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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和奈格里以《帝国》、《诸众》和《共有体》为核心文本,形成了当代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哲学“三部曲”,以期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勾勒出诸众主体反抗帝国、出离资本和建构共有体社会的激进解放哲学的政治规划。哈特和奈格里继承了早期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优先于资本、反抗优先于权力的立场,以工人斗争而资本回应的政治历史观提出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理论。他们认为世界市场实现了全球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这意味着民族国家基础上的帝国主义退场,超越民族国家的帝国出场。在帝国中,资本的经济权力和帝国的主权权力合为一体,构成了全球等级制的权力体系,以例外状态与警察干预的方式实行着严密的生命权力的统治,全球控制社会出现。然而,在帝国内部同时出现了反抗帝国权力的诸众主体,他们有着巨大的斗争力量和创造潜能,能够担负起革命的重任。因为在全球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中出现了非物质劳动的霸权,而非物质劳动本身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并因而具有生命政治性,因此非物质劳动本身就是生命政治生产。这种生产打破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界限而融合为一体性生产,它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既是发挥奇异性的自主生产,又是社会结合的共有性的生产。这些特征使非物质劳动过程由诸众自主组织生产,并拒绝资本的外在介入。于是资本发展出抽象化和抽取化的金融外在剥削形式,去占有非物质劳动生产的共有财富。结果新自由主义私有化自然共有物和人工共有物,并发展出后福特主义时代的灵活性、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工作,从而使“穷人”诸众出现。这种诸众主体已经不是马克思的阶级主体,而是全球性的社会生产性主体。在后现代,劳动主体发生了转型。哈特和奈格里通过“工厂社会”概念形成了他们的社会生产概念。生命政治生产是全球性的社会生产,生命政治生产霸权也是全球性的社会生产霸权。这一生命政治生产的霸权构成了诸众自主反抗的一方,行使生命权力的是帝国主权一方。由此形成了诸众与资本权力的二元对立局面,构成了一种对抗性的权力关系。马克思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观被哈特和奈格里外在的力量与权力二元对抗关系替代了。生命政治生产趋于霸权,它使可变资本越来越与不变资本分离,进行自主的创造的生产,而不变资本则越来越外在于生产过程,资本家阶级只能以金融剥削方式侵占生命政治生产的共有财富,出现了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的资本有机构成的破裂。这种破裂为诸众的出离资本关系提供了客观前提。出离,是帝国时代诸众和平地离开资本权力关系而解放自身的最为有效的战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转型为出离观。诸众不仅具有政治革命性而且具有伦理建构性。他们在出离资本关系的过程中即进行着以“绝对民主”为核心宗旨的共有体的制度化建设。诸众反对任何等级制领导权,主张充分包容差异,进行分散性的平面化的民主交流、民主组织、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在爱的感染下,在集会中行使“制宪权”,以制度化在诸众共同斗争中形成的共同原则。马克思作为经济形态的共产主义目标转型为政治形态的共产主义。哈特和奈格里的当代激进政治解放哲学由于经验化理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凸显经验性生产技术维度而忽视本质性资本关系维度的情况下,其否定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论就成为一种误判,其诸众主体就成为一种抽象,其出离就成为一种空想,其绝对民主就成为一种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