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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时代，亲笔信是越来越稀罕了。
退休那年，我曾把留存的1000多封来信，集成一袋放置床头，想利用夜间难眠时重读一遍，再决定其取舍。不料，十多年过去，反复筛选之后，居然还剩下近300封，似已成为我肌体的一部分，再也无法剥离与切割了。
挖掉签名的名家墨宝
我最珍贵的一叠来信，是年轻时在《福建文学》当散文编辑时，向全国名家邀稿后所获得的馈赠。其中，1982年是大丰收之年，那年，遵照郭风先生的提议，我们先后推出两期《散文特辑》，一时，名家佳作云集，蔚为大观。其中，巴金的《干扰》、冰心的《祖父的灯火管制》、萧乾的《家乡味》、柯灵的《椰风蕉雨试品文》这几篇压卷之作是郭风亲自约来的，宗璞的《紫藤萝瀑布》是庄东贤出差北京时登门拜访当面讨来的，而其余多数作品，则是我在郭老的鼓励下，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斗胆向散文界老前辈或后起之秀写信求来的，他们之中，有孙犁、郑敏、端木蕻良、袁鹰、姜德明、何为、郑朝宗、白刃、单复、邵燕祥、张守仁、贾平凹、韩静霆、彦火、陶然等，倒也洋洋大观，令人喜出望外。
选发在特辑中的作品，皆为短文。正如郭风先生在《辑前小语》所言：“文长未必不好。看来读者乃是对于那些冗長乏味的文章，对于那些空洞无物、拖泥带水的文章有所不满。文短而写得不精彩，也不足取。本刊本期所发作品，文长均在千字左右，纪事、言志、抒情，或各有其独到之处，有其发人深思、引人振作之处，似可一读。”
其实，专辑中的精品，对我来说，绝不仅仅只是“似可一读”。例如其中最短的两篇——郑敏的《水仙花》，500多字，邵燕祥的《教堂一隅》，300多字，因为太喜欢了，我就读到了几乎能背诵的地步。
都说散文是最能体现作家个性的一种文体，果然，名家们连来信的信笺、来稿的稿纸乃至签名的方式，都往往与众不同。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贾平凹，他把文章用他的平凹体毛笔字端端正正抄写在没有框格的白纸上，写完了，把白纸往最后一行文字的底下一裁，也就大功告成了。因此，他这白纸的长度，即等同于文章的长度，比其他人所用的各式方格稿纸长多了，长出了两倍多。更让我感动的是，他还十分客气地称我为“老师”，并连抄两篇文章任我从中选一采用，如此谦恭有礼，委实让我受宠若惊。此外，他在附信中还很诚恳地阐述了自己的散文观，即有意追求一种“古拙”的风格，努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西方现代主义息息相通的东西。他的这种探索精神，不能不让我肃然起敬。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如此一批珍贵的名家书信，其签名处，全都挖了“天窗”。原来，作为责任编辑的我，为拉近名家与读者的距离，增加刊物版面的美感，决定每篇文章的署名，均采用作者本人在信中的题签加以制版。但当年编辑部尚无复印机、扫描仪，也没人提醒我可用相机拍照制版，傻傻的我，居然就用剪刀把名家的签名全剪了下来，贴在一大张白纸上，交给编务黄锦铭，到印刷厂制成锌板。如此一来，刊物的版面大放光芒，而我这些挖了“天窗”的名家书信，其收藏价值自然就大打折扣了。后来，我虽然给那些“天窗”补贴上衬纸，还模仿名家手迹代为签名，但毕竟已是赝品，不敢出手示人，以免有鱼目混珠之嫌，只能自我保存、自我观赏、自我安慰罢了。
但我对此，却一直无怨无悔。当年，作为一名好不容易从闽南山区下放地举家调进省城的小编辑，能以此为自己心爱的刊物献一份孝心，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何乐而不为！
如今，我已垂垂老矣，因下肢乏力，好几次站立不稳瘫坐在书房的地板上，适逢家人不在，四顾茫茫，无可奈何。但只要我抬头仰望一整排书架最顶层的《福建文学》合订本——以绿皮精装的各年度合订本，犹如绿色长城顶着天花板时，便觉得我当年没有虚度青春年华，此生足矣！
一片枫叶、两封回信与13年后的72行诗
与诗人通信是最合算的，因为你不但能收到回信，有时还能喜得赠诗，吟之诵之，手舞足蹈，实乃平生一大快事也。
