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平台经济红火发展,平台经济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也起到了扩大内需、拉动了经济发展的作用。平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缓解了社会承载的巨大就业压力。但这种新型经济模式也挑战着现有的治理准则和已颁行实施的劳动者保护立法。网络平台外卖配送人员作为这种新业态下的一类从业人员,他们通过平台获得就业机会,但由于其工作入职门槛低,人员流动性大,导致平台少有与之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且网络平台外卖配送人员的报酬与接单量直接挂钩、多劳者多得,同时受制于配送时效、客户评价等因素,致使外卖配送人员常违反交规,逆行、闯红灯等行为屡见不鲜,以此来保证准时送达率,进而得到相应的报酬。种种情况使得网络平台外卖配送人员处于高风险且缺乏工伤保险制度保护的弱势地位。当前网络平台外卖配送人员工伤保险保护存在办理工伤保险成本较高且认定工伤调查取证困难、认定程序繁琐等问题。网络平台外卖配送人员作为非标准就业群体,具有兼职性和自由性,其用工主体范围超出了传统劳动关系范畴,同时与用人单位的从属性减弱,进而导致平台企业忽略其劳动安全问题,出现网络平台外卖配送人员劳动安全和社会保障体系欠缺,劳动权益保护缺位的情况。外卖配送人员与平台的劳动关系认定困难,而现行工伤保险制度是建立在稳定劳动关系基础上的,导致外卖配送人员得不到工伤保险制度的保护。商业保险赔偿范围狭窄、赔偿力度小,现实情况下网络平台外卖配送人员很难获得充分的赔偿,因工致伤后的保障问题难以解决。后疫情时代,国家鼓励扩大就业,因此尽快破解平台从业人员工伤保险难题,不再只是一个关系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问题,它同时事关社保机制的完善、公平公正价值的全社会实现,乃至是具备更为显著、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价值。我国台湾地区为有效保护外卖配送员的合法权益,专门为外卖配送员制定颁行了工伤保险机制,其他省市也有相关试点经验,归总分析不同地区针对外卖配送员所设定的工伤保险机制,可以将其划分成三种主要的模式:模式一,将灵活从业者自己纳入已构建起的工伤保险机制中,工伤保险费由灵活从业者自己缴付;模式二,采用投缴商业保险模式,以日计算,平台从外卖配送员所得报酬中扣除,用扣除所得的资金为外卖配送员购买商业意外险,目前从饿了么到美团所采取的都是这种模式;模式三,为灵活从业者单独构建对应的职业伤害险机制。先行地区在这一领域的探索,为我国针对外卖配送员构建起科学合理的工伤保险机制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参考。构建网络平台外卖配送人员的工伤保险制度的路径探索中,本文认为应放开参保对象,取消户籍限制,逐步实现网络平台外卖配送人员工伤保险全覆盖;细化行业费率,可参照二类行业基准费率并根据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使用情况和工伤率等因素,由地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做相应调整;建立适用于我国的基金筹措模式,可采用以月为周期的方式确定缴纳金额,由平台、政府和外卖配送人员三方共同分摊出资;对工伤的具体范围进行认定时,可先基于“三工原则”作出判定,基于工作时间、在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发生的伤害性事故提供工伤保障;而后,按照客观情况,放宽工伤认定的范围到上下班路途中遭遇的事故、职业病、上下班48小时以内突然发生的疾病等等。在工伤认定的具体方式上,以浙江衢州、湖州两地的规范为参考,其中工作时间主要参考平台考勤记录;工作地点主要参考平台业务的区域范围,并与遭受事故人员的工作内容、工作路线结合在一起,确定究竟是不是发生在工作区域;而判定事故是不因由于工作原因发生的,主要参照平台的派单记录,并与工作岗位、现场视频、现场拍照等相关证据结合在一起做出判定;如果工伤保险由多个企业都参保的,则主体责任由事故发生时的派单企业所担负;如果不能准确确定责任主体,比如同时接多个平台上的派单,则依据该路程上所接的第一个单进行责任认定;在保障范围这个问题上,覆盖的内容含从业者的诊疗、医治、康复费和整体过程中的基本生活保障,护理费、抚恤金、伤残补助和津贴不宜被界定保障范围;为外卖配送人员设立工会,加强群体间的沟通与联系,切实保障外卖配送人员的工伤保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