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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显示，中国家庭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化：平均家庭户规模缩减，首度跌破“三口之家”的基准线，小型化、流动性、分散化趋势愈发鲜明。同时，平均背后存在着多样的家庭形态，一人户、多人户交织，城乡、地域差异依旧广泛存在。
几十年来，家庭的构成、格局甚至基本概念都已被改造、更新，家庭的服务需求正在迈向专业和细分领域，其中与儿童教育相关的需求尤为凸显。给予不同家庭适合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持，是摆在各级政府、各个学校面前的重大挑战。日前，2021首届全球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论坛在深圳举办，并就解决家庭教育难题提供了“深圳视角”。当家校社形成协同育人的系统平衡，家庭成员也就有了更多跨越养育磕绊的智慧与勇气。
发挥政府职能，打造儿童发展生态场
“我国有2亿中小学生，加上父母就有五六亿人，再加上祖辈，几乎全民都要接受家庭教育的熏陶。”谈及家庭教育的意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李芒表示。庞大的基数意味着家庭教育的迫切性，也带来了相应的矛盾与挑战。
从社会角度看，教育公平备受关注。社会分工细化导致家庭收入差异加大，教育资源的匮乏将造成贫穷在家庭中的代际传递。中国家庭在流动中构建了新的日常，反映在人口统计数据上，是城镇化率达到63.89%，结构变动使得部分儿童缺乏亲情与家庭教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观察到，大量农村留守儿童进入寄宿制学校，生活和学习环境得以改善，跟家庭却产生疏远，把家庭教育的责任全部给了学校，造成了“功能紊乱”;而对于随迁子女来说，父母因就业生活压力大和自身所受教育的局限，难以尽责地向其传授知识和爱、培养其公民意识。
除了起点的机会公平，过程的质量公平和结果的选拔公平同样引发广泛讨论。焦虑与内卷，裹挟着更多家庭将精力投入学科训练。在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局长田洪明看来，普遍存在的家长焦虑亟待克服和转移。“焦虑的逻辑源于父母本身对子女的高期望值，此外，社会节奏加快、对人的素质要求提高，于是父母期待孩子能够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而没有依据客观实际来帮助孩子规划人生。”高分数的寄望与“好大学”“好工作”的出口相连，却忽视了儿童品格、综合素养以及个性禀赋的培养。
怎样提升家长参与教育的能力？不少参会人士将迈出关键一步的职责锁定于政府层面。今年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看似“私域”的家庭教育上升到国家立法高度。建立家庭教育的制度体系，将不同主体的责任、义务固定下来，推动家庭教育理念现代化，离不开政策强有力的支撑。完善城市公共政策体系、提升儿童家庭教育水平，能够有力推动实现学有优教。
担任红岭教育集团校长时，田洪明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学生成长支持中心，专注于给有个性化成长需求的学生提供适合的资源，使其特长能够彰显。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和学校要形成统一体，帮学生获得成就感和幸福感，从而收获自信。自信一旦产生，便能够发生他所描述的“迁移效应”：一名体育能力突出的待优生，会在学校举办体育节的那一两周里过得特别幸福，如果碰到有心的班主任和家长，定期策划班级体育节，或者将孩子带到更大的舞台上展示才华，就能帮孩子燃起上进的火苗，进而投射到其他门类，改变他对学习和生活的态度。
不以分数为评价的唯一标准，是公平的题中之义，决策者有义务引领家长和学校统一步调。福田区选择用数据说话：把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结果作为数据起点，对家校合作意愿、家长对于学校和教师的期望、良好合作效果满足标准等进行了调研，成立“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春晖”家长学校，建立“好家风宣讲团”，惠及近3万家庭。田洪明尤为强调“生态场”概念：“解决焦虑需要合力。家庭教育是基础力量，学校教育是主导力量，社区教育是不可或缺的第三股力量。三方联动，对孩子的个性发展予以支持，建构好儿童发展的区域生态场。”针对学校、家庭、培训机构“三点一线”成了孩子生活常态的现象，福田区尝试创造跨年龄段社区交往环境，由妇联、街区和学校共同举办亲子活动，收效显著。福田区也先后被评为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示范区、全国家庭教育实验先进区。
