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美国政府的退群毁约，国际军控形势颇有四面楚歌之感。美国退出了《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又迟迟不愿与俄续签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不少军控学者感到国际军控体系已濒临崩溃，因为《反导条约》《中导条约》《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全球战略稳定的三大支柱，现在已经三去其二，最后一根也岌岌可危。
　　在大国竞争时代，国际军控向何处去？这是军控学者和各国政策制定者必须直面的问题。美国政府为了推卸责任，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陆基中导库，却不受《中导条约》约束，认为这样对美俄不公。其甚至一度把拉中国加入核裁军作为美俄核裁军续约的前提。对这种“甩锅”之举，竟然还有一些国家响应：呼吁中国加入《中导条约》和三边核裁军谈判。上述之举实则是对当前国际安全的主要症结不了解，也是对既往军控史的机械套用。
　　历史地看，冷战时期的军控机制，是围绕着战略稳定性这一核心概念而设计的。战略稳定性的核心是确保相互脆弱性，即核报复足以达到“不可接受损失”的标准，消除双方先发制人打击的动机，并使双方战略武器配置能够确保此种报复能力，从而降低双方扩充军备的意愿。《中导条约》的本质是美俄消除在欧洲大陆爆发核冲突的风险，提高核升级门槛，维护战略稳定;《反导条约》是通过限制发展国家战略导弹防御能力，确保各自二次核打击能力的有效性，从而维护战略稳定;美苏核裁军条约及其核查机制则是为了可验证地确保双方核力量的大体平衡，防止恶性军备竞赛。当今世界，原有国际军控条约功能弱化，而新兴非核战略力量又迅猛发展并与大国竞争叠加共振。反导、太空、网络、人工智能、高超声速武器等一系列新兴战略力量的快速发展，与美苏以核力量为主的军备竞赛相比，数学上不存在稳定解，因而军备竞赛管控更为复杂;而美国日益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利用其军事优势作为大国竞争筹码，对华采取危险冒进的军事战略，加之人工智能、高超声速武器、非战略核武器等因素复杂交织，中美冲突门槛下降，危机升级速度可能远远快于当年的美苏，管控难度也大于美苏。
　　今年以来，美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福特撰写大量文章，阐述美国政府的新軍控理念和对华战略，其中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国际军控要为国家安全利益服务，为管控大国竞争风险服务。尽管文章中充斥着对中国的恶意揣测和深刻敌意，但其中关于冷战后的国际军控议程被人道主义等军控左派绑架、对管控大国安全风险失焦的指责，仍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无核国家提出的《禁止核武器公约》就是完全从人道主义出发，否定核武器对于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重要价值，因为过于激进没有得到有核国家的支持;而在“致命性自主武器”的谈判中，也是只从国际法和人类伦理出发，热衷讨论虽重要但不关键的细节问题，却无视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对战略稳定带来的严重冲击。
　　在笔者看来，新的大国竞争时代，战略稳定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应该重新成为国际军控的主题，而聚焦战略稳定、管控大国恶性军备竞赛和战争风险的国际军控，大有可为也必须有所作为。要提醒注意的是，军控不等于裁军，在裁军之外，还有危机管控、防扩散、建立信任措施等。今年5月美国出台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尽管充斥着对华敌意，但仍希望与中国开展“以结果为导向”的对话，“预防和管控危机，减少可能会升级为冲突的误判和误解的风险，建立有效的危机沟通机制。”中国国务委员王毅指出，中美应梳理、制定关于合作、对话、管控分歧的三个清单，中美之间如何针对战略稳定面临的新挑战，要明确共同利益，化解误解误判，管控冲突风险，防止恶性军备竞赛。中美军控界应当迅速行动起来，拿出破解思路和政策建议。
　　此外，军控对话与合作应该避免意识形态和对立情绪的干扰。近来美国专家在《外交事务》网站撰文“意识形态的迷思——中美竞争无关主义”一文中指出，对华政策意识形态化将极大伤害美国利益。中美两国尤其是美国，要防止战略竞争导致出现“情绪化”的功能性议题，应立足问题本身寻求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