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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为此，本刊特开辟“抗战印记”专栏，让读者走近受邀参加“9·3”阅兵的13名湘籍抗战老兵，倾听他们在抗战中的烽火故事。
在湖南省岳阳市东茅岭街道得胜门村一个普通的农舍里，住着93岁的天安门受阅抗战老兵文正国。老人1.6米左右的个子，虽然单瘦，但耳聪目明背不驼，声音洪亮，岁月沧桑虽然让老人垂暮，可军人气质犹存。
不过，现在这里只能算文正国的“老家”，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给了老人帮助，自2015年9月18日起，他住进了岳阳市最好的养老院一一岳阳国泰阳光颐养院。不过，老人还是会偶尔回来“暂住几天”。笔者到访的时候，老人正在老家暂住。
虽然已是深冬，但文正国从北京天安门阅兵回来的热情并没有随着天气的变化而消退。老人告诉笔者，他没想到，这辈子还有享受荣誉的这一天。
17岁，投入了一支新式军队
文正国告诉笔者，他1922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湖南湘潭石潭旷家山。1937年，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局监察总团学兵团来湘招兵。因为招兵负责的是他的一个亲戚，文正国跟着父亲——一个私塾先生读过几年书，也就符合当学兵的条件，17岁的他也就同村子附近10个人投军。投军主要目的虽然是为了找个“出身”，但他知道，当了兵就要打仗，何况日本鬼子已打到了离长沙不远的地方。而且他参加的虽然名为“监察总团”，前身却是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总团，参加过淞沪抗战，连总团长孙立人都在那次战役中受了伤。作为一个有文化的青年，他懂得“保家卫国”这个看似简单却分量沉甸的道理。
1938年2月，孙立人从香港出院来到长沙，受孔祥熙之命在长沙收容税警总团淞沪抗战后伤愈和失散的官兵，组建财政部缉私总队，并担任中将总队长。3月1日，该总队在长沙成立，监察总团自然并入缉私总队中。
文正国记得，他所在的学兵团当时扎驻在衡阳，受训一个多月后，开到了贵州都匀。大概是1938年底，孙立人带着他的缉私总队也来到了都匀。不久，缉私总队恢复了财政部税警总团的名称，孙立人任总团长兼贵州第三绥靖区指挥官。
学兵团在都匀的任务就是训练。孙立人将自己在美国军校的经验总结出来，为学兵团制定了一套训练方案，其中特别强调体育训练。就这样，一支颇具特色的新式军队随即在这片土地上诞生。
训练结束后，文正国和战友周汉秋等在都匀的任务就是守弹药仓库。思想单纯的他心无旁骛，平日和战友周汉秋以射击为乐，也就练得一手好枪法，军训打靶得过第一名。
1941年冬，税警总团改为第五军新三十八师，文正国被编入新三十八师野战补充团第二营第四连第二排。
那一仗，同去当兵的只剩下3个人
文正国告诉笔者，他是1941年随部队入云南腾冲，后进入缅北的。
笔者查得：当时，中国组成远征军，第五军被编入远征军序列。新三十八师也就随之挺进缅北。后来，新三十八师的一一二团、一一三团还挺进缅甸仁安羌，解救被日军包围的7000名英军。那一仗，一一三团作为主力，解救英军成功。孙立人亲率一一二团（此时文正国等人编入这个团）担任预备队。没想到，湖南桂阳人刘放吾率一一三团成功地解救了7000名英军后，却让一一二团与前来支援被歼日军的另一支日军部队发生了一场遭遇战。
文正国对那一战印象十分深刻。