今天孩子的模样，就是明天国家的模样。与会专家一致认同，为教育公平的实现创造更多条件，政府要履行兜底职能，为低收入家庭、农民工随迁子女等创设丰富的社会活动机会和条件。作为深圳最早开发的城区，罗湖区结合区域家庭特点健全体制机制，提供组织保障。
由局长和分管副局长牵头，罗湖区教育局成立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统筹、规划、指导全区家庭教育工作，针对困境家庭群体，从学校及区级两个层面进行帮扶。从学校来说，首先做好“123”帮扶工作。即为一个孩子、二位家长设立三位帮扶人，包括班主任、德育领导、家委成员。帮扶人对家庭定期、定点进行家访、了解，必要时联系区家教指导服务中心、区妇联等单位联合干预和帮扶。其次通过班级亲子活动改善困境家庭的亲子沟通状况。从区级来说，一是提供专业家庭教育咨询服务，二是多部门联动，妇联、街道、团委和关工委等共同参与关爱活动。一系列组合拳帮助家庭教育获得质量和内涵的提升，尽力消除可能产生的社会分层和文化区隔，让教育资源的配置更加科学，让教育真正面向每一个孩子。
尊重常识，建立家校合作良性机制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已经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等国家文件中。“10年前，家校合作在教育系统内部还是边缘话题，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校制度的封闭性有待进一步打破，”基于数十年省域家校合作实验的经验，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吴重涵分析道，“现代学校制度需要其结构更加开放，以释放更多制度化的改革空间。”
沿着时代因素探究，吴重涵将家校合作定位于“制度化的历史进程”，其内部存在悖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家庭教育的作用顯著增大;同时，家庭教育作为教育制度的作用正在弱化，无论是小升初、初升高，准入门槛是由学校确定的，家庭的作用并不强。天然的冲突，也导致了家校合作的认知误区和矛盾。 “家长陪伴孩子是培养、养成，矫正孩子做作业时注意力不集中、坐姿不良等坏习惯，而不是辅导他做完。”面对诸如课后服务、家庭作业所引发的家校矛盾，深圳市新安中学（集团）第一实验学校校长袁卫星态度鲜明。“打牢文化课基础的任务要交给学校，丢给家长做，或者家长反过来指挥学校的教学，都是越位行为。”
从20世纪末开始办家长学校的李巍，用“很难彻底解决”来评论家校边界问题。4年前，50岁的李巍从大连南下，来到深圳市翠北實验小学“挂帅”任校长，将此前全国优秀家长学校的建设经验迁移，并结合翠北的家庭状况着力破冰。翠北地处珠宝商业区，大部分家长是珠宝商，白天工作忙碌，学校就每周开展父母夜校，传递科学养育观，迄今已开展七十余期。更为关键的是，翠北构建起体系化的“课程超市”，“目的是把教师和家长、学校和家庭集结成学习共同体，感受彼此的诚意。家校双方并不是敌对的，甚至不是客气的，而是可以知无不言的”。李巍笑着说，关系的构建基于一致的愿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努力享受教育和养育，让儿童爱上学、想回家”。
几十年深耕育人场，李巍把“关系”二字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在翠北，“见字如面”的书信课程如火如荼：校长给老师家长孩子写信、孩子之间写信、家长和孩子相互写信，以此沟通和连接。孩子们唤她作“老猫校长”，特殊的称谓源于她总是讲述的绘本《亲爱的小鱼》。她的办公室内有一组低矮的桌椅，被绘本和艺术作品温馨地环抱着——那是为小学生而量身定制的，门不上锁，孩子们可以自由出入。每天，有纠纷、有心事的孩子跑来找校长，她就坐在小椅子上静静倾听，给他们支招。贴近童心的做法，让孩子对校长敢亲近、敢表达，类似的师生互动，也在翠北不断上演。
