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一个生意场上的传奇故事。
　　晋商作为中国商帮之首，起源最早、衰亡最晚，起源于尧舜禹时代，晋商发迹于宋代，至清朝独占鳌头，在商界屹立数个世纪，辉煌千年。
　　据史记载，晋商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驰骋欧亚，举世瞩目。不仅店铺遍设全国通都大邑，而且经营范围远涉日本、西亚和俄罗斯等地，控制了史上多个行业如盐、铁、茶、丝绸等。清代的票号经营更将晋商推向史上最为辉煌的顶点，在世界金融史上也据有浓墨重彩的记录。清人徐珂曾在《清类钞》中列举山西富户十四家，加起来“三千万两银子”，相当于大清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
　　那么晋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原因是什么呢？
　　古语云，“小富靠智，大富靠德。”晋商能够在明末清初风云称霸商界，有很多条件的铸就，但是，“崇信尚义”的精神价值观是其成功的首要因素。
　　祁县乔家当家的乔致庸，是晋商的代表之一。乔致庸做生意，讲究一个“信”字。他从小耳濡目染，乔家守信的品格，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注解。在乔致庸眼里，宁可赔钱，也不能失信。他明白，信誉是商家的根基，是商号的命脉。
　　复盛西铺是乔家在包头的一大商号，主要经营粮油，不管是质量还是分量，都有保证。与其同一市场上，弄虚作假的商铺并不少见。而乔家就靠着长期形成的良好信誉在包头站住了脚跟。
　　有一次，复盛油坊在往山西运送的一批胡麻油的过程中，经手的伙计为了从中谋利，在油中掺假。掌柜的发现之后，除了将伙计痛斥一番之后，更是命人将整批掺假的胡麻油倒掉，重新换了货真价实的胡麻油。在乔家人眼中，信誉连着财路，信誉没了，财路也就断了。这个举动，虽然让乔家经济上损失了不少，但却为其赢得了守信的美名。
　　“春赊秋收”是当时晋商采取的一种交易方法，当时北方的农民、牧民，生活很贫困，甚至无力用现钱、现物购买或兑换商品，只能凭信用。在春天青黄不接时赊给他们商品，解其燃眉之急，秋天再来收账。晋人的商号还常为蒙民捎购物品，甚至垫借钱财，一旦答应，就一定要办到，深得蒙民信任。蒙民购物，只认商标，不问价格，对山西商号的商品，从不怀疑其质量。这种信用买卖关系，多少年如一日而不变。及至发展到“票号”，更是不论款额大小，路途远近，均必按期兑付，绝不延误。储户如需用款，随时可以提取。
　　1823年雷履泰在平遥首创日升昌票号，开启了中国金融史的一场革命。
　　所谓票号，就是此处交钱，彼处用款，主要经营汇票业务。票号是接受客户的真金白银，为其开一张没有法律保障的汇票，这张纸能不能再换为真金白银，取决于票号的信誉。信誉是票号的生命线。奉行“以义制利”获得了客户的信任，几百年的坚守诚信而置。
　　后来日升昌票号不断拓展业务，最后成为集汇兑、放贷、存款为一体的金融魁首。做金融生意，信誉是第一要义。就票号而言，存放、汇兑、提现，每一个环节无不凭借一个“信”字，稍有疏漏，便信誉无存，更遑论盈利之说。山西票号问世于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到处是陷阱黑暗欺诈与强盗行径，丝毫没有相关的法规和金融制度加以制约和保障，但山西票商能做到“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仅凭千里外的一纸汇票，万两银子即刻提取，如若没有行业道德规范的魅力体现，如若没有一种内在的商业精神支撑，是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平和高度的。这种行业道德魅力和商业精神理念，就是“诚信”。
　　晋商的票号，在中国金融业独领风骚上百年、雄踞天下显风采，实现了“汇通天下”，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诚”字，把诚信作为其安身立命之根本。
　　在雷履泰等几代人的苦心经营下，日升昌可谓是门庭如市，蒸蒸日上。至今在日升昌总号的店门上还留存着一幅楹联：“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日升昌之所以兴隆，关键得力于晋商的诚信品质誉满华夏。晋商重信用，轻利欲的良好声誉，在那个时代无疑是极好的广告和招牌，使日升昌作为晋商的票号，无形中赢得了世人的信任，正所谓“旭日东升，昌盛似锦”。
　　辛亥革命后，在当时战乱、信用危机以及深刻的社会背景下，仍为维持信用而三年不停利，可见“信誉”在晋商心中的地位是多么的至高无上。日升昌票号只是众多山西商帮中的一个代表，当年的晋商正是以诚实守信为商业精神，以雄厚资本为物质基础，才铸就了令世人瞩目的商业辉煌。
　　晋商的诚信文化是其成功的根本基因，促使其走向辉煌的票号的诞生，也是得意于其传承的“义利信”的诚信文化。在晋商的发展史上，诚信文化为其一次次的发展和辉煌奠定了基础。对现代企业的启示就是做商业要讲商业道德，也即诚信。坑蒙拐骗也许一时能够赚得盘满钵满，但是离百年屹立、万年长青还有很远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