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露是上海人，和丈夫刘天明、儿子多多一家三口2002年移民到多伦多。那时正是夏天，加拿大虽是高纬度国家，但多伦多不比温哥华，是大陆气候，热起来也会让人无法忍受，我那时来加拿大快两年了，全家租住在一个香港人的房子里，租下了二楼整层，房子不大且窗户不多，天热时活像个蒸笼，恰巧他们一家登录后租下同一幢房子的地下室，我们便成了邻居。他们初来乍到搞不清楚事情，就爱问我，我一来图他们家凉快，二来两家孩子岁数相仿，也常带着女儿去楼下玩。
　　我的朋友小黄、伍芳夫妇全家当时也住在附近，孩子岁数也差不多，我就牵线让他们两家互相认识，一来二去，三家很快便熟了。三家主妇最初只有我在一家日本公司上班，她们则是丈夫打工，自己全职看孩子。
　　照理说我跟于露就住楼上下，常相互串门，她还喜欢找我借东西，我们之间应该更熟悉、更亲密一些才是，但不知为啥，我好像和伍芳在一起觉得更舒服，需要帮忙时首先想到的，也多半是伍芳而不是她。
　　我们这些中生代技术移民都是职业女性出身，换了环境闲下来，往往浑身不自在，又不忍心让另一半单独挑起家庭重担，所以通常都会急着找工作，伍芳就是这样，可于露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有一天，我正巧听一个朋友说制衣厂在招人，就问她们愿不愿去。制衣厂工作又苦又累，伍芳还是一口答应，倒让我小小吃了一惊，于露则不出意外托辞推诿了。
　　伍芳顺利被录取，从此过上了上班辛苦打工、下班辛苦持家的“新移民妈妈标准生活”，而于露则成了我们三人中唯一的闲人。其实当时的华人新移民夫妇，一个外出打工挣钱养家，另一个操持“后勤”或抓紧读文凭、证书，是司空见惯的事，可于露却是真正的“闲”——既不爱做饭，也不爱收拾家。我们那时的移民初来乍到，带的家当不多，房子又是租的，家里总显得空空荡荡，好处是就算双职工忙得没空收拾，也乱不到哪里去，可她家就不同，地板似乎当桌子用，堆满了东西，我有时实在看不过眼，也会帮着收拾一下，她会显得特别开心，连说“今天刘天民可要开心了”。
　　她丈夫刘天民对于露百依百顺，就说我帮忙收拾家那次吧，他一开始还以为于露做的，激动不已，我不小心嘴快说漏，他也只是笑眯眯对太太说“哟，我白亲你一口了”。在他们家他才是大忙人，可我还是几次看见他在厨房里忙着做面包，理由是“儿子爱吃”。据说上海男人特别细腻，看来真有几分道理。
　　和我们大家一样，他们两口子后来也常参加教会的活动，一方面练习英语，一方面拓展社交圈。教会经常组织活动，每次他们参加时，刘天民总是处处小心照顾妻子和儿子，而于露却有些像甩手掌柜。此外，房东院子里种了些菜，有时她会趁房东不在家去割，我对她说 “要先问过人家”，她却振振有词“帮他吃还不好啊，那么细的菜谁要吃，不然还会烂在地里呢”。真有些无可奈何。
　　后来刘天民辞职在家准备托福，打算读文凭改变命运，这下只好换成于露去打工。伍芳很热心，帮她介绍去制衣厂面试，她也顺利被录用了。不像伍芳吃苦耐劳，她似乎很善于“合理利用规则”，比如多上厕所躲懒。
　　这还不算，自打重做“职业妇女”，她便理直气壮更懒得过问家务了，好在老公对她十分包容，在家里倒也相安无事，可有时她会习惯成自然，把在家里的做派带到外面，比如在教会或其它公共场合，她也会像在家里那样，一不高兴就对儿子多多凶神恶煞地非打即骂，要知道在北美这样弄不好是会惹麻烦的。我们做朋友的有时会好心提醒，听不听的，也只能随她去了。
　　记得古人说过，朋友之间有些是需要记住的，有些则是需要忘记的，大约前者说的是那些愉快的事，而后者则是那些不愉快的事吧？如今很多年过去，她早已随找到专业工的老公迁徙美国，据说又生了一个女儿，一家四口，生活得倒也惬意。各家有各家福，无论如何，我都会为昔日朋友的幸福而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