儿童是家校合作的衔接点，也是共育的目的地。在与儿童相关的问题上积极听取儿童的意见和看法，是国际、国家法律的要求，也是实践中面临的巨大挑战。“邀请儿童参与是基本的教育常识，”李巍特别提示，“我想告诉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要相信常识，违背常识一定会付出代价。”翠北的“课程超市”中有一项练习开家庭会议的必修课，大事小情，孩子都可以表达观点和诉求。定期开会的结果，是父母们惊奇地发现，一些邀请孩子制定的规则反而容易坚持下来，并且让孩子对家有了归属感。这正是李巍眼中儿童参与的必要性：“拿出时间和激情把家校活动做得热闹非凡是很容易的，但如果成人的儿童观是不科学的，反而导致用力过猛，以致家校合伙替代、剥夺、伤害了孩子。”
无论是师生间、亲子间还是家校间，彼此信任才是教育良性发展的基石。作为新教育实验学校的基层领跑者，袁卫星追随导师朱永新用“新父母”来代替传统的“家长”概念，依托电影课、故事会、工作坊等课程形式唤醒家庭，并充分尊重家长，促成家长与学校的高度黏合。学校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按照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大版块归类，和家长明确各自的“主场”，让家委会进入学校决策层，发挥家长群体的积极性和灵活性。比如七八年级的社会实践，学校把控课程方案，家委会则负责招标服务公司等。彼此融通间，愈发趋近互信状态。
“清晰的家校责任边界是理想状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两者是相互依存、边缘模糊的。”吴重涵并不赞同刚性分工的思维模式，而是建议从责任动态平衡的原则中找到合作的逻辑。疫情期间，李巍给孩子们录了11期“老猫夜话”，讲解如何培养同理心、如何交朋友，用行动引领着反思：当父母学会正面管教、多拿出一点时间陪伴、包容孩子貌似无用的活动，让父母更像父母的样子;当老师们研究课堂、研究跟儿童建立关系和促成儿童朋辈关系的方法，而不是给家长发微信“投诉”孩子作业完成不佳，让老师更像老师的样子，“才能成全孩子更像孩子的样子”。家校共育不是表面工程，不为浮躁虚名，而要培养合格的生活公民，实现儿童赋能。
为家长解忧，助力和谐可持续发展
生命最初1000天是大脑飞速发育的时期，养育者为儿童创造丰富的环境，能够维护、发展其与生俱来的学习能力。可是，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中，养育者自身面临着身心健康的挑战——产后抑郁、压力等问题正在深刻影响着整个家庭。特别是新冠疫情的到来，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表的《202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告》显示，超过190个国家已经实行了全国范围的封锁，90%的学生被迫停学，5亿学生的远程学习“遥不可及”，进一步加强了这些儿童的不利地位。
家国一体的关系凸显，呼唤着加快推进家庭教育科学化、实践化、普惠化，各级各类家长学校无疑提供了途径。然而，遍地开花的家长学校也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的状况。“一方面，此前的政策没有对家长教育的统一法规和要求，这项工作对学校成了‘可做可不做’;另一方面，学校也没有统一的教材和课程。”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发展事务中心主任温福华对记者表示。
由于看到家长学校的重要性，二十余年前，宝安区便开始布局。彼时，外来务工家庭缺少适合孩子学习的环境，宝安区从晚自修的“土办法”开始，一手抓学习质量，一手着力扭转家长的教育观念。作为典型的移民区域，外来人口特别多、非深户占比达86%、人户倒挂现象突出，都是现实问题，“按照办一所学校、做一个学科去建设”，成了宝安区开展家长学校的工作思路。
温福华介绍，基于区域情况，家长学校的建设分为“四步走”。首先是结构搭建。从成立家长总校，到给编制成立家庭教育部，再到中小学幼儿园均成立家长学校。其次是课程设置。结合不同年龄特点编制中小幼的家长群体的指导意见，在内容上进行分类。而课程开发本身这一最困难的环节，是随时代而变化的，以满足更加多元的家长群体需要。除了“开学家长第一课”这样的常识课，宝安区还为自闭症、多动症或者超常儿童等存在特殊需求的家庭设计了个性化课程。第三是学会借力。邀请北京师范大学专家录播课程、华南师范大学团队进行心理危机识别与干预方面课程指导，用专业为家长教育保驾护航。最后是加强教师继续教育。落实课程的，最终依靠的是在校教师。将家庭教育内容加入继续教育的必修课，由培养班主任开始，辐射到学科教师，实现全员懂家教。 如何让家长教育工作不成为沉重的负担，引领教师提高指导家庭教育的能力？袁卫星深有体悟：“教师可以成为学生的贵人，也可能成为学生生命中的罪人。人的一生为大事而来，作为教育工作者，你的大事就是成就一个个学生，同时也成就自己。”通过读书会、宣讲会、名师榜样等途径，学校着力启发教师理解，教育不单是面向一个学生，更是面向学生背后的家庭乃至家族。在制度层面，建立双向选择的成长导师制和双班主任制度。由校领导、中层干部带头，结对有特殊情况的孩子;教师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会走入家庭，一旦感觉吃力，也可及时求助行政和老教师。在专业层面，增加心理学、社会关系学等培训，帮助教师减负增效。
