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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绍祖，在作为国家体委主任11年多的时间里，亲自组织举办了第十一届亚运会，担任了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执行主席，并为北京申请2008年奥运会做了完整的前期工作。
虽然距离北京首次申奥已是时过境迁，但作为那个时期的一个特殊历史事件，却仍然让国人难以忘怀。伍绍祖至今仍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对我国来讲，举办奥运会更有特殊意义，它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巨大变化的展示，也是改革开放新成就的展示。可以让世人看一看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同时也可以促进国内的各项工作，促进对外交流。国外有人把举办奥运会看作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的‘成人典礼’，是很有道理的。”不过，对首次申奥的失败，他却不以为然，他并不认为那叫“失败”，而只能叫“失利”，或像大多数其他城市一样，第一次申办没有“成功”。
邓小平同志促成中国申奥
1990年7月3日上午，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伍绍祖忘不了邓小平同志说的那番语重心长的话：“我这次来是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现在有些青年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中国办奥运会下决心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邓小平的这番话让伍绍祖既紧张又兴奋，紧张的是在中国举办奥运毕竟是一件大事，他一定做好充分的申奥准备；兴奋的是老人家给予的信心和鼓励。事后，伍绍祖立即就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小平同志的谈话，中央领导很快同意申办奥运会。可以说，邓小平同志的这番谈话让中国体育运动进一步走向了世界。
中国老百姓对在中国举办奥运的盼望由来已久。早在1990年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结束后，就有群众打出了“亚运成功，众盼奥运”的条幅。后来，国家体委又陆陆续续收到群众要求申办奥运会的信件达四千多封。但是“申奥”，对国人来说还只是一个久远的梦想，就如伍绍祖说：“过去我们对于举办奥运会只是一个朦胧的梦想，这次邓小平的谈话才是我们国家下决心申办奥运会的真正开始。”
1991年4月11日，北京市政府第一次公开宣布申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并迅速成立了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申办委员会(简称奥申委)。当时，奥申委就在现在东直门一带的一幢小楼里办公，工作人员也几乎就是亚运会筹备委员会的原班人马。现在回想起来，除了国家领导的支持和群众的意愿，北京能够在亚运会结束后马上申请奥运会，也得益于筹备亚运会时积累的深厚经验。
出身军事科技的伍绍祖，早在负责筹备亚运会时就将“计划网络技术”这一先进技术引入到筹备工作中，并且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伍绍祖从筹备亚运会讲起，就在他调任国家体委后，参加的一次体委办公会上，有关人员汇报了亚运会这一庞大工程的预计概况：亚运会将有37个代表团6500多人参加，将邀请境外的贵宾1300多人，技术代表、裁判员有2300多人；亚运会艺术节有73个中外艺术团体参加，共演出163场……在硬件系统方面，亚运会所需80个体育比赛和训练场馆，其中有55个都是新建与改建的，共涉及搬迁的单位有380个，共征地5770亩……此外还有，在服务系统方面，在宣传系统方面，在涉外系统方面，在精神文明系统方面等等，听得人耳廓轰鸣、眼花缭乱。而其中的每一项都不能出丝毫差错，否则将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和影响。当时，北京几乎没有举办如此重大赛事的经验，纷繁复杂的事项无疑是对北京亚运会组织者的重大考验。
怎么办?人们面面相觑。
“这好办，”伍绍祖似未动声色，依然平静地说，“搞出个计划网络图来，把亚运会要做的工作按轻重缓急、需时长短、牵扯面大小，都排在计划网络图上。”他见不少人瞪大了眼睛，又详细地解释道：“计划网络技术是美国北极星导弹研制时首先使用的。很简单，像包饺子，应该先买肉，而不是先擀好皮再去买肉、买菜、剁馅子。把各种事情科学合理地安排一下，上升为理论就是计划网络图。我们研制‘两弹一星’的工作中，也曾用过，并且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此后，很多场合他都详尽介绍网络图技术知识，不遗余力地将这套国防科技工作中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引人亚运会筹备工作流程中。在他的倡导下，亚运会指挥中心很快挂起了亚运会筹备工作计划网络图、组委会指挥系统图、指挥程序图、境外人员迎送工作流程图、场馆分布图、金牌产生日程表及中国队各项奖牌分获图等等。
