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

　　1975年，我来到安徽滁县任职，历任滁县地区革委会主任、副书记、书记。
　　1977年上半年，我们组织了300多名干部，深入到400多个生产队进行调查，并向省委上交了报告——《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
　　当年6月份，刚刚上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的万里同志看到这份报告后，立即批转给各地、市委，指出滁县地区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好的开端。“报告所提的意见，可供各地参考。”这是万里到安徽后批转的第一个报告。
　　同时，省委第二书记顾卓新，让我从100多篇调查报告中选择几十篇印成书发给各地参考。此后省委负责同志又亲自到农村调查，在滁县地委报告的基础上，形成了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的决定》（简称“省委六条”），经全省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后，于11月下旬公布，在全省贯彻执行。
　　“省委六条”的主要内容有：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情况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只需个人干的活可以责任到人；允许和鼓励社员自主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
　　这些规定现在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尚属“禁区”，具有较大的冲击力，反响强烈，深受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欢迎。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专门发表文章《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

小岗村的“生死文书”

　　1978年滁县地区遭受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9月初，地委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布置生产自救和秋耕秋种。此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已经进行了几个月，“两个凡是”的观点正受到质疑。
　　会上，许多公社干部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农业长期上不去，原因究竟在哪里？一个公社上不去，两个公社上不去，为什么全区240多个公社都上不去？难道我们都是笨蛋吗？
　　公社干部强烈要求地委解放思想，放手让下面干，干好了不求表扬，干不好自动下台。
　　更令人奇怪的是，在普遍减产的情况下，来安和天长两个县的几个公社却全面增产。于是我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这几位公社书记这才公开了三个“秘密武器”：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组；天长县新街公社实行棉花包产到户；来安县广大公社实行了干部岗位责任制，年终时按各项生产指标实行奖罚。
　　会后，我立即赶到省会合肥，向万里书记作了详细的汇报。万里立即指示：“对这三个典型社队要进行详细调查，并向省委写出报告。”
　　看到调查报告后，萬里随即通知地委进行试点。我们立即组织试点。结果，各县纷纷要求扩大试点范围，许多公社争当试点，不是试点的公社也自发加入。
　　随着包产到组的发展，一部分生产队暗中开始了“包产到户”，其中就有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也就是现在家喻户晓的小岗村。
　　1978年秋天，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带领18户人家搞了大包干；年底，18位社员偷偷摸摸签订了一份“生死文书”， 在那张大纸上摁上了自己的手印。
　　坦率地说，当时的一些细节我不是很清楚。但到了第二年，小岗生产队创造了奇迹。18户农民有12户超过万斤粮，油料产量超过合作化以来20年的总和，社员收入比上年增长了6倍。自1957年起，23年来，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和油料任务，分别超额6倍和80倍。
　　农民群众对“大包干”赞不绝口：“鞋合脚，政策好。人出力，地献宝！”“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社员都想搞。只要干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决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发展路线。

包产到户有了“地方户口”

　　1980年春节前，万里同志来到小岗生产队，挨门挨户看了一遍，非常高兴。有人指责小岗生产队是开倒车，他当即表态，“地委同意你们先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先干五年。只要多打粮食，对国家多贡献，集体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改善，干一辈子也不是开倒车。”
　　1980年初，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我作了题为 《顺应民心，积极引导》的发言，要求给“大包干”报个户口，承认它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形式。我认为劳动者的积极性高与低，是检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标志，实践证明大包干到户责任制，就是让农民穿上了“合脚鞋”，因而中国的农业才能跨大步。
　　后来，在会议总结时，万里同志指出：“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你不给他报户口，行吗？那天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包产到户不等于单干，单干不等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
　　由此，大包干责任制终于在安徽省报上了户口，但这是地方户口，只能在省内通行。虽然“大包干”得到安徽省委的承认，但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
　　遗憾的是，1980年春，万里离开安徽到中央工作。其后，大包干的争论在全省乃至全国展开。

“小平同志谈话”带来艳阳天

　　1980年上半年，省委连续召开了蚌埠、芜湖、巢湖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大包干遭到了猛烈批评。
　　形势急转直下，有的县下令不许搞包产到户，搞了的要限期收回。滁县该何去何从？难道大包干真的是一种倒退？就在此时，我在省委意外看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一份内部谈话。
　　邓小平同志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这个谈话让我振奋不已，更坚定了我的信心。当时这个谈话尚未公开发表，但我迅速向所属各县委书记做了传达。
　　但在1980年8月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除了滁县、六安地区外，其他地区基本是“一边倒”，对“大包干”形成围攻之势。在这种形势下，我在会上首先强调包产到户可以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劳动者积极性的高与低，是检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根本标志；同时，列举了实地调查数据表明，增产最多的是包产到户，次之是包产到组，而“大呼隆”的生产队只能是平产或减产。
　　最后，我说：“如果上级不同意，那就请上级正式发个文件，进行纠正，我作为共产党员、作为下级，服从就是了。不要像现在这样，今天这里批，明天那里批，施加压力，搞得人心惶惶，整天提心吊胆。我已准备被撤职，但问心无愧，对得起党，对得起老百姓。”
　　当时全场气氛紧张，鸦雀无声。由于分歧很大，省委第二书记顾卓新建议把邓小平那篇谈话念一遍，作为会议总结。从那以后，包产到户就迎来了艳阳天。
　　1993年3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载入宪法。
　　（此文根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2009年的采访报道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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