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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斯大林的授权下，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做出的解散“拉普”和否定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决定，其实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对文学的政治收编行为。继之而起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提出到确立，虽然高尔基常常参与其中，但真正的幕后推手却是斯大林。实际上，斯大林和高尔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方面存在根本差异，并引发矛盾与冲突。对苏联文学创作方法更迭过程的考察，不仅可以认识当时文学界的基本样态，还可以洞见斯大林个人独裁与专政的某些侧面。
关键词：苏联;文学创作方法;演变;论争
一、为何解散“拉普”与否定“唯物辩证法”？
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决定解散“拉普”。《决议》作了如下的解释与说明：
几年以前，当文学中还存在着新经济政策初期特别活跃的异己分子的很大影响，而无产阶级文学干部还薄弱的时候，党曾用一切办法帮助成立和巩固文学艺术方面的专门的无产阶级组织，目的是在于巩固无产阶级的作家和艺术工作者的阵地。
现在，当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干部已经成长，新的作家和艺术家已经从工厂和集体农庄中出现，现存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团体（伏阿普、拉普、拉普姆等等）的范围便显得狭窄，并且阻碍着艺术创作的重大发展。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危险，就在于这些团体已经从一种充分动员苏联作家和艺术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手段变成培植狭隘的小圈子的手段，既脱离了当前的政治任务，也脱离了一大群同情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和艺术家。
中央委员会听命于当时苏联党政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这个《决议》也正是源于斯大林的直接批示。苏共（布）政治局委员卡岗诺维奇在1934年的第十七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对此曾明确说明：“当然可以作出关于共产党人在文学中的任务的重大决议，当然可以建议‘拉普’改变自己的方针。但这只是当时的一个良好的愿望而已，斯大林同志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要从组织上改变这种情况。于是就提出了关于取消‘拉普’，成立单一的作家协会的问题。……组织问题的解决是党的路线在文学中正确贯彻的保证。”
从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卡岗诺维奇的言论来看，斯大林之所以做出解散“拉普”的决定，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拉普”所倡导的无产阶级文学已经落伍，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二是“拉普”的宗派主义倾向，使其脱离了“一大群同情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和艺术家”：三是解决文学部门的组织问题，从而保证“党的路线在文学中正确贯彻”。
美国学者赫尔曼·叶尔莫拉耶夫曾指出：“从最终分析来看，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有关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决定可能是解散‘拉普’的最重要的原因。此后，取消苏联一切无产阶级文学组织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党现在开始了这样一个政策，即逐步削弱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而突出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基尔松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关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发展一个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社会的决定是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决议的出发点，他可能正好说中了解散‘拉普’的最重要的原因。”赫尔曼·叶尔莫拉耶夫的判断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使苏联由农业国开始迈向工业国。为了使苏联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以斯大林为领导核心的联共（布）又迫不及待地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并于1934年1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的“拉普”便显得不合时宜，为了配合“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斯大林取消“拉普”也自在情理之中。
另外，解散“拉普”也是由于其宗派主义倾向和顽固的态度。“拉普”作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最大的文学团体，曾得到苏共的极大支持，是苏共意识形态话语的直接表达者。但随着“拉普”自身实力的壮大，越来越不受苏共的控制与规约，宗派主義倾向也越来越明显。“‘拉普’不仅对不同派别、团体以及‘同路人’采取十分错误的态度，而且对无产阶级作家内部。特别是那些不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的作家同样加以排挤、打击，不择手段地破坏他们的声誉”。1929年后，苏共曾多次通过《真理报》等重要刊物对“拉普”的这种错误行为提出批评，但“拉普”仍然我行我素，没有悔改的意思。正如《真理报》在发布《决议》时的一篇社论中指出的：“党屡次给了‘拉普’领导方面这样的指示：必须坚决改进自己的工作，使自己接近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党曾经多次指出，‘拉普’不是一个行政机构，而是一个思想教育的组织：党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必须开展自我批评，必须把一切无产阶级文学和批评力量团结在原则性的立场上。但是，党的这一切直接的指示在很大程度上都没有予以执行。”实际上，在“拉普”宗派主义倾向的影响下，30年代初的苏联文坛已经是一片混乱，派系之间不断进行相互倾轧与斗争。这不仅引起了苏共对当时文坛现状的不满，同时也引起了许多作家的深深忧虑与愤慨。比如，高尔基在给国家出版社负责人哈拉托夫的一封信中就曾指出：“小团体主义、分成各种派别，互相抹黑，动摇和摇摆。我认为这是文学上的灾难。我没有看到有一个真正明确自己应当做什么和如何做的主要团体。集团的争论和纠纷都玩弄字眼，充满了虚荣心、个人得失和各种个人主义。所有的争论者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早就应该制定一条共同的行动路线了……党很少关心文学路线，这不好。党（通过中央）乃是全苏的教育者。我认为，中央应该采取措施制止过分有害的吵闹。”高尔基当时在苏联极具威望，因此，他的这番言论为苏联官方解散“拉普”提供了重要保障。
