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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认定的甲类传染病仅有两种:鼠疫、霍乱。鼠疫也称“黑死病”,在世界范围内曾三次大流行,数千万人殒命。而在清朝末年,华人医生伍连德仅用4个月就领导消灭了一场震惊中外的鼠疫,死于疫病的人数止于6万人。
伍连德(1879～1960),公共卫生学家,我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奠基人,剑桥大学首位华人医学博士。
伍连德祖籍为中国广东新宁(今台山),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英属殖民地槟榔屿,马来亚(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他的故乡。1910年末,东北肺鼠疫大流行,他受清廷派遣,赴哈尔滨主持治疫,因功勋卓著而“获赏”医科进士。1911年4月,国际防疫大会召开,伍连德被公举为会长。
1911年,伍连德创建了“北满”防疫处(后为东北防疫事务总处),这是中国常设卫生防疫机构之发轫。他亲任总医官,之后带领着中国第一代防疫人驻守哈尔滨20余年。其间,在有准备的情况下成功地抗击了哈尔滨1919年夏季的霍乱和1920年的肺鼠疫。1932年,他又成功地控制了上海霍乱。
此外,伍连德还创立了中华医学会,任《中华医学》杂志主编,编撰了《中国医史》《鼠疫概论》《霍乱概论》等专著。他还曾力争收回了一直由洋人把持的全国海港检疫主权,制定了中国海港检疫制度。伍连德筹建了北京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成为其首任院长,并于1926年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伍连德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曾被日军诬为间谍在沈阳拘留,后经英国领事斡旋保释南下赴上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伍连德被迫离开上海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举家返回马来亚。
1947年,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从此淡出了国人的视野。伍连德“重返”现代中国,逐渐被人知晓,始于一场烈性疫病,即2003年SARS以后。
2008年9月,在原东北防疫事务总处旧址上,哈尔滨市建立了伍连德纪念馆。
2010年岁初,《中国新闻周刊·往事》栏目谨以此文,纪念伍连德逝世50周年。
2007年,诺贝尔委员会的官方网站披露了1901至1951年度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的资料。与中国相关的被提名者共有3個人:一位是曾在奉天(今沈阳)南满医学院工作的日本人,一位是在北京工作的法国外交官,以及成功地控制了1910年东北大鼠疫的中国公共卫生学家伍连德。伍连德被诺奖提名的理由是:在肺鼠疫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发现了旱獭(土拨鼠)于其传播中的作用。
伍连德,尽管当时有英侨民身份,但在诺奖候选人表中,“Country”(国家)一栏为 “CHINA”。 这是已公开资料中,首位被提名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获得提名的1935年,华人医生伍连德56岁,回到中国服务已28年。
伍博士在1910
1910年12月24日,清王朝的最后一个冬天。临危受命的伍连德来到哈尔滨的华人居住区傅家甸时,这里已经是人人自危。
鼠疫的最先感染者,是那些捕捉旱獭的关内移民。人们这次从旱獭身上感染的,是借呼吸和飞沫传染的肺鼠疫。病人先是发高烧、打寒战、头痛、骨痛,然后胸闷、干咳、咳痰带血……不久即窒息死亡,死后皮肤呈青紫色。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首次出现客栈暴死患者,11月8日,疫情就传到了“北满洲”的中心城市哈尔滨。
哈尔滨的名字来自满洲话,意思是“晒鱼网的地方”。1908年中东铁路建成后,哈尔滨迅速繁荣起来,人口达到七万。这里居住了许多俄罗斯和日本侨民,是俄国势力在“满洲”的主要中心。
当时的傅家甸是贫民棚户区,约有2.4万名中国人聚居,疫情首先在那里爆发了。“那里没有医院、实验室和防疫消毒站,只有两名西医和一个曾经是浴室的防疫室,用来安置那些怀疑被传染的病人,就是那些发烧、头痛、咳血痰的病人,他们被不加区分地扔在那里。”40年后,伍连德在他的英文著作《抗疫斗士——一个现代华人医生的自传》里这样记述。
那时,整个傅家甸只有两名中国西医,是总督锡良由奉天(今沈阳)派来的。他们只能将病人遣送到特定地点,并将病死者收殓埋葬。
尽管这场肺鼠疫和老鼠无关,但当时为了防疫,采取了奖励捕鼠的措施。东北三省规定:“活鼠毙鼠每个铜币七枚,由就近巡警发给。”仅奉天省处置的老鼠就有80972只。公共卫生也第一次引起了重视,吉林省“各关检疫分所于城瓮内设机器药水,见人消毒”。在铁岭,政府发放了10000多只“呼吸囊”,“勒令人民尽带呼吸囊”“由巡警随时稽查,如有不遵守者,即以违警论罪”。