我老伴汪兰是闽北浦城人。浦城誉称“中国丹桂之乡”，按其娘家风俗，每逢正月新春，凡有贵客光临，必沏一杯桂花茶招待。所谓“桂花茶”，乃是当地乡亲收集盛开的桂花，摊在桌上，用鹅毛细细挑出其最优者，再用开水烫过，晒干，加白糖腌渍而成。食用时，取一小勺冲入滚烫的开水，犹如丹红色的桂花在瞬间重新开放，满室飘香，满口清甜。来自美国夏威夷的诗人、我的大学同窗黄河浪就为此赠我一诗，题为《丹桂茶》。诗中，他把丹桂比作“仙霞岭的晚霞”，说是：
缓缓搅动杯中的晚霞
看小小丹桂花旋转成
一朵一朵香亮的回忆
十年二十年见一次面
一杯茶溶解着多少日子
当然，更让我惊喜的，还有大诗人李瑛的赠诗。众所周知，他是诗人，又是将军，且誉称中国诗坛的“常青树”，在国内外具有很高的声望。1992年，他率领中国文联代表团访问日本，我是他的一名团员。开头，难免感到拘束。但他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很快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当飞机从东京飞往九州，途经富士山时，他特地让出靠窗的位子，要我坐下好好观赏。不料，这却引起日方陪同小暮贵代小姐的恐慌，花容失色的她，先向李瑛鞠了一躬，再转身对我说：“对不起陈先生，这是李团长的位子，您坐错了。”我满脸尴尬地站了起来，幸好李瑛又把我按了下去，并为我当面解释，贵代小姐这才如释重负。回国后，我先后写了十几篇访日游记，分批寄往北京求教。李瑛总是每信必复，鼔励有加，其中，凡是写到他的段落，他都表示感谢。
李瑛最喜爱的诗人诗作是美国惠特曼及其《草叶集》。他曾亲口告诉我，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收藏树叶，收藏祖国各地五颜六色的各种树叶。于是，2001年秋我出访美国时，就在梭罗小木屋旁的瓦尔登湖畔，捡起一片霜冻过后呈绛红色的枫叶寄给了他。他当即驰函致谢：“这是大自然的杰作，似比绘画更美。”
我本以为，我以一枚枫叶，换来大诗人的一封亲笔信，此等美事理应到此为止。万万没想到，再过13年，即2014年11月17日，他又寄来一信，信中附一剪报，是他刚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首新诗，题为《一片枫叶》，洋洋洒洒，总共72行。诗题之下，还附有小序，小序一开头，就提及：“我的福建朋友、作家陈章武访美，从梭罗故里波士顿寄我一片采自瓦尔登湖畔的枫叶。”诗中写道：
退休那年，我曾把留存的1000多封来信，集成一袋放置床头，想利用夜间难眠时重读一遍，再决定其取舍。不料，十多年过去，反复筛选之后，居然还剩下近300封，似已成为我肌体的一部分，再也无法剥离与切割了。
挖掉签名的名家墨宝
我最珍贵的一叠来信，是年轻时在《福建文学》当散文编辑时，向全国名家邀稿后所获得的馈赠。其中，1982年是大丰收之年，那年，遵照郭风先生的提议，我们先后推出两期《散文特辑》，一时，名家佳作云集，蔚为大观。其中，巴金的《干扰》、冰心的《祖父的灯火管制》、萧乾的《家乡味》、柯灵的《椰风蕉雨试品文》这几篇压卷之作是郭风亲自约来的，宗璞的《紫藤萝瀑布》是庄东贤出差北京时登门拜访当面讨来的，而其余多数作品，则是我在郭老的鼓励下，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斗胆向散文界老前辈或后起之秀写信求来的，他们之中，有孙犁、郑敏、端木蕻良、袁鹰、姜德明、何为、郑朝宗、白刃、单复、邵燕祥、张守仁、贾平凹、韩静霆、彦火、陶然等，倒也洋洋大观，令人喜出望外。
选发在特辑中的作品，皆为短文。正如郭风先生在《辑前小语》所言：“文长未必不好。看来读者乃是对于那些冗長乏味的文章，对于那些空洞无物、拖泥带水的文章有所不满。文短而写得不精彩，也不足取。本刊本期所发作品，文长均在千字左右，纪事、言志、抒情，或各有其独到之处，有其发人深思、引人振作之处，似可一读。”
其实，专辑中的精品，对我来说，绝不仅仅只是“似可一读”。例如其中最短的两篇——郑敏的《水仙花》，500多字，邵燕祥的《教堂一隅》，300多字，因为太喜欢了，我就读到了几乎能背诵的地步。
