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犯与不作为犯是刑法犯罪中的两种基本形式,不作为犯罪又可以分为纯正不作为犯与不纯正不作为犯。然而,不纯正不作为犯是刑法学界研究的重点问题,在不纯正不作为犯中,作为义务的来源问题研究尤为重要。德日对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问题研究经历了由形式作为义务论到实质作为义务论的转变过程,对我国作为义务来源问题研究具有指导作用,除了大陆法系之外,英美法系国家也开始对作为义务来源理论进行研究。我国不纯正不作为犯义务来源通说是“四来源说”,即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的要求、法律行为和先行行为产生的义务。先行行为又是作为不纯正不作为犯义务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刑法总则和分则均未对其作出规定,因此在众多不作为犯罪案件中,司法工作人员对案件是否构成犯罪难以准确的界定,也由于缺少相应法律规定,使得我国目前关于不作为犯先行行为的认定,或宽或窄,严重影响我国刑事司法的权威性。本文以“宋某故意杀人案”为线索切入,简述了该案情的基本情况及争议焦点,从而由其引出本文需要讨论的问题,即先行行为之保证人地位理论的判定问题。保证人地位理论是用来说明作为义务,以作为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依据。然而,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很少提及保证人地位理论,更多的是列举式的形式作为义务。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对于不作为造成危害结果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处罚,不但没有相应法律条文援引,而且也无法理基础支撑,因此,研究保证人地位可以进一步促使我国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理论发展,从而对我国立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