然而疫情愈演愈烈。1911年1月8日的《盛京时报》记载:“入街地方,见有华人尸身七具,围观之华人约有四十名,又见沟内倒毙华人两名,甚至见有卖瓜子华人一名,随地倒毙。”1月11日,来支援防疫的法国医生迈斯尼,因不相信伍连德呼吸飞沫传染的理论,未按要求戴口罩防护,也染病身亡。到1月31日,傅家甸的2.4万人,四分之一的人丧生。
疫情沿着铁路迅速扩散:龙江、呼兰、长春、奉天,甚至河北、山东……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朝廷告急,形容那里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
抗疫斗士
以瘟疫调查员的身份来到哈尔滨时,伍连德刚刚31岁,职务不过是袁世凯开办的天津陆军医学堂帮办,即副校长。这位年轻人随即被任命为钦差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带着一名医校学生,来面对这场灾难。
他要求医护人员把嘴和鼻子都用纱布和棉绒遮挡起来。药品没有丝毫作用,因为这种疾病对肺的破坏太快了。伍连德实行“隔离”,整个傅家甸被分成四个区,各自拥有消毒站、消毒车、医务人员等,外围驻守着1100多名士兵和600名警察。
按照白、红、黄、蓝四色,各区居民在左臂上佩戴不同的证章,可以在本区内活动,但要去往别的区域,必须申请特别准许证。每天各区派出40多支搜查队到各家各户巡视。鼠疫病人被移送隔离处,他们的房子用生硫磺和石碳酸消毒。没有出现症状、但和病人有过接触的人则被送往“疑似病院”隔离,这是伍连德的首创。
伍连德自述:“整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组织逐渐步入正轨。官员们接受了我的观点。1911年1月,疫情达到最高峰,(傅家甸)最多的一天有183人死亡。”
他奏请朝廷执行严格的铁路检疫,检查出入境者。春节将近,当局不得不出动军队控制意图返乡南下的流动人口。
东北当年的12月到次年3月间,积雪达五寸到七寸高,无法挖开土地埋葬,疫毙的尸体在雪地上连绵至一里开外,鼠疫杆菌在尸体上能够存活数周到数月之久,为了阻断鼠疫通过尸体传播,伍连德不得不作出向中国传统观念挑战的重大决定——将尸体焚化。
1912年出版的《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中,记载了伍连德的忧虑:“至于死亡之事,我国人视之,犹重保存尸体,既同于神圣之不可侵犯。今者亦因防扼传染之故,乃欲其尸体施种种消毒之法,或则遽令掩埋,或则加以火化,彼死者之父若兄妻若子目击耳闻,能无不动于心乎?”伍连德相信:唯有皇帝下一道圣旨,才能解决问题。
同当地士绅交流并得到支持后,伍连德向清廷上书,请旨焚化尸体。三日后,伍连德收到了清政府的回复:同意火化。
“伍连德这个人,既有学术能力又有行政能力,这十分难得。”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微生物学会原秘书长程光胜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了这段历史,“他能发动群众。几千具尸体,他说烧了,当地没有人(敢)反对。送信的邮差、老中医……都被他发动起来(投入抗疫)。”
1911年1月31日,伍连德雇用了200名工人,把棺木和尸体以100为单位,分成22堆,火葬净尽。这天是大年初一,人们按照伍连德的要求,燃放了比往年更多的爆竹,爆竹里的硫磺同样有消毒之效。
所有的努力开始奏效,1911年3月1日,哈尔滨的疫情报告出来了——死亡人数为零。其他各地也相继控制住疫情。在爆发4个多月、死亡6万人后,伍连德将这场大瘟疫终结。
销声匿迹的英雄
1937年,伍连德在上海的府邸毁于日军炮火,他在中国从南到北建立的近20所医院、检疫院、研究所或被毁、或被占领,伍连德举家取道香港回到故乡马来亚。长子伍长庚则继续着父亲的事业,任流行病部门负责人,但不幸于1942年,因为染疫而在北京殉职。
1951年,伍连德将其位于北京东堂子胡同的住宅捐献给中华医学会。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逝世于马来亚。英国《泰晤士报》评论:“他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斗士,没有比他留给世人的一切更值得我们引以为豪的了……”《英国医学周刊》致悼词:“伍连德的逝世使医学界失去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的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回报,我们永远感激他。”
悼念,来自世界各地,除了他甘冒性命风险为之服务的祖国。“我们这些新中国建立时的中学生,直到大学毕业,所用的教材大都是从苏联的教科书翻译的。”程光胜还保存着他在50年代用的《微生物学》教科书,伍连德和他1910年抗疫的事,当然一个字都没有被提到。