事后证明，计划网络图将亚运会流程贯穿一线，将眼花缭乱的“指挥、控制、通信、情报”变成有效、有机、有力的整体，有利于工作人员进行准确迅速的指挥。因此，在2000年北京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成立后，奥申委顺利地沿用了这套系统，迅速地建立起奥运会筹备计划网络图，按部就班地展开申奥工作。
申奥首战失利，外因大于内因
1993年9月23日，北京以两票之差输给悉尼，兵败蒙特利尔。直到今天，相信还有很多人记得那个日子，这一天对于伍绍祖来说，同样难忘，难忘到十几年后的今天，他仍旧脱口而出这个日期，毫不迟疑。
了解伍绍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眼界很宽阔的高级领导干部，对许多大事总能有清晰的判断和预见。“决心大，难度大，希望大”——这就是伍绍祖当年对北京首次申奥的情况判断。但是，毕竟大家对此都寄予厚望，所以，无论是在去往蒙特卡洛的飞机上，还是在到达目的地后的动员大会上，他都要求代表团的每个人“争取最好的，准备最坏的”，让大家有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尽管如此，在蒙特卡洛的那几天时间里，大家的心情仍是非常紧张，他们的一举一动也牵动着中国所有老百姓期盼的心。投票结果出来的当晚，中国代表团一片消沉的气氛，大家都闷闷不乐，很多人想不通为什么当初付出了这么多，却会在最后的关头没能胜出。此时伍绍祖显得很平静，他开导大家：“俗语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现在，谋事在我们，成事在国际奥委会。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次的失利，就丧失战斗的信心。目前需要我们做的，就是总结经验，继续调整，以利再战。”劝导之余，伍绍祖更为团员们仔细地分析成败的原因，国际形势等。
“第一次申奥失利，直接原因是美国捣乱。”伍绍祖一语道破。从北京宣布申办2000年奥运会，到1993年投票的短短两年间，美国制造了大大小小二十多起事端，几乎没有放过任何可能为中国造成不良国际影响的机会。比如，当时美国众议 院通过一个决议，说中国是没有人权的国家，不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由美国国会通过反对一个国家申办奥运会，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不仅众议院通过决议，参议院的60个议员也给国教会写信，反对北京申办。此外，美国还制造了“银河号”事件，“当时我正好在中东，了解美国要上船检查的全过程，‘银河号’是我们的一艘运输船，美国说我们的船上运有毒气，要登船检查。其实这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还是让他们查了。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他们查了之后确实没有，所以向中国道歉。自己弄了个难堪。这样的事件，前后一共有二十多件。”说到这里，伍绍祖哈哈大笑。
更重要的是，这次事件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伍绍祖清晰地记得，9月26日，北京申奥代表团从蒙特卡洛回到北京，很多大学生自发到首都机场迎接，喊出了“打倒美帝国主义”。当时他就很感慨。中国那时刚改革开放，大国的形象需要展示给全世界，而以美国为首的国家以“民主、人权”为借口攻击中国，这次借申奥走出国门宣传中国，让世界人民辨清真伪，这不是一件好事吗?更重要的还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年轻人。伍绍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首次申奥并不算失败。
几天之后，伍绍祖在参加国庆节的一个活动时，邓小平见到他并勉励他，“申办不成，没有关系，总结经验。”邓小平说，当他得知北京申奥失利的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是有人捣鬼。邓小平同志的一席话充分体现出一代伟人的远见卓识。
当然，首次申奥还存在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按照国际奥林匹克的惯例，一般申办奥运会的城市，很难有一次性成功的，都是要经过几次，四五次甚至五六次才能成功，第一次就志在必得，那是很少的。北京申办第二次就成功，说明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同时中国在这个过程日新月异地发展，中国举办奥运会是众望所归。
“一法两纲”，打造体育软环境
