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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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5年人类学家Bateson提出框架概念至今，框架研究已有六十年。然而，现有框架理论正史的叙事起点并非1955年Bateson所撰《一个关于游戏与幻想的理论》一文，而是1974年Golfman的《框架分析：经验组织论》一书。Bateson之所以被忽略，与他的跨学科身份、缺乏中层理论贡献以及“效果为王”的主流学科话语不无关系。也正因效果为王的传播史观，框架研究的传播学者更倚重大众传播（尤其是效果）层面的“窄框架”应用研究。这使原本包罗非媒介效果框架、非大众传播框架和文化框架的“泛框架”陷入集体沉默。相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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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3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台湾台北11605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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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4NDJC175YB）（感谢《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及台湾地区“中华传播学会”2016年会诸位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本文写作过程中先后得到台湾政治大学同窗师友徐美苓特聘教授、臧国仁教授、戴海波同学、黄茂勇同学的鼓励和指正,孙群同学帮助翻译了英文摘要,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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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5年人类学家Bateson提出框架概念至今，框架研究已有六十年。然而，现有框架理论正史的叙事起点并非1955年Bateson所撰《一个关于游戏与幻想的理论》一文，而是1974年Golfman的《框架分析：经验组织论》一书。Bateson之所以被忽略，与他的跨学科身份、缺乏中层理论贡献以及“效果为王”的主流学科话语不无关系。也正因效果为王的传播史观，框架研究的传播学者更倚重大众传播（尤其是效果）层面的“窄框架”应用研究。这使原本包罗非媒介效果框架、非大众传播框架和文化框架的“泛框架”陷入集体沉默。相比传统的“媒体一受众”二元线性模式，在宏观层面以文化规范为变量、在中观层面以场域为单位、在微观层面以媒介心理学为取径的三维框架研究模式更契合当代复杂的传播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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