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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体现权责对等，问责成为党和政府督促责任落实、倒逼领导干部尽职尽责、提升政府执行力的重要方式，通过严格问责，领导干部作风明显转变，“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不作为、乱作为”现象明显改善。但在实践中，问责门槛过低或过度依赖问责来推动工作落实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易使党员干部产生“做多错多”的思想，挫伤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严重影响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如何用好问责利剑，让问责成为营造风清气正、激流勇进、担当作为的政治生态之利器，值得人们思考。
[关键词] 问责过度 精准问责 网络舆论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志码：A
一、过度问责存在的原因
上级党委政府、上级部门、纪检监察系统、人大、司法部门等问责主体多样化，日益频繁的问责，让公务员成为高危行业，行业监管部门被列入公考黑名单，文联、妇联等“清水衙门”受追捧，有些工作勤恳、认真负责、埋头苦干的干部也因问责而面临处分，甚至锒铛入狱。问责过度使基层一线干部出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严重影响干部管理生态，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基于政治正确的“存在感”。有些地方、个别部门为了证明监督执纪的工作成效，费尽心思也要找到由头处理几个人，将处分数量、追责多寡视为衡量监督执纪成效好坏的标准，彰显其政治站位、正风肃纪的决心。
第二，责任和职权不匹配。细究当前一些安全事故或社会稳定事件，政府有时存在大包大揽的情况，问责中存在一种“无差异”倾向，不论属地政府、有关部门及人员是否有主观过错都加以问责，有限权力却承担无限责任，特别是乡镇政府，一旦辖区内出现事故，一般都难逃被追责。这加大了监管部门的工作压力，加重了干部的思想负担，易滋生“不出事，全靠老天”的思想。恶性循环下，执法监管正逐渐沦为“自保监管”，工作的出发点只为免责，至于监管究竟是否能够达到实际效果，并不重要，也根本无暇顾及。
第三，网络舆论倒逼，影响问责公正。网络是行政机关获取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但有些媒体为博人眼球，往往将极小的事情放大，甚至断章取义、以偏盖全，一些网民不明真相，加入声讨大军，网络舆论大有盖过其他影响因素之势，如果行政问责不能反映真实民意，体现客观事实，把握适度，那么行政问责将束手束脚、受制于人。有关部门无法独立行使行政问责权，在行政问责中向网络舆论妥协，短期看似乎得到了网民的认可和支持，但长此以往，将是政府恪守公平正义价值的慢性自杀行为。
第四，问责启动键过松，挫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重点部门、重点工作被重點关注，机关单位中一些踏实肯干的干部被安排在所谓的重点岗位，勤勤肯肯干工作的同时却要担心被问责。适度问责有利于督促干部依法依规依责履职，但问责门槛过低，干部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状态、缺乏安全感，不仅不利于基层干部的身心健康，更不利于工作的开展、政策的执行，也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长此以往，相关经办人员为避免被追责，干工作只好先走完一整套程序，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也不敢发挥主观能动性，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开拓创新，工作循规蹈矩、难有突破。
第五，督查过多且形式化。督查问责的目的是督促干部真抓实干，把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变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营造出“竞相作为、主动作为”的势头和氛围。但当前省、市、县各级不同部门督查问责过多，使得基层干部大部分时间用于应付上级的各种检查，没有更多的时间具体深入一线检查指导和督促整改，这将让工作变味走调，甚至形成新的形式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且过度依赖督察问责来推动工作，而不是致力于研究解决开展工作中遇到的重难点问题，将使基层干部失去“安全感”，上级部门也缺乏业务权威。
二、消除过度问责的对策
如何把握好问责尺度，真正发挥问责的制度优势，使问责制度让基层干部绷紧责任的弦、上紧担当的条、激发创新的动力、增强创造的动力，笔者认为，既要重过程，把“责”问好，又要重结果，把“责”问对。