伍绍祖不仅擅长统筹全局，更善于未雨绸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正是兴奋剂困扰国际体育界的时期，很多国际赛事，都因为兴奋剂而被打乱了正常秩序。在我国，体育健儿也有因为这个问题在大赛上吃了亏。我们用不用兴奋剂?一时间引起了争论。
1988年，刚刚到任不久的伍绍祖，就关于兴奋剂的问题提出了“一二三四五”：“一”就是要端正一个认识，即使用兴奋剂不是为国争光，而是为国抹黑，是卑鄙无耻的欺诈行为；“二”是两条战线作战，一条是同西方反动势力对我国无端攻击的作战，另一条是同自身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作战；“三”是“三严”，即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格处理；“四”是“四个不用”，即拿不到金牌也不用，查不出来也不用，别人用了我也不用，别人让用也不用；“五”是“五个不符”，用兴奋剂一不符合马列主义，二不符合社会主义，三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四不符合国家的利益，五不符合运动员个人的利益。1 994年亚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在亚运会闭幕后一个月被查出服用兴奋剂而被取消了1l块金牌。1998年类似的事情也有发生。“说什么服用兴奋剂有用、无害、查不出。纯粹就是谬论。美国有个田径运动员乔伊娜，30几岁就死了。”伍绍祖提起兴奋剂问题，至今还很气愤，他说这是害人害己。
在伍绍祖长期坚决的支持下，上世纪90年代我国运动员尿检阳性率为0.6％，仅仅是国际阳性率的一半。国际奥委会原主席萨马兰奇曾称赞说：“中国在反兴奋剂问题上是世界的模范。”1999年2月1日，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召开世界反兴奋剂大会，专门请伍绍祖在大会上介绍经验。伍绍祖为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净化竞技体育环境的同时，伍绍祖还致力于中国体育大环境的改善。国家体委主任任期内，伍绍祖先后修订了《体育法》，制定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奥运争光计划纲要”，群众体育被提上日程。“一法两纲”使中国体育从此走上法制化的道路。全国各地的群众体育运动也逐渐蓬勃发展。
“体育绝对不光是金牌。”伍绍祖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一看法。“竞技体育确实要争上游，夺金牌，但是金牌绝对不是一切。中国体育的发展思路是群众体育不是夺金牌。群众体育活动要和竞技体育相协调。大家都骂足球，有什么可骂?中国的女子足球才有一千人踢，美国七百多万人在踢，因此，我们群众体育搞不上去，竞技体育就上不去。有了群众运动，才能让竞技体育发展，而竞技体育发展，也能带动群众体育。”
北京奥申委迅速走出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利的阴影，并着手筹备申请2008年“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北京良好的发展势头已不容忽视。伍绍祖一口气列举了我们再次申办的显著优势，“1997年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地遭受金融危机时，中国的政治环境相当稳定，经济仍然保持了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北京这几年在城市的综合治理建设方面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特别是在交通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得力的措施。同时，在奥运大家庭中，中国愈来愈受到世界的关注，国际威望不断提高。我国的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我国选手不但在各类国际大赛中运动成绩稳中有升，而且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富有成效，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众所周知，2000年奥运会在澳洲的悉尼举行，2004年奥运会在欧洲的希腊雅典举行。2008年奥运会是否该由亚洲或非洲国家的城市举办?国际奥委会应当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但是，伍绍祖也认为，与首次申奥相比，我们申办2008年奥运会时理性更强。“比如，不再提‘志在必得’，而是讲‘积极争取’，既为我们申办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也使得大众的心态更加平和。”
果然，经过2001年7月13目的不眠之夜，众望所归的北京如愿取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2000年已离开国家体委到新的工作岗位担任领导职务的伍绍祖一直都在关注申奥的进展，这个结果也在他意料之中。2006年12月，他应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院邀请前往演讲，激情的言语中不难看出伍绍祖对体育事业的深厚感情。
