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律师、教师、心理医生、社工等人员担任,部分国家及地区对询问遭受性侵的未成年人作出了特殊规定。在询问方法上,通过探究影响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准确性、真实性的因素,设计出与之相应对的询问方法。在询问次数上,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尽可能地减少询问未成年被害人的次数。在询问的配套措施上,规定了询问时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并将录音录像作为诉讼证据使用。在救济方式上,针对违反询问陪同人员规定、使用具有强暗示性的方法、以及违反询问时同步录音录像规定设置了救济措施。第三部分探究我国未成年被害人询问程序的规范与实践现状。在规范层面,我国刑事诉讼法未设立专门的未成年被害人询问程序,仅对询问陪同人员进行了规定。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对刑事诉讼立法进行了补充与细化,使我国未成年被害人询问程序初具雏形。在实践层面,对C市J区检察院未检部门及部分公安人员开展实证调研,调研内容主要是询问场所、询问陪同人员、询问方法、询问次数、询问时的同步录音录像以及“一站式”询问试点工作的运行概况。通过考察可以得知,我国未成年被害人询问程序的不足之处是:其一,刑事诉讼立法及相关规范性文件不完善;其二,询问人员难以有效地保护未成年被害人;其三,询问人员难以应对未成年被害人作证的局限性;其四,“一站式”询问试点工作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规范与实践层面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尚未确立少年司法理念,此外,实践中的问题亦可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规范的缺失与不完善。第四部分具体构建我国的未成年被害人询问程序。在询问场所上,设立专门的询问室或建立“一站式”询问场所,使询问场所符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在询问陪同人员上,取消询问时法定代理人在场的优先顺位,建立、完善法定代理人、合适成年人的退出及更换机制,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引入心理专家作为询问陪同人员。在询问方法上,首先需建立并维系询问人员与未成年被害人间的融洽关系;其次,在询问前告知基本的询问规则,并在询问时避免使用超出未成年人认知、理解范围的询问话语;再次,借鉴域外的认知询问技术帮助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回忆;最后,遵循从开放式问题到封闭式问题的询问路径,避免使用具有强暗示性的询问问题。在询问次数上,通过做好询问前的准备与明确启动再次询问的条件,落实“一次询问”原则。在询问配套措施设置上,刑事诉讼法应确立询问时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并将录音录像的定位转变为诉讼证据。在违反询问程序的救济上,将违反询问时法定代理人、合适成年人在场的规定视为证据收集程序违法,排除由此所获得的陈述;将使用强暗示性问题所获得的证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范围,并确立排除的裁量标准;将违反询问时同步录音录像规定认定为证据收集程序违法,未同步录音录像或录音录像有剪接、删改的,排除由此获得的陈述,未全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允许作出合理解释。在“一站式”询问工作的衔接机制上,通过搭建“检警”案件信息网络共享平台、组建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专门办案小组、安排心理医生轮候专责“一站式”询问、救助服务的方式实现“案件信息衔接”与“人员衔接”的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