公开的校务日志上，清晰地记录着这位校长忙碌的行程。每位家长都可以掌握信息，用“一周7天到校，一天12小时在校”来概括袁卫星的工作状态。他用行动来践行诺言——“除了努力做家庭教育的专家，最重要的是让家长看到，校长是全身心投入学校工作的”，自然让家长们对学校添上几分理解。在处理家校矛盾时，袁卫星也有自己的准线：既不偏袒老师，也不过分迁就家长，用公正、客观、科学的处事方法“收服”家校的心。
家校社协同育人是一盘大棋，唯有合力，方能帮孩子系好人生的纽扣。以现代教育治理思维审视，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王水发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将家庭教育视为区域教育发展的根基。“教育的综合改革需要有四方面保障，即资源的保障、队伍建设的保障、体制机制的保障以及家庭教育的保障。家庭对于儿童教育的观念真正转变，摒弃唯分数的追求，改革的推进才会更加顺畅。”王水发表示，目前深圳市正准备出台十四五期间的家庭教育专项规划，来明确政府的重点工作以及学校的服务任务，从顶层规划做好设计与资源统筹，保障财政投入。
会议最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李浩英发布了《可持续的儿童未来与家庭养育——全球家庭教育普调报告》。对几十万份数据分析后，她提出，家长只有通过有意识的言传身教和家庭教育实践，通过科学的观念和正确的方式施以正当的教育影响，才能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对于塑造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作用。
儿童的成长不能等待。高扬“本真、适才、普惠”的福田主張，田洪明同样将家庭教育嵌入区域教育框架，用尊重孩子的个性、因材施教、对每个孩子负责的共识引领发展。“孩子的成长犹如射箭，成年人有责任让孩子在学生时代找准靶心、把弓拉满，积蓄能量，有了强劲的动力，才能射出更精彩的未来。”
几十年来，家庭的构成、格局甚至基本概念都已被改造、更新，家庭的服务需求正在迈向专业和细分领域，其中与儿童教育相关的需求尤为凸显。给予不同家庭适合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持，是摆在各级政府、各个学校面前的重大挑战。日前，2021首届全球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论坛在深圳举办，并就解决家庭教育难题提供了“深圳视角”。当家校社形成协同育人的系统平衡，家庭成员也就有了更多跨越养育磕绊的智慧与勇气。
发挥政府职能，打造儿童发展生态场
“我国有2亿中小学生，加上父母就有五六亿人，再加上祖辈，几乎全民都要接受家庭教育的熏陶。”谈及家庭教育的意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李芒表示。庞大的基数意味着家庭教育的迫切性，也带来了相应的矛盾与挑战。
从社会角度看，教育公平备受关注。社会分工细化导致家庭收入差异加大，教育资源的匮乏将造成贫穷在家庭中的代际传递。中国家庭在流动中构建了新的日常，反映在人口统计数据上，是城镇化率达到63.89%，结构变动使得部分儿童缺乏亲情与家庭教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观察到，大量农村留守儿童进入寄宿制学校，生活和学习环境得以改善，跟家庭却产生疏远，把家庭教育的责任全部给了学校，造成了“功能紊乱”;而对于随迁子女来说，父母因就业生活压力大和自身所受教育的局限，难以尽责地向其传授知识和爱、培养其公民意识。
除了起点的机会公平，过程的质量公平和结果的选拔公平同样引发广泛讨论。焦虑与内卷，裹挟着更多家庭将精力投入学科训练。在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局长田洪明看来，普遍存在的家长焦虑亟待克服和转移。“焦虑的逻辑源于父母本身对子女的高期望值，此外，社会节奏加快、对人的素质要求提高，于是父母期待孩子能够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而没有依据客观实际来帮助孩子规划人生。”高分数的寄望与“好大学”“好工作”的出口相连，却忽视了儿童品格、综合素养以及个性禀赋的培养。
