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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低技能、依法维权意识淡薄，在极易发生薪资纠纷的建筑行业里，高龄农民工已被动成为该行业劳动力供给源之一。”
“高龄、低技能、依法维权意识淡薄，在极易发生劳资纠纷的建筑行业里，‘打工爷爷’已经被动成为该行业体力型劳动者的供给源之一。然而让这个群体难以逃避的是，因用工方欠薪，他们的讨薪之路如同‘心绞痛’般痛苦难挨。”周立太沉声说道。
周立太，重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华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专业委员，致公党党员。因其长期致力于农民工维权，故被媒体称为“农民工律师”。2000年和2001年，周立太被国内外多家媒体评为十大新闻人物及十大风云人物。
事实上，早在1998年，周立太便开始呼吁关注农民工的权益，提出政府要建立起长效机制维护农民工权益。截至去年底，由他办理农民工权益案件在全国已有1.4万余件。
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周立太再次呼吁，高龄农民工是一个总量庞大且弱势的群体，如何进一步充分保障这个群体的合法权益，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欠薪多数发生在建筑行业”
周立太分析指出，一些高龄农民工在原籍除了进行农业生产外，平日里还会应邻里邀请，参与农村一些简单的土建工程。这些工程技术含量不高，易上手，不会占用大量田间劳作时间，一天下来还会有不错的收入用以贴补家用。因此，从家乡来到大城市后，这个群体首选的工作也是建筑行业。
周立太说，近些年，从事城市建筑行业的体力型劳动者虽然还是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为主，但“工地”对于一些适龄的青年农民工来说已经没有了吸引力，“缺人”让建筑行业的用工者不得不将招工的年龄条件放宽。
有人口专家表示，从2012年开始，我国16岁至60岁的劳动力人口每年减少数百万，2015年较2014年减少487万，但50岁以上的人口并未减少，高龄农民工未来仍将占整个农民工劳工群体的一定比例，人数也将继续增加。
“在供给需求的作用下，‘打工爷爷’出现在城市的工地中不足为奇。” 他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在他的老家重庆市开县，当地劳务部门曾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全县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人数的15%，约为7万人，大多从事建筑行业的体力劳动。
然而，相比于农村，“城里的情况就要复杂多了。”周立太强调说，有一些包工头将施工合同当做稀缺商品加价卖给“下游”工头，下游工头再以击鼓传花的方式再次加价向下卖，直至最后接盘的工头出现为止。
“在‘购买’工程合同的过程中，最终接盘人实际的承包价格已经高出市场价格，而用以购买的资金往往来自于民间借贷甚至是高利贷，其利润空间变得微乎其微，因此有很多包工头选择通过克扣甚至是欠发农民工工资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利润空间。”周立太分析说。
尽管各地各级政府近些年都强化了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障力度，但周立太强调，由于高龄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没有能够在应聘之初就与用工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导致一旦发生劳资纠纷，只能接受被动无助的现实。
“在我近几年代理的高龄农民工维权案件中，发现双方劳动合同签订率几乎为零！”他透露。
“打工几个月讨薪大半年”
采访中，作为职业律师的周立太有些郁闷。他表示，高龄打工者中很少有人想到或者主动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的甚至干脆自认倒霉放弃了。
“实际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纵容了用工者，让他们可以肆意侵害这个群体的权益。”周立太指出，在城市建筑行业里，有些地方的用工方认为把工地上一些简单的工作交给“打工爷爷”做，不但省钱，而且不用担心日后出现劳资纠纷后会出现什么事端。
“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打工爷爷’可能只在工地上工作几个月，但由于用工方恶意拖欠或支付不及时，他们要用大半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去讨薪。”
“这个过程对于高龄农民工而言是煎熬的。”周立太介绍，去年有媒体报道，有“打工爷爷”为追讨用工方拖欠的工资，严寒中，留守在四壁透风的工棚内等待说法，每天只靠吃两个烤馒头为生。“这对我的触动很大。”
2015年12月，有知名网络媒体以《“打工爷爷”黑龙江讨薪记：烤馒头充饥电灯泡取暖》为题，记录了高龄农民工讨薪经历。此后一段时间里，“打工爷爷”群体面临的社会问题开始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话题。
周立太指出，如果說讨薪已经成为高龄农民工的“心绞痛”，那么，“工伤”赔偿难就是留在“‘打工爷爷’身上的一道‘疤’”。
他告诉《民生周刊》记者，针对超龄职工在工作中发生意外伤害是否认定为工伤，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有较大差异性。
“有的地方明确规定不予受理，而有的地方则明确规定可以享受劳动保险待遇，有的地方则规定不明。但在实践中，绝大多数地方的劳动仲裁部门对高龄劳动者的工伤申请是不予受理的，这是不合法的。”他认为，我国《劳动法》只禁止招收童工，并未限制超龄农民工提供劳动的权利。
据其回忆，他曾代理过重庆皮某、周某在深圳超龄上班在工作中因工死亡案件，当地劳动仲裁部门认定死者不是工伤，后来经过向法院提起诉讼，才最终认定死者是因工而亡的。
