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这种学界都知道，就是大众不知道的事，以后越来越少，窗户不再糊纸，那也就不需要李辉这样的勇士去捅破了。
　　
　　李辉质疑文怀沙案（这事虽然还未上升到法律层面，但已经是个笔墨官司，而且“案”也可作英文的case解）在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俨然成为一个公共热点。记者们拿出了对付娱乐八卦的劲头（去年此时可是“艳照门”占据娱乐版面头条），来跟踪操作这个文化八卦，一石激起千层浪，影响力之大，连李辉都有点“扛不住”了。
　　其实李辉没做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儿，他只是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就是学界和大众之间的那层隔膜。实际上，在学术圈子里，文怀沙的“品行不端”、“浪得虚名”早就是公开的秘密，只是那些学者们或自视甚高、或谨小慎微，不愿对大众媒体明言而已。一位青年学者朋友告诉记者，他去年底在北京开学术会议，听得王春瑜、陈四益等“老头儿”在一起历数文怀沙劣迹，才知道文怀沙在北京“老头儿”们中早已声誉扫地，与大众媒体塑造出来的“光辉”“大师”形象完全相背。
　　最终由李辉来担起这个捅破窗户纸的使命，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李辉曾经是文化记者，现在也还是媒体编辑，与大众媒体有天然的亲缘关系；李辉以撰写文化老人的历史而闻名，与“老头儿”们交情非浅，容易掌握学界内情；李辉受教于贾植芳先生，最初以研究胡风案起家，撰文比一般写史散文更多一点考据。因此综合了学者的考证素养和记者的调查功底的李辉，写出了《李辉质疑文怀沙》一文发表在《北京晚报》上，他承担了这样一个联系学界和大众的角色，把原本隐藏在文化学术圈的“通识”公之于众。
　　
　　拍案而起
　　
　　虽然说合情合理，但李辉质疑的文章刚出来时，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惊讶。因为李辉的文章向来温和节制，可谓文质彬彬，何以会有此惊爆之举？要说他想以此博名，更不可能，李辉这些年勤奋著述，早已文名在外，虽然不是“大师”，但也无须借“大师”扬名。
　　为什么啊为什么？后来李辉自己给出了答案，最直接的原因是文怀沙侮辱了郁风，文怀沙曾说：“我和郁风是好朋友。干校时候，她还找过我，为我画裸体像呢！”这样的颠倒是非和恶意调笑令李辉拍案而起。郁风在圈子里大概貌似“神仙姐姐”这样的人物，令人尊敬爱戴，文怀沙的言语绝对是触犯了底线，李辉说，“它关乎个人感情，也关乎对历史的敬畏”，所以从两年前，他就开始为对文怀沙的“致命一击”做准备了。
　　要说文怀沙这样口无遮拦地泼污水，也并非第一次了。在徐晋如的博客《文怀沙：贱人还是大师？》中，揭露了另一件类似的事情：当年言慧珠出访日本，从日本给文带了一双袜子。本来，送袜子是日本人的一个非常普通的风俗，可是文怀沙在办公室里大声对所有人说：“言慧珠言老板，从日本给我带回了一双袜子，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你蹂躏我吧！你践踏我吧！”可见他是“惯犯”了。
　　“风流”对于中国文人来说大概向来算不得一个贬义词，所谓“风流才子”，总让人错觉越是有才越风流一般，所以文怀沙经常要自诩风流了。不过，要是以上述两件事来衡量，好像都超过了“风流”的范畴，已经滑向“下流”了，更遑论他当年入狱的真正罪名是“诈骗、流氓罪”。俄苏文学专家蓝英年向记者证实，文怀沙说自己懂中医，当年在北京青艺的时候就借口给人看病，猥亵女演员。“所以后来他成了‘大师’了，看到青艺的人，掉头就走，他怕见到青艺的老同事。他的底细当初青艺的人一般都知道一些。”蓝英年的夫人原先也是北京青艺的，对文怀沙极其讨厌，觉得他就是个流氓加骗子。历史学家王春瑜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说他“为巴结权贵献春方”。
　　文怀沙近年来在媒体面前除了表现风流的一面，更喜欢在女记者跟前表现自己的“多情”，他多次提到每年三月三日是他斋戒之日，为了纪念一个为他殉情的女孩：文怀沙青年时期与一个富家女相爱，母亲希望女孩嫁给表哥，女孩不愿意，她爱的是文怀沙。有一次女孩留宿文怀沙那里，回去后，母亲以为她失贞（当然其实她并没有失身），大骂文流氓耍了她孩子。女孩认为母亲侮辱伤害了文怀沙，也伤了自己的心，她无法反抗母亲，遂自杀了。这个故事听来有些动人，仔细想想也有些蹊跷，反正现在已经没人可以证明，我们也只好听信文的一面之词。不过参照文怀沙一生五次婚姻，而且在妻子林青怀孕时移情别恋导致离婚的事实，实在不得不怀疑这个人不是“多情”，只是“滥情”罢了。