怎样提升家长参与教育的能力？不少参会人士将迈出关键一步的职责锁定于政府层面。今年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看似“私域”的家庭教育上升到国家立法高度。建立家庭教育的制度体系，将不同主体的责任、义务固定下来，推动家庭教育理念现代化，离不开政策强有力的支撑。完善城市公共政策体系、提升儿童家庭教育水平，能够有力推动实现学有优教。
担任红岭教育集团校长时，田洪明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学生成长支持中心，专注于给有个性化成长需求的学生提供适合的资源，使其特长能够彰显。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和学校要形成统一体，帮学生获得成就感和幸福感，从而收获自信。自信一旦产生，便能够发生他所描述的“迁移效应”：一名体育能力突出的待优生，会在学校举办体育节的那一两周里过得特别幸福，如果碰到有心的班主任和家长，定期策划班级体育节，或者将孩子带到更大的舞台上展示才华，就能帮孩子燃起上进的火苗，进而投射到其他门类，改变他对学习和生活的态度。
不以分数为评价的唯一标准，是公平的题中之义，决策者有义务引领家长和学校统一步调。福田区选择用数据说话：把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结果作为数据起点，对家校合作意愿、家长对于学校和教师的期望、良好合作效果满足标准等进行了调研，成立“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春晖”家长学校，建立“好家风宣讲团”，惠及近3万家庭。田洪明尤为强调“生态场”概念：“解决焦虑需要合力。家庭教育是基础力量，学校教育是主导力量，社区教育是不可或缺的第三股力量。三方联动，对孩子的个性发展予以支持，建构好儿童发展的区域生态场。”针对学校、家庭、培训机构“三点一线”成了孩子生活常态的现象，福田区尝试创造跨年龄段社区交往环境，由妇联、街区和学校共同举办亲子活动，收效显著。福田区也先后被评为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示范区、全国家庭教育实验先进区。
今天孩子的模样，就是明天国家的模样。与会专家一致认同，为教育公平的实现创造更多条件，政府要履行兜底职能，为低收入家庭、农民工随迁子女等创设丰富的社会活动机会和条件。作为深圳最早开发的城区，罗湖区结合区域家庭特点健全体制机制，提供组织保障。
由局长和分管副局长牵头，罗湖区教育局成立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统筹、规划、指导全区家庭教育工作，针对困境家庭群体，从学校及区级两个层面进行帮扶。从学校来说，首先做好“123”帮扶工作。即为一个孩子、二位家长设立三位帮扶人，包括班主任、德育领导、家委成员。帮扶人对家庭定期、定点进行家访、了解，必要时联系区家教指导服务中心、区妇联等单位联合干预和帮扶。其次通过班级亲子活动改善困境家庭的亲子沟通状况。从区级来说，一是提供专业家庭教育咨询服务，二是多部门联动，妇联、街道、团委和关工委等共同参与关爱活动。一系列组合拳帮助家庭教育获得质量和内涵的提升，尽力消除可能产生的社会分层和文化区隔，让教育资源的配置更加科学，让教育真正面向每一个孩子。
尊重常识，建立家校合作良性机制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已经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等国家文件中。“10年前，家校合作在教育系统内部还是边缘话题，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校制度的封闭性有待进一步打破，”基于数十年省域家校合作实验的经验，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吴重涵分析道，“现代学校制度需要其结构更加开放，以释放更多制度化的改革空间。”
沿着时代因素探究，吴重涵将家校合作定位于“制度化的历史进程”，其内部存在悖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家庭教育的作用顯著增大;同时，家庭教育作为教育制度的作用正在弱化，无论是小升初、初升高，准入门槛是由学校确定的，家庭的作用并不强。天然的冲突，也导致了家校合作的认知误区和矛盾。 “家长陪伴孩子是培养、养成，矫正孩子做作业时注意力不集中、坐姿不良等坏习惯，而不是辅导他做完。”面对诸如课后服务、家庭作业所引发的家校矛盾，深圳市新安中学（集团）第一实验学校校长袁卫星态度鲜明。“打牢文化课基础的任务要交给学校，丢给家长做，或者家长反过来指挥学校的教学，都是越位行为。”
