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没有“微”与“大”之分，只有“变”与“不变”两种选择。视角不调整，如伍皓这样的举動，仅能视为“改”而不是改革。因此，能否真正明了公众的诉求很关键。
　　大年初一，云南红河州委宣传部部长伍皓的公车牌号公布，本是想开公示公车的先河，不想被质疑违规用车，此事背后折射出的官方与民间心态，对未来的社会变革推动，有着相当的提示意义。
　　民间质疑伍皓以副厅级身份，本无资格享用“专有公车”，舆论滔滔；伍皓长篇发文回应，特别强调“专车”与“公务用车”的区别，并做出种种解释。交锋双方都显得相当不淡定，而不淡定的根由，在于双方的视点错位，说白了，是对焦不准。伍皓关注的，是公车信息公开这一做法本身，而质疑者着眼的，是公开后发现了其可能存在的问题。从逻辑上说，伍皓慢了一拍，因而面对质疑觉得委屈，从现实中看，质疑者快了一步，因而存在不满。伍皓在乎的是向前看，即今后合乎规定地使用公车，但质疑者显然在向后看，即追问的是这辆公车存在的前提是否合乎规定。逻辑与现实之间不相融合，这是当下中国种种存在的缩影。
　　伍皓随后提出了“微改革”的概念，含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意思，也可看作是在逻辑与现实之间寻找折中。折中的对象，并不是改革的步伐，即快与慢——那只是对速度的衡量——而在于改革的表达方式，能否缩小官方与民间的认知差别，其关键是以谁的视角为主要裁量。
　　仅以公车为例，改革已呼唤数年，但对公车的操作，无一例外地在官方框架内运行。公车信息未公开前，公众属于弱势一方，少量或不掌握信息，也不掌握监督的权利，公车使用的合理与否，其裁量权与裁量视角，自然以官方为主。当伍皓想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时候，意味信息的天平逐渐向公众倾斜，随着公开程度的增加，官方就会逐渐变成弱势一方，对公车使用的判读，就变成了公众视角，监督权也向后者倾斜，这也是政务公开与民主必然要面对的结果，且公众的监督与责问，必然是严厉、苛刻的。官方如果没有这种思想准备，今后的任何举动，从出发点到结果，都难以得到公众的认同。
　　现实是，官员身处框架内时间已久，很难具有公众视角，伍皓的委屈感，或来自于这种视角的缺失，没有对应公众的最终诉求。官员自我感觉良好的地方，其实远未达到公众的心理期待。
　　看伍皓的举动，也需客观，仍可看作两种视角在尝试对焦，尽管存在差异，至少在对话的过程中，将更多的信息、对信息的解读，以及各自的认知与心理期待展示了出来，比关死沟通渠道要好得多。从这一点上来说，不希望此事演变为“枪打出头鸟”的短剧，也不希望公众抱有“砸田鼠”的娱乐感。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展现过大革命前法国人的心态：各阶层之间漠不关心，社会死气沉沉又暗藏危流，诉求缺乏沟通的渠道，让压力与日俱增，终至爆裂。这种动荡的伤痛，想必是很多人都不愿去经历的。
　　改革的含义，是产生根本性的调整、变动，从这个角度而言，改革没有“微”与“大”之分，只有“变”与“不变”两种选择。视角不调整，如伍皓这样的举动，仅能视为“改”而不是改革。因此，能否真正明了公众的诉求很关键。再进一步讲，即便官员们得悉公众所想为何，改革中种种利益攸关，是否能够切割，也还是另一重考验，而这就要看改革者能否拥有足够的自信与能量，令不合乎诉求者顺应大势，或者将其剔除出局了。
　　“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这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提出的问题之一，类似充满矛盾性的疑问还有很多。或许伍皓会有相似结构的自问：为何主动公开信息反遭质疑？书本也许能给予答案，但现实能提供更多的警示。如果伍皓不是在做一场政治秀，那么这不失为一个机会，亟待官方、民间多种力量推动进一步的变革，而不是畏势退缩。成功的改革者不会让本已稀少的机会白白流失，因为那将使公众在一次次的失落中逐渐变得无感，最终失去对改革的信心。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