“当时天气很寒冷，士兵都穿的棉衣棉裤。部队在大山里与日军开战，打得异常惨烈。”他回忆当时作战的情景时说：他所在的部队被那支日军部队压在山下，一一二团想攻下那个山头，却遭到了日军重机枪火力的压制，一冲锋就倒下一大片。就在这时，连长谌茂堂告诉他如何隐蔽，并让他牢记：“只能在枪声密集之时才放枪，否则就会暴露自己，引火烧身。枪打出头鸟，一暴露你就会成为敌人的靶子。”接着，谌连长带着他匍匐前进，从日军的侧面进攻。“队伍发起总攻时，记得是下午，我接到连长命令：‘文正国，正前方250米处有挺重机枪，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打掉它。’我一枪就把那个日本重机枪手打掉了，随即又上来一个鬼子，我刚退掉膛，子弹上膛马上又瞄准，又一枪将他干掉了。”“文正国，正前方250米处有挺重机枪，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打掉它。”这是连长对文正国说的最后一句话。
打掉了日军重机枪，部队冲上山头，与日军展开了了肉搏战。在枪林弹雨中，文正国胯骨中了一枪。负了伤，他自己还不知道，只是在休息时，怎么觉得屁股上发热呢，一摸一手的血，这才觉得一阵眩晕，倒在地上，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事后回忆说：“这一仗我们伤亡特别大，死伤1000多人。我们一起当兵的11个人只剩3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周汉秋，因为他的毛笔字写得好，被调到营部当文书。周汉秋后来一直在部队，解放战争中当了解放军，转业后到岳阳还参加过城建工作。另一个是姓宋的。”
“我受伤后，被抬到野战医院的帐篷救治。在取子弹时，战友告诉我，谌连长牺牲了。我哭得好伤心。”“2013年志愿者邀请我去云南参观抗日远征军烈士陵园一一国殇园，我从几百名烈士墓碑里，寻找到了连长谌茂堂名字，激动得热泪盈眶。腾冲一战已经升成连长的谌茂堂是孙立人师长亲自背下来的，团长李鸿抱着谌连长的遗体痛哭。”“他的身上留下了不少抢眼，血肉模糊啊！这件事我的印象特别深，至今都像昨天发生的事样。”
受伤后，走了3个月才回到湘潭
那一枪改变了文正国的人生命运。
如果文正国不负伤，他必然在这支部队里继续战斗下去，直至有一天倒在战场上再不能起来，也可能战功赫赫，扛上校尉甚至将官肩章，随孙立人撤至台湾。但无论哪一种，都不可能有他人生后面的故事，也就不会有在天安门前受阅的人生最绚丽的一幕。
他告诉笔者：“我屁股伤得严重，骨瘦如柴。因为连长牺牲了，也没有什么人管我们，正好有条船到贵阳，我就搭船来到第五军留守处，到留守处医院养了二三个月的伤。” 可在留守处，他看到养伤的许多都是军、师机关的军官，“没有人具体管我们当兵的。而且连长牺牲后，我也和原来的部队失去了联系，像一只离群的鸟。在这种时候也就特别想家，萌生了回家的想法。就这样，我靠部队平时发的生活费节约下来的钱，只身从贵州转道云南，走了3个多月的路才回到家乡湘潭。”
回家的路上也满是艰辛，但老天似乎关照他。在贵州，他遇到了当地一个豪绅，说是他的军装很好看，便拿一套土布衣服和他换了。事后，他一想，还好换上了老百姓衣服，不然一个逃兵怎么躲得过路上的检查？就这样，他一身百姓装，一根扁担，靠给人做临工赚碗饭吃，一路风餐露宿回到了湘潭。
1943年，回到家乡后，他在湘潭县谭家山煤矿拉煤营生。可是兵荒马乱的，卖苦力却连饱饭也吃不上。他伤感地说：“我和母亲几乎是讨饭过日子。”“1945年听说岳阳广兴洲围湖造田不收租税，就到这里来种田。”
新中国成立前，一门心思谋生，文正国既没机会，也不想向人提起抗日打仗之事。新中国成立后，文正国因为是个外来户，没有人知道他这段历史。他虽然不懂政治，但也感受到了政治压力，也就一直隐瞒了这段历史。他把在部队的照片，还有帽徽等都烧光了。他就像一棵柳树，在肥沃的洞庭湖畔，茂盛地生长着。他为人勤劳本分，衣食不成问题，生活虽不富裕，却也平安无险。