其实，无论是指出“拉普”文学观念上的落伍，还是谴责其宗派主义倾向，其目的只有一个，即解决文学组织问题，使文学真正听命于党，改变文学自由放任的状态，从而实现文学的意识形态化与高度一体化，最终使文学成为反映政治的工具。这是苏共解散“拉普”的深层原因，同时也折射出斯大林企图实行个人专政与独裁的一个侧面。这从解散“拉普”以后，又重新肯定“拉普”，重新任用“拉普”领导，以及成立直接听命于党的苏联作家协会，提出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等一系列事件中彰显出来。因此，有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的文艺学家、文学家们，在一个长时间内，把苏联作家协会的成立，描绘成文学界的大团结对于‘拉普’的关门主义组织路线的胜利。然而事实上，苏联作家协会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过是‘拉普’的组织路线和文艺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这样的判断是切中肯綮的，因为“拉普”解散后，不仅几乎全部的“拉普”的领导进入作家协会理事会，而且在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下，党对文学政治方面的规约较“拉普”有过之而无不及，使文学的自由空间更加狭小。因此可以说，解散“拉普”实际上是以斯大林为领导的党中央对文学的政治收编行为，其背后指涉的是斯大林的独裁与专政。 随着“拉普”的解散，“拉普”所倡导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也随之遭到了苏联学界的否定与批判。否定与批判的焦点就在于：反对将作家的世界观等同于创作上的方法论：反对将艺术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而曲折的依存关系作简单的直线式的勾勒。在这方面，斯大林和苏联理论家吉尔波丁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斯大林在1932年10月20日高尔基寓所召开的党员作家座谈会上对唯物辩证法的机械化、庸俗化倾向提出了质疑，他说：“为什么你们要求一位非党作家必须知道辩证法的规律？为什么这位作家应当采用辩证方法写作？托尔斯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并不是辩证论者，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大艺术家。他们都是大艺术家，每个人在自己的作品里按照自己的方式反映自己的时代反映得并不坏。而如果赞成你们的观点，那么就应当承认他们不能成为很好的大语言艺术家，因为不是辩证论者，即不了解辩证法规律。”“你们对如何把辩证法规律运用于作家的创作所做的错误的、繁琐哲学的解释已在很大程度上塞满了作家的脑袋。你们忘记了，这些规律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掌握的，在艺术作品的创作上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必须运用它。”“你们不懂得不能要求一位非党作家立刻成为辩证论者的道理。你们对运用于艺术创作的辩证方法的理解是对这一方法的庸俗化。”
另外，1932年10月29日至11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苏联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第一次大会上，委员会的书记长、苏联最优秀的理论家之一的吉尔波丁作了题为《苏联文学之十五年》的报告，其中特别谈到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问题。吉尔波丁在报告中基本上延续了斯大林的看法：“虽然我们赞成艺术上的辩证法的唯物论，但我们却认为这个口号是一个错误的口号，因为它太简单，它把艺术的创造和意识形态的意义之间的细密的关联，艺术的创造对于意识形态的意义的依存，艺术家对于他的阶级的世界观的复杂的依存，转化为呆板的，机械作用的法则了。”“文学必须当作文学来处理，我们一面要发现它的社会的意义和意识形态的内容，一面也要注意到它的艺术的性质，它的构成，形式的技巧等等。”
可以说，斯大林和吉尔波丁正确指出了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忽视文学的艺术特性，将文学仅仅视为反映政治意识工具的局限与谬误。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只是反对将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简单化处理的方式，并没有反对文学应该成为反映政治意识形态的手段和工具的倾向。也就是说，斯大林和吉尔波丁从根本上并没有否定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这就为之后出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高度的意识形态化奠定了基础。
二、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始者？
《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公布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一个由斯大林、卡冈诺维奇、波斯特舍夫、斯捷茨基和格隆斯基等五人组成的专门小组，“成立这个專门小组的目的是要研究拉普领导人在1932年4月底或5月初向中央递交的声明并就此作出必要的决定”。在专门小组开会前一天，斯大林打电话给格隆斯基，邀他去讨论关于“拉普”领导人递交的声明问题。据格隆斯基回忆，当他到斯大林那里时，看见斯大林正在看“拉普”领导人不同意中央决议的声明。斯大林问他对这些声明有什么看法，他回答说：“拉普领导人反对中央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因此必须谴责并驳斥他们的横蛮要求。”斯大林对格隆斯基的观点表示赞同，但同时表露了自己的忧虑与担心：“改组文艺团体的问题是中央决定的，”“因此没有任何理由需要重新考虑。剩下没有解决的是创作问题，其中主要的是拉普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问题。拉普的人肯定要在明天的会上提出来，因此，我们必须在开会之前事先确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接受，或者相反，否定。对此您有什么建议？”格隆斯基认为，当时的苏联文学“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阶段——形成的。这个文学并非从一般的民主主义立场，而是从工人阶级立场，从工人为夺取的政权、为无产阶级专权、为用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的斗争的立场看待一切社会现象”。因此“无论按其社会理想或者审美理想来说都是一种新的文学”。于是，格隆斯基建议斯大林可以将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重新定义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更好的说法是共产主义现实主义”。他指出这个定义的两点好处：第一、强调了苏联文学的无产阶级本质;第二、为文学指明整个运动，整个工人阶级斗争的目标——共产主义。斯大林接着对格隆斯基说明了自己的看法：
“您正确地指出了苏联文学的无产阶级本质，”斯大林说道，“也正确地说出了我们整个斗争的目标。不过是否有必要在理应团结全体文艺工作者的艺术创作方法的定义中特意事先声明甚至强调苏联文学艺术的无产阶级性质？我看没有太大的必要。指出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也是对的，不过我们暂时还没有把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作为一项实际任务。将来有朝一日这项任务也会毫无疑问地摆到它的面前，成为一项实际任务，不过这种情况不会很快出现。如果把共产主义作为一项实际任务，那您就有点儿超前了。您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不过表述得不够贴切。要是我们把苏联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您觉得怎么样？”
