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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政治地理环境考察江苏人文精神与区域环境的互动，影响江苏文化和人文精神的政治地理环境有3个特点：一是政区演变，特别是省一级政区从多元分散走向统一的演变及其影响；二是地缘政治变迁，特别是江苏作为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区域与远离全国政治军事中心的影响；三是都城文化影响，即南京作为全国或区域性都城对江苏人文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政治地理环境；江苏；政区演变；地缘变迁；都城文化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09)03—0005—07
一、引论：政治地理环境与江苏人文发展
自人类社会政治组织产生以来，大到国家、省，小到区县，甚至乡镇、村落，任何一个层级的行政区，对该政区或下辖政区文化特色的形成和演变都有着重要影响。这是因为，政区的设置和划分不是随意的，而是这个区域自然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诸多因素综合选择的结果。政区一旦形成，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名称可以经常变化、范围可以盈缩，但主体空间既定不变)，这种稳定的政区又会对该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形成在生态环境、政治、经济、语言、民风、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等文化要素方面的独特景观。作为生长、生活在该区域内人们的一种思想观念层面的文化景观的区域人文精神，必然和特定的政区及其演变关系密切，同时也具有深厚的历史传承性。江苏人文精神的形成、演变离不开江苏这个特定的空间环境；研究江苏文化及其人文精神，首先需要厘清江苏省政治行政区域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及其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人文精神形成、演变的影响。
受政治制度影响与政治环境等要素制约而形成的地理空间格局被称为地缘政治格局，它对地区政治动向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地缘政治理论过去主要运用于全球视野下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与大国关系，如“海权论”、“陆心说”、“空权说”等多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谈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较少关注某一国家内部的地理空间格局及其对各地区的影响。现在学者提出“区域的地缘政治结构”理论，“对于古代中国社会来说，地缘政治结构是受地方行政制度与自然环境双重约束下所形成的区域空间结构，影响地缘政治结构最主要的政治因素就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因为中国疆域辽阔，历史上王朝的统一与分裂，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与地理环境变迁的关系等，都十分复杂，采用地缘政治学说研究方法，对认识历史上中国历史地理的空间结构与中国区域发展的互动关系十分有益。
在中国，一个城市的政治地位对这个城市的影响极为重大。包括这个城市文化的形成、发展、演变以及文化面貌、特点等，都和城市的政治地位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城市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城市文化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趋向。南京城市的都城地位决定了其文化具有都城文化的性格，这对城市本身和整个江苏文化有着重要影响。国家首都的确立是历史的选择，是比较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口、民族、社会心理、交通、城市建设诸方面条件之后的择优。中国是世界上都城数量最繁盛、都城变迁较为复杂的国家。据统计，曾经作为都城的城市有270多个，公认的著名古都就有7个。纵观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政治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辽阔疆域的形成和巩固、卓有成效的统治机制、赓续贯之的文化传统，离不开都城的变迁和建设。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中国一直实行“强干末枝”国策，将都城设置在自然条件优越、交通便利、地理位置适中的形胜之地，易守难攻，都是濒临较大河流、平原广阔、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经济基础雄厚的地方，创造各种优越条件，使都城具备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以其内聚的巨大的辐射力量，制御四方的诸侯，控制偏远的地方，抵御外族的进攻。
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基本经济区是指在缺乏工业文明的条件下，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条件，对于提供给朝廷的贡纳比其他地区更丰富，以至于不管是谁，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就有可能征服与控制其他地区，甚至统一全国。都城地区一般就在基本经济区之内，最佳的选择是基本经济区和都城重合。如果不能重合，也需要有通畅的交通运输道路保证从基本经济区向首都提供充足的物资供给。这就是元明清都城在北京，而需要有大运河或海运联接江南基本经济区以保证漕粮供应的根本原因。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的基本经济区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出现空间转移，这种转移为政治与朝代的演变提供了舞台，也使得都城的变迁更加频繁。秦汉的关中地区、中原的三河地区及黄河下游地区、隋唐的黄河下游、唐宋以后的江南太湖流域，都是基本经济区。因此，迁都往往和基本经济区的位置有关，迁都之后，更能够带动相关区域发展，使之成为基本经济区。因为定都之后，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和国家大量的投入，都城的经济实力会骤然增强。经济和政治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南京，地处发达的江南地区，以太湖流域为重要腹地，属于基本经济区与都城结合紧密的一个典型。
二、多元一体：由分散到统一的高层政区
1.建省之前政区的演变
和全国其他省的形成时间比较，江苏省的设置时间比较晚。明朝以前，江苏长期处于由多个郡(国)、州、道、行省等高层地方行政区划分治的局面，明朝则处在南直隶这样一个包括今苏皖沪两省一市的高层政区之下，清初江苏正式建省。
①由分散到统一：先秦诸侯国时期
江苏境内先秦时期出现几个古国，长江以北：(A)彭氏国，又称大彭，古国，相传为彭祖所居，商时小国，春秋时为宋国吞并，地处今徐州市区；(B)徐国，西周至春秋后期，中心在今泗洪东南大徐台子，春秋时为吴国所灭；(c)钟吾国，春秋小国，在今新沂南；(D)干(邗)国，古国，淮夷，商周之际立国于苏北淮河下游，《说文解字》：“邗，国也，今属临淮，从邑干声。”地在今泗洪县境，或可能属于西周徐偃王控制的三十六国之一。春秋中期，吴国越江扩张，首先遇到的就是邗国，约公元前655年发生了吴干大战。吴灭干居其地，常被称为干，吴王称邗王，吴、越被称为干、越。邗城在今扬州市区，吴国在此开凿邗沟，沟通江淮。长汀以南：(A)吴国，商末周初，居于陕西周原的周太王子太伯、仲雍兄弟奔吴后长江以南建立了深受周文化影响的吴国，最初奔吴之地，在今无锡梅村一带，太伯融合了荆蛮土著文化，西周康王时受周王朝分封，中心在镇江丹徒一带。春秋中期开始强大，“登于上下，闻于四旁”(《者减钟》铭文)。春秋后期迁往吴(今苏州)，建阖间大城。吴国公元前473年灭于越国；(B)淹国，古国，在今常州淹城一带。可能是殷商后裔奄人南逃一支建立的小国，后灭于吴。