（一）理清部门职责
理清各级政府和部门之间的职责，明确权责，特别是在一些职责交叉领域，如气瓶充装站的监管，涉及燃管处、住建、应急管理、市场监管、地方政府等。问责结果应以事实为依据，不容许推诿扯皮，问题出在哪个环节，对应哪个部门职能范围，找准问题的根源和症结，把责任问准、问对。部门博弈不能影响调查处理结果，否则，将被质疑问责公正。
（二）严格事故调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责任事故一般由该事故发生地的县级以上政府甚至国务院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和认定，以确保调查主体的中立性和调查结论的可信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各级政府一般授权安监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调查，部门领导间关系的好坏、强弱部门区分影响问责结果，有的不敢问，有的则为问责背锅。问责应以事实为依据，以制度、法律为准则，既要查清事实，又要分清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从不同的情况出发，因情问责，将问责做到有的放矢。
（三）强调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以公共安全事件为例，很多由企业违规生产、人员违规操作等引发，最后却由政府买单、有关部门责任人员兜底，存在包揽过度情况，长此以往，企业违法违规成本过低，不仅弱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意识，也损害了政府部门权威。
（四）谨防网络舆论影响问责公正
近年来，网络舆论影响问责现象时有发生，公民通过网络监督政府活动，形成对权力行使的有效制约，但网络舆论不一定是客观、理性的，一些极端舆情通过给政府施加压力，影响问责公正。政府不能为了息事宁人，过度问责，这将助长网络暴力，形成恶性循环。网络可作为问责主体收集线索的重要渠道，但要客观分析、辩证看待网络舆论，扬长避短，兴利除弊，问责不能被网络舆论牵着鼻子走，应努力实现合民意性与合法律性的统一。只有将网络舆情中真实合理的民意和代表法律规定与法律精神的法意相融合，网络社会才会健康成长，行政问责才会真正完善[1]。 （五）精准问责
在问责过程中，要把工作上的失误和违法违纪行为、一般性过失与严重失职失责区分开来，在清楚了解事情前因后果后，实事求是、严格按照程序开展问责处分，既不放过失职失责者，也不能让基层干部被委屈错怪。要本着对党员干部负责任的态度开展问责，一事当前，要以事实为依据，该不该问责、谁该被问责、怎样问责，是政策问题还是领导问题，是布置问题还是落实问题，问题出在哪个环节，失职渎职出现在哪个层次，要找到问题的“七寸”，精准问责，打准板子，才能让被问责的干部心服口服，才能实现“问责一个，警醒一片”“杀鸡儆猴”的效果。
（六）工作布置科學化
当前，由于问责力度的加大，上级部门或领导常常以文件或会议推动工作落实情况，工作重复性布置、工作布置缺乏合理性现象常有发生，例如，在2018年某总局合并之初的隐患排查治理文件，要求在半个月内排查到每一台设备、每一家企业。又如，一年内多轮次要求全覆盖的安全大检查，有限的人员编制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基层人员根本无法完成任务，只能破罐子破摔或者抱侥幸心理，别让不合理的工作布置成为党员干部被问责的又一由头。
（七）严管与厚爱，用好容错纠错机制
真正做到关心关爱干部与严格管理相结合，多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解决基层人员在工作中遇到的重难点问题上，给干部营造良好的生存空间，减少不必要的问责追责，让基层干部们按照地方政府及上级部门的工作要求和岗位职责，放手放心、心情愉悦地开展工作，避免因问责泛化而着急白头、畏首畏尾。还应结合实际完善党员干部的容错纠错机制，合理区分容错界限，明确免责情形，让党员干部放下思想包袱，大胆做事，大胆创新。
三、结语
问责是体现权责对等，建立责任政府，监督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积极作为的重要渠道，但如果缺乏标准，任意扩大问责范围，提高问责频率，则可能产生反作用，让公职人员压力过大、顾忌过多，在工作上畏手畏脚、能推就推，甚至丧失创新开拓和干事创业的热情和主动性。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面对的都是“难啃的骨头”，尤其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如何在精准问责的同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需要从严从深思考。
参考文献：
[1]邓蓉敬.网络舆论与问责公正-网络舆论引发的行政问责现象探讨[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5）：44- 49.