他在这里与人们相处得和谐，平日乐于助人。更让当地人喜爱和敬重的是，他水性好，曾救起8名落水者。于是，大家选他当了生产队长，一当就是8年。他帮助生产队办起粉丝厂，把蚕豆做成粉丝卖钱，发展集体经济。1962年至今，他在岳阳市岳阳楼区东茅岭街道炮台山社区开的旅社里做过帮手，也在得胜门村种过菜。因为受了伤没有生育能力，也就没有亲生儿女。后来，过继的儿子过世，过继的女儿出嫁，老伴也离世了，他就一个人生活。这些年，年纪大了，没有正式工作的他享受了低保，每月有330元。
不过，好在有外甥女葛琳一家照顾。葛琳从事旅游行业，带着他北京、上海、香港，祖国东南西北看了个遍。
种菜时节北京传来好声音，参加阅兵
过着平静生活的文正国，心底却有着涌动的急流。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他在“被发现”后，能把《大刀进行曲》唱得那么真真切切，能对当年战场的情景记得清晰如昨，特别是有2013年去云南参观中国抗日远征军烈士陵园时情感的释放：“真是缘分，在那里的纪念碑上，我从几万个烈士名字里，一眼就看到了我的连长的名字！我当时激动得哭了。”
确实，如果没有“大气候”，文正国就会这样隐姓埋名，以一个“菜农”“拾荒者”作为自己盖棺论定的身份。
“铭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让文正国走向大众视野。他说：“我的外甥女葛琳是个志愿者，做过许多慈善事，与各方面的志愿者团体有联系。近几年，她看到互联网上正在寻找抗日老兵，于是就把我的情况发到这个志愿者网站上。他们通过关爱抗战老兵网志愿者进行了核实，确认了我的抗日老兵身份。2013年上半年，志愿者邀请我免费去云南参观了抗日远征军烈士陵园。”
自文正国的身份得到确认，他的好事可是一连串。
“得胜村的人知道了我的抗日故事，对我投来了赞许的目光，许多青少年都乐意帮助我。我因为平日还搞些‘拾荒’的事，他们就把空瓶和纸盒送给我去卖钱。还有志愿者和老板送了钱给我养老，生活比过去好多啦！”
从2014年开始，文正国每年享受政府发给的每月660元的抗日老兵抚恤金。而最大的好事却是他作为抗战老兵的代表，来到北京天安门参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这么多年了，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还有享受这种最高荣誉的一天！”
“太兴奋了，睡不着了”
就这样，文正国在外甥女葛琳的陪伴下来到了首都，住进了首都大酒店。
激动不已的文正国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祖国没有忘记老兵们，给我们这么高的礼遇；这是向世人昭示“不忘屈辱，崇尚英雄”的正气；自己是老兵里最幸福的一个，这一辈子值得。
葛琳告诉笔者，入住房间后，文正国打开衣柜一眼就发现了发给他受阅的服装，忙穿上对着镜子看了起来，脸上写满了激动，还有天真：“当年，我是一个小兵，岁月让我成了老兵。穿上这服装，我又变成了小兵。我仿佛回到了当年和连长、战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代表他们来受阅的。”他和其他老兵代表早起晨练，希望把身体搞得更棒，在北京好好表现老兵的风采，为老兵争光。
预演达到要求后，已是到了9月2日晚。3日凌晨4点，文正国就醒了，他无法再入睡。因为几个小时后，他将入列老兵方阵，参加盛大的阅兵仪式。
为了不吵醒陪同人员，他蹑手蹑脚地爬起床，洗了澡，换上军装。阅兵仪式上，文正国和湖南同去的另11位老兵坐在第五辆敞篷车上。同车的有新四军、八路军、华南游击队、飞虎队等抗战老兵。队伍行进在长安街上时，文正国向人群挥手致意。
从阅兵活动现场回来后，陪同人员问文正国饿不饿。他回答说：“不饿。今天队伍好威武呀！”