②秦汉时期：统一王朝下多元高层政区
秦朝统一六国后，在全国实行统一、单一的地 方行政制度——郡县制。全国由36郡发展到40多个郡①。郡一级属于高层政区。从文献可知当时江苏境内有22个县，分属于会稽郡、鄣郡、泗水郡、东海郡、琅邪郡5个郡。
长江以南，或称江东：会稽郡，郡治在吴(今苏州)，辖今江苏境内曲阿、丹徒、娄、吴、阳羡5县，是原吴文化核心区域，后为楚文化地区，楚春申君黄歇由淮北转封今常熟一带。秦朝灭楚后，这里成为楚国贵族隐居处，他们奉避难于此的项燕之后项梁为首领。鄣郡，由会稽郡析分。江苏境内辖秣陵、丹阳、江乘3个县，即原吴国疆域内，同讲吴语，越灭吴后属越，后归于楚国，经过长期的融合，吴、越、楚三国文化趋向融合，形成了新的楚文化，属于“东楚”范围。
长江以北：东海郡：朐、下邳、淮阴、吁台、东阳、广陵、堂邑7个县；泗水郡(泗川郡)：沛、留、彭城、下相、徐；琅邪郡：赣榆。东海郡属司马迁说的东楚范围，但文化上与长江以南绝不相同，淮河以北受齐鲁文化影响较大，文化发达，淮河以南，楚文化影响大，文化上介于江南、淮北之间；泗水郡文化上属西楚文化范围，今徐州一带长期属于宋、魏，文化上更接近于中原文化，属于文化发达地区；琅邪郡仅有赣榆一县，属于齐鲁文化范围。两汉承秦制，郡(国)县(侯国)数量虽然大量增加，但基本的三大政区格局没有发生变化。长江以北政区分属东海、下邳国、楚国、泗水国、临淮、沛、琅邪7个郡国；长江以南分属丹阳(由鄣郡改名)、会稽二郡。东汉县数少于西汉，基本格局不变。
③魏晋时期：六朝建康形成了都城文化圈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出现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在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入主中原，北方出现十六国、北朝混战分裂局面。北方汉人南迁，汉文化中心转移到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以南地区，东晋南朝南方基本上处于统一王朝控制下，较为安定，得到初步开发。以淮河为界，南北分裂近300年，由此造成了江苏文化的进一步分化。淮河以北属于汉、游牧民族文化圈，淮河以南属于汉、吴地文化圈。汉文化圈扩展到江东地区，原来属于吴文化圈的南京和镇江茅山以北地区，从吴文化中脱离出来，形成了独特的建康都城文化，代表着当时汉政权的正统文化，这为后来南京地区形成独具特点的金陵文化圈奠定了基础。江苏三大文化圈(吴文化、金陵文化、汉文化)在六朝时期已显雏形。自然和经济文化环境对此都有影响，如地形的因素，宁镇丘陵和平原水网的差异，大江大河及茅山山脉的阻挡，阻止了游牧文化的进一步南下，长江使建康成为半壁江山的都城，太湖流域完整的水系，经济文化的优势使那里的文化始终自成一体。
④隋唐两宋时期：道、路一级仍然分散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全国，重新确立了关中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地位，隋文帝下令平毁了建康城，建康都城文化基本消失。隋朝十分重视江都(即今扬州)，隋朝大运河的开凿使扬州地位更加突出。隋朝在扬州设置大都督府，扬州集漕运、盐运于一身，也是对外交往的枢纽，城市发展很快，这样便形成了以扬州为中心的维扬文化圈。北到淮河，南到长江都在这个文化圈之内。唐朝在州之上设置道，作为监察区，后来逐渐成为一级行政区。唐太宗时设十道，唐玄宗时增加到15个道。江苏境内分属河南道，统辖淮河以北的海州、泗州和徐州；淮南道，统辖江淮间的扬州和楚州；江南东道，统辖润州(包括今天的南京和镇江)、常州(包括今天的常州、无锡)、苏州；溧阳、溧水则属江南西道的宣州。北宋政区实行路府州县制度，路原本属于财政系统，实际上和唐朝的道一样，也被视为最高地方层级。到宋神宗时，确定了23路。江苏境内，淮河以北，分属于淮南东路、京东东路和京东西路，和河南、山东部分地区同属一个高层政区。江淮间属于淮南东路，长江以南的南京及镇江、常州部分地区属于江南东路，镇江以东的润、常、苏州属于两浙路(南宋属浙西路)。北宋江苏已经形成路一级的四大政区格局，对应吴、金陵、淮扬、汉四大文化圈，南宋亦然。
⑤元朝：行省制下高层政区减少
元朝时期，淮北淮南统一于河南江北行省，徐州的丰、沛属中书省，长江以南属于江浙行省。江苏的高层政区减少到3个，高层政区数量大大减少，这为明朝时期统一高层政区的形成打下基础。
⑥明朝：设置南直隶，江苏统一于一个单一高层政区
明朝初期都南京，江苏、安徽和上海属于京畿重地，设置直隶，明成祖迁都之后改称南直隶，南京成为留都，辖区不变。明朝的南京虽然统一于一个高层政区之下，但比后来的省级政区大。
2.江苏省的建立与政区的确立
对江苏省一级高层行政区划设置而言，清康熙六年(1667年)是划时代的一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改明朝南京为江南省，设布政使司，置两江总督辖江南、江西，驻江宁。顺治十八年析分江南省，分设左右两个布政使司，分驻江宁和苏州；康熙六年，改左布政使为安徽布政使司，驻江宁；右布政使为江苏布政使司，治苏州。正式将江苏与安徽独立分置行省，形成了清朝内地十八省。从此，第一次有了江苏省的名称，形成了一个统一的高层地方行政区划，成为一个独立的省一级建置，并延续至今。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移安徽布政使司于安庆，结束了安徽省会驻江宁，江宁属江苏管辖的特殊格局。同时增设江宁布政使司，这样，居全国经济文化实力首位的江苏省得到政治优待，竟然被朝廷特许设置两个布政使司(相当于省政府)，一个治江宁(南京)，一个治苏州。江苏之名取之于江宁、苏州两个布政使司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江宁布政使司辖江宁府及长江以北的扬州、淮安、徐州诸府、通州、海州两个直隶州及海门厅等；苏州布政使司辖苏州、松江(今上海)、常州、镇江诸府及太仓直隶州。但是，南京的地位仍然特殊，既是江宁布政使司所在，又曾长期作为安徽的省会，还是两江总督的驻地(辖江苏、江西和安徽)。可知，清朝虽然建立江苏行省，但省中有省，苏南、苏北南北保存两套省级政区，省级之上还有更高的地方层级总督辖区，统一单一的地方高层政区仍然没有完全独立，这对区域文化的一体化颇为不利。
民国伊始，改江宁府为南京府，孙中山建都南京，江苏省省会设苏州。民国二年(1913年)，迁都北京，江苏省会由苏州迁南京。1927年后民国政府定都南京，成立南京特别市，省会移至镇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定都北京，南京丧失都城地位，但初仍为中央直辖市。初期江苏分为苏北、苏南两个行政公署，分驻扬州、无锡(后迁苏州)。1953年1月，江苏恢复建省，省会定在南京。此间，江苏省的空间范围有过调整：1927～1958年，原松江府的华亭、娄县、奉贤、金山、上海、南汇、青浦七县及川沙厅和太仓直隶州的嘉定、宝山、崇明三县，陆续划出建立上海市；1954～1955年，安徽省的盱眙、泗洪划入江苏省，江苏省的萧县、砀山划归安徽省，到1983年，江苏设有11个省辖市，64个县 (市)；2007年，江苏省设有省辖市13个，106个县(市、区)的政区范围最后形成。
江苏省级统一政区的最终形成花费了数千年的时间，到1953年1月最终形成了以南京为唯一省会的江苏省。江苏区域多元文化圈的雏形，则是在先秦时期已经奠定。从政区演变考察，江苏政区走过了从分散到统一的复杂过程，构成了今天多元一体的区域格局。这是我们今天研究“江苏人文精神”的政区空间基础。今日江苏人文精神的形成、演变，是千百年来生活在今天江苏省域范围内的人们所创造的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创新、日积月累的结晶，所以，研究江苏文化，还要了解江苏省建立之前，这个区域内政区演变的漫长过程及其对文化和人文精神的深刻影响。正是由于高层政区从分散到统一的漫长过程，促进了江苏多元一体文化区的形成。
三、斗转星移：从边缘到重心的地缘转换