另外，斯大林又指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定义的三点好处：“第一，简洁（总共只有两个词）;第二，明眼;第三，指出了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产生于资产阶级——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阶级过渡、转化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当时，格隆斯基没有坚持自己的看法，因为他认为斯大林的定义是恰当的。从这一事实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定义的创始者不是格隆斯基，也不是高尔基，而是斯大林。
斯大林和格隆斯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称谓达成一致后，面临的就是如何说服“拉普”领导们接受这一称谓的问题。当天夜里，斯大林和格隆斯基将他们的谈话内容详细告知了专门小组的其他成员，让他们好好准备在第二天和“拉普”的领导们“打一场硬仗”。第二天，政治局专门小组的会议在克里姆林官斯大林的办公室举行。“拉普”方面，阿菲诺根诺夫、伊列什、基尔松和雅先斯基等人出席了会议，专门小组方面出席的人员主要有斯大林、格隆斯基、斯捷茨基、波斯蒂舍夫、卡冈诺维等。在这次会议上，“拉普”方面提出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关于在统一的苏联作协内部根据自治的原则建立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文学组织：第二个建议是关于把拉普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作为统一的苏联作协的基本创作方法。”经过激烈的争论，“拉普”方面很快就放弃了第一个建议，但在第二个建议上双方却始终争论不下，整整僵持了六七个小时，“拉普”方面才“认识到了他们在改组文艺团体问题上所持立场的错误，放弃了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接受了专门小组提出的党的文艺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在这次会议后，在公开场合首次使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理论术语的是格隆斯基。格隆斯基于1932年5月20日在莫斯科文学小组积极分子会议上提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5月23日《文学报》在报导这次会议时刊登了格隆斯基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这段话：
我们对作家的最基本要求是：写真实，忠实地描写我们的现实，这本身就是辩证的。因此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
在这次会议后，格隆斯基又在当年5月29日发表于《文学报》的一篇社论中，在6月2日报导有关罗斯托夫——顿河情况的一次会议上，在8月间发表的文章《小资产阶级文学科学的囚徒》中，在1932年10月29日至11月3日莫斯科举行的全苏联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第一次大会上频繁提到了这一术语。
格隆斯基这样频繁地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定义，恰恰反映出斯大林急于落实这一定义的用心。实际上，斯大林不仅将格隆斯基推向前台，充当他的理论演说家与宣传家，他自身也在为扩大这一定义的影响而积极奔走。1932年10月间他曾先后两次在高尔基寓所与作家们座谈探讨创作方法的问题。一次是上文提到的10月20日，另一次是10月26日。10月26日在有党内外作家参加的座谈会上，诗人弗·卢戈夫斯科伊向斯大林提出疑问：难道诗人不能够成为辩证论者？斯大林对此回答道：“不，能够成为。如果他能够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那就很好。但是我想说，到那时也许他不想写诗了。当然，这是开个玩笑。但是你们不应让艺术家的脑袋里塞满各种论点。艺术家应该真实地表现生活。如果他将真实地表现我们的生活的话，那么他就不能不在其中看到、不能不表现那种把生活引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斯大林已经预设了这一创作方法的表现内容与根本诉求，即“不能不表现那种把生活引向社会主义的东西”。
既然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都如此密切地关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那么在其领导下的文学团体就不可能不对这一创作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于是，在1933至1934年间，文学界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热烈讨论，据毕克沙诺夫的统计，1933年发表了239篇文章，1934年1月至8月发表了134篇。从如此之多的文章来看，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一定会很充分，但吊诡的是，苏联文学界讨论的内容却仅限于论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征，以及这一方法应如何看待和处理文学的一系列内外关系问题。“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本身表示怀疑，更不可能提出任何别的概念”。实际上，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讨论是在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的监督与控制下進行的，党中央绝对不会允许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法有任何的怀疑与异议。因此，近两年的争论看似卓有成效，但实际上是在斯大林预设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的，其目的不是要讨论这一创作方法有无合理性的问题，而是要为这一提法的合理性提供充分的论据、话语支持和有力的声援。
经过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党中央的严格的监督和紧锣密鼓的宣传，在1934年8月17日至9月1日莫斯科召开的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终于得以落实与确立，并且写进了作家协会章程。《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这样定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有学者曾针对此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诞生过程和斯大林对‘写真实，的理解，再清楚不过地揭示了这一方法所隐含的政治意图。它的内涵具有决定意义的修饰·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正是这个非文学的概念决定了它的性质。‘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是这一方法的关键：它所蕴含的指向和期待，也是与这一方法密切相关的理想化、典型化、乐观主义等处理方式最有力的依据”。的确，从斯大林提出这一创作方法始，就一直在密切关注着这一创作方法的宣传与落实情况，并且为此做足了文章。斯大林之所以如此，其政治目的昭然若揭：他表面上说提出这一创作方法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他只是以此为由，借着这一创作方法的宣传来加强对国民舆论权的控制，加强他个人在国民面前的影响力，为其实现个人崇拜提供保障。