受阅回到岳阳的文正国，只有一个心愿，将当年自己亲身经历的抗战故事告诉更多的青少年，让后人传承中华民族那种敢于流血牺牲、勇于抵御外侮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为此，本刊特开辟“抗战印记”专栏，让读者走近受邀参加“9·3”阅兵的13名湘籍抗战老兵，倾听他们在抗战中的烽火故事。
在湖南省岳阳市东茅岭街道得胜门村一个普通的农舍里，住着93岁的天安门受阅抗战老兵文正国。老人1.6米左右的个子，虽然单瘦，但耳聪目明背不驼，声音洪亮，岁月沧桑虽然让老人垂暮，可军人气质犹存。
不过，现在这里只能算文正国的“老家”，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给了老人帮助，自2015年9月18日起，他住进了岳阳市最好的养老院一一岳阳国泰阳光颐养院。不过，老人还是会偶尔回来“暂住几天”。笔者到访的时候，老人正在老家暂住。
虽然已是深冬，但文正国从北京天安门阅兵回来的热情并没有随着天气的变化而消退。老人告诉笔者，他没想到，这辈子还有享受荣誉的这一天。
17岁，投入了一支新式军队
文正国告诉笔者，他1922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湖南湘潭石潭旷家山。1937年，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局监察总团学兵团来湘招兵。因为招兵负责的是他的一个亲戚，文正国跟着父亲——一个私塾先生读过几年书，也就符合当学兵的条件，17岁的他也就同村子附近10个人投军。投军主要目的虽然是为了找个“出身”，但他知道，当了兵就要打仗，何况日本鬼子已打到了离长沙不远的地方。而且他参加的虽然名为“监察总团”，前身却是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总团，参加过淞沪抗战，连总团长孙立人都在那次战役中受了伤。作为一个有文化的青年，他懂得“保家卫国”这个看似简单却分量沉甸的道理。
1938年2月，孙立人从香港出院来到长沙，受孔祥熙之命在长沙收容税警总团淞沪抗战后伤愈和失散的官兵，组建财政部缉私总队，并担任中将总队长。3月1日，该总队在长沙成立，监察总团自然并入缉私总队中。
文正国记得，他所在的学兵团当时扎驻在衡阳，受训一个多月后，开到了贵州都匀。大概是1938年底，孙立人带着他的缉私总队也来到了都匀。不久，缉私总队恢复了财政部税警总团的名称，孙立人任总团长兼贵州第三绥靖区指挥官。
学兵团在都匀的任务就是训练。孙立人将自己在美国军校的经验总结出来，为学兵团制定了一套训练方案，其中特别强调体育训练。就这样，一支颇具特色的新式军队随即在这片土地上诞生。
训练结束后，文正国和战友周汉秋等在都匀的任务就是守弹药仓库。思想单纯的他心无旁骛，平日和战友周汉秋以射击为乐，也就练得一手好枪法，军训打靶得过第一名。
1941年冬，税警总团改为第五军新三十八师，文正国被编入新三十八师野战补充团第二营第四连第二排。
那一仗，同去当兵的只剩下3个人
文正国告诉笔者，他是1941年随部队入云南腾冲，后进入缅北的。
笔者查得：当时，中国组成远征军，第五军被编入远征军序列。新三十八师也就随之挺进缅北。后来，新三十八师的一一二团、一一三团还挺进缅甸仁安羌，解救被日军包围的7000名英军。那一仗，一一三团作为主力，解救英军成功。孙立人亲率一一二团（此时文正国等人编入这个团）担任预备队。没想到，湖南桂阳人刘放吾率一一三团成功地解救了7000名英军后，却让一一二团与前来支援被歼日军的另一支日军部队发生了一场遭遇战。
文正国对那一战印象十分深刻。
