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开国。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人学者汇集一起,共同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但是,两个区域的文人学者心态是不同的:原解放区的文人学者,有与中共一起奋斗的经历,颇有这天下也有我们一份的自傲;而原国统区的文人、教授,对那些来自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老革命”“老干部”,许多人的内心都有很深的歉疚感——虽然向往中共,但对立国却无尺寸之功,这也是为什么革命理论家用“立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曾经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服务”等几个概念,就很容易把他们引导到“思想改造”之路的原因。在19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如冯友兰、费孝通、金岳霖、梁思成、周培源等著名学者彻底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如茅盾、曹禺、老舍等著名作家在检讨自己的同时,也都根据革命意识形态的标准,对自己过去的成名作进行修改。这是研究者业已注意到的事实。
　　之外,還有“另类”知识群体——或曾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而中途离开的、或隐匿书斋而偶尔曾为国民党做过一点事的一些学人——的境况,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新近出版的《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中,对属于这个群体的张申府、童书业等著名学者的回忆,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赵俪生,1917年生,1934年入清华大学。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是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成员。1937年“七七事变”后投身抗日前线;1939年因病脱离部队后,一直在从事教育工作,并为中共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由于学养深厚,1947年即进入大学工作;1949年后一直在高校担任教授直到1991年离休,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赵俪生游历广泛,与学界人士多有交往,因而他的回忆录中多谈学界、学人之事。
　　张申府,著名学者。曾是李大钊的得力助手,“一二·九”运动的幕后策划者之一,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这样显赫的经历,说明他与中共是一起革命的。但是,1949年初,在中共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之际,他却代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而言,主张国共“划江而治”。现在我们知道,国共“划江而治”的主张,来自于斯大林,毛泽东后来对此颇有怨言,认为斯大林不准革命。这样,张申府的命运就有些不妙了,1949年10月后即被“一抹到底”,到北京图书馆工作,逐渐被人遗忘。
　　童书业,著名历史学家,本是一名大学教授,很少参与政治。但1948年徐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大员顾祝同为点缀升平,邀请一些著名学者到徐州讲学。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学者拒绝前往,但童书业和另一历史学家杨宽则应邀前去。1949年10月以后,这就成为童书业的一个“污点”了,在每一次运动中,这个“书呆子”都要被迫交代,直到文革辞世。
　　早年参加革命后脱党埋首书斋的著名学者王瑶,在1949年后曾认为:“知识分子对新社会的接受有两种状况,一是‘回头是岸’,一是‘水到渠成’”。所谓“回头是岸”,指相当多的知识者“怀着忏悔、负疚的心情迎接新中国的到来,真诚地希望改造自己,从而跟上时代的步伐”;而所谓“水到渠成”,则指“自认是革命的或进步的左派知识分子,自觉地以新中国的主人自居,至少也是理所当然的依靠对象”——王瑶自认为是属于后者的。想来张申府和童书业,也会与王瑶“心有戚戚然”。但历史的现实是,他们既不属“回头是岸”之列,也不属“水到渠成”之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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