三、高尔基与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矛盾与冲突
1928年斯大林许以无限制的贷款、不用操心住房与别墅、高额的稿酬等优厚的待遇，欢迎高尔基从意大利返回苏联。这绝非是一种偶然的行为，而是斯大林蓄谋已久的计划，他欲借高尔基在文学界的威望，掌握对文学界的控制权、舆论权，实现对文学界的大一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与夙愿而提出来的，因此，这一定义在酝酿，直到最终得以确立的过程中，是绝不可能缺少高尔基的参与的。斯大林不可能没有想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提法如果没有高尔基的参与，不能得到高尔基的认可，无论如何都是缺乏说服力的。所以，在探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场合，斯大林往往会以高尔基为例证，甚至会直接让高尔基参与其中。比如，在1932年由斯大林组织召开的政治局专门小组的会议上，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专门小组的成员一致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的创作方法实际上早在十月革命前，主要在高尔基的创作中已经形成了”，他们“现在只是给了它一个名称（表述）”。为什么在会议上专门小组成员一致指认高尔基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实践者？其目的非常明确，斯大林和其他专门小组人员都非常清楚，这虽然看似是一次探讨文学创作方法的会议，实际上其隐含的意义远远超出这一范畴，其实质是一次争夺文学界领导权的会议。但既然涉及的是文学的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党中央就不能以行政的手段强硬干涉与介入，只能从文学的角度加以说服，而在当时的文学界，最大的权威无疑是高尔基。因此，以高尔基作为例证，就掌握了话语的主动权。另外，在这次会议上，以高尔基为例证，或说将高尔基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样板，或许还有另一层意思，即斯大林非常清楚“拉普”和高尔基向来不睦，而且之前“拉普”还极力攻击和诽谤高尔基，那么在这里承认高尔基，就意味着苏共党中央是和高尔基站在一条战线上，如果不承认高尔基就是不承认党中央。从这一角度看，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党中央提到高尔基，实则是一种向“拉普”政治施压的行为。 另外，上文曾提到1932年10月间，斯大林利用高尔基在国内的机会，在莫斯科小尼基塔街高尔基寓所召开了两次探讨创作方法的座谈会。其中在谈到文学方法中的浪漫主义问题时，斯大林先是指出：“什么是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是现实的理想化，美化。但是应当知道：是对什么样的现实的理想化？当然，席勒是浪漫主义者。但是席勒属于这样的浪漫主义者，因为他的浪漫主义充满着对贵族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席勒的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当代作家是不需要的。莎士比亚也有很多浪漫主义，但这是另一种浪漫主义。”接着特意对高尔基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加以赞赏：“在高尔基创作的第一个时期，他的作品里也有许多浪漫主义。但是高尔基的浪漫主义是奋起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新的阶级的浪漫主义。高尔基对人的理想化是对新的未来的人的理想化，是对未来新的社会制度的理想化。作家需要这样的浪漫主义。我们需要这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的浪漫主义。我不想以此把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对立起来。”在这里，与其说是赞赏高尔基的浪漫主义，毋宁说是斯大林欲为自己的理论主张服务。“我不想以此把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对立起来”一语，非常清晰地揭示出了斯大林的真实目的，即为之后提出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奠定基础，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也恰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官方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
正是因为斯大林在宣传与鼓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时，常常提到高尔基，甚至经常让高尔基参加讨论。因此，在当时乃至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外学界都认为高尔基是斯大林为领导的苏共党中央的“同路人”，如我国有的学者就曾指出：“当时高尔基已进入晚年，基本上是在为斯大林的政权服务，他演绎出来的一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是与权力者的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的。”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也曾认为，高尔基“曾经坚定地捍卫过艺术自由”，可是到了30年代，“却成了斯大林主义的仆从”。
但是，如果对苏联当时的文献史料细加梳理，就会发现，高尔基和斯大林并非“同路人”，两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方面实则存在潜在的矛盾与冲突。这可以从高尔基对潘菲洛夫《磨刀石的农庄》的批判，以及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高尔基和日丹诺夫观点的对立中得出。
潘菲洛夫的小说《磨刀石的农庄》，反映和宣传的是农业集体化运动，因符合斯大林的政治指令，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1932年10月，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共官方代表吉尔波丁在组织委员会第一次全会上还将高尔基的《母亲》和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共同列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佳作。然而饶有意味的是，时隔不久，高尔基却对潘菲诺夫的小说《磨刀石村庄》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在论文《关于一次讨论》中指出这部小说不仅语言上粗制滥造，而且作品的艺术质量也极为低劣。不久，《文学报》又发表了绥拉菲莫维奇的评论《论精雕细刻的作家和不事修琢的作家》，其中对潘菲洛夫大加夸奖。高尔基看后写了《致绥拉菲莫维奇的一封公开信》一文给予反驳，指出：
我必须反对这样一种说法，说青年可以向潘菲洛夫这个不大懂得文学语言，而且总是不加深思就草率地写作的文学家学到点什么。请您明白，这里所讲的不是一个潘菲洛夫，而是一种明显的降低文学质量的企图，因为替玩弄文字游戏的手法辩解，就是替废品辩解。
