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平武县周边寨子里住着不少白马人，县城里也常常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乍看之下他们与报恩寺似无瓜葛，事实上二者之间却有深厚的渊源：若没有秦汉之际就土生土长的白马氐人，便没有宋代设立白马土司，也就不会有报恩寺；而报恩寺处在松潘藏区与陇蜀汉地之间的文化过渡带上，陇蜀之间的白马山地区为“氐羌”族群世代生息之地，报恩寺建成后，又大大促进了汉人与“氐羌”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互动。700余年来，历代土司与白马人之间究竟建立起一种怎样的关系，恐怕只能根据史料的只言片语略作想象了。平武当地学者阿贝尔从事县志整编，他眼中的白马人与白马土司自有一番和谐景象。
平武县1389年筑城（时为州城）时，在西城门修有镇羌楼。羌，是当时汉人政府对白马人等当地少数民族的称谓。“镇”字表明汉人政府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今天，西城门还在，镇羌楼已毁。从西城门延伸出去的城墙还有保留，北山上残剩下一段段逶迤的遗址。它们防御的主要敌人是白马人。从城楼伸出去的火炮、从城垛射出去的箭簇，也主要是对付白马人的。府志上没有白马人劫城的记载。平武县城原名“盘龙坝”，本是白马人的家园，被汉人占了，白马人也就放弃了。
涪江支流火溪河地处平武县内，它与涪江的另一支流黄羊河都是白马人的栖居地。此外，白马人还居住在过去的南坪县、今天的九寨沟县的勿角以及甘肃文县的铁楼等地。这些地方，海拔从1000米到2500米不等，气候、植被都呈现出多样性。
火溪河是介于岷山与摩天岭之间的一条大裂谷；河谷狭窄，海拔抬升和河流落差巨大。火溪河与涪江的交汇处叫野猪山，直到清代都还是白马人的家园。由此沿峡谷北进，曾岩窝、木皮坝、关坝、兴益、木座、自一里……直到王坝楚，四十公里的谷地，都住有白马人家。只是这四十公里地，经汉族王姓土司从南宗到民国的七百多年的治理，已经由生藩变成了熟藩。白马语的“姆比”，变成了汉语的“木皮”；白马语的“姆佐”，变成了汉语的“木座”。所谓生藩，就是没有受到汉化，或者很少被汉化的白马人。他们当中，除了个别因为事务不得不跟土司老爷打交道的番官、头人，其他人几乎都不会讲汉话。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曾离开过他们的山寨。熟藩则不一样，他们汉化得相当严重，甚至允许汉人入赘改变族属的血统；多数人都会讲汉话，好些人都去过汉人的州城和府城。
关于土司对白马人的治理，以及白马人与土司的往来，道光年间的《龙安府志》有过较为详尽的记载。走火溪河进白马路，有交里岩二十多里地的悬崖老林阻隔；走黄羊关，要翻海拔四千多米高的猫儿山。土司能常去的，只是木皮、木座和黄阳关，并在木皮和黄阳关增设有土司衙门。对于白马，土司通常只能一年查一次寨，平时的政事都是通过番官、头人来实施的。番官在族内世袭，是土司的代言、代权人。头人有大头人和小头人，大头人相当于汉人的行政村村长，小头人相当于自然村村长。整个白马路分上五寨和下五寨，上五寨包括水牛家以上的扒西家、章腊家、详述家、色纳家、赦如家和刀切家，有一个大头人和五个小头人。下五寨包括厄里加、焦西岗、罗通坝、上壳子、落拓家、南一里和自一里，由番官管理。番官和头人有特权，土司首先免去他们的徭役税负。
今天的我们仍不难想见土司、番官、头人、番民在和平时期的融洽关系。一切规矩都是既定的。收多少红钱多少契税，土司不能随便更改；更改了，番官、头人和番民也可以不认。他们之间固然存在剥削关系，但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根本是天经地义的。如果遇上了好土司，甚至能营造出温情脉脉的官民情谊——土司与番官、头人，番民与土司，相互间有一种默然的依赖。番民有的是对国家的归同感。土司有的是一种子民的认同感和被认同感，以及对子民的维护。
当然，最实在的感情是土司与番官、头人个人之间的默契与认同。旧历五月，雪化了，土司告诉番官和头人他要进寨子里去了，番官和头人立即派精壮的白马男子到土司衙署背运行李。土司到了寨外，番官头人要带头敲锣跪地迎接。土司通常都自带伙食，寨子里每一家只是送一碗面、几根柴过来，只有需开会议事时才杀牛羊。土司与番民同吃同乐，酒过三巡，篝火燃起，圆圆舞拉起来，会不会有一位胆大的白马女子走过来牵土司老爷的手？
土司去到寨子里哪一家做客，这一家的女主人首先要打一盆水端出来，当着土司的面把自己的手洗干净，然后才给土司烧火烧馍、煮坨坨肉，或者在膝盖上给土司擀荞根子——膝盖上自然要放一张干净的木板。
一个手艺人走到白马人家里，可以十天八天地吃住，就像我时不时也会带朋友去焦西岗的阿波珠家做客。白马人进城，则都住在土司衙门。衙门里的住宿很简单，睡觉便是在地上铺一床草席；只有一样不缺：土司会招待白马人饮酒。
