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6年在世界政治史上具有指标性意义，因为所有的重要迹象都指向巨大的（如果不是革命性的）政治变革。而2017年更是关键。人们等待着更多的选举，更多的政治不确定性。首先是法国的选举。无论是内部因素诸如经济不振、恐怖主义、社会分化，还是外部因素，法国极右派国民阵线力量继续壮大。德国今天被西方视为西方自由民主的最坚强堡垒了，但总理默克尔也在积极调整其政治路线了，或者说为了保持政治优势也不得不向右派妥协。如果法国国民阵线赢得胜利，那么就有很大可能步英国的后尘，进行脱欧公投。欧盟承受得了英国的离去，因为英国本来就和欧盟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但绝对承受不了法国或者意大利的离去。一旦法国离去，欧盟便会解体。
一句话，西方政治极右化。问题在于为什么极右化，极右化意味着什么。今天西方政治向右转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根源。一战、二战可以说是进步的力量打败了右派的力量。二战以来，左右派政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左派的变化非常显著，其立场几乎和右派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同时，很多右派政党也往中间靠，能够容纳劳工阶层的利益。左右派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实际政策上的趋同现象主要是因为二战之后西方中产阶级的庞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要照顾中产阶级的利益。
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状态下，无论是左派政党还是右派政党，都成为了“资本党”。用中国的话来说，比较容易理解，即唯GDP主义。左右派政党变成了既得利益，忙于分享全球化所带来的财富，而遗忘了社会底层、小城镇和农村。不仅社会底层尤其是少数族群的利益被忽视，而且西方社会的主体即白人的利益也被忽视。而这种“忽视”便是今天右派民粹主义崛起的社会根源。
极右派政治在欧洲历史上多次出现过，最典型的便是德国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美国在冷战期间也有麦卡锡主义的出现。所有极右政治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对内控制，即控制反对力量和批评者，对外侵略，例如搞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帝国主义。二战期间亚洲的日本也有同样的历史。
那么今天的情况如何呢？尽管时代变化了，但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忽视今天的极右政治所能带来的冲击。
就内部来说，或许人们并不否认特朗普要复兴美国的良好愿望，但能否做得到是另一回事。西方和美国现在所面臨的问题是技术结构变化和全球化两方面因素结合的产物。技术进步所产生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有效地减少着就业；而全球化又促动着资本和技术超越主权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特朗普的右派政治如何改变这种技术结构呢？对外来说，又如何控制资本而去逆转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呢？更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所“说”的，违背了美国人一直所持有的价值观，例如保护少数族群，保护社会底层的权利，自由贸易等等。特朗普的内阁是由亿万富翁和将军组成，有观察家甚至说其是“军事内阁”。
特朗普的做法，无论是内部发展还是外交，都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说，如果特朗普搞他所说的贸易保护主义，或者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或者通过税收或者货币政策的调整来吸引资本回流美国，那么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又比如说，如果特朗普要改变美国政府已经恪守了数十年的“一个中国”政策，或者在南海方面制造新的事端，那么中国的国际环境就会变得更加严峻。
那么，中国应当做什么呢？邓小平生前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话在今天仍然适用，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内部，中国必须继续沿着中共十八大以来所确定的改革路线往前走；在外部，中国既不用恐惧于特朗普的各种“勒索”或者“恐吓”，更不应当错失因为特朗普犯“颠覆性错误”而为中国提供的机会。
对中国来说，内部建设仍然是重中之重。西方出现了极右政治，是因为社会出现了严重问题和危机。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是通过民主方法产生的。因为社会面临巨大的危机，人民感到无望了，希望出现一位“救星”。
中国的问题仍然必须通过发展而得到解决。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只要在发展，所有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一停顿，问题便会永恒化。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已经往制度化反腐和治党这个方向走了实质性的一步。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更可以整合原先过于分散的反腐败机构而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政策落实需要动员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这四种主要经济力量，它们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今天仍然如此，没有这些经济主体的积极性，经济很难得以好转。
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会不惜一切维护核心利益，尤其是主权利益，包括台湾、南海、东海等。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积极推进新一波全球化。美国、欧盟、日本等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中国不要低估中国市场本身的力量，因为话语权往往来自市场实力。中国本身可以通过有效使用市场的力量来塑造话语权。而且，西方的保护主义压力也并非全是负面的。2008年以来，中国在努力拓展内需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两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