1965年,由伍连德和王吉民合著的《中国医史》(英文版,1932年于上海出版)被选中,成为批判“封资修”和“崇洋媚外”的对象。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所原所长、参与了该书中译本出版的李经纬回忆:这本书在当时被认为“对中医有一些不太合适的认识问题,那是限于王吉民和伍连德对中医的了解有限,受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影响”。
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的马堪温和蔡景峰承担了批判材料的翻译任务。书译好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领导们无暇过问,倒是排好版的印刷厂等不及了,找上门来要求付钱印书。
李经纬和马堪温商议:书还要不要印?李经纬认为不印的话连资料都没有了,而且至少应印100到200本。马堪温则认为,“王伍医史”不应该受到批判,顶多印10本作内部交流。最后,其唯一的中译本印刷了15本,现在也多已佚失,只有李经纬手里还有一份清样本。
从建国后到上世纪90年代,这或许是伍连德其人其作在中国的学术视野中,最后一次被想起,却是封面注明的“供批判用”。
重回正統记忆
1990年,中国微生物学会接到国际微生物学会联盟的来信,查询其创始人之一伍连德的资料。时任中国微生物学会代秘书长的程光胜当时对此一无所知,查阅检索相关资料后,他惊讶地发现,连伍连德这个名字也很少在中文出版物中见到。倒是科学院里一位老先生还记着伍连德的一些事情,并看过伍所写的《鼠疫概论》,但这本书也很难找到。
2003年的“非典”,唤起了人们对于烈性传染病的关注。程光胜应《中国教育报》之约,撰写了介绍伍连德和他在东三省防治鼠疫事迹的文章。半个世纪以来,这位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先驱第一次通过大众媒体公开出现在人们面前。
“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做了这么多,却被国人遗忘到这个程度!”中国新闻社退休记者礼露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访问时,为此唏嘘不已。而她本人因为罹患SARS开始关注烈性传染病问题,才偶然“发现”伍连德。在礼露和《黑龙江日报》记者、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曾一智等的努力下,伍连德北京故居——原东堂子胡同55号在拆迁中得以保留。2010年,礼露的新书《发现伍连德》也将付梓出版。
“发现和找回,鉴往知来——让那些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做出伟大贡献的人重回到我们的正统记忆中来——这不单是史学界的责任。”程光胜表示。
伍连德(1879～1960),公共卫生学家,我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奠基人,剑桥大学首位华人医学博士。
伍连德祖籍为中国广东新宁(今台山),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英属殖民地槟榔屿,马来亚(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他的故乡。1910年末,东北肺鼠疫大流行,他受清廷派遣,赴哈尔滨主持治疫,因功勋卓著而“获赏”医科进士。1911年4月,国际防疫大会召开,伍连德被公举为会长。
1911年,伍连德创建了“北满”防疫处(后为东北防疫事务总处),这是中国常设卫生防疫机构之发轫。他亲任总医官,之后带领着中国第一代防疫人驻守哈尔滨20余年。其间,在有准备的情况下成功地抗击了哈尔滨1919年夏季的霍乱和1920年的肺鼠疫。1932年,他又成功地控制了上海霍乱。
此外,伍连德还创立了中华医学会,任《中华医学》杂志主编,编撰了《中国医史》《鼠疫概论》《霍乱概论》等专著。他还曾力争收回了一直由洋人把持的全国海港检疫主权,制定了中国海港检疫制度。伍连德筹建了北京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成为其首任院长,并于1926年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伍连德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曾被日军诬为间谍在沈阳拘留,后经英国领事斡旋保释南下赴上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伍连德被迫离开上海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举家返回马来亚。
1947年,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从此淡出了国人的视野。伍连德“重返”现代中国,逐渐被人知晓,始于一场烈性疫病,即2003年SARS以后。
2008年9月,在原东北防疫事务总处旧址上,哈尔滨市建立了伍连德纪念馆。
2010年岁初,《中国新闻周刊·往事》栏目谨以此文,纪念伍连德逝世50周年。