绥拉菲莫维奇、潘菲诺夫都是“拉普”后期的领导人，在“拉普”解散后，被斯大林收编，成为宣传与鼓吹其政治思想的得力助手。因此，高尔基和这些人作对，实则就是和斯大林作对。高尔基未必不懂这一点，但出于知识分子的正直与清醒，他不能对这些人企图破坏文学艺术质量的行为不管不问。他知道，只有说服斯大林，借助斯大林的力量才能阻止这种文学上的粗制滥造行为。于是，高尔基不仅给斯大林写信说明这种文学行为的危害性，而且还发表《论灵巧》《论语言》等文章给斯大林看，试图打动斯大林。斯大林看了高尔基的信和文章后，曾给高尔基回信写道：“这些‘灵巧的人’”，“应该敲打敲打”。随后，潘菲洛夫等被迫表示同意高尔基的意见。但值得注意的，斯大林并不是想真的和高尔基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诚心帮助他，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做，更多考虑的是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马上要召开，权宜之计是要先稳住高尔基。这样的论断并非空穴来风，我们看到代表大会刚结束不久，潘菲洛夫就再次向高尔基挑起论争，他在《真理报》上发表《致高尔基的公开信》，指责高尔基的批评是“最坏意义上的训斥”。面对潘菲洛夫的发难，高尔基写了一篇答复给予回击，但《真理报》总编梅赫利斯却拒绝发表高尔基的答复。如果说，潘菲洛夫的再次发难是一种偶然，那么直接听命于斯大林的《真理报》拒绝发表高尔基的文章，如果没有斯大林的命令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让人理解的。
值得深思的是，高爾基和潘菲洛夫都是苏联官方认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者，他们本应属于同一战线，不应该产生矛盾与争论。按理说，斯大林也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而不应该出现偏袒一方的现象，但事实却恰恰证明，斯大林是站在潘菲洛夫一方来反对高尔基的。究其原因，可能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斯大林和高尔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含义的理解上有所不同。如果说斯大林更注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功用，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允许文学的粗制滥造，那么高尔基则更注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性质，当然他也并不是不强调文学的政治性，但他绝不会为了政治而牺牲文学，使文学沦为政治的附庸。这样的矛盾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1934年召开的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将其写入作家协会的章程。当时斯大林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而是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日丹诺夫代为发言。在会上，日丹诺夫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政治倾向性给予了极大的张扬，他指出：
斯大林同志称我们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说明什么呢？这个称号赋予我们什么样的责任呢？
这说明，首先要了解生活，以便在艺术作品中能够把它真实地反映出来，这不是把它作为“客观现实”公式化地、僵死地和简单地反映出来，而是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反映现实。 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应当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我们就把这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方法称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
我们苏联文学不怕被指责有倾向性。是的，苏联文学是有倾向性的，因为在阶级斗争的时代，没有也不可能有那种没有阶级性、没有倾向性、不问政治的文学。（掌声）
日丹诺夫给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完全是对写入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重复，而这个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定义恰恰是在斯大林的监督下完成的。
面对日丹诺夫的报告，作为这次会议主席的高尔基始终没有表示附和与赞同，相反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予了不同于斯大林、日丹诺夫的另一种理解。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肯定存在是行动，是创造，其目的是为了战胜自然，为了人的健康和长寿，为了人生在世的幸福，而不断发展人的最有价值的内在才能，并根据人的需要的不断增长，要把整个世界改造为联合成一家的人类美好的住所。
通过高尔基的这段表述，可以发现高尔基所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斯大林、日丹诺夫所说的有很大区别，斯大林、日丹诺夫所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反映现实”，要求其为政治革命服务，具有较强的政治倾向性。而高尔基并不排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倾向，但他更注重将其视为通过改造人的内在才能，从而战胜自然，最终使人类获得幸福和美好生活的重要手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高尔基所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除了政治革命因素以外，还内蕴着浓郁的人道主义思想。
然而，高尔基尽管竭力想保持文学的纯洁性，竭力想使文学摆脱政治革命的束缚，但是他的力量和斯大林相比是极为微弱的。这不仅体现在他先前所反对的绥拉菲莫维奇、潘菲洛夫等“拉普”领导人都被斯大林纳入了作家协会理事会，而且体现在他之前所反对的文学粗制滥造的风气并没有得到缓解与遏制，而是继续盛行。1935年2月19日，高尔基在致苏联作家协会领导人、作协理事会书记亚·谢·谢尔巴科夫的信中，对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提出异议。高尔基写道：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去和现在都写过不少东西，但是还没有一致的和明确的意见，这说明了这样一个可悲的事实：在作家代表大会上，批评没有显示自身的存在。
……我怀疑，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以完全必要的明确性显示自己之前，我们已经有权来谈论它的“胜利”，并且是“辉煌的胜利”。
有学者认为，高尔基之所以写这封信，是“由于谢尔巴科夫是高尔基与斯大林之间相联系的中介人，所以高尔基的这封信可以说是间接地写给斯大林的——作家并没有向斯大林隐瞒自己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怀疑”。其实，高尔基在这封信中表现出的应该不仅仅是怀疑，还有一个清醒者的悲伤与无奈。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提出到最终确立，高尔基多次参与其中，凭借他的睿智与清醒，他不可能没有发现斯大林想借此实现对文学界专政的真实目的，否则，他就不会有“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以完全必要的明確性显示自己之前，我们已经有权来谈论它的‘胜利’，并且是‘辉煌的胜利”’这样的话语，他非常清楚“胜利”和“辉煌的胜利”其实是斯大林早就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预定好的最终结果和价值取向。但是高尔基还是想为了维护文学的纯洁性而几度想去说服斯大林，结果是导致他和斯大林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激化，最终再也无法弥合。
