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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台湾经济蓬勃发展，社会思潮活跃，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做文史出版，社会活力通过(出版)这个出口释放出来
“于丹、易中天、韩寒、郭敬明的书都引进了台湾，但卖得并不好，因为台湾和大陆的社会生活不一样，(这类书)难以引起今天台湾读者的兴趣。”台湾资深出版人吴兴文告诉本刊记者。
1957年出生的吴兴文，自大学毕业后就在《联合报》系(当时台湾最大的报系)下属的联经出版公司工作，1998年转往远流出版公司，至今已在出版界摸爬滚打近30年，2003年起以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大陆分公司总经理身份常驻北京。
“出版是社会集体情绪的反映。”吴兴文说。
政治晴雨表
在社会集体情绪中，政治情绪影响力最大，吴兴文向本刊记者讲述了台湾几十年出版业的变化，宛若台湾的政治晴雨表。
1983年吴兴文开始在联经出版社所属的台大门市部工作。
“那是台湾最好的书店，文化重镇，相当于伦敦的海德公园。”吴兴文说，因此，他得以参与和见证了台湾出版业的“黄金时期”。
“‘黄金时期’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实行‘新政’，政治上相对开放，到了80年代初，台湾经济蓬勃发展，社会思潮活跃，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做文史出版，社会活力通过(出版)这个出口释放出来。”
而此前，台湾出版物审查很严，与马克思、共产主义相关的书不能出，西方友翼的书不能出；鲁迅的书不能出，此外，包括钱钟书、沈从文等凡“沦陷”在大陆的学者、作家的书都不能出。“政治上(的审查)比色情方面更严格。”吴興文说。
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因政治原因曾被禁止的书，经过改头换面偷偷在台湾出版，也出现了盗版的鲁迅作品。
因政治问题入狱的台湾文化人柏杨、李敖获释，他们编纂的书大量出版。如李敖的《中国历史演义》、《中国历代名著精华》。
“他们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解读，比‘百家讲坛’更具有批判性。”吴兴文强调。
同时，对大陆的怀念情绪也在出版物中显露出来。鹿桥的《未央歌》(写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生活)、白先勇的《台北人》(写迁居台北的上海人)、席慕容的《七里香》(写中国感情的情歌)，都是当时的畅销书。
“解禁之前，台湾已经有党外刊物，政论性杂志，很多是反对国民党体制的。当时，好像整个社会力量都要喷薄出来。”吴兴文说。
接着，台湾迎来1987年的解严。
“突然出现了那么多种书，百无禁忌。”吴兴文描述，《马克思思想译丛》、《资本论》迅速出版，鲁迅作品集的不同版本，一下子出了三套。谈读书的报纸版面极其发达，有的报纸用十几个版面谈读书问题。并出现了很多有批评有见地的刊物，如《当代》、《南方》、《人间》，李敖的《文星》也复刊。
吴兴文回忆，彼时台湾出版界对大陆的好奇之强烈超过对西方，王蒙、刘心武的“伤痕文学”，苏童、王安忆的“先锋文学”都被引进，画册《西安》、《长城》等相继出版，《中国美术全集》、《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等有关大陆的书籍一度受到热捧。
知识是硬道理
吴兴文把出版物分为五类：以关于“相对论”的图书为例，第一类是相对论的原创学术报告；第二类是学者们对“相对论”的探讨。第三类是专家很详细地把“相对论”的整个论证表达出来，第四类是向大众普及如何认识“相对论”，第五种是关于“相对论”的剪剪贴贴。
“于丹和易中天的书就属于第四类，如果他们的书卖得好，再加一些图片换个版本。就变成了第五类。”
在吴兴文看来，央视“百家讲坛”带动的一批书籍的热销奇观，可以视为大陆出版业的突出特色。
