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是社会运行体系中的“毒瘤”。古今中外,腐败是在任何体制下的社会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任何社会制度对腐败这个难以克服的顽疾都不能完全绝对治愈。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曾一度处在高速发展的阶段,改革带来的利好福泽了亿万群众,但是如果我们从事物的两面性看改革,则会发现改革对社会和政治也有些不易察觉的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在腐败现象上的反映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说我国腐败现象有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改革的副作用,但我们不能用“因噎废食”的逻辑来思考问题和批判改革,相反,本文认为只有继续将改革深入下去,用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式来构建腐败治理体系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在中共十八大之后,在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下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瓶颈出现松动的势头,尤其因中央对腐败问题的极度关注,相继出台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也在大力控制腐败的蔓延,如“大部制”改革有利于在相应的行业领域重塑政府的职能,把资源配置的权力归还市场；金融领域的利率改革,使银行利率由市场决定；纪委的派驻制和组织关系的改革等。这些改革措施一方面使寻租空间减少,另一方面加强了对政府运作的监督。这些措施使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冲破了瓶颈,并且在根本上对腐败现象的蔓延有了控制,使反腐真正落到了实处,如何使之制度化和法律化,然后纳入到我国腐败治理体系中,使之更好的发挥长效机制而不是“一阵风”的反腐,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首先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对腐败这一问题的成因及效应进行分析,其次,从多角度揭示我国腐败的现状和总结我国腐败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我国腐败现象进行追根溯源,着重讨论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与腐败问题之间的辩证关系,再提出我国在改革瓶颈的条件下,只有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才能健全腐败治理机制以根治腐败现象的观点；与此同时,本文也着重讨论了国内外现行的反对腐败机制以达到经验借鉴的目的；最后,以治理腐败为目标讨论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并且具体地提出了完善腐败治理机制的对策和相关配套对策,从而达到对腐败及其控制问题进行全面的综合性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提出了腐败正负效应的分析框架,并具体联系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的特征,表明了在社会处于稳定上升阶段的情形下,腐败效应要实行正负转化必须依赖一个强健的社会运行体系。第二,通过对我国腐败现象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关系的辩证分析,一方面提出了我国腐败现象严重性、猖獗性、顽固性根源于体制改革的副作用,另一方面提出了我国腐败现象的根治和腐败治理体系的建设必须基于体制改革的推动。第三,在本文的最后,结合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提出了腐败治理的四个大方向：政府内部反腐机制的建设、反腐法制建设和宣传、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群众路线,并具体的提出了制度建设意见,希望能为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建设有一定的智力支持。本文在运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采用准确、具体的数据对腐败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无论是对腐败问题的成因、腐败现象的正负效应,以及反腐败问题具体措施和成效,都力争用数据和事例做支撑,尽力避免以往研究中的不足；对于选题所研究的内容而言,对我国腐败现象的研究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关键在于提出廉政建设的具体对策,能够在具体操作上对当前党和政府正在进行的反腐败工作提供学理上的支持。我国目前还未走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各项制度并不完善,‘反腐工作也在曲折中前进,并在当前看来反腐依旧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完善,政府不断推动,法制体系逐渐健全,人民大众的大力支持,自十八大以来,各项反腐措施不断落实,我国反腐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信在举国上下的努力中,我国腐败现象最终能得到根本性的遏制,社会呈现出风清气正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