1.区域的地缘政治结构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大区域，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这个大区域内部，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在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之下，政治中心与边缘，经济、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的重合与分离，各区域之间的空间地理格局相互联系、影响和制约，甚至动一发系全身。早期中原是核心区域，形成天下四方的格局。中国是世界上都城变迁最多的国家，政治中心变化转换之频繁，都城数量之多，涉及地域之广，都堪称世界之最。古代都城，先秦到北宋都城呈东西方向移动，六朝时短时期由北向南移动。南宋以后呈南北移动，南宋由北向南，元朝由南向北，明初由北向南，再转向北，几经转换，最终稳定在北京，由此造成南北运河改道、经济重心东移南迁等重大变革，导致了地缘政治的改变。
2.江苏地缘的古今变化
在中国的地缘政治体系中，江苏经历了由边缘逐步走向中心(重心)的发展过程。春秋、六朝、唐宋、明清、近代都是漫长过程中的重要的节点。
春秋末期，吴国的强大是江苏在地缘政治中的第一次转折。从先秦到两汉，江苏的城市呈点线发展，长江以北：重心在以彭城(今徐州)为中心的淮北，以淮阴(今淮安)、徐(今泗洪)为中心的淮河沿岸，以邗城(今扬州)为中心的长江沿岸；长江以南：苏州、常州、镇江一线相继兴起。如果将此线连接起来，正好是后来的京杭大运河沿线。自古以来，天然水道和人工水道(邗沟和江南运河)便构成了便利的水运交通线，为江苏古代城市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彭城一带有古彭国，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属于九州中的徐、豫两州，核心属于中原核心区域(关东、关中)的边缘，联结中原与东南夷人的交通。淮河沿岸有古徐国，在西周时期成为独立于周王朝的大国。周穆王时，徐国是淮河流域屈指可数的大国。以镇江为中心的宁镇丘陵一带，可能是商末周初中原文化南下的中心，“宜侯矢簋”铭文证明了西周土康王分封太伯后裔建立吴国的史实，中原王朝的势力已经深入江南。春秋末期，吴王阖闾在苏州建立都城，吴国在苏州强大，并北上争霸，吴国的疆域几乎包括了今天江苏淮河以南的所有地区。吴国成为东南强大的诸侯国，区域割据的中心。吴国灭亡后，越国占有吴地，战国后期，楚国灭越，占有江苏越地，楚文化席卷江苏全境。可知，江苏除了淮北部分地区属于中原核心区域的边缘外，其余都是独立或半独立于中原王朝，直到秦朝灭楚，占领江东，江苏全部属于秦朝疆域，但由于远离中原中心区域，仍然处于边缘，特别是长江以南。秦末项羽在彭城建立西楚政权，但昙花一现。西汉统一后，政治中心回到关中，江苏只是诸侯国的封地。江苏的边缘化状况在七国之乱后更加明显，吴、楚封国受到肢解，淮河流域和长江以南饱受打击。例如南京，连地方志书都称：“金陵自秦汉以前，僻在南服，人文未耀，见于载籍者略矣，斯固无可述者”。可见当时实在没有什么有影响的人物可说。
六朝是江苏地缘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魏晋以后，大分裂局面改变了中国的地缘格局，江苏由边缘走向中心。南京成为半壁江山的都城，成为汉族政权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东吴在建业(今南京)建都，割据江东，后来有东晋、宋、齐、梁、陈以建康(建业更名)定都达数百年。建康雄踞大江岸边，虎踞龙盘，连接南北，襟带东西，京口一带成为北府兵的军事重镇。长江以南由边缘突然走向中心，经济文化得到很大发展，建康拥有数十万人口。然而，隋文帝灭陈之后，江南受到破坏，特别是南京，被夷为平地，从此一蹶不振。尽管如此，江苏由边缘走向中心的趋势已经不能完全逆转。
唐宋是江苏地缘重心地位确立的关键时期。长江北岸的扬州在隋炀帝时期突然崛起，这是由于太湖流域的苏州等地经六朝数百年的初步开发，已经成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为了控制东南，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由通济渠(唐宋称汴水)、邗沟、江南河及永济渠构成。其中以通济渠、邗沟、江南河沟通中原与东南最为重要。扬州是通济渠、邗沟与江南运河的连接点，隋炀帝多次下江南，就是到扬州。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在北不在南的情形，自隋代起发生激剧的变动。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的分离，使得大运河在漕运方面的突出作用在唐宋发挥出来，成为支撑唐宋帝王统一的生命线。到了唐朝，扬州的地位更加突出，是仅次于长安、洛阳二京的繁华城市，不但成为南北交往的枢纽，而且也是对外联系的桥梁。楚州(淮安)作为汴水与邗沟的节点而发展起来。安史之乱是促使江苏区位再次变化的重要契机，北方的长期战乱，淮北逐步衰落，太湖流域的经济得到很大发展，江苏的区位更加重要。由于关中的衰落，从此开始了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南迁，北宋以开封为都城，大运河仍然是国家的漕运通道。到南宋，都城迁到杭州，经济、文化中心完全移至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东南，江苏，特别是太湖流域的苏州、常州、镇江等地作为经济文化重心的地位基本确立。元朝大一统，对江南采取了严酷的统治，但江南的经济文化在战乱后得到恢复，其重心地位得到巩固。
明清是江苏在中国地缘重心地位的兴盛时期。明清以后，江苏的地位更加重要，南京成为明初都城。第一次作为统一中国朝代的都城，虽然只有53年，但其影响深远，这是江苏在古代中国政治地位兴盛的标志。作为明朝迁都之后的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南京的地位有所降低，但仍然保持留都地位，清朝南京地位仍然很高，经济发达。清朝苏州地位上升，超过杭州。在被上海超过之前，苏州一直保持首位城市的地位，在太湖流域，江苏经济性的城市、城镇群体发展起来。此时，淮北已经衰落，淮安则因居大运河、黄河、淮河要冲，因其治水与漕运中心、两淮盐运中心的地位而畸形繁荣。扬州因盐、漕而继续兴盛，盐商云集，富甲天下。江苏也理所当然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
3.近代江苏地位变化起伏
原处江苏的上海因其战略地位的变化，地位迅速上升，成为全国的首位城市，反过来影响江苏的区位的变化。近代上海的崛起，使江苏的区位有了 新的变化，苏州的兴衰与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太湖及大运河水运网络，造成了苏州在内外交往中的中心地位，但刘家港淤积不畅之后，苏州便失去了便捷的出海通道，加之太平天国战乱的影响，苏州的地位被上海取代。江苏成为上海的经济文化腹地，直接受到辐射，但已经丧失了中心区位。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南京重新成为全国的都城，政治文化的中心。但上海市区成为特别市，脱离江苏行政区划。新中国成立，定都北京，南京又丧失了政治中心地位，原属江苏的松江地区等10县划归上海，但江苏的经济文化发展，仍然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四、虎踞龙盘：南京都城地位及对文化的影响
关于南京城市的起源，一般认为始于“越城”。越王勾践灭吴后于公元前472年所建的城堡，也是南京地区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早的古城，说南京城已有2 400多年的历史，就是从这座越城算起的；公元前333年(周显王三十六年)，楚国“尽取吴故地，东至浙江”后设立郡县，在长江边峭壁上的石头山(清凉山)建城，即“金陵邑”，俗称“鬼脸城”，如果从那时算起，南京建城的历史大约有2340年。以这两个城邑为标志，南京的建城历史大约在2300～2500年之间。南京是中国著名的七大古都之一，有“六朝古都”或“十朝古都”之称，古都地位实至名归。千百年来，南京的历史大开大阖，起伏不定，按各时期都城的政治地位，分为3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大统一时期全国性的都城。明初(1368～1420年)53年；1912年初曾经作为“中华民国”临时首都，孙中山在此就任临时大总统；蒋介石统治“中华民国”(1927—1949年)建都南京14年(1937—1945年民国政府迁至重庆8年)。明初及民国时期，南京两次作为全国性的都城，共约75年，实际定都67年，这是南京历史上城市地位最高的时期，奠定了南京在中国历史上的古都地位，对南京城市文化影响深远，直到今天，南京文化到处可以看到明初和民国时期的文化影响。
