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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文化与霸权视角可将20世纪的西方文化研究划分为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三个研究阶段，即经历了从要求利用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实现领导权的阶段，到批判资产阶级利用文化意识形态控制功能的反霸权阶段，再到倡导大众文化主体性消解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历程。亚文化不断削弱主流文化的领导地位，在这个背景下探讨文化领导权问题势在必行。
关键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亚文化
一、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葛兰西的西方革命理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葛兰西对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认为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相较于东方社会，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市民社会结构的完善预示着，资产阶级不仅获得政治领导权，还获得了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西方无产阶级套用东方社会的暴力革命方法则无法奏效。因而，葛兰西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西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相续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1]在葛兰西看来，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无产阶级要改变革命现状，必须冲破暴力革命观的束缚，必须确立一种以争取文化领导权为核心的文化革命观。围绕如何夺取文化领导权这一问题，葛兰西发展了文化领导权理论。“文化领导权是占统治地位的集团通过对市民社会各阶层进行说服、教育， 使其自觉自愿地接受自己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 ‘同意’自己的领导地位的结果。”[2]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要夺取文化的领导权，就需要以培养有机知识分子为中介。所谓“有机知识分子”即作为组织或团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积极介入到社会现实的批判中。通过有机知识分子促进全体民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普遍的文化启蒙，以获得在市民社会的普遍的文化领导权。
在葛兰西那里，一个阶级建立文化领导权则意味着容纳对抗阶级或者从属阶级的文化以及价值，并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这些阶级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 [3]而这种“平衡”是来之不易的。在形成了独立的市民社会情况下，对大众行使领导权，就需要获得大众的同意，尤其是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同意，这个阶级才能对大众形成意识形态的控制。但是由于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反霸权意识会不断出现，文化场域（意识形态场域）也就成为了霸权与反霸权斗争的场地，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必然伴随着妥协与让步，与之最终实现运动的平衡。这需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葛兰西提出通过阵地战的策略，借助家庭、教育制度、教会、传媒和其他文化形式，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革命才能得以实现。
二、大众文化转向：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与文化领导权危机
如果以文化与霸权这一线索来看20世纪的西方文化研究，大致经历了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这三个研究阶段。如上文所述，在葛兰西阶段，强调的是利用文化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达到对大众的规训和统摄，取得文化领导权，以实现文化霸权。在法兰克福学派阶段，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进行批判的观点占主流，众多学者以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来控诉资本主义对人的控制不仅表现为物的层面，还深化至文化和心理层面。在伯明翰学派阶段，他们关注底层大众日常生活，尤其是文化生活，强调大众在大众文化创造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坚持认为大众并不是被操纵、控制的对象，是能够自己创造文化的，这种创造性可以不断消解统治阶级或主导文化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并引导大众实现社会的政治进步。[4]
与法兰克福学派把大众看作文化霸权下的被动受体的观点相反，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家们用乐观的态度去看待大众在文化行为中作用，开创了文化主义研究的新视角，把研究聚焦于大众自下而上兴起的亚文化运动。伯明翰学派运用文化霸权理论以及意识形态主体建构理论来探讨边缘群体与主流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把亚文化研究上升到阶级的维度[5]。
克拉克等亚文化研究学者指出了亚文化兴起背后的政治实质是统治阶级的“权威危机”或“领导权的危机”。他们指出“领导权危机体现了文化—阶级关系和认同再生产中的断裂，同时，统治阶级对青年人的控制力也在衰退，由此青年人试图在统治阶级领域内，为自己赢得属于自己的一部分领地，从而出现了亚文化。”[6]从亚文化的定义上也能看到其风格化、边缘性、抵抗性的特征，如伯明翰学派学者费斯克所定义：“同subculture（亞文化）的前缀sub示意一致，亚文化相对更广泛的文化而言，是一种具有特殊风格和意味的协商，与之相应的是某些社会群体遭遇的特殊处境、状态，并与社会大环境产生各种具体矛盾。” [7]
近观当今的时代，存在各式各样的亚文化族群，我们每个人都浸润于亚文化的染缸之中。“现代性的特征之一便是由总体走向一般， 由特殊走向普遍， 于是， 文化不再是精英团体与知识分子的专利。每一种利益团体都可以大张旗鼓地为自己构建所谓的‘文化’进行合法化的宣传， 一时间所有存在都是合理的、应当的，我们似乎谁也无法批评，只好转而怀疑自己。在满世界都是‘意义’的环绕中，人们失落了自我的意义。” [8]在亚文化盛行的时代，经典跌落了神坛，移扶起的信仰似乎已经消失不见，大众似乎都专注于自己的文化世界， “文化狂欢的后果是， 文化已经不再可信， 失去其原有的重要性和意义了， 这好比满世界都用钱来铺路、糊墙时， 钱已经是废纸了。”[8]
三、亚文化背景下文化领导权的特点
亚文化的兴盛既是文化多样性发展的需要，也是大众在精神生产活动中的创造性和主动性的重要体现。但不容忽视的是，多元文化和多元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一体两面的。亚文化的所体现出来的流变性和多样性特征，文化领导权在其影响之下势必也会出现新的一些特点，归结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斗争阵地向网络场域倾斜。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大浪潮席卷而来，网络亚文化搭乘时代的快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各地蓬勃发展。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9]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网络文化的兴盛是社会的趋势。在这个场域之下，网络亚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抢占比其他阵地带来的影响更深更大，坚持文化领导权的工作比以往的时代要求更多、任务更重，守住网络阵地对于坚持好当下的文化领导权之意义也就更显重要了，这一个特征也是时代所赋予的。