　　当然，无论你怎么“下流”“滥情”，偷偷地藏着掖着，那也就算了。可是文怀沙太高调了，他要做“风流人物”，所以他就编造出一个藏锋诗反江青的“神话”，既可以掩盖自己入狱的真相，又能博得今人的同情和尊敬，真是个一举两得的好计策。只不过，这样的事一旦被人知道，那是引发众怒的啊，看看现在网上李辉超过90%的支持率就明白触犯众怒是怎么回事了。一位80后说：我可不管你以前生活作风有问题，你不能骗大家说自己是“文革”英雄啊，这太过分了。
　　所以，王春瑜要问一句：“‘流氓罪’入狱跟‘反江青’有什么关系？只懂‘春方’跟‘国学大师’有什么关系？”这，大概也是李辉愿意站出来“惹麻烦”的终极原因。
　　
　　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蓝英年说：“文怀沙的事，圈子里，五六十年代大家就都知道，都鄙视他，只是没有去揭露他。他当时已经没法出来活动了。但是现在老的老，死的死，他就又出来了，而且成了公众人物。”是呀，这么个人，怎么就变成大师了呢？难道搏声誉就靠活得长吗？
　　
　　李辉在质疑文怀沙的年龄、入狱原因的同时，也质疑了他的学问。其实这三点，正好可以反过来看出文怀沙“大师”的形成之路。
　　虽然李辉指出文怀沙当年自己在供职单位填报的出生年月是“1921年”，但文怀沙却坚持自己生于1910年，不管事实到底如何，文总归是瞒了岁数。在年龄上的弄虚作假自然也牵涉到履历方面的含混不清。18岁担任学院教授可是比梁漱溟、胡适、林语堂等人当上教授的年纪更小啊，不能不叫人吃惊，信则必然推崇备至了。至于自称“章门弟子”（现在也遭到了质疑），自然也是为了增加履历中的学术背景和国学底蕴。这些都是成为“大师”的充分条件。
　　伪造入狱原因，是文大师装扮自己的最华丽的一笔。试想，当下受尊敬的文化老人们，哪个不是在“反右”或者“文革”当中受到过冲击？这几乎成了“大师”养成的必要条件。文怀沙则更矫枉过正，按照他的说法，自己不仅是受到了冲击，而且完全是“反江青”的英雄。这样坎坷又有志气的经历怎能不把愤青乃至中年人蛊惑住？
　　至于他到底有些什么学问，惯于从电视和网络接受信息的当代人，怎么会深究呢？他简历上的主要著作都是早年的，很少有人见过，而现在他反正已经“坚持”“述而不作”了。一直以为只有孔子、苏格拉底这样的圣哲才可以“述而不作”闻名，想不到文怀沙也来荫泽这份名头。
　　就说早年著作，舒芜已经撰文指出所谓他的《屈原集》注释只是人文社交派下的编辑任务，而文怀沙却因“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至于那本《鲁迅旧诗新诠》，鲁迅研究专家们，比如钱理群（北大教授）说不知道这本书，没见过；王德厚（原鲁迅博物馆馆长）也不以为然，他曾收到过茅盾的信，信中说：“我未曾看过一九四七年重庆文光书店印行的《鲁迅旧诗新诠》，亦不知编著者司空无忌为何许人，或许竟是文怀沙化名亦未可知。文怀沙曾见过，但我确未看过该稿。‘引’中所谓‘此诗〔书〕初稿甫成，承茅盾先生改正错误之处甚多云云’，不是事实。一九四七年五月后我从苏联回上海，旋即赴香港。文怀沙为人浮薄，我们都避之。”
　　可是，在文怀沙的简历里，他号称自己的《屈原集》注释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套楚辞研究专著”，又说自己1947年出版的《鲁迅旧诗新诠》是“鲁迅研究学术史上第一部鲁迅旧诗诠释，在鲁迅诗歌研究史上是开山之作。”这样的自我标榜用上海话叫“掼榔头”，如果成立，就算称不上“大师”，也至少是专家了。
　　至于最近他在回应李辉质疑时提到的“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和《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也是当下他成为“大师”的头上光辉，这标出来的一亿四千万就是来忽悠人的。“正清和”早遭人驳斥，《四部文明》更非他的著作，他充其量只是主编，带着旁人做做校勘工作。而且稍微懂点文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四部”指的是“经、史、子、集”，不知道为何到了文大师手里就变成了“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四段时间。王春瑜说：“《四部文明》完全是文化垃圾，是一个商业行为。有被雇佣者在网上揭露，他们就是拿一批古书来扫描，很多人只有高中学历。所谓有一些宋代刻本古籍，也是从网上下载的，日本静嘉堂文库网上就有。而且这部书没有书号，不能算是正式出版物，却卖8万多高价！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文怀沙成为“大师”的那个东风就是他“仙风道骨”的形象。蓝英年说：“他有个特点，鹤发童颜，仙风道骨，很有欺骗性。而且他会朗诵，在某些场合还能说些俏皮话，所以外行很容易被吸引。”王春瑜则指出文怀沙口才好，又善于走高层路线，而“转型期，社会浮躁，媒体更浮躁，而且媒体从业人员普遍年轻（记者注：道行浅，又无知，好骗哪），文化土壤非常浅薄，哪怕插根搅屎棍，都会生根开花结果，何况是老资格、煞有介事的文怀沙呢？”文大师就这样在媒体的文文相传中立起来了。
