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的复古思想渗透在他的诗文、书、画、印学、乐论中，赵孟頫曾在论文中说：“故尝谓学为文皆当以六经为师，舍六经无师矣。”论书中说：“当则古，无徒取法于今人也。”在《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中说：“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在印学中，他也以秦汉为宗，并用小篆入印。论乐中说：“必欲复古，则当复八清。八清不复，而欲還宫以作乐，是商、角、徵、羽重于宫，而臣民事物上陵于君也，此大乱之道也。”可以说赵孟頫一生在艺术的追求上都倡导复古，而且他所倡导的复古是诗书画印等艺术门类全面复古。这或许可以称之为赵氏追求的一种创作趣味，复古中的“古”，是古法，复古的意义是古为今用。复古的概念早已有之，复古不是赵孟頫的专利，不过“诗书画印”全面回归古典并交融于绘画作品赵孟頫却是第一人。正是在这种复古思潮的倡导和实践下，赵孟頫才成为了冠绝古今、以诗书画印影响后世的艺术大家，对当代的艺术创作也具有重要影响。
　　从艺术史纵向来看，在赵孟頫书法及印学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独有的赵氏艺术风格。在书法方面形成了赵体书家群，印学中也形成了“圆朱文”之风。
　　一、书法之趣：千古不易
　　在宋代，由于“尚意”书风的盛行，苏东坡提出“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宋人突破唐代法度，书学更以模仿当代苏黄米蔡书风为盛，宋高宗意识到应改变现状，从实践中追寻魏晋笔法，但由于复古思想不成熟，所以未能实现。南宋赵孟坚也提出学习晋人书法路径，曾说“学唐不如学晋，人皆能言之，夫岂知晋不易学。学唐尚不失规矩，学晋不从唐人，多见其不知量也，仅能欹斜，虽欲媚而不媚，翻成画虎之犬耳。何也？书字当立间架墙壁，则不骫骳。”赵孟坚的论述过于模糊，没能明确交代路径过程，只是模糊交代，也未从实践中达到复古。
　　元代初期，南北书风存在很大的差距，直至成宗时期开始，随着南宋遗民文人入大都为官，才开始了南北书风的融合。书法上复古的尝试是由北方馆阁文人率先开始的。有姚枢、杨桓在创作中的实践，也有郝经、王恽在理论中的发展。郝经曾提出学习书法的路径，由二王的正书入行、入行草，以草为楷、再学章草，最终回归到汉隶、秦篆。王恽则推崇颜真卿，并由此上升二王的路径，显示出了他的复古思想，但他也只是局限在理论中。
　　清代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元、明两朝，言书法者日盛，然元人吴兴首出，惟伯机实与齐价。文原和雅，伯生浑朴，亦其亚也。惟康里子山，奇崛独出，自余揭曼硕、柯敬仲、倪元镇，虽有遒媚，皆吴兴门庭也。自是四百年间，文人才士，纵极驰骋，莫有出吴兴之范围者。”可见赵孟頫在元代书法史中独树一帜的地位，以个人魅力引领了数百年书坛。历史文献中有许多对于赵孟頫书学路径的说明，综合而言，赵氏主要以二王为宗（王羲之、王献之），初学宋高宗、智永，后学钟繇，李北海等，通过努力地学书形成了各体兼善的书风。虞集曾在 《题吴傅朋书并李唐山水跋》中说：“自吴兴赵公子昂出，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又说“国朝至元以来，学士大夫书札之后知魏、晋之遗者，吴兴公实倡之。公天资绝高，游艺造极，临池积学，亦非他人所可及。凡诸书法，融会胸臆，虽不对临，伸纸援笔，蔚然成章。部伍布置，神气精微，毫发不尽美。”从中可见赵孟頫以复古为尊，回归魏晋正统的帖学道路。这种复古是对书法本体的再认识，是他个人审美趣味的追求。在他的复古号召下，聚集大批书家如邓文原、王蒙、鲜于枢、康里子山等，其后随着赵孟頫政治地位的提升、书法艺术风格的成熟，渐渐地形成了“赵派书家”群体，从此赵氏书风笼罩了书坛数百年之久，甚至还影响到朝鲜等国家，“自元以来，学字者皆宗赵孟頫焉。先生平生手迹遍满四海，其流传东国（指高丽、朝鲜），我所得见者，不下百本。墨迹如新……己巳年间（明正统十四年即1449年）倪学士谦奉使来曰：‘赵公笔法，中国罕见’。盖叹我国之多也。窃谓高丽忠宣王入元朝，构万卷堂，日与当世名儒六七人从容谈论，赵公其一也，我国文儒如李先生齐贤，侍从亦多，王之东还，文籍书画驮载万签，赵之手迹满于东方，盖由此也，吾东方人，得赵公笔法精神者，杏林李嵓一人而己。”可见赵孟頫书法传播远，受众广。