关键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亚文化
一、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葛兰西的西方革命理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葛兰西对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认为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相较于东方社会，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市民社会结构的完善预示着，资产阶级不仅获得政治领导权，还获得了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西方无产阶级套用东方社会的暴力革命方法则无法奏效。因而，葛兰西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西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相续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1]在葛兰西看来，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无产阶级要改变革命现状，必须冲破暴力革命观的束缚，必须确立一种以争取文化领导权为核心的文化革命观。围绕如何夺取文化领导权这一问题，葛兰西发展了文化领导权理论。“文化领导权是占统治地位的集团通过对市民社会各阶层进行说服、教育， 使其自觉自愿地接受自己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 ‘同意’自己的领导地位的结果。”[2]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要夺取文化的领导权，就需要以培养有机知识分子为中介。所谓“有机知识分子”即作为组织或团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积极介入到社会现实的批判中。通过有机知识分子促进全体民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普遍的文化启蒙，以获得在市民社会的普遍的文化领导权。
在葛兰西那里，一个阶级建立文化领导权则意味着容纳对抗阶级或者从属阶级的文化以及价值，并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这些阶级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 [3]而这种“平衡”是来之不易的。在形成了独立的市民社会情况下，对大众行使领导权，就需要获得大众的同意，尤其是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同意，这个阶级才能对大众形成意识形态的控制。但是由于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反霸权意识会不断出现，文化场域（意识形态场域）也就成为了霸权与反霸权斗争的场地，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必然伴随着妥协与让步，与之最终实现运动的平衡。这需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葛兰西提出通过阵地战的策略，借助家庭、教育制度、教会、传媒和其他文化形式，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革命才能得以实现。
二、大众文化转向：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与文化领导权危机
如果以文化与霸权这一线索来看20世纪的西方文化研究，大致经历了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这三个研究阶段。如上文所述，在葛兰西阶段，强调的是利用文化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达到对大众的规训和统摄，取得文化领导权，以实现文化霸权。在法兰克福学派阶段，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进行批判的观点占主流，众多学者以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来控诉资本主义对人的控制不仅表现为物的层面，还深化至文化和心理层面。在伯明翰学派阶段，他们关注底层大众日常生活，尤其是文化生活，强调大众在大众文化创造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坚持认为大众并不是被操纵、控制的对象，是能够自己创造文化的，这种创造性可以不断消解统治阶级或主导文化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并引导大众实现社会的政治进步。[4]
与法兰克福学派把大众看作文化霸权下的被动受体的观点相反，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家们用乐观的态度去看待大众在文化行为中作用，开创了文化主义研究的新视角，把研究聚焦于大众自下而上兴起的亚文化运动。伯明翰学派运用文化霸权理论以及意识形态主体建构理论来探讨边缘群体与主流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把亚文化研究上升到阶级的维度[5]。
克拉克等亚文化研究学者指出了亚文化兴起背后的政治实质是统治阶级的“权威危机”或“领导权的危机”。他们指出“领导权危机体现了文化—阶级关系和认同再生产中的断裂，同时，统治阶级对青年人的控制力也在衰退，由此青年人试图在统治阶级领域内，为自己赢得属于自己的一部分领地，从而出现了亚文化。”[6]从亚文化的定义上也能看到其风格化、边缘性、抵抗性的特征，如伯明翰学派学者费斯克所定义：“同subculture（亞文化）的前缀sub示意一致，亚文化相对更广泛的文化而言，是一种具有特殊风格和意味的协商，与之相应的是某些社会群体遭遇的特殊处境、状态，并与社会大环境产生各种具体矛盾。” [7]
近观当今的时代，存在各式各样的亚文化族群，我们每个人都浸润于亚文化的染缸之中。“现代性的特征之一便是由总体走向一般， 由特殊走向普遍， 于是， 文化不再是精英团体与知识分子的专利。每一种利益团体都可以大张旗鼓地为自己构建所谓的‘文化’进行合法化的宣传， 一时间所有存在都是合理的、应当的，我们似乎谁也无法批评，只好转而怀疑自己。在满世界都是‘意义’的环绕中，人们失落了自我的意义。” [8]在亚文化盛行的时代，经典跌落了神坛，移扶起的信仰似乎已经消失不见，大众似乎都专注于自己的文化世界， “文化狂欢的后果是， 文化已经不再可信， 失去其原有的重要性和意义了， 这好比满世界都用钱来铺路、糊墙时， 钱已经是废纸了。”[8]
三、亚文化背景下文化领导权的特点
亚文化的兴盛既是文化多样性发展的需要，也是大众在精神生产活动中的创造性和主动性的重要体现。但不容忽视的是，多元文化和多元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一体两面的。亚文化的所体现出来的流变性和多样性特征，文化领导权在其影响之下势必也会出现新的一些特点，归结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斗争阵地向网络场域倾斜。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大浪潮席卷而来，网络亚文化搭乘时代的快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各地蓬勃发展。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9]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网络文化的兴盛是社会的趋势。在这个场域之下，网络亚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抢占比其他阵地带来的影响更深更大，坚持文化领导权的工作比以往的时代要求更多、任务更重，守住网络阵地对于坚持好当下的文化领导权之意义也就更显重要了，这一个特征也是时代所赋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