“当时天气很寒冷，士兵都穿的棉衣棉裤。部队在大山里与日军开战，打得异常惨烈。”他回忆当时作战的情景时说：他所在的部队被那支日军部队压在山下，一一二团想攻下那个山头，却遭到了日军重机枪火力的压制，一冲锋就倒下一大片。就在这时，连长谌茂堂告诉他如何隐蔽，并让他牢记：“只能在枪声密集之时才放枪，否则就会暴露自己，引火烧身。枪打出头鸟，一暴露你就会成为敌人的靶子。”接着，谌连长带着他匍匐前进，从日军的侧面进攻。“队伍发起总攻时，记得是下午，我接到连长命令：‘文正国，正前方250米处有挺重机枪，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打掉它。’我一枪就把那个日本重机枪手打掉了，随即又上来一个鬼子，我刚退掉膛，子弹上膛马上又瞄准，又一枪将他干掉了。”“文正国，正前方250米处有挺重机枪，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打掉它。”这是连长对文正国说的最后一句话。
打掉了日军重机枪，部队冲上山头，与日军展开了了肉搏战。在枪林弹雨中，文正国胯骨中了一枪。负了伤，他自己还不知道，只是在休息时，怎么觉得屁股上发热呢，一摸一手的血，这才觉得一阵眩晕，倒在地上，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事后回忆说：“这一仗我们伤亡特别大，死伤1000多人。我们一起当兵的11个人只剩3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周汉秋，因为他的毛笔字写得好，被调到营部当文书。周汉秋后来一直在部队，解放战争中当了解放军，转业后到岳阳还参加过城建工作。另一个是姓宋的。”
“我受伤后，被抬到野战医院的帐篷救治。在取子弹时，战友告诉我，谌连长牺牲了。我哭得好伤心。”“2013年志愿者邀请我去云南参观抗日远征军烈士陵园一一国殇园，我从几百名烈士墓碑里，寻找到了连长谌茂堂名字，激动得热泪盈眶。腾冲一战已经升成连长的谌茂堂是孙立人师长亲自背下来的，团长李鸿抱着谌连长的遗体痛哭。”“他的身上留下了不少抢眼，血肉模糊啊！这件事我的印象特别深，至今都像昨天发生的事样。”
受伤后，走了3个月才回到湘潭
那一枪改变了文正国的人生命运。
如果文正国不负伤，他必然在这支部队里继续战斗下去，直至有一天倒在战场上再不能起来，也可能战功赫赫，扛上校尉甚至将官肩章，随孙立人撤至台湾。但无论哪一种，都不可能有他人生后面的故事，也就不会有在天安门前受阅的人生最绚丽的一幕。
他告诉笔者：“我屁股伤得严重，骨瘦如柴。因为连长牺牲了，也没有什么人管我们，正好有条船到贵阳，我就搭船来到第五军留守处，到留守处医院养了二三个月的伤。” 可在留守处，他看到养伤的许多都是军、师机关的军官，“没有人具体管我们当兵的。而且连长牺牲后，我也和原来的部队失去了联系，像一只离群的鸟。在这种时候也就特别想家，萌生了回家的想法。就这样，我靠部队平时发的生活费节约下来的钱，只身从贵州转道云南，走了3个多月的路才回到家乡湘潭。”
回家的路上也满是艰辛，但老天似乎关照他。在贵州，他遇到了当地一个豪绅，说是他的军装很好看，便拿一套土布衣服和他换了。事后，他一想，还好换上了老百姓衣服，不然一个逃兵怎么躲得过路上的检查？就这样，他一身百姓装，一根扁担，靠给人做临工赚碗饭吃，一路风餐露宿回到了湘潭。
1943年，回到家乡后，他在湘潭县谭家山煤矿拉煤营生。可是兵荒马乱的，卖苦力却连饱饭也吃不上。他伤感地说：“我和母亲几乎是讨饭过日子。”“1945年听说岳阳广兴洲围湖造田不收租税，就到这里来种田。”
新中国成立前，一门心思谋生，文正国既没机会，也不想向人提起抗日打仗之事。新中国成立后，文正国因为是个外来户，没有人知道他这段历史。他虽然不懂政治，但也感受到了政治压力，也就一直隐瞒了这段历史。他把在部队的照片，还有帽徽等都烧光了。他就像一棵柳树，在肥沃的洞庭湖畔，茂盛地生长着。他为人勤劳本分，衣食不成问题，生活虽不富裕，却也平安无险。