[关键词] 问责过度 精准问责 网络舆论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志码：A
一、过度问责存在的原因
上级党委政府、上级部门、纪检监察系统、人大、司法部门等问责主体多样化，日益频繁的问责，让公务员成为高危行业，行业监管部门被列入公考黑名单，文联、妇联等“清水衙门”受追捧，有些工作勤恳、认真负责、埋头苦干的干部也因问责而面临处分，甚至锒铛入狱。问责过度使基层一线干部出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严重影响干部管理生态，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基于政治正确的“存在感”。有些地方、个别部门为了证明监督执纪的工作成效，费尽心思也要找到由头处理几个人，将处分数量、追责多寡视为衡量监督执纪成效好坏的标准，彰显其政治站位、正风肃纪的决心。
第二，责任和职权不匹配。细究当前一些安全事故或社会稳定事件，政府有时存在大包大揽的情况，问责中存在一种“无差异”倾向，不论属地政府、有关部门及人员是否有主观过错都加以问责，有限权力却承担无限责任，特别是乡镇政府，一旦辖区内出现事故，一般都难逃被追责。这加大了监管部门的工作压力，加重了干部的思想负担，易滋生“不出事，全靠老天”的思想。恶性循环下，执法监管正逐渐沦为“自保监管”，工作的出发点只为免责，至于监管究竟是否能够达到实际效果，并不重要，也根本无暇顾及。
第三，网络舆论倒逼，影响问责公正。网络是行政机关获取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但有些媒体为博人眼球，往往将极小的事情放大，甚至断章取义、以偏盖全，一些网民不明真相，加入声讨大军，网络舆论大有盖过其他影响因素之势，如果行政问责不能反映真实民意，体现客观事实，把握适度，那么行政问责将束手束脚、受制于人。有关部门无法独立行使行政问责权，在行政问责中向网络舆论妥协，短期看似乎得到了网民的认可和支持，但长此以往，将是政府恪守公平正义价值的慢性自杀行为。
第四，问责启动键过松，挫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重点部门、重点工作被重點关注，机关单位中一些踏实肯干的干部被安排在所谓的重点岗位，勤勤肯肯干工作的同时却要担心被问责。适度问责有利于督促干部依法依规依责履职，但问责门槛过低，干部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状态、缺乏安全感，不仅不利于基层干部的身心健康，更不利于工作的开展、政策的执行，也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长此以往，相关经办人员为避免被追责，干工作只好先走完一整套程序，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也不敢发挥主观能动性，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开拓创新，工作循规蹈矩、难有突破。
第五，督查过多且形式化。督查问责的目的是督促干部真抓实干，把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变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营造出“竞相作为、主动作为”的势头和氛围。但当前省、市、县各级不同部门督查问责过多，使得基层干部大部分时间用于应付上级的各种检查，没有更多的时间具体深入一线检查指导和督促整改，这将让工作变味走调，甚至形成新的形式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且过度依赖督察问责来推动工作，而不是致力于研究解决开展工作中遇到的重难点问题，将使基层干部失去“安全感”，上级部门也缺乏业务权威。
二、消除过度问责的对策
如何把握好问责尺度，真正发挥问责的制度优势，使问责制度让基层干部绷紧责任的弦、上紧担当的条、激发创新的动力、增强创造的动力，笔者认为，既要重过程，把“责”问好，又要重结果，把“责”问对。
（一）理清部门职责
理清各级政府和部门之间的职责，明确权责，特别是在一些职责交叉领域，如气瓶充装站的监管，涉及燃管处、住建、应急管理、市场监管、地方政府等。问责结果应以事实为依据，不容许推诿扯皮，问题出在哪个环节，对应哪个部门职能范围，找准问题的根源和症结，把责任问准、问对。部门博弈不能影响调查处理结果，否则，将被质疑问责公正。