综上，从解散“拉普”到成立作家协会，从“唯物辩证法”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些转换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斯大林想在文学界进行专政和搞个人崇拜的政治目的。而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提出到最终的确立，虽然高尔基常常参与其中，但真正的幕后推手却是斯大林，高尔基实则只是充当了斯大林运筹帷幄的一个“棋子”和一件“摆设”而已。
作者简介：侯敏，文学博士，辽宁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左翼文学、中俄文学比较。
关键词：苏联;文学创作方法;演变;论争
一、为何解散“拉普”与否定“唯物辩证法”？
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决定解散“拉普”。《决议》作了如下的解释与说明：
几年以前，当文学中还存在着新经济政策初期特别活跃的异己分子的很大影响，而无产阶级文学干部还薄弱的时候，党曾用一切办法帮助成立和巩固文学艺术方面的专门的无产阶级组织，目的是在于巩固无产阶级的作家和艺术工作者的阵地。
现在，当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干部已经成长，新的作家和艺术家已经从工厂和集体农庄中出现，现存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团体（伏阿普、拉普、拉普姆等等）的范围便显得狭窄，并且阻碍着艺术创作的重大发展。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危险，就在于这些团体已经从一种充分动员苏联作家和艺术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手段变成培植狭隘的小圈子的手段，既脱离了当前的政治任务，也脱离了一大群同情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和艺术家。
中央委员会听命于当时苏联党政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这个《决议》也正是源于斯大林的直接批示。苏共（布）政治局委员卡岗诺维奇在1934年的第十七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对此曾明确说明：“当然可以作出关于共产党人在文学中的任务的重大决议，当然可以建议‘拉普’改变自己的方针。但这只是当时的一个良好的愿望而已，斯大林同志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要从组织上改变这种情况。于是就提出了关于取消‘拉普’，成立单一的作家协会的问题。……组织问题的解决是党的路线在文学中正确贯彻的保证。”
从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卡岗诺维奇的言论来看，斯大林之所以做出解散“拉普”的决定，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拉普”所倡导的无产阶级文学已经落伍，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二是“拉普”的宗派主义倾向，使其脱离了“一大群同情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和艺术家”：三是解决文学部门的组织问题，从而保证“党的路线在文学中正确贯彻”。
美国学者赫尔曼·叶尔莫拉耶夫曾指出：“从最终分析来看，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有关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决定可能是解散‘拉普’的最重要的原因。此后，取消苏联一切无产阶级文学组织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党现在开始了这样一个政策，即逐步削弱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而突出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基尔松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关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发展一个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社会的决定是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决议的出发点，他可能正好说中了解散‘拉普’的最重要的原因。”赫尔曼·叶尔莫拉耶夫的判断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使苏联由农业国开始迈向工业国。为了使苏联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以斯大林为领导核心的联共（布）又迫不及待地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并于1934年1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的“拉普”便显得不合时宜，为了配合“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斯大林取消“拉普”也自在情理之中。
另外，解散“拉普”也是由于其宗派主义倾向和顽固的态度。“拉普”作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最大的文学团体，曾得到苏共的极大支持，是苏共意识形态话语的直接表达者。但随着“拉普”自身实力的壮大，越来越不受苏共的控制与规约，宗派主義倾向也越来越明显。“‘拉普’不仅对不同派别、团体以及‘同路人’采取十分错误的态度，而且对无产阶级作家内部。特别是那些不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的作家同样加以排挤、打击，不择手段地破坏他们的声誉”。1929年后，苏共曾多次通过《真理报》等重要刊物对“拉普”的这种错误行为提出批评，但“拉普”仍然我行我素，没有悔改的意思。正如《真理报》在发布《决议》时的一篇社论中指出的：“党屡次给了‘拉普’领导方面这样的指示：必须坚决改进自己的工作，使自己接近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党曾经多次指出，‘拉普’不是一个行政机构，而是一个思想教育的组织：党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必须开展自我批评，必须把一切无产阶级文学和批评力量团结在原则性的立场上。但是，党的这一切直接的指示在很大程度上都没有予以执行。”实际上，在“拉普”宗派主义倾向的影响下，30年代初的苏联文坛已经是一片混乱，派系之间不断进行相互倾轧与斗争。这不仅引起了苏共对当时文坛现状的不满，同时也引起了许多作家的深深忧虑与愤慨。比如，高尔基在给国家出版社负责人哈拉托夫的一封信中就曾指出：“小团体主义、分成各种派别，互相抹黑，动摇和摇摆。我认为这是文学上的灾难。我没有看到有一个真正明确自己应当做什么和如何做的主要团体。集团的争论和纠纷都玩弄字眼，充满了虚荣心、个人得失和各种个人主义。所有的争论者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早就应该制定一条共同的行动路线了……党很少关心文学路线，这不好。党（通过中央）乃是全苏的教育者。我认为，中央应该采取措施制止过分有害的吵闹。”高尔基当时在苏联极具威望，因此，他的这番言论为苏联官方解散“拉普”提供了重要保障。