他在这里与人们相处得和谐，平日乐于助人。更让当地人喜爱和敬重的是，他水性好，曾救起8名落水者。于是，大家选他当了生产队长，一当就是8年。他帮助生产队办起粉丝厂，把蚕豆做成粉丝卖钱，发展集体经济。1962年至今，他在岳阳市岳阳楼区东茅岭街道炮台山社区开的旅社里做过帮手，也在得胜门村种过菜。因为受了伤没有生育能力，也就没有亲生儿女。后来，过继的儿子过世，过继的女儿出嫁，老伴也离世了，他就一个人生活。这些年，年纪大了，没有正式工作的他享受了低保，每月有330元。
不过，好在有外甥女葛琳一家照顾。葛琳从事旅游行业，带着他北京、上海、香港，祖国东南西北看了个遍。
种菜时节北京传来好声音，参加阅兵
过着平静生活的文正国，心底却有着涌动的急流。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他在“被发现”后，能把《大刀进行曲》唱得那么真真切切，能对当年战场的情景记得清晰如昨，特别是有2013年去云南参观中国抗日远征军烈士陵园时情感的释放：“真是缘分，在那里的纪念碑上，我从几万个烈士名字里，一眼就看到了我的连长的名字！我当时激动得哭了。”
确实，如果没有“大气候”，文正国就会这样隐姓埋名，以一个“菜农”“拾荒者”作为自己盖棺论定的身份。
“铭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让文正国走向大众视野。他说：“我的外甥女葛琳是个志愿者，做过许多慈善事，与各方面的志愿者团体有联系。近几年，她看到互联网上正在寻找抗日老兵，于是就把我的情况发到这个志愿者网站上。他们通过关爱抗战老兵网志愿者进行了核实，确认了我的抗日老兵身份。2013年上半年，志愿者邀请我免费去云南参观了抗日远征军烈士陵园。”
自文正国的身份得到确认，他的好事可是一连串。
“得胜村的人知道了我的抗日故事，对我投来了赞许的目光，许多青少年都乐意帮助我。我因为平日还搞些‘拾荒’的事，他们就把空瓶和纸盒送给我去卖钱。还有志愿者和老板送了钱给我养老，生活比过去好多啦！”
从2014年开始，文正国每年享受政府发给的每月660元的抗日老兵抚恤金。而最大的好事却是他作为抗战老兵的代表，来到北京天安门参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这么多年了，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还有享受这种最高荣誉的一天！”
“太兴奋了，睡不着了”
就这样，文正国在外甥女葛琳的陪伴下来到了首都，住进了首都大酒店。
激动不已的文正国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祖国没有忘记老兵们，给我们这么高的礼遇；这是向世人昭示“不忘屈辱，崇尚英雄”的正气；自己是老兵里最幸福的一个，这一辈子值得。
葛琳告诉笔者，入住房间后，文正国打开衣柜一眼就发现了发给他受阅的服装，忙穿上对着镜子看了起来，脸上写满了激动，还有天真：“当年，我是一个小兵，岁月让我成了老兵。穿上这服装，我又变成了小兵。我仿佛回到了当年和连长、战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代表他们来受阅的。”他和其他老兵代表早起晨练，希望把身体搞得更棒，在北京好好表现老兵的风采，为老兵争光。
预演达到要求后，已是到了9月2日晚。3日凌晨4点，文正国就醒了，他无法再入睡。因为几个小时后，他将入列老兵方阵，参加盛大的阅兵仪式。
为了不吵醒陪同人员，他蹑手蹑脚地爬起床，洗了澡，换上军装。阅兵仪式上，文正国和湖南同去的另11位老兵坐在第五辆敞篷车上。同车的有新四军、八路军、华南游击队、飞虎队等抗战老兵。队伍行进在长安街上时，文正国向人群挥手致意。
从阅兵活动现场回来后，陪同人员问文正国饿不饿。他回答说：“不饿。今天队伍好威武呀！”
受阅回到岳阳的文正国，只有一个心愿，将当年自己亲身经历的抗战故事告诉更多的青少年，让后人传承中华民族那种敢于流血牺牲、勇于抵御外侮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