我时常会想起那些日子——土司进到白马的日子。旧历五月，正是白马的春天。山绿了，杜鹃花开了，融雪使夺布河的水流更加响亮。整个火溪沟，包括黄羊河、羊洞河都有一种节日的喜气。在那些日子里，一个不谙世事的白马孩童眼中的土司是什么样的？他们倒是会躲在母亲宽大的裙袍里——只是一边躲，一边也不忘多看几眼这个骑大马的怪人。
平武县1389年筑城（时为州城）时，在西城门修有镇羌楼。羌，是当时汉人政府对白马人等当地少数民族的称谓。“镇”字表明汉人政府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今天，西城门还在，镇羌楼已毁。从西城门延伸出去的城墙还有保留，北山上残剩下一段段逶迤的遗址。它们防御的主要敌人是白马人。从城楼伸出去的火炮、从城垛射出去的箭簇，也主要是对付白马人的。府志上没有白马人劫城的记载。平武县城原名“盘龙坝”，本是白马人的家园，被汉人占了，白马人也就放弃了。
涪江支流火溪河地处平武县内，它与涪江的另一支流黄羊河都是白马人的栖居地。此外，白马人还居住在过去的南坪县、今天的九寨沟县的勿角以及甘肃文县的铁楼等地。这些地方，海拔从1000米到2500米不等，气候、植被都呈现出多样性。
火溪河是介于岷山与摩天岭之间的一条大裂谷；河谷狭窄，海拔抬升和河流落差巨大。火溪河与涪江的交汇处叫野猪山，直到清代都还是白马人的家园。由此沿峡谷北进，曾岩窝、木皮坝、关坝、兴益、木座、自一里……直到王坝楚，四十公里的谷地，都住有白马人家。只是这四十公里地，经汉族王姓土司从南宗到民国的七百多年的治理，已经由生藩变成了熟藩。白马语的“姆比”，变成了汉语的“木皮”；白马语的“姆佐”，变成了汉语的“木座”。所谓生藩，就是没有受到汉化，或者很少被汉化的白马人。他们当中，除了个别因为事务不得不跟土司老爷打交道的番官、头人，其他人几乎都不会讲汉话。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曾离开过他们的山寨。熟藩则不一样，他们汉化得相当严重，甚至允许汉人入赘改变族属的血统；多数人都会讲汉话，好些人都去过汉人的州城和府城。
关于土司对白马人的治理，以及白马人与土司的往来，道光年间的《龙安府志》有过较为详尽的记载。走火溪河进白马路，有交里岩二十多里地的悬崖老林阻隔；走黄羊关，要翻海拔四千多米高的猫儿山。土司能常去的，只是木皮、木座和黄阳关，并在木皮和黄阳关增设有土司衙门。对于白马，土司通常只能一年查一次寨，平时的政事都是通过番官、头人来实施的。番官在族内世袭，是土司的代言、代权人。头人有大头人和小头人，大头人相当于汉人的行政村村长，小头人相当于自然村村长。整个白马路分上五寨和下五寨，上五寨包括水牛家以上的扒西家、章腊家、详述家、色纳家、赦如家和刀切家，有一个大头人和五个小头人。下五寨包括厄里加、焦西岗、罗通坝、上壳子、落拓家、南一里和自一里，由番官管理。番官和头人有特权，土司首先免去他们的徭役税负。
今天的我们仍不难想见土司、番官、头人、番民在和平时期的融洽关系。一切规矩都是既定的。收多少红钱多少契税，土司不能随便更改；更改了，番官、头人和番民也可以不认。他们之间固然存在剥削关系，但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根本是天经地义的。如果遇上了好土司，甚至能营造出温情脉脉的官民情谊——土司与番官、头人，番民与土司，相互间有一种默然的依赖。番民有的是对国家的归同感。土司有的是一种子民的认同感和被认同感，以及对子民的维护。
当然，最实在的感情是土司与番官、头人个人之间的默契与认同。旧历五月，雪化了，土司告诉番官和头人他要进寨子里去了，番官和头人立即派精壮的白马男子到土司衙署背运行李。土司到了寨外，番官头人要带头敲锣跪地迎接。土司通常都自带伙食，寨子里每一家只是送一碗面、几根柴过来，只有需开会议事时才杀牛羊。土司与番民同吃同乐，酒过三巡，篝火燃起，圆圆舞拉起来，会不会有一位胆大的白马女子走过来牵土司老爷的手？
土司去到寨子里哪一家做客，这一家的女主人首先要打一盆水端出来，当着土司的面把自己的手洗干净，然后才给土司烧火烧馍、煮坨坨肉，或者在膝盖上给土司擀荞根子——膝盖上自然要放一张干净的木板。
一个手艺人走到白马人家里，可以十天八天地吃住，就像我时不时也会带朋友去焦西岗的阿波珠家做客。白马人进城，则都住在土司衙门。衙门里的住宿很简单，睡觉便是在地上铺一床草席；只有一样不缺：土司会招待白马人饮酒。
我时常会想起那些日子——土司进到白马的日子。旧历五月，正是白马的春天。山绿了，杜鹃花开了，融雪使夺布河的水流更加响亮。整个火溪沟，包括黄羊河、羊洞河都有一种节日的喜气。在那些日子里，一个不谙世事的白马孩童眼中的土司是什么样的？他们倒是会躲在母亲宽大的裙袍里——只是一边躲，一边也不忘多看几眼这个骑大马的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