虽然距离北京首次申奥已是时过境迁，但作为那个时期的一个特殊历史事件，却仍然让国人难以忘怀。伍绍祖至今仍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对我国来讲，举办奥运会更有特殊意义，它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巨大变化的展示，也是改革开放新成就的展示。可以让世人看一看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同时也可以促进国内的各项工作，促进对外交流。国外有人把举办奥运会看作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的‘成人典礼’，是很有道理的。”不过，对首次申奥的失败，他却不以为然，他并不认为那叫“失败”，而只能叫“失利”，或像大多数其他城市一样，第一次申办没有“成功”。
邓小平同志促成中国申奥
1990年7月3日上午，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伍绍祖忘不了邓小平同志说的那番语重心长的话：“我这次来是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现在有些青年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中国办奥运会下决心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邓小平的这番话让伍绍祖既紧张又兴奋，紧张的是在中国举办奥运毕竟是一件大事，他一定做好充分的申奥准备；兴奋的是老人家给予的信心和鼓励。事后，伍绍祖立即就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小平同志的谈话，中央领导很快同意申办奥运会。可以说，邓小平同志的这番谈话让中国体育运动进一步走向了世界。
中国老百姓对在中国举办奥运的盼望由来已久。早在1990年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结束后，就有群众打出了“亚运成功，众盼奥运”的条幅。后来，国家体委又陆陆续续收到群众要求申办奥运会的信件达四千多封。但是“申奥”，对国人来说还只是一个久远的梦想，就如伍绍祖说：“过去我们对于举办奥运会只是一个朦胧的梦想，这次邓小平的谈话才是我们国家下决心申办奥运会的真正开始。”
1991年4月11日，北京市政府第一次公开宣布申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并迅速成立了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申办委员会(简称奥申委)。当时，奥申委就在现在东直门一带的一幢小楼里办公，工作人员也几乎就是亚运会筹备委员会的原班人马。现在回想起来，除了国家领导的支持和群众的意愿，北京能够在亚运会结束后马上申请奥运会，也得益于筹备亚运会时积累的深厚经验。
出身军事科技的伍绍祖，早在负责筹备亚运会时就将“计划网络技术”这一先进技术引入到筹备工作中，并且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伍绍祖从筹备亚运会讲起，就在他调任国家体委后，参加的一次体委办公会上，有关人员汇报了亚运会这一庞大工程的预计概况：亚运会将有37个代表团6500多人参加，将邀请境外的贵宾1300多人，技术代表、裁判员有2300多人；亚运会艺术节有73个中外艺术团体参加，共演出163场……在硬件系统方面，亚运会所需80个体育比赛和训练场馆，其中有55个都是新建与改建的，共涉及搬迁的单位有380个，共征地5770亩……此外还有，在服务系统方面，在宣传系统方面，在涉外系统方面，在精神文明系统方面等等，听得人耳廓轰鸣、眼花缭乱。而其中的每一项都不能出丝毫差错，否则将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和影响。当时，北京几乎没有举办如此重大赛事的经验，纷繁复杂的事项无疑是对北京亚运会组织者的重大考验。
怎么办?人们面面相觑。
“这好办，”伍绍祖似未动声色，依然平静地说，“搞出个计划网络图来，把亚运会要做的工作按轻重缓急、需时长短、牵扯面大小，都排在计划网络图上。”他见不少人瞪大了眼睛，又详细地解释道：“计划网络技术是美国北极星导弹研制时首先使用的。很简单，像包饺子，应该先买肉，而不是先擀好皮再去买肉、买菜、剁馅子。把各种事情科学合理地安排一下，上升为理论就是计划网络图。我们研制‘两弹一星’的工作中，也曾用过，并且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此后，很多场合他都详尽介绍网络图技术知识，不遗余力地将这套国防科技工作中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引人亚运会筹备工作流程中。在他的倡导下，亚运会指挥中心很快挂起了亚运会筹备工作计划网络图、组委会指挥系统图、指挥程序图、境外人员迎送工作流程图、场馆分布图、金牌产生日程表及中国队各项奖牌分获图等等。
