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入伙

　　《三国演义》里的刘、关、张是草根化人物，他们的影响，不在士林，而在江湖。诸葛亮入伙，其实跟落草差不多，但他看好刘备的皇室门票，有了这张皇室门票，就有机会夺取荆州和益州，这是天下最后一块大蛋糕了。他隐居隆中，就惦着向这块蛋糕下手，他也需要一个合作伙伴，刚好刘备来了。他知道刘备是个流寇，也在觊觎荆州，于是，两人联手。
　　在诸葛亮看来，有皇室门票，就能叫开荆、益大门，还有可能将它们据为己有，一旦拥有荆、益二州，不但能三分天下，还可以两路北伐。
　　刘备对诸葛亮说的有兴趣，但他更着急的是要解决眼下问题。
　　他要解决什么问题？刘表死了，内乱又起，要想在荆襄自立，就要得到荆襄士族支持，诸葛亮是士族代表，隆中对策是荆襄士人集团的共识。刘备要想在荆襄之地自立，就必须接受这共识，因此，隆中对策，就其后来对天下影响而言，当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战略，然而在当时，它更是一份刘备集团与荆襄士人集团合作的可行性方案，它要求刘备集团，不仅要从发展战略上转移到隆中对策上来，还要将政权的基础转移到荆襄士人集团中来。

羽扇纶巾是周郎

　　赤壁之战，乃老英雄对决美少年。曹操战无不胜，因为他是最伟大的兵法传人，而周郎却超越了兵法，以美用兵，如王羲之用笔，以美的方式行自由意志。天地之利，山河之势，四时之变，都被他拿来用，兵行于天地间，为自由而战，亦以自由战之。
　　水因地而制流，故水最自由，夫兵形似水，用兵也要自由。长江，大水也，一句“大江东去”，便将三国之魂吼出。曹操战于长江，故以长江为天堑，用兵为长江所限;周郎以长江战，所以长江如百万兵，站在周郎一边。
　　吴王夫差以运河战，周郎以长江战，皆为水战经典。古往今来，能以长江战者，仅数人而已，有周郎，还有朱元璋及曾国藩湘军水师。
　　所谓知“水性”者，即水师行止，须知水量盈亏、水域增减、水流缓急;水师立营，当得其生源，避其死域，要汛期防洪，高温防疫……而曹操，不习江南水性，不懂长江水势，战于长江，故周郎曰：北人不习水战。经此一战，老英雄时代告退，“一时瑜亮”，并肩而起。

挖墙脚的刘备

　　战后，刘备则乘机施展其挖墙脚之故技——借荆州不还，迈出“跨有荆益”第一步。
　　这一步，得到了荆襄士族的支持，于是，刘备迈出第二步——取益州，因为是“隆中对”里定好的，所以，刘备又得到了荆襄士族的支持。为此，他们还给刘备派来一位军师——庞统，对庞统大加吹捧，说庞统和诸葛亮，得一人就可以定天下，而他们居然为刘备集团贡献了两人。
　　为了与荆襄士族联手，孙权迁都鄂州，先以吕蒙袭取荆州，又以陆逊打败刘备，其间胜负关键，在于那只看不見的手——荆襄士族的取舍。
　　当年孙刘争夺荆州，刘备得荆襄士族支持，连周瑜都不敢硬取。可一旦失去荆襄士族支持，“吴下阿蒙”出手，略施小计，便一战而取之。
　　正是那只手，支配了荆州，刘备放下那只手，就已失了荆州。
　　因此，失荆州的是刘备，而非关羽，不是关羽大意失荆州，而是刘备机关算尽失荆州。刘备行事，手腕长而见识短，能抓眼前，不顾长远。
　　刘备那一挖，以权术论，妙不可言;以战略论，却蠢到极点。他以权术赢了荆襄士人集团，却在战略上把关羽推向死亡边缘，只好军事冒险。
　　关羽冒险还不够，他还接着冒险，发动攻吴战争。此战，诸葛亮反对，赵云也反对，可刘备铁了心要战。他为什么要战，而且倾城倾国战？明摆的理由，大抵有两条，或为关羽复仇，或要夺取荆州。
　　刘备集团从未有过像样的政权建设，在隆中对以前，甚至从未有过发展战略，“跨有荆益”以后，三分天下已定，他也不去建设，却忙于用计，因为打仗要用计。用计是刘备集团核心竞争力，“跨有荆益”靠用计，统一天下也靠用计，用计是单纯的军事观点，以用计代替综合实力竞争，会走向军事冒险。
　　刘备用计，以仁义为饰，难免扭曲。而诸葛亮用计，以忠义为本，有时很感人，《三国演义》崇尚用计，使诸葛亮成了中国用计文化的圣人。
　　然而，治国之本是用计，还是建设？当然是建设。国家建设，包括国土建设、国防建设、制度建设、民生建设、文化建设，以建设增强国力。
　　在建设方面，刘备跟曹操没法比，曹操治理鸿沟水系，开发海河水系，以治水发展经济，以治水实现统一;跟孙权也没法比，江南六朝由孙权开头，立京口，居建业，迁鄂州，东南半壁由此而连成一体，因之而“武昌”矣。
　　夷陵之战后，三国进入相持阶段，曹魏和孙吴都忙于建设王朝，唯有诸葛亮还在用兵不休，可怜他六出祁山，问天下英雄谁敌手？没有！
　　司马懿不战，阿斗又来催他回去，他是宁肯马革裹尸，也不愿意回小朝廷去陪那阿斗一起，在安乐窝里等死，英雄一世，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呀！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