2007年,诺贝尔委员会的官方网站披露了1901至1951年度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的资料。与中国相关的被提名者共有3個人:一位是曾在奉天(今沈阳)南满医学院工作的日本人,一位是在北京工作的法国外交官,以及成功地控制了1910年东北大鼠疫的中国公共卫生学家伍连德。伍连德被诺奖提名的理由是:在肺鼠疫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发现了旱獭(土拨鼠)于其传播中的作用。
伍连德,尽管当时有英侨民身份,但在诺奖候选人表中,“Country”(国家)一栏为 “CHINA”。 这是已公开资料中,首位被提名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获得提名的1935年,华人医生伍连德56岁,回到中国服务已28年。
伍博士在1910
1910年12月24日,清王朝的最后一个冬天。临危受命的伍连德来到哈尔滨的华人居住区傅家甸时,这里已经是人人自危。
鼠疫的最先感染者,是那些捕捉旱獭的关内移民。人们这次从旱獭身上感染的,是借呼吸和飞沫传染的肺鼠疫。病人先是发高烧、打寒战、头痛、骨痛,然后胸闷、干咳、咳痰带血……不久即窒息死亡,死后皮肤呈青紫色。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首次出现客栈暴死患者,11月8日,疫情就传到了“北满洲”的中心城市哈尔滨。
哈尔滨的名字来自满洲话,意思是“晒鱼网的地方”。1908年中东铁路建成后,哈尔滨迅速繁荣起来,人口达到七万。这里居住了许多俄罗斯和日本侨民,是俄国势力在“满洲”的主要中心。
当时的傅家甸是贫民棚户区,约有2.4万名中国人聚居,疫情首先在那里爆发了。“那里没有医院、实验室和防疫消毒站,只有两名西医和一个曾经是浴室的防疫室,用来安置那些怀疑被传染的病人,就是那些发烧、头痛、咳血痰的病人,他们被不加区分地扔在那里。”40年后,伍连德在他的英文著作《抗疫斗士——一个现代华人医生的自传》里这样记述。
那时,整个傅家甸只有两名中国西医,是总督锡良由奉天(今沈阳)派来的。他们只能将病人遣送到特定地点,并将病死者收殓埋葬。
尽管这场肺鼠疫和老鼠无关,但当时为了防疫,采取了奖励捕鼠的措施。东北三省规定:“活鼠毙鼠每个铜币七枚,由就近巡警发给。”仅奉天省处置的老鼠就有80972只。公共卫生也第一次引起了重视,吉林省“各关检疫分所于城瓮内设机器药水,见人消毒”。在铁岭,政府发放了10000多只“呼吸囊”,“勒令人民尽带呼吸囊”“由巡警随时稽查,如有不遵守者,即以违警论罪”。
然而疫情愈演愈烈。1911年1月8日的《盛京时报》记载:“入街地方,见有华人尸身七具,围观之华人约有四十名,又见沟内倒毙华人两名,甚至见有卖瓜子华人一名,随地倒毙。”1月11日,来支援防疫的法国医生迈斯尼,因不相信伍连德呼吸飞沫传染的理论,未按要求戴口罩防护,也染病身亡。到1月31日,傅家甸的2.4万人,四分之一的人丧生。
疫情沿着铁路迅速扩散:龙江、呼兰、长春、奉天,甚至河北、山东……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朝廷告急,形容那里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
抗疫斗士
以瘟疫调查员的身份来到哈尔滨时,伍连德刚刚31岁,职务不过是袁世凯开办的天津陆军医学堂帮办,即副校长。这位年轻人随即被任命为钦差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带着一名医校学生,来面对这场灾难。
他要求医护人员把嘴和鼻子都用纱布和棉绒遮挡起来。药品没有丝毫作用,因为这种疾病对肺的破坏太快了。伍连德实行“隔离”,整个傅家甸被分成四个区,各自拥有消毒站、消毒车、医务人员等,外围驻守着1100多名士兵和600名警察。
按照白、红、黄、蓝四色,各区居民在左臂上佩戴不同的证章,可以在本区内活动,但要去往别的区域,必须申请特别准许证。每天各区派出40多支搜查队到各家各户巡视。鼠疫病人被移送隔离处,他们的房子用生硫磺和石碳酸消毒。没有出现症状、但和病人有过接触的人则被送往“疑似病院”隔离,这是伍连德的首创。
伍连德自述:“整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组织逐渐步入正轨。官员们接受了我的观点。1911年1月,疫情达到最高峰,(傅家甸)最多的一天有183人死亡。”
他奏请朝廷执行严格的铁路检疫,检查出入境者。春节将近,当局不得不出动军队控制意图返乡南下的流动人口。
东北当年的12月到次年3月间,积雪达五寸到七寸高,无法挖开土地埋葬,疫毙的尸体在雪地上连绵至一里开外,鼠疫杆菌在尸体上能够存活数周到数月之久,为了阻断鼠疫通过尸体传播,伍连德不得不作出向中国传统观念挑战的重大决定——将尸体焚化。
1912年出版的《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中,记载了伍连德的忧虑:“至于死亡之事,我国人视之,犹重保存尸体,既同于神圣之不可侵犯。今者亦因防扼传染之故,乃欲其尸体施种种消毒之法,或则遽令掩埋,或则加以火化,彼死者之父若兄妻若子目击耳闻,能无不动于心乎?”伍连德相信:唯有皇帝下一道圣旨,才能解决问题。
同当地士绅交流并得到支持后,伍连德向清廷上书,请旨焚化尸体。三日后,伍连德收到了清政府的回复:同意火化。