　　 赵孟頫书学复古意识的觉醒是三十岁以后，以学习高宗书法风格转向二王书风为转折点。赵氏在学习书法的道路中坚持临摹学习古人的法帖，天资聪慧的他深得古人遗韵，小篆师法李阳冰、李斯。在他的楷书作品《胆巴碑卷》的碑额中可以鉴赏到，线条匀称，挺拔有力。章草方面，用章草风格所书的《急就章》风格多出入二王，行笔刚劲有力。小楷他师法杨羲、钟繇、二王，笔力柔媚、多有灵动之姿，作品有《洛神赋》《汉汲黯传》《法华经》等。他不仅能追寻古法，还能化古为今，如赵孟頫的《前后赤壁赋》，线条遒劲有力、圆润如玉、上下连带洒脱，深得魏晋风流，对比王羲之的《怀仁集王圣教序》，在笔法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在书法上赵氏以二王、晋唐书风为古代典范。顿时想起他那句“用笔千古不易”的金玉良言。赵孟頫的大楷很有特色，兼容行书的连带趣味也不失楷书的落落大方，也可称作行楷，这种书法风格是因取法李邕等人的行书笔意，如《胆巴碑卷》《仇锷墓碑铭稿》，真行相同，改唐代楷书面貌，入古出新，形成圆润流畅，挺拔柔媚之美，他的楷书同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为楷书四大家，是实至名归。
　　二、印学之趣：古印质朴
　　 印学理论在宋代就有复古思想的提出，从目前发现的印学理论看，宋代的赵希鹊在《洞天清录·古印章》中记载“古之居官者必佩印，以带穿之故，印鼻上有穴或以铜环相棺，汉印多用五字，不用掌案篆，上移篆画停匀，故左有三字右有二字者，或左二字右三字者，其四字印则画多者占地多，少者占地少，三代以前尚如此，今则否。”赵希鹊详细介绍了印章形制，汉印印面汉字的安排布置的方法，对汉印有比较深的认识。说“今则否”可以看出他强调对于汉印的学习。宋代王厚之在《汉晋印章图谱》中说道“右七十三印皆于古印册内选出，经前贤考辨有来历者收入，一可见古人官印制度之式，又可见汉人篆法敦古可为模范，识者自有精鉴也。”王厚之认为汉印有古味，可以为模范。可以看出在宋代已经有印学复古思想倾向的萌芽。 　　 在宋代，文人流行图案印章，到元代初期也未改观，赵孟頫在《印史序》中说：“余尝观近世士大夫图书印章，一是以新奇相矜。鼎彝壶爵之制，迁就对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鳥之象，盖不遗余巧也。其异于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无二三焉。一日过程仪父，示余宝章、集古二编，则古印文也，皆以印印纸，可信不诬。因假以归，采其尤古雅者，凡模得三百四十枚，且备其考证之文，集为印史。汉魏而下，典型质朴之意，可仿佛而见之矣。”在他看来追求新奇、流俗、求巧，使得印章失去法度和古朴之气。要想让印章具有内容和意义，就要注重古法，这里的古法就是秦汉印章之趣，详细说来就是印章中所包涵书法、刀法、章法的风格之美。赵孟頫便举起了印学复古大旗，提倡的古印“质朴”，并以小篆入印。编撰有《印史》，让世人们能清晰地看到古法印章的模板。但遗憾的是《印史》没有流传到现在，只有赵孟頫的《印史序》一文流传。
　　 在元代虽然有文人操刀亲自治印，但是不属于大众现象，元代早期，大都是文人篆印，工匠制作。元夏溥撰写的《学古编》序中叙述了吾丘衍篆印过程“……然余候先生好情思，多求诸人写私印。见先生即捉新笔，书甚快，写即自喜。余‘夏溥’小印，先生写，证可也。”赵孟頫的印也大概如此，赵孟頫的印章如“赵孟頫印”“松雪斋”“大雅”多为他的圆朱文风格，以小篆书风入印，为印章融合于绘画作品提供了新的融合思路。但这些印章未有确切的记载证明是由赵孟頫所刻，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印章是符合赵孟頫的审美趣味，由赵孟頫亲自篆印的。古代文人篆印主要指文人为自己所用的印章画写印稿交由工匠刻制，或受朋友之请篆印、受命撰写御玺，在很大程度上脱离工匠的痕迹，达到印学理论与篆刻风格的统一。元代赵孟頫等人提倡的“崇古”趣味思想某种意义上讲也促进了汉印在元代的发展，并在审美上形成了赵氏印风格调。后世的印学家在此基础上继承与发展，而后对明清印论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艺术创作：与古为徒
　　 《庄子·人间世》云：“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谓与人为徒。成而上比者，与古为徒。”在艺术创作中，与古为徒的意义十分重要。赵孟頫吸收前人的艺术营养，入古出新，形成自己独有的艺术审美风格。
　　 学习前人艺术技法及思想则是不可跨越的鸿沟。潜心师古，与古为徒则是当下书法创作的良方。当下书法的技法学习与理论研究，应避免急功近利，避免对时人书风的相互模仿。就书法的学习而言，多临习古帖，重视古人在书写中笔法、结构、章法的学习，如此才能扎根传统。这也是赵孟頫在书法、印学，甚至绘画等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的因由。
　　赵孟頫在书法、印学中都追求复古的意趣，这种复古的创作趣味并非是一味的模仿古人，赵孟頫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与古为徒，入古出新。书法形成了赵体书风，并且以自创圆朱文印章入印。他所追求的创作崇古的意趣，对当下书法艺术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书法艺术创作只有先扎根传统，才能滋养出更优秀的艺术作品，当代书法艺术的创作则会更加欣欣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