按照他的分类，二、三、四类属于中间读物。他介绍说，按照出版规律，正常的状况是三、四类出版物读者需求量最大，各占40％。一二类占10％，第五类占10％。但大陆现在的情况不同：一、二类各占15％，三、四类各占20％，而第五类占30％。
“大陆出版很有潜力，应该发展中间读物。”吴兴文说。
大陆的另一个出版现象也让吴兴文称奇。
近期，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李霖灿的《天语流花——中国美术二十二讲》，而此书上世纪90年代初已在台湾出版，书名为《艺术欣赏与人生》。
“从书名看，《艺术欣赏与人生》是第三类出版物，属于美学鉴赏，而《天语流花一中国美术二十二讲》偏向第二类，学术类。”吴兴文说，“差别就在这里，大陆出版社更愿意把书包装得更学术。”
“台湾出版界有一句话，深的人买浅的书，因为好奇，想了解或者研究；浅的人买深的书，因为学术图书含金量更高。知识是硬道理。”吴兴文说。
媚俗与跟风
吴兴文发现，现在两岸出版界有很多类似现象，潮流一股股的：经济景气的时候，投资、理财、企管的书特别好卖，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大众心理、励志类的书好卖。最大的差别是大陆的书比台湾便宜，因为大陆的“纸、人力、作者版税，都便宜”。
吴兴文介绍，大陆出版业眼下的很多做法都是从台湾学来的，比如“腰封”。
近几年大陆出版的图书，外皮中间都挎着一个“腰封”，上面一般都写着各类名人对此书的评价，当然基本都是好评。
“(‘腰封’)大陆学台湾，台湾学日本，但日本图书的‘腰封’跟封面是一体的，目的是追求包装的精致，传到台湾就变成了宣传推荐，做得太过了，被批评为媚俗。”吴兴文说。
对于“跟风”性质的书，吴兴文认为台湾是始作俑者，原因是市场小，高度竞争。他认为现在两岸出版界都太浮躁，同性质的书太多，“一窝蜂”。
“大陆出版业的根本问题出在书号，书号控制在国营出版社手里，民营出版社只能向国营出版社买书号，因此没有经营品牌的动力，都在做短线，跟风的书特别多。”吴兴文说，“真正的出版不是一本一本算的，而是一年一年算的，一个有品质的出版社会做—部分畅销书，还要做一些刚能保本、但品质很好的书，有些书虽然不赚钱但也是要长期经营的。在目前这样的出版机制下，没人这么做。”
“于丹、易中天、韩寒、郭敬明的书都引进了台湾，但卖得并不好，因为台湾和大陆的社会生活不一样，(这类书)难以引起今天台湾读者的兴趣。”台湾资深出版人吴兴文告诉本刊记者。
1957年出生的吴兴文，自大学毕业后就在《联合报》系(当时台湾最大的报系)下属的联经出版公司工作，1998年转往远流出版公司，至今已在出版界摸爬滚打近30年，2003年起以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大陆分公司总经理身份常驻北京。
“出版是社会集体情绪的反映。”吴兴文说。
政治晴雨表
在社会集体情绪中，政治情绪影响力最大，吴兴文向本刊记者讲述了台湾几十年出版业的变化，宛若台湾的政治晴雨表。
1983年吴兴文开始在联经出版社所属的台大门市部工作。
“那是台湾最好的书店，文化重镇，相当于伦敦的海德公园。”吴兴文说，因此，他得以参与和见证了台湾出版业的“黄金时期”。
“‘黄金时期’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实行‘新政’，政治上相对开放，到了80年代初，台湾经济蓬勃发展，社会思潮活跃，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做文史出版，社会活力通过(出版)这个出口释放出来。”
而此前，台湾出版物审查很严，与马克思、共产主义相关的书不能出，西方友翼的书不能出；鲁迅的书不能出，此外，包括钱钟书、沈从文等凡“沦陷”在大陆的学者、作家的书都不能出。“政治上(的审查)比色情方面更严格。”吴興文说。
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因政治原因曾被禁止的书，经过改头换面偷偷在台湾出版，也出现了盗版的鲁迅作品。
因政治问题入狱的台湾文化人柏杨、李敖获释，他们编纂的书大量出版。如李敖的《中国历史演义》、《中国历代名著精华》。