“伍连德这个人,既有学术能力又有行政能力,这十分难得。”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微生物学会原秘书长程光胜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了这段历史,“他能发动群众。几千具尸体,他说烧了,当地没有人(敢)反对。送信的邮差、老中医……都被他发动起来(投入抗疫)。”
1911年1月31日,伍连德雇用了200名工人,把棺木和尸体以100为单位,分成22堆,火葬净尽。这天是大年初一,人们按照伍连德的要求,燃放了比往年更多的爆竹,爆竹里的硫磺同样有消毒之效。
所有的努力开始奏效,1911年3月1日,哈尔滨的疫情报告出来了——死亡人数为零。其他各地也相继控制住疫情。在爆发4个多月、死亡6万人后,伍连德将这场大瘟疫终结。
销声匿迹的英雄
1937年,伍连德在上海的府邸毁于日军炮火,他在中国从南到北建立的近20所医院、检疫院、研究所或被毁、或被占领,伍连德举家取道香港回到故乡马来亚。长子伍长庚则继续着父亲的事业,任流行病部门负责人,但不幸于1942年,因为染疫而在北京殉职。
1951年,伍连德将其位于北京东堂子胡同的住宅捐献给中华医学会。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逝世于马来亚。英国《泰晤士报》评论:“他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斗士,没有比他留给世人的一切更值得我们引以为豪的了……”《英国医学周刊》致悼词:“伍连德的逝世使医学界失去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的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回报,我们永远感激他。”
悼念,来自世界各地,除了他甘冒性命风险为之服务的祖国。“我们这些新中国建立时的中学生,直到大学毕业,所用的教材大都是从苏联的教科书翻译的。”程光胜还保存着他在50年代用的《微生物学》教科书,伍连德和他1910年抗疫的事,当然一个字都没有被提到。
1965年,由伍连德和王吉民合著的《中国医史》(英文版,1932年于上海出版)被选中,成为批判“封资修”和“崇洋媚外”的对象。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所原所长、参与了该书中译本出版的李经纬回忆:这本书在当时被认为“对中医有一些不太合适的认识问题,那是限于王吉民和伍连德对中医的了解有限,受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影响”。
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的马堪温和蔡景峰承担了批判材料的翻译任务。书译好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领导们无暇过问,倒是排好版的印刷厂等不及了,找上门来要求付钱印书。
李经纬和马堪温商议:书还要不要印?李经纬认为不印的话连资料都没有了,而且至少应印100到200本。马堪温则认为,“王伍医史”不应该受到批判,顶多印10本作内部交流。最后,其唯一的中译本印刷了15本,现在也多已佚失,只有李经纬手里还有一份清样本。
从建国后到上世纪90年代,这或许是伍连德其人其作在中国的学术视野中,最后一次被想起,却是封面注明的“供批判用”。
重回正統记忆
1990年,中国微生物学会接到国际微生物学会联盟的来信,查询其创始人之一伍连德的资料。时任中国微生物学会代秘书长的程光胜当时对此一无所知,查阅检索相关资料后,他惊讶地发现,连伍连德这个名字也很少在中文出版物中见到。倒是科学院里一位老先生还记着伍连德的一些事情,并看过伍所写的《鼠疫概论》,但这本书也很难找到。
2003年的“非典”,唤起了人们对于烈性传染病的关注。程光胜应《中国教育报》之约,撰写了介绍伍连德和他在东三省防治鼠疫事迹的文章。半个世纪以来,这位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先驱第一次通过大众媒体公开出现在人们面前。
“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做了这么多,却被国人遗忘到这个程度!”中国新闻社退休记者礼露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访问时,为此唏嘘不已。而她本人因为罹患SARS开始关注烈性传染病问题,才偶然“发现”伍连德。在礼露和《黑龙江日报》记者、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曾一智等的努力下,伍连德北京故居——原东堂子胡同55号在拆迁中得以保留。2010年,礼露的新书《发现伍连德》也将付梓出版。
“发现和找回,鉴往知来——让那些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做出伟大贡献的人重回到我们的正统记忆中来——这不单是史学界的责任。”程光胜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