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对司法活动的干预由来已久,到了现在,干预的形式更是多种多样,给司法公正带来了极为消极的影响。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多数是为了实现个人私利,为自身和关系人谋求利益,或为了个人政绩考虑,当然,也不排除有人是出于公心,仅因法治意识淡薄而插手、过问司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在某些个案中,或者特定历史背景下,确实起到了加快案件处理进度或者为当事人讨回公道的情形,但就整个社会运行和法治建设的角度而言,弊远大于利。司法活动尤其是法院的审判活动,其自身有着明确的运作程序和操作规则,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需要专业的法官依据法律规则秉公决断,一旦领导进行干预,打破了法官的公心,其结果不仅是使个案失之公允,更是对司法公信力和法律尊严的损害,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对司法干预的防范列入中央议事日程,两办联合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为司法机关防范领导干预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操作手册。然而,《规定》出台至今,还未见有地方公开通报过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情况,也少见有领导干部因干预司法而被处理,可见《规定》从出台到落实还有一个过程。防范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既需要从制度着手,构建起领导干部不敢干预司法的制度体系,也需要增强法官的独立性,让法官有能力对抗领导的干预,另外,要加强领导干部的法治理念培养,让其自觉维护司法的独立性,不随便干预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