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村庄社区从封闭走向开放,村民从被户籍制度束缚在土地上到自由流动,农村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以血缘和地缘为主的关系发展到了血缘、地缘、业缘等多元并存的关系,传统的互助伦理让位于理性的利益计算。这一切变化说明现代化的潮流冲击了广大的农村社会,带来了村庄社会的深刻变革,特别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给广大农村社会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挑战了农村社会原有的社会关系。尽管国家的强制性力量不断变换形式向农村社会下沉权力,但是农村社会中传统的道德力量、长老统治等社会自生的诱致性社会力量不断对抗着来自国家上层的强制性力量,而农村社会传统的礼节、风俗等也受到了国家强制性力量的影响。生活在村庄场域内的村民对这两种力量的对比、变化反映最为直接和准确,而村民之间的社会关联以及村庄关系网络的变化正是这两种力量相互抗衡的直接表现形式,因此研究村民之间的社会关联能够掌握这两种力量的对比变化,进而理解村庄现有的秩序格局。　　 村庄秩序的生成有两条途径:一是行政嵌入,二是村庄内生。这两种途径不管是哪一种都必然会将力量作用于村民身上,村民通过个体化的行动策略不断适应这两种力量的对比变化,由此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不断发生变化,这就有可能动摇村庄的秩序格局,因此村民之间的社会关联是村庄秩序生成的重要基础。村民之间的社会关联随着国家强制性力量和社会诱致性力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产生了村庄权力格局和村庄秩序不断变化。本文通过对上海市TB村的调查研究发现,村民之间的强制性社会关联和诱致性社会关联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国家通过在农村设置基层政权组织了改变村庄内的社会关系网络,但是村委会选举和党支部的运作过程中,来自社会的诱致性力量,例如人情、面子、家族等因素,不断渗入村民的社会关联中。与此同时,无论是在村庄的文化方面、经济方面和日常生活的社会关联中,强制性的国家力量和诱致性的社会力量都是村民社会关联的基础,只是这两种力量孰强孰弱的问题。除了国家强制性力量和社会诱致性力量对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产生重要影响以外,随着农村社会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市场力量对村民社会关系网络和村庄秩序的变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在村民行动策略的变化上,国家、社会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下塑造了TB村现有的秩序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