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北京西路与铜仁路交界处，一幢浅绿色的建筑。这幢别墅最初的主人吴同文是旧上海的颜料大王，也是苏州颜料巨贾贝润生的女婿。几十年来，上海人习惯称这幢别墅为“绿房子”。
　　说起绿房子，不能不提及它的设计者一匈牙利籍建筑大师邬达克(L·E·HUDEC)。1918年邬达克从沙俄战俘营流亡到上海，在上海留下的经典建筑不胜枚举：大光明电影院、沐恩堂、花旗总会、海关税务司住宅和达华公寓。由他设计的国际饭店，是当时亚洲最高的建筑物，并一度成为上海的标志性建筑。
　　据说，绿房子，是邬达克留给上海的最后一件作品，同时也最能体现他所倡导的现代美学风格。
　　绿房子建于1938年，为四层楼钢筋混凝土结构，外墙贴着浅绿色面砖，建筑面积2000余平方米。这幢建筑的外形是西方现代派的，设计者由渐渐向上缩进的露台形成轮船意象，露台即轮船的甲板，以隐喻的手法达到建筑的个性化需求，远远望去，的确很像是一艘绿色的邮轮。
　　绿房子是上海第一幢带电梯的宅子。绿房子一楼通向二楼转弯处的墙面，嵌着一幅以玻璃制成的抽象图案，那是邬氏的图腾，显然对于这栋开申城现代风气之先河的建筑，邬达克是相当看重的。为了确保绿房子经典的独一无二，屋主吴同文把图纸原稿也买断，锁在保险箱里，可惜的是，图纸在。“文革”中被毁。
　　1939年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曾报道：“此建筑为全远东区第一豪华住宅之一，它的设计风格，是超现代的……”
　　吴同文喜欢绿色的衣服，绿色的车子，也喜欢Darty。绿房子的一楼安装有弹簧地板的跳舞卮载过无数名媛绅士的脚步。当时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置登也专程登门造访以一睹豪宅尊容，并与吴同文在二楼鸭蛋形大理石餐桌前共进晚餐并合影留念。
　　1948年圣诞前夕，曾有某国外交官愿以一条万吨邮轮再加五十万美金为代价买下这幢绿房子作领事馆。适逢吴家二公子刚从圣约翰大学无线电系毕业不久，血气方刚想大有作为，而此时的蒋家王朝已岌岌可危，便竭力怂恿父亲卖掉房子南下香港再展鸿图。吴同文道：“就算死，我也要死在绿房子里!”这话，比如伏笔，埋在了吴同文的命运里。
　　绿屋内外，层层叠叠，都是敲事，可以写出十部小说来。
　　《吴中贝氏家谱》在贝润生下有这样的记载：“五女适吴同文。”意思是贝润生的五女儿嫁给了吴同文。贝润生不仅是上海颜料业的巨头，还是上海房地产业的巨商，在其名下的土地有2千多亩。所以贝家的嫁妆也格外丰厚。贝润生拿出了今铜仁路、北京路的一块土地作为女儿的陪嫁。绿房子就盖在这块贝家的产业上。中国的习俗，该房子奠基的时候要埋一些宝贝在下面，取平安富贵之意。绿房子是用不着的，整片土地富裕得都要溢出来了。
　　贝家女儿婚嫁的那一天，因为娘家距离绿房子太近，嫁妆无法风光，特地让车子开去南京路，然后再绕回来。
　　贝家女贤淑矜持，但与吴同文却是性情不通，彼此冷淡，客来客去。
　　绿房子的主人好客。入夜，客厅里的枝形吊灯如火树银花，女的像赫本，男的像格利高利派克，耳边有爵士，唇边是香槟。女主人美丽非凡，游云一样，优雅轻盈地穿巡在宾客之间。她遮掩得好，不让人看到空白的心。
　　没有客人的时候，女人又回到了墙上，成了一幅冷清的画。
　　男人在外面先只是逢场作戏，遇上了一个贫民女子，竟是欲罢不能，任性地带了回来，娶为二房。二房太太进了宅子，宅子里就像有了镇基的宝物，男人足不出户，绣榻罗帐，与二太太厮守缠绵。
　　哪个女人没有嫉妒?哪个女人爱得不自私?看上去相安无事，其实骨子里一个酸楚，一个得意。酸楚的是大家闺秀，强迫自己做得更加宽容，二太太贫寒之身，遇到宠幸，则小心翼翼，更加的百倍侍候。可怜她嫁给吴同文时，只有十六岁。根据中国帝王文化推演，吴同文爱的，不是这个女孩子的脑子，他爱的是青春酮体。这是男人的另一种的鸦片。
　　两个女人都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依旧是孤傲的孔雀，一个依旧是温驯的羊羔。
　　公司合营以后，绿房子里的人靠着优渥的利息，承祖荫的庇护，继续着锦衣美食的岁月。据说大太太逢人便讲解放好，一心地欢迎解放。别人以为她是怕，装出来的积极。一位革命大姐也好奇，就问：解放了，你家的东西充公了，你真觉得好呀?