从20世纪末开始办家长学校的李巍，用“很难彻底解决”来评论家校边界问题。4年前，50岁的李巍从大连南下，来到深圳市翠北實验小学“挂帅”任校长，将此前全国优秀家长学校的建设经验迁移，并结合翠北的家庭状况着力破冰。翠北地处珠宝商业区，大部分家长是珠宝商，白天工作忙碌，学校就每周开展父母夜校，传递科学养育观，迄今已开展七十余期。更为关键的是，翠北构建起体系化的“课程超市”，“目的是把教师和家长、学校和家庭集结成学习共同体，感受彼此的诚意。家校双方并不是敌对的，甚至不是客气的，而是可以知无不言的”。李巍笑着说，关系的构建基于一致的愿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努力享受教育和养育，让儿童爱上学、想回家”。
几十年深耕育人场，李巍把“关系”二字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在翠北，“见字如面”的书信课程如火如荼：校长给老师家长孩子写信、孩子之间写信、家长和孩子相互写信，以此沟通和连接。孩子们唤她作“老猫校长”，特殊的称谓源于她总是讲述的绘本《亲爱的小鱼》。她的办公室内有一组低矮的桌椅，被绘本和艺术作品温馨地环抱着——那是为小学生而量身定制的，门不上锁，孩子们可以自由出入。每天，有纠纷、有心事的孩子跑来找校长，她就坐在小椅子上静静倾听，给他们支招。贴近童心的做法，让孩子对校长敢亲近、敢表达，类似的师生互动，也在翠北不断上演。
儿童是家校合作的衔接点，也是共育的目的地。在与儿童相关的问题上积极听取儿童的意见和看法，是国际、国家法律的要求，也是实践中面临的巨大挑战。“邀请儿童参与是基本的教育常识，”李巍特别提示，“我想告诉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要相信常识，违背常识一定会付出代价。”翠北的“课程超市”中有一项练习开家庭会议的必修课，大事小情，孩子都可以表达观点和诉求。定期开会的结果，是父母们惊奇地发现，一些邀请孩子制定的规则反而容易坚持下来，并且让孩子对家有了归属感。这正是李巍眼中儿童参与的必要性：“拿出时间和激情把家校活动做得热闹非凡是很容易的，但如果成人的儿童观是不科学的，反而导致用力过猛，以致家校合伙替代、剥夺、伤害了孩子。”
无论是师生间、亲子间还是家校间，彼此信任才是教育良性发展的基石。作为新教育实验学校的基层领跑者，袁卫星追随导师朱永新用“新父母”来代替传统的“家长”概念，依托电影课、故事会、工作坊等课程形式唤醒家庭，并充分尊重家长，促成家长与学校的高度黏合。学校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按照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大版块归类，和家长明确各自的“主场”，让家委会进入学校决策层，发挥家长群体的积极性和灵活性。比如七八年级的社会实践，学校把控课程方案，家委会则负责招标服务公司等。彼此融通间，愈发趋近互信状态。
“清晰的家校责任边界是理想状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两者是相互依存、边缘模糊的。”吴重涵并不赞同刚性分工的思维模式，而是建议从责任动态平衡的原则中找到合作的逻辑。疫情期间，李巍给孩子们录了11期“老猫夜话”，讲解如何培养同理心、如何交朋友，用行动引领着反思：当父母学会正面管教、多拿出一点时间陪伴、包容孩子貌似无用的活动，让父母更像父母的样子;当老师们研究课堂、研究跟儿童建立关系和促成儿童朋辈关系的方法，而不是给家长发微信“投诉”孩子作业完成不佳，让老师更像老师的样子，“才能成全孩子更像孩子的样子”。家校共育不是表面工程，不为浮躁虚名，而要培养合格的生活公民，实现儿童赋能。
为家长解忧，助力和谐可持续发展
生命最初1000天是大脑飞速发育的时期，养育者为儿童创造丰富的环境，能够维护、发展其与生俱来的学习能力。可是，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中，养育者自身面临着身心健康的挑战——产后抑郁、压力等问题正在深刻影响着整个家庭。特别是新冠疫情的到来，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表的《202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告》显示，超过190个国家已经实行了全国范围的封锁，90%的学生被迫停学，5亿学生的远程学习“遥不可及”，进一步加强了这些儿童的不利地位。