第二种类型是分裂时期半壁江山的都城，汉文化的中心。“六朝古都”：东吴(229—280年)、东晋、宋、齐、梁、陈(317～589年)六朝以南京为都约330年。东吴都建业，三分天下有其一；永嘉丧乱，晋王室南迁于此，改称建康，续胤晋王朝，史称东晋。此后建康又成为宋、齐、梁、陈南朝都城，与北方少数民族十六国分庭抗礼，地域上基本算作统治半壁江山(伸缩变动较大，后期十分局促)，但作为汉文化的中心和复兴基地，在思想、文化、制度、风俗等方面，实际上执全国之牛耳。六朝是南京城市政治地位上升的转折点，此前南京地位甚微，东吴定都建业，标志着南京由县级行政区上升为江东割据政权的都城。此后的五朝，对南京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过决定性作用，实际上为明朝定鼎金陵奠定了历史底蕴。近代太平天国起义，定都南京11年(1853，1864年，改名天京)。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在政治、军事上与清朝形成南北对峙，统治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勉强可算“半壁江山”。六朝和太平天国时期，合计340余年，对南京的都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今还留存许多地下或地面遗址遗迹。
第三种类型是分裂割据的小国都城。南唐都金陵，疆域包括今苏皖大部、江西全部、福建一部，属于南方十国中比较有实力的割据政权，存在了大约39年时间(937—975年)而灭于北宋。其他的如南明、汪伪政权，忽略不计。
以上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一共450年左右，占南京整个城市历史年代的18％一19％，但如果从南京作为都城的公元229年算起，距今1 779年中，其作为都城的时间，超过四分之一。明代、民国都曾为全国性都城，意义非同一般，仍然保存着距今在600～60年之间的明城墙、明孝陵、明故宫等遗址以及大量的民国建筑和文化遗迹，由此，可知都城地位对南京文化的影响。
南京的城市性质，还影响了江苏暨南京历史文化的面貌。如城市的方言吴语方言，简称吴语，也称江浙话或江南话，是除了北方方言之外最古的汉语方言，其历史可以溯源到3 000年前先周太伯、仲雍南迁时期。当时，周人移民文化比太湖一带的荆蛮高，其语言便在当地扎根，成为吴语的最初基础。六朝时，经过1000多年的变化，已经演化成与中原语言很不相同的方言。此后，随着中原文化和吴地文化的传播，移民的扩散，吴语区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六朝以前的南京属于吴地，操吴语方言。在成为都城之后，这里便成为汉文化的中心，北方移民大量增加，人口数量超过了当地土著，北方统治者带来的先进文化，包括语言和其他要素，迅速改变了南京方言性质。
六朝以前的南京“属于纯粹的吴语区”。当时流行“吴声歌曲”，“吴声”就是“吴语方言”。《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永嘉丧乱之前宁镇地区使用吴方言，是没有疑问的。西晋永嘉丧乱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第一，大批北方移民南下，集中于丹阳以西的宁镇地区及皖南，数量超过了当地的土著，北方移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包括方言在内的北方文化很快在宁镇地区流行起来；第二，当时宁镇地区是都城所在地，统治阶层和上层人物集中于此，朝廷上下流行的官方语言“雅言”自然是北方话，连参与执政的吴地士族都必须改说北方话才能与北方士族沟通，所以，北方话很快在土著上层流行；当时出现了一种如《颜氏家训·音辞篇》记载的奇特的景象：“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即南方人说话因身份而异，士人说官话，庶民说吴语，数言可辨；北方士人庶民同说一种方言，身份难以分辨。六朝以后，宁镇地区已经逐渐脱离吴语区，现在吴语区与北方话以今丹阳茅山一线为分界线。据说，明朝初期南京为全国首都，其语言便成为“京腔”，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今天，很多在南京生活和工作的外地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南京人对外地人比较开放、热情甚至憨厚(所谓南京大萝卜，寓意不太精明)，对外地人或外来文化不排斥，易于被接纳；外地人来到南京后，没有多少文化隔膜，往往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很容易融入南京的社会生活之中。这显然与历史文化关系密切，最直接的一个原因是语言因素。南京话经过长期演变，早已归属北方普通话方言中的江淮官话分支，这种全国通行的方言比较那些特色鲜明、听说困难的方言，如粤话、闽南话、吴语等交流起来要方便得多，使外来人士可以用同一种语言和当地人交流，使双方的亲和力大大增强，感情和文化都更加易于沟通。学者们总结南京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要归功于南京城市的都城地位，至少，对国内文化，南京的城市性质和地位决定了她的包容与开放性格。
南京古代和近代的都城性质影响甚至决定了南京古代和近代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由此八方人才齐聚南京，人文荟萃，影响至今。
从我们对历史时期南京著名人才的情况分析， 可以看出，第一，南京人才来源地域上呈多元特征，南京著名人物的祖籍或出生地大多不在南京，南京只是他们的活动地。六朝和明朝两个时期，人才繁荣，当地人才也稍微增加；这显然是由于南京作为都城的影响，有的移民后裔渐入本地籍，而本地的文化也发展起来，南京籍人士增加。第二，早期南京发展落后，地位不高，人口稀少，人才十分匮乏，在秦汉以前几乎没有见于史载的知名人才。南京的人才集中出现在都城时期，尤其以六朝和明朝两个时期最突出，非都城时期，入选名人较少；第三，这些人才中，相当部分是帝王和名臣，他们的活动只能在当时的都城。
近代以后，科技人才多集中在高等教育发达的城市，当时的南京是全国高等教育中心之一。这种中心地位一旦形成，有较长的历史延续性，南京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的优势一直延续到今天，民国时期便打下其基础。现在，南京虽然只是省会城市，但高等院校数量仅次于北京、上海，列全国前列茅，
(下转第34页)研究机构也比较多，科技人才云集。人才，是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和创新的源泉，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今日世界之竞争，主要是人才之竞争。今日南京传承民国都城文化之雄厚根基，加之地处江南人文荟萃之地，著名高校林立，科研院所众多，汇聚大批全国一流的科技和文化人才，这是南京发展和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优势所在。
南京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而繁荣，南京的城市文化传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上南京的城市性质和地位。从目前南京留存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址遗迹和非物质文化项目来看，主要也在六朝以后，以都城时期最为丰富。例如：六朝文化历史遗迹遗物主要发现于地下。明朝文化遗产极为珍贵：明孝陵，已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南京明城墙，为世界上最长的古代城墙；朝天宫是皇帝的祭祀和礼仪场所；郑和下西洋文化遗址遗迹在全国最为丰富，保存比较完好。民国时期文化以中山陵、总统府及民国各类建筑为代表，形成最丰富的民国文化物质形态；民国时期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包括紫金山天文台等)所代表的教育科技文化等，无不与南京的都城地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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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地理环境；江苏；政区演变；地缘变迁；都城文化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09)03—0005—07
