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构中国戏剧史的学术导向影响下,诸如傩戏之类的仪式性戏剧进入研究视野,成为学界追逐的热点。贵州阳戏作为傩戏的次生形态,是“仪式”向“戏剧”转化的典型,这一点不仅表现于它在仪式中穿插戏剧表演,也表现于它同时发生具有两种不同属性的动作类型。在贵州阳戏动作中,一部分延续着原始巫傩仪式的祭仪功能;另一部分动作则在发展与流变中加强着自身的娱乐性,向戏曲艺术趋进。全文以“贵州阳戏动作”为研究对象,围绕其所具备的仪式性与娱乐性展开论述,探讨贵州阳戏不同动作类型的外部形态、内部发生机制以及其产生的文化根源与深层内涵。贵州阳戏是具有仪式与娱乐双重属性的仪式性戏剧。贵州阳戏是中原傩的变体,它远可追溯至周代以前中原的巫傩文化,近可查证于明清时期发展为酬神娱人的戏剧表演。通过对戏剧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可将仪式与戏剧所占的比重差异,将仪式性戏剧划分为不同的类型。阳戏在贵州流传广,表演形态差异大。因此,贵州阳戏也可被粗略划分为仪式性、仪戏结合性和民间小戏三种类型。将这一理论运用至贵州阳戏的表演领域中,其动作上的仪式性与娱乐性也清晰可辨。于是,便建立起本文的行文结构。仪式性动作,是贵州阳戏中具有驱鬼逐疫和酬神还愿等仪式功能的身体行为。它主要包括罡步、手诀、讳和舞方:罡步有“北斗七星罡”“南斗六星罡”和“三台罡”;手诀包括掌诀与指诀,掌诀有“北斗七星诀”“南斗六星诀”和“掐八卦”,指诀主要是“二郎诀”和“灵官诀”;讳是符的变体,它是强化阳戏仪式效用的重要手段,有“紫薇令”“金光令”等;舞方则是根据九宫八卦和五方信仰为依据的方位调度规律。在贵州阳戏仪式型动作中,泛灵信仰是核心,道教斋醮仪式是参照对象,消灾纳吉则是共同功能指向。娱乐性动作,是贵州阳戏中为塑造人物形象和戏剧情节而服务的表演动作。贵州阳戏娱乐性动作可追溯至“泛戏剧”动作的发展与演变,隋唐、宋元及明清分别是傩戏娱乐性动作的发端期、发展期和形成期,由此也窥见傩戏与传统戏曲在形成脉络上的相互借鉴。以戏曲动作程式为参照,根据功能与类型观照贵州阳戏中已具典范的娱乐性动作,可发现二者存在双向交流的“证据”。贵州阳戏与传统戏曲的联系表现在“傀儡戏”与“钟馗”角色上,众多史料论证傀儡戏曾是阳戏的别名,而傀儡动作又对戏曲表演产生巨大影响;钟馗曾是宋代驱傩主角,如今却成为阳戏与戏曲表演中常见的角色。传统戏曲对贵州阳戏的影响就更大了,现存几乎所有民间戏剧都或多或少吸收过成熟戏曲的表演,动作上表现为虚实结合、武打技艺等。最后,无论是何种类型的贵州阳戏动作,在表演中所呈现的风格以及背后蕴含的理性原则是统一的,它们同时塑造出神秘的仪式空间与喜庆的艺术空间。受地理环境与农耕生活方式影响,贵州阳戏动作呈现出内敛粗朴的风格特征。仪式本身具有虚拟性,当这种虚拟运用于戏曲时,发展为虚实结合的表演手法。贵州阳戏仪式性动作运用的是仪式的虚拟,娱乐性动作采用的是戏曲艺术的虚实结合,前者为后者的发展奠定基础。仪式性动作指向功利化的仪式空间,用以酬神还愿;娱乐性动作则指向非功利的艺术空间,它使阳戏在娱乐大众中获得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