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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定义，还包含了文化角度的界定。明代的江南地区包含金陵、苏州、杭州等城市，不仅有发达的经济，在文化意识上，人们也有着相对一致的文化取向。
最近，就有款以明朝为背景的游戏，玩家需要在一片废墟之上重绘江南盛景画卷。但与其说玩家扮演知府在任务中构建了自己的江南百景，不如说千百年来的江南城市文化深植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有粉墙黛瓦、绿柳红桃，亦有文人雅士、繁华市井。
游戏里，在水域杂多又无规则可循的苏州初始地基上，对数十种建筑“排兵布阵”颇费脑筋，但在苏州城市文化发展史上，水域功不可没。“水道脉分棹鳞次，里闾棋布城册方”，历史上的苏州城是典型的水陆并行双棋盘格网格局，形成了独特的街道系统。
春秋时期，吴王阖闾与伍子胥深谈治国方略，伍子胥提出了“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四大方向。于是吴王阖闾将“立城郭”的重任委于伍子胥，“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筑造大城”。在伍子胥的操持下，日后在文化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苏州城初具雏形，而相传为伍子胥开凿疏通的“胥溪”“胥浦”及其他河道、水域，密布于整座城池，或纵横交错，或零星点缀，不仅在地理上构成了可见的城市脉络，也构成了这座城市的风骨。
宋人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提到，苏州“自吴亡至今仅二千载，历秦、汉、隋、唐之间，其城淢、门名，循而不变”。这样的城市，注定充满厚重意蕴与亘绵诗意，为无数文人墨客提供了意象、素材，也为画家们的丹青妙手提供了施展空间。
明朝时，以“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等人为代表的吴门画派兴起，他们或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或是移居于此、活跃于此，于是苏州也成为他们画笔下的“常客”。
北宋年间，张择端的一幅《清明上河图》记录了都城汴京的城市面貌，见证了汴京的繁荣盛景，也为后世无数画家提供了“清明上河”的题材。仇英正是以此创作了以明苏州城为背景的仇英本《清明上河图》。
上述游戲中，有不少元素诸如民宅、丝绸店、戏台等等，正是取自仇英本《清明上河图》。在仇英的笔下，最为热闹的是苏州的水巷街道。街道沿河而筑，街巷相连，巷与水通，这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风格。街道两侧民居相连而错落有致，各式店铺依次排开，酒楼、茶馆、商铺都颇具辨识度。而满街可见的居民，或闲适或忙碌，充满着生活的气息。画卷的最后亮点是百花洲。“吴王在时百花开，画船载乐洲边来。吴王去后百花落，歌吹无闻洲寂寞”，传说中，吴王夫差与西施常流连于百花洲，于是在这里，仇英进行了艺术想象，重构了金碧辉煌的吴王宫殿与姑苏台，既是对苏州城当时的关照，也是对传说与历史的追忆。
除了仇英本《清明上河图》，沈周《虎丘十二景册页》、文徵明《拙政园图》，以及清朝徐扬《姑苏繁华图》等等画作，都细致再现了苏州的一景一物。有太多的美好画卷描绘着苏州的盛景，就连身处此间的人们也会偶有“人在画中”之感。清朝年间，有琉球进贡使臣途经苏州，惊叹道：“过姑苏途中所见，山水奇绝不可名状，如在画中游。”“此屋巨丽，美值蓬勃交荫，入此境也，自视如画中矣！”
苏州八门之一的阊门位于城西，通往虎丘方向，这一带的繁华奢靡几乎代表了苏州的一个侧面。阊门凭借运河，自宋开始繁荣，到了元代，还因“附郭通舟，商旅辐集”而被历任规划者“所争”，到了明清，更是成为苏州城最热闹繁华的地方。唐寅就常去阊门，他曾说，“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
有人说，苏州“星罗棋布的山水园林，商贾云集的街区闹市，如山如林的酒肆歌楼，形形色色的文化社团，人海歌潮的游宴活动，构成了多姿多彩的江南城市文化景观”。
苏州依水而兴，其文化自然也以水韵为核心，加上繁盛的社会经济，造就了明清时期苏州百姓好游的民俗。“吴中自昔繁盛，俗尚奢靡，竞节物，好遨游，行乐及时，终岁殆无虚日。”他们既追求“雅”的风尚，亦坦然享受着“俗”的快乐。
频繁奢靡的民俗活动，让主政一方的官员也难免产生担忧。袁宏道曾任吴县知县，他在读罢《吴郡志》和《姑苏志》后感叹：“虎丘诸山之游，王志亦略载之。然在今则尺雪层冰，疾风苦雨，游者不绝，何必二月始和哉？”疾风苦雨之中，虎丘的游宴者尚络绎不绝，更何况春暖花开之时？对此，袁宏道下了结论：“夫俗奢必荡，荡则穷;民泰必骄，骄则僭。民穷而僭，乱从生焉。”
袁宏道是基于封建统治的角度提出担忧，害怕百姓因奢侈而骄横、僭越礼制。这种担忧实际也变为了现实。到了明中后期，无论是衣冠服饰还是饮食住行，苏州百姓都或多或少地突破了传统的身份等级限制。明初对百官士庶修建园林的禁令，此时已形同虚设，苏州已经成为私家园林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
不能简单地说这样突破礼制的风气好与不好，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给以苏州城市文化为代表之一的江南文化带来了一定的魅力附加值。