一、引论：政治地理环境与江苏人文发展
自人类社会政治组织产生以来，大到国家、省，小到区县，甚至乡镇、村落，任何一个层级的行政区，对该政区或下辖政区文化特色的形成和演变都有着重要影响。这是因为，政区的设置和划分不是随意的，而是这个区域自然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诸多因素综合选择的结果。政区一旦形成，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名称可以经常变化、范围可以盈缩，但主体空间既定不变)，这种稳定的政区又会对该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形成在生态环境、政治、经济、语言、民风、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等文化要素方面的独特景观。作为生长、生活在该区域内人们的一种思想观念层面的文化景观的区域人文精神，必然和特定的政区及其演变关系密切，同时也具有深厚的历史传承性。江苏人文精神的形成、演变离不开江苏这个特定的空间环境；研究江苏文化及其人文精神，首先需要厘清江苏省政治行政区域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及其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人文精神形成、演变的影响。
受政治制度影响与政治环境等要素制约而形成的地理空间格局被称为地缘政治格局，它对地区政治动向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地缘政治理论过去主要运用于全球视野下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与大国关系，如“海权论”、“陆心说”、“空权说”等多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谈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较少关注某一国家内部的地理空间格局及其对各地区的影响。现在学者提出“区域的地缘政治结构”理论，“对于古代中国社会来说，地缘政治结构是受地方行政制度与自然环境双重约束下所形成的区域空间结构，影响地缘政治结构最主要的政治因素就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因为中国疆域辽阔，历史上王朝的统一与分裂，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与地理环境变迁的关系等，都十分复杂，采用地缘政治学说研究方法，对认识历史上中国历史地理的空间结构与中国区域发展的互动关系十分有益。
在中国，一个城市的政治地位对这个城市的影响极为重大。包括这个城市文化的形成、发展、演变以及文化面貌、特点等，都和城市的政治地位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城市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城市文化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趋向。南京城市的都城地位决定了其文化具有都城文化的性格，这对城市本身和整个江苏文化有着重要影响。国家首都的确立是历史的选择，是比较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口、民族、社会心理、交通、城市建设诸方面条件之后的择优。中国是世界上都城数量最繁盛、都城变迁较为复杂的国家。据统计，曾经作为都城的城市有270多个，公认的著名古都就有7个。纵观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政治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辽阔疆域的形成和巩固、卓有成效的统治机制、赓续贯之的文化传统，离不开都城的变迁和建设。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中国一直实行“强干末枝”国策，将都城设置在自然条件优越、交通便利、地理位置适中的形胜之地，易守难攻，都是濒临较大河流、平原广阔、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经济基础雄厚的地方，创造各种优越条件，使都城具备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以其内聚的巨大的辐射力量，制御四方的诸侯，控制偏远的地方，抵御外族的进攻。
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基本经济区是指在缺乏工业文明的条件下，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条件，对于提供给朝廷的贡纳比其他地区更丰富，以至于不管是谁，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就有可能征服与控制其他地区，甚至统一全国。都城地区一般就在基本经济区之内，最佳的选择是基本经济区和都城重合。如果不能重合，也需要有通畅的交通运输道路保证从基本经济区向首都提供充足的物资供给。这就是元明清都城在北京，而需要有大运河或海运联接江南基本经济区以保证漕粮供应的根本原因。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的基本经济区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出现空间转移，这种转移为政治与朝代的演变提供了舞台，也使得都城的变迁更加频繁。秦汉的关中地区、中原的三河地区及黄河下游地区、隋唐的黄河下游、唐宋以后的江南太湖流域，都是基本经济区。因此，迁都往往和基本经济区的位置有关，迁都之后，更能够带动相关区域发展，使之成为基本经济区。因为定都之后，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和国家大量的投入，都城的经济实力会骤然增强。经济和政治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南京，地处发达的江南地区，以太湖流域为重要腹地，属于基本经济区与都城结合紧密的一个典型。
二、多元一体：由分散到统一的高层政区
1.建省之前政区的演变
和全国其他省的形成时间比较，江苏省的设置时间比较晚。明朝以前，江苏长期处于由多个郡(国)、州、道、行省等高层地方行政区划分治的局面，明朝则处在南直隶这样一个包括今苏皖沪两省一市的高层政区之下，清初江苏正式建省。
①由分散到统一：先秦诸侯国时期
江苏境内先秦时期出现几个古国，长江以北：(A)彭氏国，又称大彭，古国，相传为彭祖所居，商时小国，春秋时为宋国吞并，地处今徐州市区；(B)徐国，西周至春秋后期，中心在今泗洪东南大徐台子，春秋时为吴国所灭；(c)钟吾国，春秋小国，在今新沂南；(D)干(邗)国，古国，淮夷，商周之际立国于苏北淮河下游，《说文解字》：“邗，国也，今属临淮，从邑干声。”地在今泗洪县境，或可能属于西周徐偃王控制的三十六国之一。春秋中期，吴国越江扩张，首先遇到的就是邗国，约公元前655年发生了吴干大战。吴灭干居其地，常被称为干，吴王称邗王，吴、越被称为干、越。邗城在今扬州市区，吴国在此开凿邗沟，沟通江淮。长汀以南：(A)吴国，商末周初，居于陕西周原的周太王子太伯、仲雍兄弟奔吴后长江以南建立了深受周文化影响的吴国，最初奔吴之地，在今无锡梅村一带，太伯融合了荆蛮土著文化，西周康王时受周王朝分封，中心在镇江丹徒一带。春秋中期开始强大，“登于上下，闻于四旁”(《者减钟》铭文)。春秋后期迁往吴(今苏州)，建阖间大城。吴国公元前473年灭于越国；(B)淹国，古国，在今常州淹城一带。可能是殷商后裔奄人南逃一支建立的小国，后灭于吴。
