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瑞德认为,现代课程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课程,作为一种公共制度,是17世纪的发明,它和现代生产的大规模组织特征联系在一起。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全球竞争的加剧,各国都纷纷从关系国家竞争力的高度来要求改革学校教育,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掀起了大规模的课程改革运动,与历史上其他类似雄心勃勃的教育改革一样,各国的课程改革也遭遇到了严重的实施问题,并促使学者们对课程改革的方案和实施进行反思。对于我国第八轮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而言,新课程进入实施阶段之后,也出现了大量预料之中和预料之外的现实困难,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新课程制度在实践中的实施和落实情况远不理想,与政策的预期还存在差距。课程改革不是一套简单的改革方案或者政策文本,而是旨在解决现实问题的社会实践。课程实施水平是制约课程变革成功与否的关键,还是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因素。因此,对课程实施的研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尝试从组织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探询我国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实施的制度逻辑、实施行为和推进策略,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课程改革的制度逻辑和实施行为提供了新的启示。研究结论:政策实施都不是生活在制度的真空中的,而都是生活在各种组织和制度之中,所有的政策实施行为都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发生的,而这些制度会影响他们的行为选择。通过对各种有关制度的理论进行总结提出了一套综合的制度分析框架,这套分析框架的核心就是制度事实上包含着三大基本要素,即管制的、规范的和文化-认知的。管制的是指那些必须要遵守的明确的法令规章;规范的是指那些大家应该这么做的规范、义务和责任,而文化-认知的是指那些制度所内涵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组织域中存在新旧两套课程制度逻辑,制度逻辑是组织域中的各方在管制性、规范性以及文化-认知层面经过不断的交往和妥协而形成的,它是集体行为的结果。其次,制度逻辑结构化地控制着组织域中各方实施行为,其主要表现是:(一)形式策略-组织在多重制度压力下的自然反应。一方面,形式主义瓦解了体育与健康课程的严肃性,在国家近十多年来所颁布的各类政策文件中,"开足开齐体育课"也是最为显眼的一个刚性要求。但很多学校在实施中并没有开足开齐体育课,在应对督导和检查的时候不惜在课表和文字上下功夫。其次,形式主义导致课程政策被"去课程化"。作为"顶层设计"的规章、制度往往都会留有一定的"弹性",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也是如此,这个"弹性"是由具体的组织域中各层次的操作者把握的,实践中操作者的行为往往具有不确定性,这就导致规章、制度在组织运行过程中出现"过滤"机制。(二)路径依赖-组织在新旧体育课程制度选择上的低成本偏好。传统体育课程管理体制减少了组织域内不同利益团体和个人直接通过市场来搜寻信息、讨价还价的过程,能够节省交易成本,而三级课程管理体制试图把公共权力转给个人和利益团体,这样必然带来个人和利益团体交易成本的增加,而一旦个人和利益团体觉得用于课程决策、课程发展的投入大于收益时,就会影响个人和地方利益团体进行课程决策和课程发展的积极性,容易出现搭便车的行为,因为改革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和代价,并且不一定收到实际效果。(三)认同危机-组织域中各主体认知基础上的自我建构。一方面我国真正有体育课程是鸦片战争时期列强侵略下被动的"学徒状态",而不是自我主张的迫切需求,虽然建国后体育课程制度逐渐建立,但一直被公认为是"小三门"和"偏门",体育课程也是学习和教育,这在道理上从来没有被质疑过,但在实践中却基本上不被认同。二是新课程的"根本性改变"触动了体育教师的情感认知和组织文化。就课程改内部各项措施(目标引领内容、转变学习方式、体育与健康课程资源开发)而言,体育教师在多年的教育教学已经形成了自身的专业建构和"舒适地带",不愿逾越自己专业的"舒适地带"的个体心理特质,影响了教师对于改革的抵制和实施。对于我国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而言,课程的实施和推进既有复杂性与多样性,又是一个细微渐变的过程,结合组织域中新旧两套课程制度的冲突和竞争,可以看到课程实施行为的"形式策略"、"路径依赖"、和"认同危机"。"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为了使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不至于永远是西西弗斯式的无望劳役,需要从顶层设计上构建与课程实施相适应的的督导问责和"强化取向"的利益激励机制,清醒认识并能够尊重制度变革的路劲依赖规律,有效引导和规范课程改革实施的解冻-变革-再冻过程,同时处理好赋权与增能的关系,为体育教师开发更多的操作性策略,促使体育与健康课程沿着改革者"如期所是"的方向行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健康之路"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