（二）严格事故调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责任事故一般由该事故发生地的县级以上政府甚至国务院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和认定，以确保调查主体的中立性和调查结论的可信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各级政府一般授权安监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调查，部门领导间关系的好坏、强弱部门区分影响问责结果，有的不敢问，有的则为问责背锅。问责应以事实为依据，以制度、法律为准则，既要查清事实，又要分清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从不同的情况出发，因情问责，将问责做到有的放矢。
（三）强调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以公共安全事件为例，很多由企业违规生产、人员违规操作等引发，最后却由政府买单、有关部门责任人员兜底，存在包揽过度情况，长此以往，企业违法违规成本过低，不仅弱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意识，也损害了政府部门权威。
（四）谨防网络舆论影响问责公正
近年来，网络舆论影响问责现象时有发生，公民通过网络监督政府活动，形成对权力行使的有效制约，但网络舆论不一定是客观、理性的，一些极端舆情通过给政府施加压力，影响问责公正。政府不能为了息事宁人，过度问责，这将助长网络暴力，形成恶性循环。网络可作为问责主体收集线索的重要渠道，但要客观分析、辩证看待网络舆论，扬长避短，兴利除弊，问责不能被网络舆论牵着鼻子走，应努力实现合民意性与合法律性的统一。只有将网络舆情中真实合理的民意和代表法律规定与法律精神的法意相融合，网络社会才会健康成长，行政问责才会真正完善[1]。 （五）精准问责
在问责过程中，要把工作上的失误和违法违纪行为、一般性过失与严重失职失责区分开来，在清楚了解事情前因后果后，实事求是、严格按照程序开展问责处分，既不放过失职失责者，也不能让基层干部被委屈错怪。要本着对党员干部负责任的态度开展问责，一事当前，要以事实为依据，该不该问责、谁该被问责、怎样问责，是政策问题还是领导问题，是布置问题还是落实问题，问题出在哪个环节，失职渎职出现在哪个层次，要找到问题的“七寸”，精准问责，打准板子，才能让被问责的干部心服口服，才能实现“问责一个，警醒一片”“杀鸡儆猴”的效果。
（六）工作布置科學化
当前，由于问责力度的加大，上级部门或领导常常以文件或会议推动工作落实情况，工作重复性布置、工作布置缺乏合理性现象常有发生，例如，在2018年某总局合并之初的隐患排查治理文件，要求在半个月内排查到每一台设备、每一家企业。又如，一年内多轮次要求全覆盖的安全大检查，有限的人员编制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基层人员根本无法完成任务，只能破罐子破摔或者抱侥幸心理，别让不合理的工作布置成为党员干部被问责的又一由头。
（七）严管与厚爱，用好容错纠错机制
真正做到关心关爱干部与严格管理相结合，多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解决基层人员在工作中遇到的重难点问题上，给干部营造良好的生存空间，减少不必要的问责追责，让基层干部们按照地方政府及上级部门的工作要求和岗位职责，放手放心、心情愉悦地开展工作，避免因问责泛化而着急白头、畏首畏尾。还应结合实际完善党员干部的容错纠错机制，合理区分容错界限，明确免责情形，让党员干部放下思想包袱，大胆做事，大胆创新。
三、结语
问责是体现权责对等，建立责任政府，监督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积极作为的重要渠道，但如果缺乏标准，任意扩大问责范围，提高问责频率，则可能产生反作用，让公职人员压力过大、顾忌过多，在工作上畏手畏脚、能推就推，甚至丧失创新开拓和干事创业的热情和主动性。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面对的都是“难啃的骨头”，尤其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如何在精准问责的同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需要从严从深思考。
参考文献：
[1]邓蓉敬.网络舆论与问责公正-网络舆论引发的行政问责现象探讨[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5）：44- 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