“他们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解读，比‘百家讲坛’更具有批判性。”吴兴文强调。
同时，对大陆的怀念情绪也在出版物中显露出来。鹿桥的《未央歌》(写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生活)、白先勇的《台北人》(写迁居台北的上海人)、席慕容的《七里香》(写中国感情的情歌)，都是当时的畅销书。
“解禁之前，台湾已经有党外刊物，政论性杂志，很多是反对国民党体制的。当时，好像整个社会力量都要喷薄出来。”吴兴文说。
接着，台湾迎来1987年的解严。
“突然出现了那么多种书，百无禁忌。”吴兴文描述，《马克思思想译丛》、《资本论》迅速出版，鲁迅作品集的不同版本，一下子出了三套。谈读书的报纸版面极其发达，有的报纸用十几个版面谈读书问题。并出现了很多有批评有见地的刊物，如《当代》、《南方》、《人间》，李敖的《文星》也复刊。
吴兴文回忆，彼时台湾出版界对大陆的好奇之强烈超过对西方，王蒙、刘心武的“伤痕文学”，苏童、王安忆的“先锋文学”都被引进，画册《西安》、《长城》等相继出版，《中国美术全集》、《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等有关大陆的书籍一度受到热捧。
知识是硬道理
吴兴文把出版物分为五类：以关于“相对论”的图书为例，第一类是相对论的原创学术报告；第二类是学者们对“相对论”的探讨。第三类是专家很详细地把“相对论”的整个论证表达出来，第四类是向大众普及如何认识“相对论”，第五种是关于“相对论”的剪剪贴贴。
“于丹和易中天的书就属于第四类，如果他们的书卖得好，再加一些图片换个版本。就变成了第五类。”
在吴兴文看来，央视“百家讲坛”带动的一批书籍的热销奇观，可以视为大陆出版业的突出特色。
按照他的分类，二、三、四类属于中间读物。他介绍说，按照出版规律，正常的状况是三、四类出版物读者需求量最大，各占40％。一二类占10％，第五类占10％。但大陆现在的情况不同：一、二类各占15％，三、四类各占20％，而第五类占30％。
“大陆出版很有潜力，应该发展中间读物。”吴兴文说。
大陆的另一个出版现象也让吴兴文称奇。
近期，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李霖灿的《天语流花——中国美术二十二讲》，而此书上世纪90年代初已在台湾出版，书名为《艺术欣赏与人生》。
“从书名看，《艺术欣赏与人生》是第三类出版物，属于美学鉴赏，而《天语流花一中国美术二十二讲》偏向第二类，学术类。”吴兴文说，“差别就在这里，大陆出版社更愿意把书包装得更学术。”
“台湾出版界有一句话，深的人买浅的书，因为好奇，想了解或者研究；浅的人买深的书，因为学术图书含金量更高。知识是硬道理。”吴兴文说。
媚俗与跟风
吴兴文发现，现在两岸出版界有很多类似现象，潮流一股股的：经济景气的时候，投资、理财、企管的书特别好卖，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大众心理、励志类的书好卖。最大的差别是大陆的书比台湾便宜，因为大陆的“纸、人力、作者版税，都便宜”。
吴兴文介绍，大陆出版业眼下的很多做法都是从台湾学来的，比如“腰封”。
近几年大陆出版的图书，外皮中间都挎着一个“腰封”，上面一般都写着各类名人对此书的评价，当然基本都是好评。
“(‘腰封’)大陆学台湾，台湾学日本，但日本图书的‘腰封’跟封面是一体的，目的是追求包装的精致，传到台湾就变成了宣传推荐，做得太过了，被批评为媚俗。”吴兴文说。
对于“跟风”性质的书，吴兴文认为台湾是始作俑者，原因是市场小，高度竞争。他认为现在两岸出版界都太浮躁，同性质的书太多，“一窝蜂”。
“大陆出版业的根本问题出在书号，书号控制在国营出版社手里，民营出版社只能向国营出版社买书号，因此没有经营品牌的动力，都在做短线，跟风的书特别多。”吴兴文说，“真正的出版不是一本一本算的，而是一年一年算的，一个有品质的出版社会做—部分畅销书，还要做一些刚能保本、但品质很好的书，有些书虽然不赚钱但也是要长期经营的。在目前这样的出版机制下，没人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