　　大太太纹丝不动，一板一眼道：当然好。好得不得了。解放了、舞厅没有了，妓院没有了，鸦片没有了，我家男人只好天天呆在家里陪小孩子一起吃饭了。
　　“文革”来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风雨，摧枯拉朽，绿房子地动山摇。一天夜里，吴同文在四楼二太太房里呆了很久。
　　眼不见，心不烦，早就迁居到香港的大太太，这一夜，偏也在床上翻来翻去，横竖睡不着。拧亮了灯，梳妆镜里，一张没有活气的脸，容颜里敷了一层不祥的阴影。她不要看自己的这副样子，负气般地，又拉灭了灯。
　　绿房子睡去了。有凄清幽远的气息飘进来，久久不散。只是没有人去注意，人人都自身难保。没有诺亚方舟的。
　　绿房子有一个大厨房，里面可以做出全套的西餐和西点。这个厨房，从来都是上海有钱人家嘴里的一个话题。厨房在底楼，由着后楼梯直通下去。后楼梯紧贴绿色的外墙。
　　外墙是一道玻璃幕墙，这样，房子就和外界有了呼吸，有了对话。透过玻璃幕墙，屋子里的人可以看见街角的风景，窗子外面的人可以看见里面弧形的楼梯，还有下楼梯的脚，以及女人的裙裾。
　　1966年8月，有钱的人都成了有罪的人。
　　猜想是在晨的雾气中吧，吴同文携了二太太，从后楼梯去厨房。他们先是在餐桌前坐了一小会儿，好让往昔的好日子——地浮现在回忆里。一行清泪从男人的脸颊上滑落下来。换了平日，二太太必定会捏了手帕的一角轻轻沾拭了去的。但是今个儿是不必了的。
　　打开了煤气，二太太煮了咖啡，端着，上了四楼的小客厅。路过三楼的时候，她在正牌太太卧房前站了一站。她是姨太太，一直住在四楼，在正牌太太的头顶上。
　　等着吴同文坐了电梯上来，二太太用托盘托了一个药瓶子来。早就备下的安眠药。习惯了，这些事总是女人做的。她开了药瓶子，把药片悉数倒进了两个咖啡杯子里。小勺子在里面搅动着，那种熟练优雅的样子比如惯常的下午茶。 他们决意要死。 他们本来是笼子里幽禁的乌，现在，他们变成羽毛飞走了。人们发现他们的时候，尸体已经僵硬了。彼此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掰也掰不开。
　　听说大太太一直郁闷。因为连死，男人都是和另一个女人的。
　　因为有人死在里面，所以没有人愿意住进去。很多年里，绿房子像被施了咒语的美人儿，闲置在那里。
　　“往事如一本已经风吹雨淋的老式毛边账本，陈年老账条条款款，虽有记载，但到底谁欠谁，已模糊不清。终于我在稿端写上《蓝屋》，小说中主人公名字、信笔写上顾传辉……”
　　这是著名女作家程乃珊在回忆小说《蓝屋》的创作过程时写下的一段话。《蓝屋》显然就是以绿房子里的生活为原型创作的，因为程乃珊的丈夫就是吴同文的外孙，她自然比旁人更关注绿房子的命运。有一天，程乃珊突然发现“绿房子前架起脚手架，拆去之后，绿房子犹如破了咒的美人焕发出青春和艳丽!”
　　吻醒这位沉睡公主的，是建筑师顾传晖，他与程乃珊小说《蓝屋》中主人公名字相近，且同岁。据说，在程乃珊终于见到顾传晖时，顾传晖拿出名片笑眯眯地递向她：“我就是你《蓝屋》里的顾传辉(晖)我回到老屋了。”这一番情节真的太戏剧了。
　　顾传晖的父母都是上海人，父亲是飞机机械师，1948年赴台湾公干就此落地生根，1958年顾传晖生于台北，1997年回到故里上海。一日他驱车偶经绿房子，职业敏感令他坚信，这一定是世界级大师之作。他查实这是大师邬达克的杰作时，兴奋不已，花费了想象不到的周折和努力，拿到了绿房子的租赁权。
　　绿房子的三四楼现在是顾传晖的建筑师事务所和生活区。
　　三楼原吴太太的空间，听说里面最豪华的是一问化妆间，几面墙都是镜子，香水就装在上端，轻轻一按，香雾就会散下……
　　顾先生办公桌所在的那个位置，以前是吴太太的卧房。
　　绿房子，有点《聊斋》味道，夜来的时候，仔细狐仙出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