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鼠兔（Ochotona curzoniae）因能加剧青藏高原高寒草甸退化而被认为是有害生物之一。高原鼠兔呈镶嵌式分布特征,说明只有在生境适合度较高的地区存在致灾可能。虽然气候和地貌决定着高原鼠兔分布区的可能性,但是生境内植物和土壤因子决定了其是否真正分布。因此,确定决定高原鼠兔生存的植被和土壤因子,有助于判断那些区域是高原鼠兔潜在的致灾风险区。然而目前关于高原鼠兔与高寒草甸植被和土壤因子关系的研究主要限于种群密度与植物群落和土壤因子关系的描述,并没有遴选出影响高原鼠兔种群密度的关键生境因子,这限制了采用关键生境因子模拟预测该地区高原鼠兔种群密度的变化。青海湖流域高寒草甸是阻挡西部荒漠化向东蔓延的天然屏障,也是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的主要组成部分,而高原鼠兔是该地区常见的小型啮齿草食动物,被视为高寒草甸退化的主要生物因素之一。因此,本研究以青海湖流域刚察县和共和县境内高寒草甸为对象,通过分析了高原鼠兔种群密度变化与植物群落和土壤性质的关联性,遴选出决定高原鼠兔种群密度的关键生境因子,并利用遴选的关键生境因子建立高原鼠兔种群密度的预测模型,为青海湖流域高寒草甸高原鼠兔的生态防控提供决策依据,也为其他地区高原鼠兔栖息地风险评估提供借鉴。主要结果如下:1、高原鼠兔种群密度与栖息地植物群落盖度、多样性指数、禾草类植物生物量和优良牧草所占比例具有高度关联性。随高原鼠兔种群密度增加,植物群落盖度、禾草类植物生物量和优良牧草比例在两个样点均呈现逐渐降低趋势。刚察研究样点物种Shannon-Wiener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和Patrick丰富度指数随高原鼠兔种群密度从359个/hm2增加到1312个/hm2时先增加后降低,而共和研究样点Shannon-Wiener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和Patrick丰富度指数随高原鼠兔种群密度从137个/hm2增加至597个/hm2时表现为增加趋势。然而,高原鼠兔种群密度与植物群落高度和非禾草类植物生物量在两个样点均无显著关联性。2、高原鼠兔种群密度与土壤水分含量、水分储量、有机质、有机碳、全氮和碳氮比具有高度关联性。随高原鼠兔种群密度增加,土壤水分含量和水分储量在两个样点均呈降低趋势,刚察样点土壤有机质、有机碳和碳氮比随高原鼠兔种群密度从359个/hm2增加到1312个/hm2时先增加后降低,土壤全氮则逐渐降低,共和研究样点土壤有机质、有机碳和碳氮比随高原鼠兔种群密度从137个/hm2增加到597个/hm2时表现为增加趋势,土壤全氮则先增加后降低。然而刚察样点高原鼠兔种群密度与土壤容重和孔隙度的关系不显著,与土壤酸碱度呈现显著线性负相关关系;而共和样点高原鼠兔种群密度与土壤容重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土壤孔隙度呈现显著线性负相关关系,与土壤酸碱度无显著相关关系。3、发现植物群落盖度、Patrick丰富度指数、土壤全氮和土壤碳氮比是影响青海湖流域高寒草甸高原鼠兔栖息地其种群密度的关键生境因子。主成分分析和最小数据组分析结果表明,当单个样点单独分析时,高原鼠兔种群密度的影响因子在刚察和共和研究样点不具有共性特征,其中刚察研究样点影响高原鼠兔种群密度的关键生境因子主要是土壤有机质和土壤酸碱度,而共和研究样点影响高原鼠兔种群密度的关键生境因子主要是植物群落盖度、土壤水分含量、土壤有机质、容重、全氮和碳氮比。当两个样点综合分析时,影响高原鼠兔种群密度的关键生境因子主要是植物群落盖度、Patrick丰富度指数、土壤全氮和碳氮比。4、利用遴选的关键生境因子建立了青海湖流域高寒草甸高原鼠兔栖息地其潜在种群密度的预测模型。采用两个地点综合分析时遴选的关键生境因子建立模型时,Patrick丰富度指数因模型选择时而被去除,最终采用植物群落盖度、土壤全氮和土壤碳氮比建立了青海湖流域高寒草甸高原鼠兔种群密度（X）的预测模型:X=-88.613 Cover-191.144 TN-19.494 C/N+9777.88（R2=0.837）,其中X表示高原鼠兔种群密度,Cover表示植物群落盖度,TN表示土壤全氮含量,C/N表示土壤碳氮比,为判别青海湖流域高寒草甸是否存在高原鼠兔致灾风险提供依据,也为其他类似地区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