事后证明，计划网络图将亚运会流程贯穿一线，将眼花缭乱的“指挥、控制、通信、情报”变成有效、有机、有力的整体，有利于工作人员进行准确迅速的指挥。因此，在2000年北京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成立后，奥申委顺利地沿用了这套系统，迅速地建立起奥运会筹备计划网络图，按部就班地展开申奥工作。
申奥首战失利，外因大于内因
1993年9月23日，北京以两票之差输给悉尼，兵败蒙特利尔。直到今天，相信还有很多人记得那个日子，这一天对于伍绍祖来说，同样难忘，难忘到十几年后的今天，他仍旧脱口而出这个日期，毫不迟疑。
了解伍绍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眼界很宽阔的高级领导干部，对许多大事总能有清晰的判断和预见。“决心大，难度大，希望大”——这就是伍绍祖当年对北京首次申奥的情况判断。但是，毕竟大家对此都寄予厚望，所以，无论是在去往蒙特卡洛的飞机上，还是在到达目的地后的动员大会上，他都要求代表团的每个人“争取最好的，准备最坏的”，让大家有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尽管如此，在蒙特卡洛的那几天时间里，大家的心情仍是非常紧张，他们的一举一动也牵动着中国所有老百姓期盼的心。投票结果出来的当晚，中国代表团一片消沉的气氛，大家都闷闷不乐，很多人想不通为什么当初付出了这么多，却会在最后的关头没能胜出。此时伍绍祖显得很平静，他开导大家：“俗语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现在，谋事在我们，成事在国际奥委会。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次的失利，就丧失战斗的信心。目前需要我们做的，就是总结经验，继续调整，以利再战。”劝导之余，伍绍祖更为团员们仔细地分析成败的原因，国际形势等。
“第一次申奥失利，直接原因是美国捣乱。”伍绍祖一语道破。从北京宣布申办2000年奥运会，到1993年投票的短短两年间，美国制造了大大小小二十多起事端，几乎没有放过任何可能为中国造成不良国际影响的机会。比如，当时美国众议 院通过一个决议，说中国是没有人权的国家，不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由美国国会通过反对一个国家申办奥运会，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不仅众议院通过决议，参议院的60个议员也给国教会写信，反对北京申办。此外，美国还制造了“银河号”事件，“当时我正好在中东，了解美国要上船检查的全过程，‘银河号’是我们的一艘运输船，美国说我们的船上运有毒气，要登船检查。其实这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还是让他们查了。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他们查了之后确实没有，所以向中国道歉。自己弄了个难堪。这样的事件，前后一共有二十多件。”说到这里，伍绍祖哈哈大笑。
更重要的是，这次事件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伍绍祖清晰地记得，9月26日，北京申奥代表团从蒙特卡洛回到北京，很多大学生自发到首都机场迎接，喊出了“打倒美帝国主义”。当时他就很感慨。中国那时刚改革开放，大国的形象需要展示给全世界，而以美国为首的国家以“民主、人权”为借口攻击中国，这次借申奥走出国门宣传中国，让世界人民辨清真伪，这不是一件好事吗?更重要的还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年轻人。伍绍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首次申奥并不算失败。
几天之后，伍绍祖在参加国庆节的一个活动时，邓小平见到他并勉励他，“申办不成，没有关系，总结经验。”邓小平说，当他得知北京申奥失利的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是有人捣鬼。邓小平同志的一席话充分体现出一代伟人的远见卓识。
当然，首次申奥还存在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按照国际奥林匹克的惯例，一般申办奥运会的城市，很难有一次性成功的，都是要经过几次，四五次甚至五六次才能成功，第一次就志在必得，那是很少的。北京申办第二次就成功，说明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同时中国在这个过程日新月异地发展，中国举办奥运会是众望所归。
“一法两纲”，打造体育软环境
伍绍祖不仅擅长统筹全局，更善于未雨绸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正是兴奋剂困扰国际体育界的时期，很多国际赛事，都因为兴奋剂而被打乱了正常秩序。在我国，体育健儿也有因为这个问题在大赛上吃了亏。我们用不用兴奋剂?一时间引起了争论。