其实，无论是指出“拉普”文学观念上的落伍，还是谴责其宗派主义倾向，其目的只有一个，即解决文学组织问题，使文学真正听命于党，改变文学自由放任的状态，从而实现文学的意识形态化与高度一体化，最终使文学成为反映政治的工具。这是苏共解散“拉普”的深层原因，同时也折射出斯大林企图实行个人专政与独裁的一个侧面。这从解散“拉普”以后，又重新肯定“拉普”，重新任用“拉普”领导，以及成立直接听命于党的苏联作家协会，提出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等一系列事件中彰显出来。因此，有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的文艺学家、文学家们，在一个长时间内，把苏联作家协会的成立，描绘成文学界的大团结对于‘拉普’的关门主义组织路线的胜利。然而事实上，苏联作家协会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过是‘拉普’的组织路线和文艺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这样的判断是切中肯綮的，因为“拉普”解散后，不仅几乎全部的“拉普”的领导进入作家协会理事会，而且在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下，党对文学政治方面的规约较“拉普”有过之而无不及，使文学的自由空间更加狭小。因此可以说，解散“拉普”实际上是以斯大林为领导的党中央对文学的政治收编行为，其背后指涉的是斯大林的独裁与专政。 随着“拉普”的解散，“拉普”所倡导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也随之遭到了苏联学界的否定与批判。否定与批判的焦点就在于：反对将作家的世界观等同于创作上的方法论：反对将艺术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而曲折的依存关系作简单的直线式的勾勒。在这方面，斯大林和苏联理论家吉尔波丁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斯大林在1932年10月20日高尔基寓所召开的党员作家座谈会上对唯物辩证法的机械化、庸俗化倾向提出了质疑，他说：“为什么你们要求一位非党作家必须知道辩证法的规律？为什么这位作家应当采用辩证方法写作？托尔斯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并不是辩证论者，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大艺术家。他们都是大艺术家，每个人在自己的作品里按照自己的方式反映自己的时代反映得并不坏。而如果赞成你们的观点，那么就应当承认他们不能成为很好的大语言艺术家，因为不是辩证论者，即不了解辩证法规律。”“你们对如何把辩证法规律运用于作家的创作所做的错误的、繁琐哲学的解释已在很大程度上塞满了作家的脑袋。你们忘记了，这些规律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掌握的，在艺术作品的创作上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必须运用它。”“你们不懂得不能要求一位非党作家立刻成为辩证论者的道理。你们对运用于艺术创作的辩证方法的理解是对这一方法的庸俗化。”
另外，1932年10月29日至11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苏联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第一次大会上，委员会的书记长、苏联最优秀的理论家之一的吉尔波丁作了题为《苏联文学之十五年》的报告，其中特别谈到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问题。吉尔波丁在报告中基本上延续了斯大林的看法：“虽然我们赞成艺术上的辩证法的唯物论，但我们却认为这个口号是一个错误的口号，因为它太简单，它把艺术的创造和意识形态的意义之间的细密的关联，艺术的创造对于意识形态的意义的依存，艺术家对于他的阶级的世界观的复杂的依存，转化为呆板的，机械作用的法则了。”“文学必须当作文学来处理，我们一面要发现它的社会的意义和意识形态的内容，一面也要注意到它的艺术的性质，它的构成，形式的技巧等等。”
可以说，斯大林和吉尔波丁正确指出了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忽视文学的艺术特性，将文学仅仅视为反映政治意识工具的局限与谬误。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只是反对将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简单化处理的方式，并没有反对文学应该成为反映政治意识形态的手段和工具的倾向。也就是说，斯大林和吉尔波丁从根本上并没有否定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这就为之后出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高度的意识形态化奠定了基础。
二、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始者？
《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公布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一个由斯大林、卡冈诺维奇、波斯特舍夫、斯捷茨基和格隆斯基等五人组成的专门小组，“成立这个專门小组的目的是要研究拉普领导人在1932年4月底或5月初向中央递交的声明并就此作出必要的决定”。在专门小组开会前一天，斯大林打电话给格隆斯基，邀他去讨论关于“拉普”领导人递交的声明问题。据格隆斯基回忆，当他到斯大林那里时，看见斯大林正在看“拉普”领导人不同意中央决议的声明。斯大林问他对这些声明有什么看法，他回答说：“拉普领导人反对中央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因此必须谴责并驳斥他们的横蛮要求。”斯大林对格隆斯基的观点表示赞同，但同时表露了自己的忧虑与担心：“改组文艺团体的问题是中央决定的，”“因此没有任何理由需要重新考虑。剩下没有解决的是创作问题，其中主要的是拉普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问题。拉普的人肯定要在明天的会上提出来，因此，我们必须在开会之前事先确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接受，或者相反，否定。对此您有什么建议？”格隆斯基认为，当时的苏联文学“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阶段——形成的。这个文学并非从一般的民主主义立场，而是从工人阶级立场，从工人为夺取的政权、为无产阶级专权、为用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的斗争的立场看待一切社会现象”。因此“无论按其社会理想或者审美理想来说都是一种新的文学”。于是，格隆斯基建议斯大林可以将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重新定义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更好的说法是共产主义现实主义”。他指出这个定义的两点好处：第一、强调了苏联文学的无产阶级本质;第二、为文学指明整个运动，整个工人阶级斗争的目标——共产主义。斯大林接着对格隆斯基说明了自己的看法：
“您正确地指出了苏联文学的无产阶级本质，”斯大林说道，“也正确地说出了我们整个斗争的目标。不过是否有必要在理应团结全体文艺工作者的艺术创作方法的定义中特意事先声明甚至强调苏联文学艺术的无产阶级性质？我看没有太大的必要。指出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也是对的，不过我们暂时还没有把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作为一项实际任务。将来有朝一日这项任务也会毫无疑问地摆到它的面前，成为一项实际任务，不过这种情况不会很快出现。如果把共产主义作为一项实际任务，那您就有点儿超前了。您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不过表述得不够贴切。要是我们把苏联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您觉得怎么样？”