②秦汉时期：统一王朝下多元高层政区
秦朝统一六国后，在全国实行统一、单一的地 方行政制度——郡县制。全国由36郡发展到40多个郡①。郡一级属于高层政区。从文献可知当时江苏境内有22个县，分属于会稽郡、鄣郡、泗水郡、东海郡、琅邪郡5个郡。
长江以南，或称江东：会稽郡，郡治在吴(今苏州)，辖今江苏境内曲阿、丹徒、娄、吴、阳羡5县，是原吴文化核心区域，后为楚文化地区，楚春申君黄歇由淮北转封今常熟一带。秦朝灭楚后，这里成为楚国贵族隐居处，他们奉避难于此的项燕之后项梁为首领。鄣郡，由会稽郡析分。江苏境内辖秣陵、丹阳、江乘3个县，即原吴国疆域内，同讲吴语，越灭吴后属越，后归于楚国，经过长期的融合，吴、越、楚三国文化趋向融合，形成了新的楚文化，属于“东楚”范围。
长江以北：东海郡：朐、下邳、淮阴、吁台、东阳、广陵、堂邑7个县；泗水郡(泗川郡)：沛、留、彭城、下相、徐；琅邪郡：赣榆。东海郡属司马迁说的东楚范围，但文化上与长江以南绝不相同，淮河以北受齐鲁文化影响较大，文化发达，淮河以南，楚文化影响大，文化上介于江南、淮北之间；泗水郡文化上属西楚文化范围，今徐州一带长期属于宋、魏，文化上更接近于中原文化，属于文化发达地区；琅邪郡仅有赣榆一县，属于齐鲁文化范围。两汉承秦制，郡(国)县(侯国)数量虽然大量增加，但基本的三大政区格局没有发生变化。长江以北政区分属东海、下邳国、楚国、泗水国、临淮、沛、琅邪7个郡国；长江以南分属丹阳(由鄣郡改名)、会稽二郡。东汉县数少于西汉，基本格局不变。
③魏晋时期：六朝建康形成了都城文化圈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出现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在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入主中原，北方出现十六国、北朝混战分裂局面。北方汉人南迁，汉文化中心转移到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以南地区，东晋南朝南方基本上处于统一王朝控制下，较为安定，得到初步开发。以淮河为界，南北分裂近300年，由此造成了江苏文化的进一步分化。淮河以北属于汉、游牧民族文化圈，淮河以南属于汉、吴地文化圈。汉文化圈扩展到江东地区，原来属于吴文化圈的南京和镇江茅山以北地区，从吴文化中脱离出来，形成了独特的建康都城文化，代表着当时汉政权的正统文化，这为后来南京地区形成独具特点的金陵文化圈奠定了基础。江苏三大文化圈(吴文化、金陵文化、汉文化)在六朝时期已显雏形。自然和经济文化环境对此都有影响，如地形的因素，宁镇丘陵和平原水网的差异，大江大河及茅山山脉的阻挡，阻止了游牧文化的进一步南下，长江使建康成为半壁江山的都城，太湖流域完整的水系，经济文化的优势使那里的文化始终自成一体。
④隋唐两宋时期：道、路一级仍然分散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全国，重新确立了关中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地位，隋文帝下令平毁了建康城，建康都城文化基本消失。隋朝十分重视江都(即今扬州)，隋朝大运河的开凿使扬州地位更加突出。隋朝在扬州设置大都督府，扬州集漕运、盐运于一身，也是对外交往的枢纽，城市发展很快，这样便形成了以扬州为中心的维扬文化圈。北到淮河，南到长江都在这个文化圈之内。唐朝在州之上设置道，作为监察区，后来逐渐成为一级行政区。唐太宗时设十道，唐玄宗时增加到15个道。江苏境内分属河南道，统辖淮河以北的海州、泗州和徐州；淮南道，统辖江淮间的扬州和楚州；江南东道，统辖润州(包括今天的南京和镇江)、常州(包括今天的常州、无锡)、苏州；溧阳、溧水则属江南西道的宣州。北宋政区实行路府州县制度，路原本属于财政系统，实际上和唐朝的道一样，也被视为最高地方层级。到宋神宗时，确定了23路。江苏境内，淮河以北，分属于淮南东路、京东东路和京东西路，和河南、山东部分地区同属一个高层政区。江淮间属于淮南东路，长江以南的南京及镇江、常州部分地区属于江南东路，镇江以东的润、常、苏州属于两浙路(南宋属浙西路)。北宋江苏已经形成路一级的四大政区格局，对应吴、金陵、淮扬、汉四大文化圈，南宋亦然。
⑤元朝：行省制下高层政区减少
元朝时期，淮北淮南统一于河南江北行省，徐州的丰、沛属中书省，长江以南属于江浙行省。江苏的高层政区减少到3个，高层政区数量大大减少，这为明朝时期统一高层政区的形成打下基础。
⑥明朝：设置南直隶，江苏统一于一个单一高层政区
明朝初期都南京，江苏、安徽和上海属于京畿重地，设置直隶，明成祖迁都之后改称南直隶，南京成为留都，辖区不变。明朝的南京虽然统一于一个高层政区之下，但比后来的省级政区大。
2.江苏省的建立与政区的确立
对江苏省一级高层行政区划设置而言，清康熙六年(1667年)是划时代的一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改明朝南京为江南省，设布政使司，置两江总督辖江南、江西，驻江宁。顺治十八年析分江南省，分设左右两个布政使司，分驻江宁和苏州；康熙六年，改左布政使为安徽布政使司，驻江宁；右布政使为江苏布政使司，治苏州。正式将江苏与安徽独立分置行省，形成了清朝内地十八省。从此，第一次有了江苏省的名称，形成了一个统一的高层地方行政区划，成为一个独立的省一级建置，并延续至今。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移安徽布政使司于安庆，结束了安徽省会驻江宁，江宁属江苏管辖的特殊格局。同时增设江宁布政使司，这样，居全国经济文化实力首位的江苏省得到政治优待，竟然被朝廷特许设置两个布政使司(相当于省政府)，一个治江宁(南京)，一个治苏州。江苏之名取之于江宁、苏州两个布政使司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江宁布政使司辖江宁府及长江以北的扬州、淮安、徐州诸府、通州、海州两个直隶州及海门厅等；苏州布政使司辖苏州、松江(今上海)、常州、镇江诸府及太仓直隶州。但是，南京的地位仍然特殊，既是江宁布政使司所在，又曾长期作为安徽的省会，还是两江总督的驻地(辖江苏、江西和安徽)。可知，清朝虽然建立江苏行省，但省中有省，苏南、苏北南北保存两套省级政区，省级之上还有更高的地方层级总督辖区，统一单一的地方高层政区仍然没有完全独立，这对区域文化的一体化颇为不利。
民国伊始，改江宁府为南京府，孙中山建都南京，江苏省省会设苏州。民国二年(1913年)，迁都北京，江苏省会由苏州迁南京。1927年后民国政府定都南京，成立南京特别市，省会移至镇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定都北京，南京丧失都城地位，但初仍为中央直辖市。初期江苏分为苏北、苏南两个行政公署，分驻扬州、无锡(后迁苏州)。1953年1月，江苏恢复建省，省会定在南京。此间，江苏省的空间范围有过调整：1927～1958年，原松江府的华亭、娄县、奉贤、金山、上海、南汇、青浦七县及川沙厅和太仓直隶州的嘉定、宝山、崇明三县，陆续划出建立上海市；1954～1955年，安徽省的盱眙、泗洪划入江苏省，江苏省的萧县、砀山划归安徽省，到1983年，江苏设有11个省辖市，64个县 (市)；2007年，江苏省设有省辖市13个，106个县(市、区)的政区范围最后形成。
江苏省级统一政区的最终形成花费了数千年的时间，到1953年1月最终形成了以南京为唯一省会的江苏省。江苏区域多元文化圈的雏形，则是在先秦时期已经奠定。从政区演变考察，江苏政区走过了从分散到统一的复杂过程，构成了今天多元一体的区域格局。这是我们今天研究“江苏人文精神”的政区空间基础。今日江苏人文精神的形成、演变，是千百年来生活在今天江苏省域范围内的人们所创造的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创新、日积月累的结晶，所以，研究江苏文化，还要了解江苏省建立之前，这个区域内政区演变的漫长过程及其对文化和人文精神的深刻影响。正是由于高层政区从分散到统一的漫长过程，促进了江苏多元一体文化区的形成。
三、斗转星移：从边缘到重心的地缘转换