1988年，刚刚到任不久的伍绍祖，就关于兴奋剂的问题提出了“一二三四五”：“一”就是要端正一个认识，即使用兴奋剂不是为国争光，而是为国抹黑，是卑鄙无耻的欺诈行为；“二”是两条战线作战，一条是同西方反动势力对我国无端攻击的作战，另一条是同自身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作战；“三”是“三严”，即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格处理；“四”是“四个不用”，即拿不到金牌也不用，查不出来也不用，别人用了我也不用，别人让用也不用；“五”是“五个不符”，用兴奋剂一不符合马列主义，二不符合社会主义，三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四不符合国家的利益，五不符合运动员个人的利益。1 994年亚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在亚运会闭幕后一个月被查出服用兴奋剂而被取消了1l块金牌。1998年类似的事情也有发生。“说什么服用兴奋剂有用、无害、查不出。纯粹就是谬论。美国有个田径运动员乔伊娜，30几岁就死了。”伍绍祖提起兴奋剂问题，至今还很气愤，他说这是害人害己。
在伍绍祖长期坚决的支持下，上世纪90年代我国运动员尿检阳性率为0.6％，仅仅是国际阳性率的一半。国际奥委会原主席萨马兰奇曾称赞说：“中国在反兴奋剂问题上是世界的模范。”1999年2月1日，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召开世界反兴奋剂大会，专门请伍绍祖在大会上介绍经验。伍绍祖为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净化竞技体育环境的同时，伍绍祖还致力于中国体育大环境的改善。国家体委主任任期内，伍绍祖先后修订了《体育法》，制定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奥运争光计划纲要”，群众体育被提上日程。“一法两纲”使中国体育从此走上法制化的道路。全国各地的群众体育运动也逐渐蓬勃发展。
“体育绝对不光是金牌。”伍绍祖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一看法。“竞技体育确实要争上游，夺金牌，但是金牌绝对不是一切。中国体育的发展思路是群众体育不是夺金牌。群众体育活动要和竞技体育相协调。大家都骂足球，有什么可骂?中国的女子足球才有一千人踢，美国七百多万人在踢，因此，我们群众体育搞不上去，竞技体育就上不去。有了群众运动，才能让竞技体育发展，而竞技体育发展，也能带动群众体育。”
北京奥申委迅速走出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利的阴影，并着手筹备申请2008年“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北京良好的发展势头已不容忽视。伍绍祖一口气列举了我们再次申办的显著优势，“1997年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地遭受金融危机时，中国的政治环境相当稳定，经济仍然保持了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北京这几年在城市的综合治理建设方面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特别是在交通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得力的措施。同时，在奥运大家庭中，中国愈来愈受到世界的关注，国际威望不断提高。我国的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我国选手不但在各类国际大赛中运动成绩稳中有升，而且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富有成效，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众所周知，2000年奥运会在澳洲的悉尼举行，2004年奥运会在欧洲的希腊雅典举行。2008年奥运会是否该由亚洲或非洲国家的城市举办?国际奥委会应当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但是，伍绍祖也认为，与首次申奥相比，我们申办2008年奥运会时理性更强。“比如，不再提‘志在必得’，而是讲‘积极争取’，既为我们申办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也使得大众的心态更加平和。”
果然，经过2001年7月13目的不眠之夜，众望所归的北京如愿取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2000年已离开国家体委到新的工作岗位担任领导职务的伍绍祖一直都在关注申奥的进展，这个结果也在他意料之中。2006年12月，他应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院邀请前往演讲，激情的言语中不难看出伍绍祖对体育事业的深厚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