　　李辉在《我为什么要质疑文怀沙》一文中也说到，社会需要“大师”可以理解，“但在‘娱乐至上’的时代，我们的媒体向观众和读者推介一个‘国学大师’时，竟显得如此草率，似乎不假思索，不做研究，不要起码的学术评判标准，就可以把‘大师’的桂冠轻易地戴在一个人头上，而不管对公众和历史的责任，而没有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具有的文化敬畏。”这就是催生文大师的土壤。
　　更可悲的是，“虽然知道他情况的人非常多，但是大家集体失语，这就造成了文怀沙现在‘大师’的局面”，王春瑜感叹道。
　　
　　窗户纸一点就破
　　
　　李辉这次在大众媒体“爆料”文怀沙，是需要不少勇气的。因为即便做再多的调查和准备，也仍旧是要遭到一些非议的。更何况对方是“大师”级别，且还有人罩着。不过，支持李辉的人更多，他这一作为，终于让圈子里的“常识”传到了大众这里。真是窗户纸一点就破，大师光环只是遮羞布。
　　不过令人疑惑的是，之前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说话呢？“只要是65岁以上的，在学术圈浸淫已久的，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文大师那些底细，只是大家不愿意公开出来写文章。”王春瑜说，“上了岁数之后，大家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有人觉得这个人是个喜剧人物、很搞笑，没必要跟他一般见识。”蓝英年也说，“这些老人们，都觉得他是个小人，没人去理他，对他嗤之以鼻。”可是这样的集体失语，却变成了姑息养奸。
　　另一方面，是“为长者讳”。这样的老人，同一辈的几乎都不在世了，稍小一辈的总有“为长者讳”的传统心理。“他一把年纪了，还是手下留情吧；我比他小多了，但也一把年纪了——已逾古稀，没有太多精力跟文怀沙及其粉丝纠缠。现在想来，这也是我的庸人气息作怪。”王春瑜说出自己原来的想法。其实，即使李辉现在抛出这样确信的证据来证明文怀沙欺世盗名，仍有人认为这样对待一个百岁老人有点过分。
　　李辉在《北京晚报》发文之前，也不是完全没有人揭露过文怀沙的劣行。王春瑜就曾在前年《文汇读书周报》的专栏“新世说”里面提到过，说文怀沙是旧时“打春”队（即骗子队）的漏网队员。可是当时他“没有直接点名，只写他是长髯飘飘、在媒体上到处作秀的那个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说的是谁”。前文中引用舒芜评价文怀沙屈原研究遭非议的文字来自《老吾老》（载《万象》2008年第10期），而李辉也曾在2008年12期的《书城》杂志中写到过“二流堂”老人对文怀沙的鄙视态度。可能还有其他类似文章出笼，但因为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发行量较小的文化报刊上，受众一般都是圈内人，而且行文也多隐晦，没有拉开全面“揭盖”的架势，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大关注。
　　其实，学术文化圈与大众的隔膜一直存在，有时在学术圈里早已成为通识的东西，对大众来说却还是有些“少见多怪”。所以，有《百家讲坛》这样的电视栏目想做些努力，当然这个努力是否成功又当别论。文怀沙是大众媒体捧出来的“大师”，如果没有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就算他自己再怎么自吹自擂，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效果。大众媒体的特点就是及时迅捷，缺少积淀和实证，连假新闻都时不时会诞生并转载蔓延，更不要说文大师这样高级的谎言了，如何能看穿呢？现在更有互联网的加入，讯息传播更快也更不可靠。那么，作为学者，是否也该考虑跨出象牙塔，把自己所学普及给更多的人呢？希望这种学界都知道，就是大众不知道的事，以后越来越少，窗户不再糊纸，那也就不需要李辉这样的勇士去捅破了。
　　诚如李辉所言，“我们的公众多么需要历史真相，多么需要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师，多么需要真正对得起后人的文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