家国一体的关系凸显，呼唤着加快推进家庭教育科学化、实践化、普惠化，各级各类家长学校无疑提供了途径。然而，遍地开花的家长学校也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的状况。“一方面，此前的政策没有对家长教育的统一法规和要求，这项工作对学校成了‘可做可不做’;另一方面，学校也没有统一的教材和课程。”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发展事务中心主任温福华对记者表示。
由于看到家长学校的重要性，二十余年前，宝安区便开始布局。彼时，外来务工家庭缺少适合孩子学习的环境，宝安区从晚自修的“土办法”开始，一手抓学习质量，一手着力扭转家长的教育观念。作为典型的移民区域，外来人口特别多、非深户占比达86%、人户倒挂现象突出，都是现实问题，“按照办一所学校、做一个学科去建设”，成了宝安区开展家长学校的工作思路。
温福华介绍，基于区域情况，家长学校的建设分为“四步走”。首先是结构搭建。从成立家长总校，到给编制成立家庭教育部，再到中小学幼儿园均成立家长学校。其次是课程设置。结合不同年龄特点编制中小幼的家长群体的指导意见，在内容上进行分类。而课程开发本身这一最困难的环节，是随时代而变化的，以满足更加多元的家长群体需要。除了“开学家长第一课”这样的常识课，宝安区还为自闭症、多动症或者超常儿童等存在特殊需求的家庭设计了个性化课程。第三是学会借力。邀请北京师范大学专家录播课程、华南师范大学团队进行心理危机识别与干预方面课程指导，用专业为家长教育保驾护航。最后是加强教师继续教育。落实课程的，最终依靠的是在校教师。将家庭教育内容加入继续教育的必修课，由培养班主任开始，辐射到学科教师，实现全员懂家教。 如何让家长教育工作不成为沉重的负担，引领教师提高指导家庭教育的能力？袁卫星深有体悟：“教师可以成为学生的贵人，也可能成为学生生命中的罪人。人的一生为大事而来，作为教育工作者，你的大事就是成就一个个学生，同时也成就自己。”通过读书会、宣讲会、名师榜样等途径，学校着力启发教师理解，教育不单是面向一个学生，更是面向学生背后的家庭乃至家族。在制度层面，建立双向选择的成长导师制和双班主任制度。由校领导、中层干部带头，结对有特殊情况的孩子;教师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会走入家庭，一旦感觉吃力，也可及时求助行政和老教师。在专业层面，增加心理学、社会关系学等培训，帮助教师减负增效。
公开的校务日志上，清晰地记录着这位校长忙碌的行程。每位家长都可以掌握信息，用“一周7天到校，一天12小时在校”来概括袁卫星的工作状态。他用行动来践行诺言——“除了努力做家庭教育的专家，最重要的是让家长看到，校长是全身心投入学校工作的”，自然让家长们对学校添上几分理解。在处理家校矛盾时，袁卫星也有自己的准线：既不偏袒老师，也不过分迁就家长，用公正、客观、科学的处事方法“收服”家校的心。
家校社协同育人是一盘大棋，唯有合力，方能帮孩子系好人生的纽扣。以现代教育治理思维审视，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王水发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将家庭教育视为区域教育发展的根基。“教育的综合改革需要有四方面保障，即资源的保障、队伍建设的保障、体制机制的保障以及家庭教育的保障。家庭对于儿童教育的观念真正转变，摒弃唯分数的追求，改革的推进才会更加顺畅。”王水发表示，目前深圳市正准备出台十四五期间的家庭教育专项规划，来明确政府的重点工作以及学校的服务任务，从顶层规划做好设计与资源统筹，保障财政投入。
会议最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李浩英发布了《可持续的儿童未来与家庭养育——全球家庭教育普调报告》。对几十万份数据分析后，她提出，家长只有通过有意识的言传身教和家庭教育实践，通过科学的观念和正确的方式施以正当的教育影响，才能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对于塑造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作用。
儿童的成长不能等待。高扬“本真、适才、普惠”的福田主張，田洪明同样将家庭教育嵌入区域教育框架，用尊重孩子的个性、因材施教、对每个孩子负责的共识引领发展。“孩子的成长犹如射箭，成年人有责任让孩子在学生时代找准靶心、把弓拉满，积蓄能量，有了强劲的动力，才能射出更精彩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