都说散文是最能体现作家个性的一种文体，果然，名家们连来信的信笺、来稿的稿纸乃至签名的方式，都往往与众不同。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贾平凹，他把文章用他的平凹体毛笔字端端正正抄写在没有框格的白纸上，写完了，把白纸往最后一行文字的底下一裁，也就大功告成了。因此，他这白纸的长度，即等同于文章的长度，比其他人所用的各式方格稿纸长多了，长出了两倍多。更让我感动的是，他还十分客气地称我为“老师”，并连抄两篇文章任我从中选一采用，如此谦恭有礼，委实让我受宠若惊。此外，他在附信中还很诚恳地阐述了自己的散文观，即有意追求一种“古拙”的风格，努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西方现代主义息息相通的东西。他的这种探索精神，不能不让我肃然起敬。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如此一批珍贵的名家书信，其签名处，全都挖了“天窗”。原来，作为责任编辑的我，为拉近名家与读者的距离，增加刊物版面的美感，决定每篇文章的署名，均采用作者本人在信中的题签加以制版。但当年编辑部尚无复印机、扫描仪，也没人提醒我可用相机拍照制版，傻傻的我，居然就用剪刀把名家的签名全剪了下来，贴在一大张白纸上，交给编务黄锦铭，到印刷厂制成锌板。如此一来，刊物的版面大放光芒，而我这些挖了“天窗”的名家书信，其收藏价值自然就大打折扣了。后来，我虽然给那些“天窗”补贴上衬纸，还模仿名家手迹代为签名，但毕竟已是赝品，不敢出手示人，以免有鱼目混珠之嫌，只能自我保存、自我观赏、自我安慰罢了。
但我对此，却一直无怨无悔。当年，作为一名好不容易从闽南山区下放地举家调进省城的小编辑，能以此为自己心爱的刊物献一份孝心，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何乐而不为！
如今，我已垂垂老矣，因下肢乏力，好几次站立不稳瘫坐在书房的地板上，适逢家人不在，四顾茫茫，无可奈何。但只要我抬头仰望一整排书架最顶层的《福建文学》合订本——以绿皮精装的各年度合订本，犹如绿色长城顶着天花板时，便觉得我当年没有虚度青春年华，此生足矣！
一片枫叶、两封回信与13年后的72行诗
与诗人通信是最合算的，因为你不但能收到回信，有时还能喜得赠诗，吟之诵之，手舞足蹈，实乃平生一大快事也。
我老伴汪兰是闽北浦城人。浦城誉称“中国丹桂之乡”，按其娘家风俗，每逢正月新春，凡有贵客光临，必沏一杯桂花茶招待。所谓“桂花茶”，乃是当地乡亲收集盛开的桂花，摊在桌上，用鹅毛细细挑出其最优者，再用开水烫过，晒干，加白糖腌渍而成。食用时，取一小勺冲入滚烫的开水，犹如丹红色的桂花在瞬间重新开放，满室飘香，满口清甜。来自美国夏威夷的诗人、我的大学同窗黄河浪就为此赠我一诗，题为《丹桂茶》。诗中，他把丹桂比作“仙霞岭的晚霞”，说是：
缓缓搅动杯中的晚霞
看小小丹桂花旋转成
一朵一朵香亮的回忆
十年二十年见一次面
一杯茶溶解着多少日子
当然，更让我惊喜的，还有大诗人李瑛的赠诗。众所周知，他是诗人，又是将军，且誉称中国诗坛的“常青树”，在国内外具有很高的声望。1992年，他率领中国文联代表团访问日本，我是他的一名团员。开头，难免感到拘束。但他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很快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当飞机从东京飞往九州，途经富士山时，他特地让出靠窗的位子，要我坐下好好观赏。不料，这却引起日方陪同小暮贵代小姐的恐慌，花容失色的她，先向李瑛鞠了一躬，再转身对我说：“对不起陈先生，这是李团长的位子，您坐错了。”我满脸尴尬地站了起来，幸好李瑛又把我按了下去，并为我当面解释，贵代小姐这才如释重负。回国后，我先后写了十几篇访日游记，分批寄往北京求教。李瑛总是每信必复，鼔励有加，其中，凡是写到他的段落，他都表示感谢。
李瑛最喜爱的诗人诗作是美国惠特曼及其《草叶集》。他曾亲口告诉我，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收藏树叶，收藏祖国各地五颜六色的各种树叶。于是，2001年秋我出访美国时，就在梭罗小木屋旁的瓦尔登湖畔，捡起一片霜冻过后呈绛红色的枫叶寄给了他。他当即驰函致谢：“这是大自然的杰作，似比绘画更美。”
我本以为，我以一枚枫叶，换来大诗人的一封亲笔信，此等美事理应到此为止。万万没想到，再过13年，即2014年11月17日，他又寄来一信，信中附一剪报，是他刚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首新诗，题为《一片枫叶》，洋洋洒洒，总共72行。诗题之下，还附有小序，小序一开头，就提及：“我的福建朋友、作家陈章武访美，从梭罗故里波士顿寄我一片采自瓦尔登湖畔的枫叶。”诗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