1.区域的地缘政治结构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大区域，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这个大区域内部，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在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之下，政治中心与边缘，经济、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的重合与分离，各区域之间的空间地理格局相互联系、影响和制约，甚至动一发系全身。早期中原是核心区域，形成天下四方的格局。中国是世界上都城变迁最多的国家，政治中心变化转换之频繁，都城数量之多，涉及地域之广，都堪称世界之最。古代都城，先秦到北宋都城呈东西方向移动，六朝时短时期由北向南移动。南宋以后呈南北移动，南宋由北向南，元朝由南向北，明初由北向南，再转向北，几经转换，最终稳定在北京，由此造成南北运河改道、经济重心东移南迁等重大变革，导致了地缘政治的改变。
2.江苏地缘的古今变化
在中国的地缘政治体系中，江苏经历了由边缘逐步走向中心(重心)的发展过程。春秋、六朝、唐宋、明清、近代都是漫长过程中的重要的节点。
春秋末期，吴国的强大是江苏在地缘政治中的第一次转折。从先秦到两汉，江苏的城市呈点线发展，长江以北：重心在以彭城(今徐州)为中心的淮北，以淮阴(今淮安)、徐(今泗洪)为中心的淮河沿岸，以邗城(今扬州)为中心的长江沿岸；长江以南：苏州、常州、镇江一线相继兴起。如果将此线连接起来，正好是后来的京杭大运河沿线。自古以来，天然水道和人工水道(邗沟和江南运河)便构成了便利的水运交通线，为江苏古代城市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彭城一带有古彭国，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属于九州中的徐、豫两州，核心属于中原核心区域(关东、关中)的边缘，联结中原与东南夷人的交通。淮河沿岸有古徐国，在西周时期成为独立于周王朝的大国。周穆王时，徐国是淮河流域屈指可数的大国。以镇江为中心的宁镇丘陵一带，可能是商末周初中原文化南下的中心，“宜侯矢簋”铭文证明了西周土康王分封太伯后裔建立吴国的史实，中原王朝的势力已经深入江南。春秋末期，吴王阖闾在苏州建立都城，吴国在苏州强大，并北上争霸，吴国的疆域几乎包括了今天江苏淮河以南的所有地区。吴国成为东南强大的诸侯国，区域割据的中心。吴国灭亡后，越国占有吴地，战国后期，楚国灭越，占有江苏越地，楚文化席卷江苏全境。可知，江苏除了淮北部分地区属于中原核心区域的边缘外，其余都是独立或半独立于中原王朝，直到秦朝灭楚，占领江东，江苏全部属于秦朝疆域，但由于远离中原中心区域，仍然处于边缘，特别是长江以南。秦末项羽在彭城建立西楚政权，但昙花一现。西汉统一后，政治中心回到关中，江苏只是诸侯国的封地。江苏的边缘化状况在七国之乱后更加明显，吴、楚封国受到肢解，淮河流域和长江以南饱受打击。例如南京，连地方志书都称：“金陵自秦汉以前，僻在南服，人文未耀，见于载籍者略矣，斯固无可述者”。可见当时实在没有什么有影响的人物可说。
六朝是江苏地缘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魏晋以后，大分裂局面改变了中国的地缘格局，江苏由边缘走向中心。南京成为半壁江山的都城，成为汉族政权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东吴在建业(今南京)建都，割据江东，后来有东晋、宋、齐、梁、陈以建康(建业更名)定都达数百年。建康雄踞大江岸边，虎踞龙盘，连接南北，襟带东西，京口一带成为北府兵的军事重镇。长江以南由边缘突然走向中心，经济文化得到很大发展，建康拥有数十万人口。然而，隋文帝灭陈之后，江南受到破坏，特别是南京，被夷为平地，从此一蹶不振。尽管如此，江苏由边缘走向中心的趋势已经不能完全逆转。
唐宋是江苏地缘重心地位确立的关键时期。长江北岸的扬州在隋炀帝时期突然崛起，这是由于太湖流域的苏州等地经六朝数百年的初步开发，已经成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为了控制东南，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由通济渠(唐宋称汴水)、邗沟、江南河及永济渠构成。其中以通济渠、邗沟、江南河沟通中原与东南最为重要。扬州是通济渠、邗沟与江南运河的连接点，隋炀帝多次下江南，就是到扬州。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在北不在南的情形，自隋代起发生激剧的变动。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的分离，使得大运河在漕运方面的突出作用在唐宋发挥出来，成为支撑唐宋帝王统一的生命线。到了唐朝，扬州的地位更加突出，是仅次于长安、洛阳二京的繁华城市，不但成为南北交往的枢纽，而且也是对外联系的桥梁。楚州(淮安)作为汴水与邗沟的节点而发展起来。安史之乱是促使江苏区位再次变化的重要契机，北方的长期战乱，淮北逐步衰落，太湖流域的经济得到很大发展，江苏的区位更加重要。由于关中的衰落，从此开始了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南迁，北宋以开封为都城，大运河仍然是国家的漕运通道。到南宋，都城迁到杭州，经济、文化中心完全移至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东南，江苏，特别是太湖流域的苏州、常州、镇江等地作为经济文化重心的地位基本确立。元朝大一统，对江南采取了严酷的统治，但江南的经济文化在战乱后得到恢复，其重心地位得到巩固。
明清是江苏在中国地缘重心地位的兴盛时期。明清以后，江苏的地位更加重要，南京成为明初都城。第一次作为统一中国朝代的都城，虽然只有53年，但其影响深远，这是江苏在古代中国政治地位兴盛的标志。作为明朝迁都之后的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南京的地位有所降低，但仍然保持留都地位，清朝南京地位仍然很高，经济发达。清朝苏州地位上升，超过杭州。在被上海超过之前，苏州一直保持首位城市的地位，在太湖流域，江苏经济性的城市、城镇群体发展起来。此时，淮北已经衰落，淮安则因居大运河、黄河、淮河要冲，因其治水与漕运中心、两淮盐运中心的地位而畸形繁荣。扬州因盐、漕而继续兴盛，盐商云集，富甲天下。江苏也理所当然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
3.近代江苏地位变化起伏
原处江苏的上海因其战略地位的变化，地位迅速上升，成为全国的首位城市，反过来影响江苏的区位的变化。近代上海的崛起，使江苏的区位有了 新的变化，苏州的兴衰与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太湖及大运河水运网络，造成了苏州在内外交往中的中心地位，但刘家港淤积不畅之后，苏州便失去了便捷的出海通道，加之太平天国战乱的影响，苏州的地位被上海取代。江苏成为上海的经济文化腹地，直接受到辐射，但已经丧失了中心区位。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南京重新成为全国的都城，政治文化的中心。但上海市区成为特别市，脱离江苏行政区划。新中国成立，定都北京，南京又丧失了政治中心地位，原属江苏的松江地区等10县划归上海，但江苏的经济文化发展，仍然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四、虎踞龙盘：南京都城地位及对文化的影响
关于南京城市的起源，一般认为始于“越城”。越王勾践灭吴后于公元前472年所建的城堡，也是南京地区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早的古城，说南京城已有2 400多年的历史，就是从这座越城算起的；公元前333年(周显王三十六年)，楚国“尽取吴故地，东至浙江”后设立郡县，在长江边峭壁上的石头山(清凉山)建城，即“金陵邑”，俗称“鬼脸城”，如果从那时算起，南京建城的历史大约有2340年。以这两个城邑为标志，南京的建城历史大约在2300～2500年之间。南京是中国著名的七大古都之一，有“六朝古都”或“十朝古都”之称，古都地位实至名归。千百年来，南京的历史大开大阖，起伏不定，按各时期都城的政治地位，分为3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大统一时期全国性的都城。明初(1368～1420年)53年；1912年初曾经作为“中华民国”临时首都，孙中山在此就任临时大总统；蒋介石统治“中华民国”(1927—1949年)建都南京14年(1937—1945年民国政府迁至重庆8年)。明初及民国时期，南京两次作为全国性的都城，共约75年，实际定都67年，这是南京历史上城市地位最高的时期，奠定了南京在中国历史上的古都地位，对南京城市文化影响深远，直到今天，南京文化到处可以看到明初和民国时期的文化影响。