如今，距苏州建城已过去了两千多年，尽管前人画卷中的百景难再复刻，但人声鼎沸的繁华市井依然印在人们的心中。
最近，就有款以明朝为背景的游戏，玩家需要在一片废墟之上重绘江南盛景画卷。但与其说玩家扮演知府在任务中构建了自己的江南百景，不如说千百年来的江南城市文化深植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有粉墙黛瓦、绿柳红桃，亦有文人雅士、繁华市井。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
游戏里，在水域杂多又无规则可循的苏州初始地基上，对数十种建筑“排兵布阵”颇费脑筋，但在苏州城市文化发展史上，水域功不可没。“水道脉分棹鳞次，里闾棋布城册方”，历史上的苏州城是典型的水陆并行双棋盘格网格局，形成了独特的街道系统。
春秋时期，吴王阖闾与伍子胥深谈治国方略，伍子胥提出了“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四大方向。于是吴王阖闾将“立城郭”的重任委于伍子胥，“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筑造大城”。在伍子胥的操持下，日后在文化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苏州城初具雏形，而相传为伍子胥开凿疏通的“胥溪”“胥浦”及其他河道、水域，密布于整座城池，或纵横交错，或零星点缀，不仅在地理上构成了可见的城市脉络，也构成了这座城市的风骨。
宋人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提到，苏州“自吴亡至今仅二千载，历秦、汉、隋、唐之间，其城淢、门名，循而不变”。这样的城市，注定充满厚重意蕴与亘绵诗意，为无数文人墨客提供了意象、素材，也为画家们的丹青妙手提供了施展空间。
明朝时，以“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等人为代表的吴门画派兴起，他们或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或是移居于此、活跃于此，于是苏州也成为他们画笔下的“常客”。
北宋年间，张择端的一幅《清明上河图》记录了都城汴京的城市面貌，见证了汴京的繁荣盛景，也为后世无数画家提供了“清明上河”的题材。仇英正是以此创作了以明苏州城为背景的仇英本《清明上河图》。
上述游戲中，有不少元素诸如民宅、丝绸店、戏台等等，正是取自仇英本《清明上河图》。在仇英的笔下，最为热闹的是苏州的水巷街道。街道沿河而筑，街巷相连，巷与水通，这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风格。街道两侧民居相连而错落有致，各式店铺依次排开，酒楼、茶馆、商铺都颇具辨识度。而满街可见的居民，或闲适或忙碌，充满着生活的气息。画卷的最后亮点是百花洲。“吴王在时百花开，画船载乐洲边来。吴王去后百花落，歌吹无闻洲寂寞”，传说中，吴王夫差与西施常流连于百花洲，于是在这里，仇英进行了艺术想象，重构了金碧辉煌的吴王宫殿与姑苏台，既是对苏州城当时的关照，也是对传说与历史的追忆。
茂苑城如画，阊门瓦欲流
除了仇英本《清明上河图》，沈周《虎丘十二景册页》、文徵明《拙政园图》，以及清朝徐扬《姑苏繁华图》等等画作，都细致再现了苏州的一景一物。有太多的美好画卷描绘着苏州的盛景，就连身处此间的人们也会偶有“人在画中”之感。清朝年间，有琉球进贡使臣途经苏州，惊叹道：“过姑苏途中所见，山水奇绝不可名状，如在画中游。”“此屋巨丽，美值蓬勃交荫，入此境也，自视如画中矣！”
苏州八门之一的阊门位于城西，通往虎丘方向，这一带的繁华奢靡几乎代表了苏州的一个侧面。阊门凭借运河，自宋开始繁荣，到了元代，还因“附郭通舟，商旅辐集”而被历任规划者“所争”，到了明清，更是成为苏州城最热闹繁华的地方。唐寅就常去阊门，他曾说，“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
有人说，苏州“星罗棋布的山水园林，商贾云集的街区闹市，如山如林的酒肆歌楼，形形色色的文化社团，人海歌潮的游宴活动，构成了多姿多彩的江南城市文化景观”。
苏州依水而兴，其文化自然也以水韵为核心，加上繁盛的社会经济，造就了明清时期苏州百姓好游的民俗。“吴中自昔繁盛，俗尚奢靡，竞节物，好遨游，行乐及时，终岁殆无虚日。”他们既追求“雅”的风尚，亦坦然享受着“俗”的快乐。
频繁奢靡的民俗活动，让主政一方的官员也难免产生担忧。袁宏道曾任吴县知县，他在读罢《吴郡志》和《姑苏志》后感叹：“虎丘诸山之游，王志亦略载之。然在今则尺雪层冰，疾风苦雨，游者不绝，何必二月始和哉？”疾风苦雨之中，虎丘的游宴者尚络绎不绝，更何况春暖花开之时？对此，袁宏道下了结论：“夫俗奢必荡，荡则穷;民泰必骄，骄则僭。民穷而僭，乱从生焉。”
袁宏道是基于封建统治的角度提出担忧，害怕百姓因奢侈而骄横、僭越礼制。这种担忧实际也变为了现实。到了明中后期，无论是衣冠服饰还是饮食住行，苏州百姓都或多或少地突破了传统的身份等级限制。明初对百官士庶修建园林的禁令，此时已形同虚设，苏州已经成为私家园林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
不能简单地说这样突破礼制的风气好与不好，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给以苏州城市文化为代表之一的江南文化带来了一定的魅力附加值。
如今，距苏州建城已过去了两千多年，尽管前人画卷中的百景难再复刻，但人声鼎沸的繁华市井依然印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