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为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对外开放力度不断提高,劳动、资金等要素等纷纷向投资回报率较高的产业和区域集中,从而形成了大量企业集聚的现象。其中,以工业园区为代表的制造业集聚现象尤为突出,制造业集聚一方面通过资源共享、技术溢出等正外部性降低能源消耗、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随着制造业集聚规模的扩大,资源消耗数量增多,地区环境承载能力不断减弱,环境问题日渐明显。近年来,我国多数城市频繁出现雾霾等恶劣天气,不仅给人们的健康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制造业集聚与经济发展、环境污染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制造业集聚能否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成为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此外,面对日益严峻的工业污染,如何有效减少污染排放,控制环境质量的继续恶化,是目前我国人民的殷切希望,也是政府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环境规制作为政府控制污染的主要措施,是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途径,然而我国在经历了“十一五”“十二五”强制性节能减排的两个五年计划,以及“十三五”以来中央继续实施的系列环保高压政策后,我国当前的环境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因此,在施以环境规制后,我国的环境质量能否得到有效改善,环境规制的实施是否影响了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需要深入研究。本文通过借鉴产业集聚外部性理论、集群生命周期理论、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环境污染避难所假说、环境波特假说等理论,对制造业集聚、环境规制、绿色全要素率的内涵及演化路径进行了定性分析,构建了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调节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采用区位熵测算了制造业集聚水平,采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并结合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分解项,运用2007-2016年我国30个省市(除西藏、港澳台外)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对制造业集聚、环境规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存在着明显的倒“U”型关系。目前,我国大部分省市处在倒“U”型拐点的右侧,其中东部地区的数量最多、其次是中部、西部地区。(2)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项间存在着明显的倒“U”型关系。其中,制造业集聚与绿色技术效率的拐点值大于制造业集聚与绿色技术进步的拐点值,这表明相较于绿色技术进步,制造业集聚对绿色技术效率的拥塞效应明显后于绿色技术进步。(3)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项间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关系,表明目前我国环境规制的政策效果不明显,过强的环境规制力度反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抑制作用,环境规制所发挥的“创新补偿效应”无法弥补企业治理污染的成本。(4)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显著成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作用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环境规制程度越高,制造业集聚越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效率的调节作用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环境规制程度越高,制造业集聚越利于绿色技术效率的提升。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调节作用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环境规制程度越高,制造业集聚越不利于绿色技术进步。最后,本文根据理论分析及实证结果提出了如下对策建议:(1)推动绿色技术进步,提升绿色技术效率。(2)根据各省市特点,因地制宜制定制造业发展政策。(3)制定适度的环境规制,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软约束力。(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相关产业结构。(5)调整引资结构、提高外资质量。(6)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