第二种类型是分裂时期半壁江山的都城，汉文化的中心。“六朝古都”：东吴(229—280年)、东晋、宋、齐、梁、陈(317～589年)六朝以南京为都约330年。东吴都建业，三分天下有其一；永嘉丧乱，晋王室南迁于此，改称建康，续胤晋王朝，史称东晋。此后建康又成为宋、齐、梁、陈南朝都城，与北方少数民族十六国分庭抗礼，地域上基本算作统治半壁江山(伸缩变动较大，后期十分局促)，但作为汉文化的中心和复兴基地，在思想、文化、制度、风俗等方面，实际上执全国之牛耳。六朝是南京城市政治地位上升的转折点，此前南京地位甚微，东吴定都建业，标志着南京由县级行政区上升为江东割据政权的都城。此后的五朝，对南京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过决定性作用，实际上为明朝定鼎金陵奠定了历史底蕴。近代太平天国起义，定都南京11年(1853，1864年，改名天京)。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在政治、军事上与清朝形成南北对峙，统治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勉强可算“半壁江山”。六朝和太平天国时期，合计340余年，对南京的都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今还留存许多地下或地面遗址遗迹。
第三种类型是分裂割据的小国都城。南唐都金陵，疆域包括今苏皖大部、江西全部、福建一部，属于南方十国中比较有实力的割据政权，存在了大约39年时间(937—975年)而灭于北宋。其他的如南明、汪伪政权，忽略不计。
以上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一共450年左右，占南京整个城市历史年代的18％一19％，但如果从南京作为都城的公元229年算起，距今1 779年中，其作为都城的时间，超过四分之一。明代、民国都曾为全国性都城，意义非同一般，仍然保存着距今在600～60年之间的明城墙、明孝陵、明故宫等遗址以及大量的民国建筑和文化遗迹，由此，可知都城地位对南京文化的影响。
南京的城市性质，还影响了江苏暨南京历史文化的面貌。如城市的方言吴语方言，简称吴语，也称江浙话或江南话，是除了北方方言之外最古的汉语方言，其历史可以溯源到3 000年前先周太伯、仲雍南迁时期。当时，周人移民文化比太湖一带的荆蛮高，其语言便在当地扎根，成为吴语的最初基础。六朝时，经过1000多年的变化，已经演化成与中原语言很不相同的方言。此后，随着中原文化和吴地文化的传播，移民的扩散，吴语区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六朝以前的南京属于吴地，操吴语方言。在成为都城之后，这里便成为汉文化的中心，北方移民大量增加，人口数量超过了当地土著，北方统治者带来的先进文化，包括语言和其他要素，迅速改变了南京方言性质。
六朝以前的南京“属于纯粹的吴语区”。当时流行“吴声歌曲”，“吴声”就是“吴语方言”。《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永嘉丧乱之前宁镇地区使用吴方言，是没有疑问的。西晋永嘉丧乱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第一，大批北方移民南下，集中于丹阳以西的宁镇地区及皖南，数量超过了当地的土著，北方移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包括方言在内的北方文化很快在宁镇地区流行起来；第二，当时宁镇地区是都城所在地，统治阶层和上层人物集中于此，朝廷上下流行的官方语言“雅言”自然是北方话，连参与执政的吴地士族都必须改说北方话才能与北方士族沟通，所以，北方话很快在土著上层流行；当时出现了一种如《颜氏家训·音辞篇》记载的奇特的景象：“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即南方人说话因身份而异，士人说官话，庶民说吴语，数言可辨；北方士人庶民同说一种方言，身份难以分辨。六朝以后，宁镇地区已经逐渐脱离吴语区，现在吴语区与北方话以今丹阳茅山一线为分界线。据说，明朝初期南京为全国首都，其语言便成为“京腔”，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今天，很多在南京生活和工作的外地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南京人对外地人比较开放、热情甚至憨厚(所谓南京大萝卜，寓意不太精明)，对外地人或外来文化不排斥，易于被接纳；外地人来到南京后，没有多少文化隔膜，往往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很容易融入南京的社会生活之中。这显然与历史文化关系密切，最直接的一个原因是语言因素。南京话经过长期演变，早已归属北方普通话方言中的江淮官话分支，这种全国通行的方言比较那些特色鲜明、听说困难的方言，如粤话、闽南话、吴语等交流起来要方便得多，使外来人士可以用同一种语言和当地人交流，使双方的亲和力大大增强，感情和文化都更加易于沟通。学者们总结南京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要归功于南京城市的都城地位，至少，对国内文化，南京的城市性质和地位决定了她的包容与开放性格。
南京古代和近代的都城性质影响甚至决定了南京古代和近代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由此八方人才齐聚南京，人文荟萃，影响至今。
从我们对历史时期南京著名人才的情况分析， 可以看出，第一，南京人才来源地域上呈多元特征，南京著名人物的祖籍或出生地大多不在南京，南京只是他们的活动地。六朝和明朝两个时期，人才繁荣，当地人才也稍微增加；这显然是由于南京作为都城的影响，有的移民后裔渐入本地籍，而本地的文化也发展起来，南京籍人士增加。第二，早期南京发展落后，地位不高，人口稀少，人才十分匮乏，在秦汉以前几乎没有见于史载的知名人才。南京的人才集中出现在都城时期，尤其以六朝和明朝两个时期最突出，非都城时期，入选名人较少；第三，这些人才中，相当部分是帝王和名臣，他们的活动只能在当时的都城。
近代以后，科技人才多集中在高等教育发达的城市，当时的南京是全国高等教育中心之一。这种中心地位一旦形成，有较长的历史延续性，南京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的优势一直延续到今天，民国时期便打下其基础。现在，南京虽然只是省会城市，但高等院校数量仅次于北京、上海，列全国前列茅，
(下转第34页)研究机构也比较多，科技人才云集。人才，是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和创新的源泉，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今日世界之竞争，主要是人才之竞争。今日南京传承民国都城文化之雄厚根基，加之地处江南人文荟萃之地，著名高校林立，科研院所众多，汇聚大批全国一流的科技和文化人才，这是南京发展和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优势所在。
南京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而繁荣，南京的城市文化传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上南京的城市性质和地位。从目前南京留存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址遗迹和非物质文化项目来看，主要也在六朝以后，以都城时期最为丰富。例如：六朝文化历史遗迹遗物主要发现于地下。明朝文化遗产极为珍贵：明孝陵，已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南京明城墙，为世界上最长的古代城墙；朝天宫是皇帝的祭祀和礼仪场所；郑和下西洋文化遗址遗迹在全国最为丰富，保存比较完好。民国时期文化以中山陵、总统府及民国各类建筑为代表，形成最丰富的民国文化物质形态；民国时期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包括紫金山天文台等)所代表的教育科技文化等，无不与南京的都城地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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