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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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在探讨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过程中,有几个需要研究者重视的基本问题,其核心是国家的特殊性与共同性的关系问题。政治现象的特质决定了比较政治研究中国家之间的差异通常是量性差异,而国家之间的相似性主要是质的相似或功能的相似;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争论在新形势下是围绕着强调路径依赖还是强调制度变迁进行的,实质是如何改革和如何发展的关系问题;而强调本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或比较政治学体系建构的主要张力是围绕着价值偏好进行的,实质是种族中心主义还是世界主义,尤其是在两者之间建构一种有一定适用范围的中层理论问题。关于比较政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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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200234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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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ZZ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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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在探讨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过程中,有几个需要研究者重视的基本问题,其核心是国家的特殊性与共同性的关系问题。政治现象的特质决定了比较政治研究中国家之间的差异通常是量性差异,而国家之间的相似性主要是质的相似或功能的相似;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争论在新形势下是围绕着强调路径依赖还是强调制度变迁进行的,实质是如何改革和如何发展的关系问题;而强调本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或比较政治学体系建构的主要张力是围绕着价值偏好进行的,实质是种族中心主义还是世界主义,尤其是在两者之间建构一种有一定适用范围的中层理论问题。关于比较政治学学科范畴的不同看法,与比较政治学的范式和议题的变迁有很大关系,既要认识到在概念和内涵界定上达成共识的必要性,也不应使分歧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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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影响。出口差异化程度高的产品与进口差异化程度低的产品对提升本国货币国际地位有促进作用,而初级产品贸易无益于本国货币国际化。文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资本品与零部件以及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最终消费品都显著促进了人民币的交易使用,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初级产品贸易及向其出口消费品则无益于人民币国际化。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必要积极推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本品、零部件出口与最终消费品进口。
宋代官府是防治瘟疫的核心力量,不仅将"疫灾"提升为"四大灾害"之首,而且建立了以各级官吏为主导、社会民众力量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采取了医疗统筹、民生安置、行政管控等措施加以应对。地方官吏是宋代防治瘟疫的基层力量,采取了赈济灾民、医疗救治和加强社会管理等措施。受官府的重视和引导,宋代社会对瘟疫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认识到医药知识是防治疫病的根本和关键,"按方剂以救民疾"和"依方用药"成为宋代社会防治瘟疫的新方向。这些措施的有效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了疫情蔓延和疾病传播,促进了新医学著作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宋史研究在研究格局、文献整理与研究、研究生培养方式、研究取向、研究问题和方法等方面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值得关注。同时对宋代历史地位的重新认识和对日本唐宋变革论兴起的反思,以及呼吁研究"大宋史"的声音日益高涨,都表明宋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新气象。
关于宋代的皇帝教育方式之一的经筵讲读,在制度层面上已经有了充分的研究积累,但对于经筵讲读的具体情形则鲜有研究。宋代玉牒的唯一遗存《玉牒初草》,则有着大量的经筵讲读的记载。尽管记载仅有短短两年,但作为一个剖面,具现了宋代经筵讲读的场景。这些记载不仅可以将制度规定形象化,并且可以补充制度记载的缺失。更为重要的是,透过这些记载,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之下,士大夫按照内圣外王的理念引导和教育君主的场面清晰地展现出来。读经读史,重在现实。经筵讲读作为政治议论的场所,也反映了士大夫对君主的影响。而讲读过程中的君臣互动所浮
借鉴脑科学成果的中国认知神经美学提出了"认知模块论"假说,可以与康德美学阐述相互印证。对鲍姆嘉通和康德所使用的"埃斯特惕卡"概念,不能理解为"美学""审美"或"感性""感觉",其深层含义应该是"内隐感性"即内隐认知。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实际意图是借助审美活动来阐述人类心灵中的无意识内隐认知能力。康德所谓"埃斯特惕卡基准理念"大致相当于认知模块中的形式知觉模式;所谓"主观合目的性",体现的是客体事物(埃斯特惕卡表象)与主体认知模块(埃斯特惕卡基准理念)之间的适应匹配关系,
随着"澶渊之盟"的缔结,辽宋正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为了与宋争夺东北亚主导权和"正统"话语权,以便未来完成"大一统"的政治理想,辽圣宗将夺取河西地区控制权与整理辽丽关系作为战略重点。经历了甘州之丧与茶、陀之败后,圣宗重新规划战略布局,后经兴宗调整,形成了重点经略、防备漠北、燕云地区,东北与西南次之的整体布局。萧瑟瑟《讽谏歌》对时局的描述清晰反映出直至辽末这一战略仍在执行。但机械执行既有战略而不根据时局加以调整,最终加速了辽朝的败亡。
出土文献揭示,作为一种医疗传统的自疗确已存在于战国秦汉时期。它一方面是上古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另一方面是一种有意识的医疗选择的结果。巫术、礼仪、方技是战国秦汉时期患者自疗术的基本内容,其中巫术、礼仪是旧传统,是商周以来医疗俗信的延续,方技则是战国以降的新传统。巫祝之术公诸文本并广泛传抄,可由患者或其亲属自行操作。时人对巫术、礼仪性的自疗术极为重视,将之与医方等同视之。巫术、礼仪性自疗术与日书的结合,使其真正被应用到大众日常生活之中。方技中的导引、艾灸、医方等都进入自疗的行列。医方最受重视,其中有经验之方的转
安史之乱造成了杜诗的巨大变化。对杜诗的评价存在贬低安史之乱前杜诗成就的倾向。安史之乱前后杜诗的变化、杜诗与初盛唐主流诗风的关系,是两个相关的论题。杜诗是在初盛唐主流诗风中发展出来的,其对初盛唐主流诗风有巨大突破。初盛唐的主流诗风是对汉魏六朝诗的发展,所以古人曾从杜诗与"选诗"的关系来讨论杜诗。文章将杜甫与初唐诗的关系概括为其与初唐词学体制造成的诗学风气的关系,即杜甫受这种词学体制诗风的影响;将杜甫与盛唐诗的关系概括为杜甫与盛唐基本审美风格(清新风格)的关系,即杜诗从作为盛唐诗主流的清新风格向具有突出个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是在"反愚痹""反宗教"和"收回教育权"的时代语境中立足于"国家主义"立场发出的思想主张和理论宣言。通过对康德美学思想的借鉴与改造,"以美育代宗教"具有审美无利害与情感启蒙的学术指向,以期通过"情感陶养"启蒙心智、调和情感以塑造艺术化的"人心"并实现艺术转向和人生美化,进而完成生活改良和社会改造。与此同时,这种人生艺术化转向之思想功能改造,既是一种现代性思想启蒙和建设"新文化"的民族拯救方案,又是蔡元培借助美感教育问题之"教育学模式",试图重
乾元元年(758)杜甫与贾至、王维、岑参的《早朝大明宫》唱和诗艺术精湛,在诗歌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此唱和在安史之乱发生初期,故诗中歌颂的长安雄壮气势受到方回的质疑。四人所写京城气象和现实应有相当大的差距,诗中呈现的图景应是诗人对盛世的记忆和现世景象的叠合。杜甫《饮中八仙歌》也是诗人对昔日帝京风流的追忆和现实情景的慨叹,与其将此诗看作杜甫困守长安时所作,还不如将其视作杜甫乾元元年生活闲适时所作更为合理,其时杜甫与邻里毕曜相交,其中一乐便是饮酒。《早朝大明宫》和《饮中八仙歌》分别是杜甫乾元元年公共空间和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