“高龄农民工正逐渐丧失劳动能力，这个群体的劳动权利以及相应保障应当得到法律保护。”周立太说。
“高龄、低技能、依法维权意识淡薄，在极易发生劳资纠纷的建筑行业里，‘打工爷爷’已经被动成为该行业体力型劳动者的供给源之一。然而让这个群体难以逃避的是，因用工方欠薪，他们的讨薪之路如同‘心绞痛’般痛苦难挨。”周立太沉声说道。
周立太，重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华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专业委员，致公党党员。因其长期致力于农民工维权，故被媒体称为“农民工律师”。2000年和2001年，周立太被国内外多家媒体评为十大新闻人物及十大风云人物。
事实上，早在1998年，周立太便开始呼吁关注农民工的权益，提出政府要建立起长效机制维护农民工权益。截至去年底，由他办理农民工权益案件在全国已有1.4万余件。
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周立太再次呼吁，高龄农民工是一个总量庞大且弱势的群体，如何进一步充分保障这个群体的合法权益，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欠薪多数发生在建筑行业”
周立太分析指出，一些高龄农民工在原籍除了进行农业生产外，平日里还会应邻里邀请，参与农村一些简单的土建工程。这些工程技术含量不高，易上手，不会占用大量田间劳作时间，一天下来还会有不错的收入用以贴补家用。因此，从家乡来到大城市后，这个群体首选的工作也是建筑行业。
周立太说，近些年，从事城市建筑行业的体力型劳动者虽然还是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为主，但“工地”对于一些适龄的青年农民工来说已经没有了吸引力，“缺人”让建筑行业的用工者不得不将招工的年龄条件放宽。
有人口专家表示，从2012年开始，我国16岁至60岁的劳动力人口每年减少数百万，2015年较2014年减少487万，但50岁以上的人口并未减少，高龄农民工未来仍将占整个农民工劳工群体的一定比例，人数也将继续增加。
“在供给需求的作用下，‘打工爷爷’出现在城市的工地中不足为奇。” 他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在他的老家重庆市开县，当地劳务部门曾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全县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人数的15%，约为7万人，大多从事建筑行业的体力劳动。
然而，相比于农村，“城里的情况就要复杂多了。”周立太强调说，有一些包工头将施工合同当做稀缺商品加价卖给“下游”工头，下游工头再以击鼓传花的方式再次加价向下卖，直至最后接盘的工头出现为止。
“在‘购买’工程合同的过程中，最终接盘人实际的承包价格已经高出市场价格，而用以购买的资金往往来自于民间借贷甚至是高利贷，其利润空间变得微乎其微，因此有很多包工头选择通过克扣甚至是欠发农民工工资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利润空间。”周立太分析说。
尽管各地各级政府近些年都强化了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障力度，但周立太强调，由于高龄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没有能够在应聘之初就与用工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导致一旦发生劳资纠纷，只能接受被动无助的现实。
“在我近几年代理的高龄农民工维权案件中，发现双方劳动合同签订率几乎为零！”他透露。
“打工几个月讨薪大半年”
采访中，作为职业律师的周立太有些郁闷。他表示，高龄打工者中很少有人想到或者主动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的甚至干脆自认倒霉放弃了。
“实际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纵容了用工者，让他们可以肆意侵害这个群体的权益。”周立太指出，在城市建筑行业里，有些地方的用工方认为把工地上一些简单的工作交给“打工爷爷”做，不但省钱，而且不用担心日后出现劳资纠纷后会出现什么事端。
“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打工爷爷’可能只在工地上工作几个月，但由于用工方恶意拖欠或支付不及时，他们要用大半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去讨薪。”
“这个过程对于高龄农民工而言是煎熬的。”周立太介绍，去年有媒体报道，有“打工爷爷”为追讨用工方拖欠的工资，严寒中，留守在四壁透风的工棚内等待说法，每天只靠吃两个烤馒头为生。“这对我的触动很大。”
2015年12月，有知名网络媒体以《“打工爷爷”黑龙江讨薪记：烤馒头充饥电灯泡取暖》为题，记录了高龄农民工讨薪经历。此后一段时间里，“打工爷爷”群体面临的社会问题开始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话题。
周立太指出，如果說讨薪已经成为高龄农民工的“心绞痛”，那么，“工伤”赔偿难就是留在“‘打工爷爷’身上的一道‘疤’”。
他告诉《民生周刊》记者，针对超龄职工在工作中发生意外伤害是否认定为工伤，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有较大差异性。
“有的地方明确规定不予受理，而有的地方则明确规定可以享受劳动保险待遇，有的地方则规定不明。但在实践中，绝大多数地方的劳动仲裁部门对高龄劳动者的工伤申请是不予受理的，这是不合法的。”他认为，我国《劳动法》只禁止招收童工，并未限制超龄农民工提供劳动的权利。
据其回忆，他曾代理过重庆皮某、周某在深圳超龄上班在工作中因工死亡案件，当地劳动仲裁部门认定死者不是工伤，后来经过向法院提起诉讼，才最终认定死者是因工而亡的。
“高龄农民工正逐渐丧失劳动能力，这个群体的劳动权利以及相应保障应当得到法律保护。”周立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