因此，换一个角度来看，西方政治极右化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理性克服和取代了恐惧、焦虑和自大等情绪，那么便是机会；但如果是后者克服和取代了前者，那么便是危机。
（摘自《南方周末》）
一句话，西方政治极右化。问题在于为什么极右化，极右化意味着什么。今天西方政治向右转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根源。一战、二战可以说是进步的力量打败了右派的力量。二战以来，左右派政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左派的变化非常显著，其立场几乎和右派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同时，很多右派政党也往中间靠，能够容纳劳工阶层的利益。左右派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实际政策上的趋同现象主要是因为二战之后西方中产阶级的庞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要照顾中产阶级的利益。
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状态下，无论是左派政党还是右派政党，都成为了“资本党”。用中国的话来说，比较容易理解，即唯GDP主义。左右派政党变成了既得利益，忙于分享全球化所带来的财富，而遗忘了社会底层、小城镇和农村。不仅社会底层尤其是少数族群的利益被忽视，而且西方社会的主体即白人的利益也被忽视。而这种“忽视”便是今天右派民粹主义崛起的社会根源。
极右派政治在欧洲历史上多次出现过，最典型的便是德国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美国在冷战期间也有麦卡锡主义的出现。所有极右政治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对内控制，即控制反对力量和批评者，对外侵略，例如搞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帝国主义。二战期间亚洲的日本也有同样的历史。
那么今天的情况如何呢？尽管时代变化了，但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忽视今天的极右政治所能带来的冲击。
就内部来说，或许人们并不否认特朗普要复兴美国的良好愿望，但能否做得到是另一回事。西方和美国现在所面臨的问题是技术结构变化和全球化两方面因素结合的产物。技术进步所产生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有效地减少着就业；而全球化又促动着资本和技术超越主权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特朗普的右派政治如何改变这种技术结构呢？对外来说，又如何控制资本而去逆转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呢？更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所“说”的，违背了美国人一直所持有的价值观，例如保护少数族群，保护社会底层的权利，自由贸易等等。特朗普的内阁是由亿万富翁和将军组成，有观察家甚至说其是“军事内阁”。
特朗普的做法，无论是内部发展还是外交，都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说，如果特朗普搞他所说的贸易保护主义，或者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或者通过税收或者货币政策的调整来吸引资本回流美国，那么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又比如说，如果特朗普要改变美国政府已经恪守了数十年的“一个中国”政策，或者在南海方面制造新的事端，那么中国的国际环境就会变得更加严峻。
那么，中国应当做什么呢？邓小平生前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话在今天仍然适用，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内部，中国必须继续沿着中共十八大以来所确定的改革路线往前走；在外部，中国既不用恐惧于特朗普的各种“勒索”或者“恐吓”，更不应当错失因为特朗普犯“颠覆性错误”而为中国提供的机会。
对中国来说，内部建设仍然是重中之重。西方出现了极右政治，是因为社会出现了严重问题和危机。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是通过民主方法产生的。因为社会面临巨大的危机，人民感到无望了，希望出现一位“救星”。
中国的问题仍然必须通过发展而得到解决。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只要在发展，所有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一停顿，问题便会永恒化。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已经往制度化反腐和治党这个方向走了实质性的一步。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更可以整合原先过于分散的反腐败机构而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政策落实需要动员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这四种主要经济力量，它们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今天仍然如此，没有这些经济主体的积极性，经济很难得以好转。
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会不惜一切维护核心利益，尤其是主权利益，包括台湾、南海、东海等。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积极推进新一波全球化。美国、欧盟、日本等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中国不要低估中国市场本身的力量，因为话语权往往来自市场实力。中国本身可以通过有效使用市场的力量来塑造话语权。而且，西方的保护主义压力也并非全是负面的。2008年以来，中国在努力拓展内需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两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
因此，换一个角度来看，西方政治极右化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理性克服和取代了恐惧、焦虑和自大等情绪，那么便是机会；但如果是后者克服和取代了前者，那么便是危机。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