另外，斯大林又指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定义的三点好处：“第一，简洁（总共只有两个词）;第二，明眼;第三，指出了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产生于资产阶级——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阶级过渡、转化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当时，格隆斯基没有坚持自己的看法，因为他认为斯大林的定义是恰当的。从这一事实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定义的创始者不是格隆斯基，也不是高尔基，而是斯大林。
斯大林和格隆斯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称谓达成一致后，面临的就是如何说服“拉普”领导们接受这一称谓的问题。当天夜里，斯大林和格隆斯基将他们的谈话内容详细告知了专门小组的其他成员，让他们好好准备在第二天和“拉普”的领导们“打一场硬仗”。第二天，政治局专门小组的会议在克里姆林官斯大林的办公室举行。“拉普”方面，阿菲诺根诺夫、伊列什、基尔松和雅先斯基等人出席了会议，专门小组方面出席的人员主要有斯大林、格隆斯基、斯捷茨基、波斯蒂舍夫、卡冈诺维等。在这次会议上，“拉普”方面提出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关于在统一的苏联作协内部根据自治的原则建立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文学组织：第二个建议是关于把拉普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作为统一的苏联作协的基本创作方法。”经过激烈的争论，“拉普”方面很快就放弃了第一个建议，但在第二个建议上双方却始终争论不下，整整僵持了六七个小时，“拉普”方面才“认识到了他们在改组文艺团体问题上所持立场的错误，放弃了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接受了专门小组提出的党的文艺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在这次会议后，在公开场合首次使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理论术语的是格隆斯基。格隆斯基于1932年5月20日在莫斯科文学小组积极分子会议上提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5月23日《文学报》在报导这次会议时刊登了格隆斯基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这段话：
我们对作家的最基本要求是：写真实，忠实地描写我们的现实，这本身就是辩证的。因此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
在这次会议后，格隆斯基又在当年5月29日发表于《文学报》的一篇社论中，在6月2日报导有关罗斯托夫——顿河情况的一次会议上，在8月间发表的文章《小资产阶级文学科学的囚徒》中，在1932年10月29日至11月3日莫斯科举行的全苏联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第一次大会上频繁提到了这一术语。
格隆斯基这样频繁地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定义，恰恰反映出斯大林急于落实这一定义的用心。实际上，斯大林不仅将格隆斯基推向前台，充当他的理论演说家与宣传家，他自身也在为扩大这一定义的影响而积极奔走。1932年10月间他曾先后两次在高尔基寓所与作家们座谈探讨创作方法的问题。一次是上文提到的10月20日，另一次是10月26日。10月26日在有党内外作家参加的座谈会上，诗人弗·卢戈夫斯科伊向斯大林提出疑问：难道诗人不能够成为辩证论者？斯大林对此回答道：“不，能够成为。如果他能够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那就很好。但是我想说，到那时也许他不想写诗了。当然，这是开个玩笑。但是你们不应让艺术家的脑袋里塞满各种论点。艺术家应该真实地表现生活。如果他将真实地表现我们的生活的话，那么他就不能不在其中看到、不能不表现那种把生活引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斯大林已经预设了这一创作方法的表现内容与根本诉求，即“不能不表现那种把生活引向社会主义的东西”。
既然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都如此密切地关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那么在其领导下的文学团体就不可能不对这一创作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于是，在1933至1934年间，文学界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热烈讨论，据毕克沙诺夫的统计，1933年发表了239篇文章，1934年1月至8月发表了134篇。从如此之多的文章来看，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一定会很充分，但吊诡的是，苏联文学界讨论的内容却仅限于论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征，以及这一方法应如何看待和处理文学的一系列内外关系问题。“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本身表示怀疑，更不可能提出任何别的概念”。实际上，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讨论是在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的监督与控制下進行的，党中央绝对不会允许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法有任何的怀疑与异议。因此，近两年的争论看似卓有成效，但实际上是在斯大林预设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的，其目的不是要讨论这一创作方法有无合理性的问题，而是要为这一提法的合理性提供充分的论据、话语支持和有力的声援。
经过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党中央的严格的监督和紧锣密鼓的宣传，在1934年8月17日至9月1日莫斯科召开的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终于得以落实与确立，并且写进了作家协会章程。《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这样定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有学者曾针对此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诞生过程和斯大林对‘写真实，的理解，再清楚不过地揭示了这一方法所隐含的政治意图。它的内涵具有决定意义的修饰·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正是这个非文学的概念决定了它的性质。‘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是这一方法的关键：它所蕴含的指向和期待，也是与这一方法密切相关的理想化、典型化、乐观主义等处理方式最有力的依据”。的确，从斯大林提出这一创作方法始，就一直在密切关注着这一创作方法的宣传与落实情况，并且为此做足了文章。斯大林之所以如此，其政治目的昭然若揭：他表面上说提出这一创作方法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他只是以此为由，借着这一创作方法的宣传来加强对国民舆论权的控制，加强他个人在国民面前的影响力，为其实现个人崇拜提供保障。
三、高尔基与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矛盾与冲突
1928年斯大林许以无限制的贷款、不用操心住房与别墅、高额的稿酬等优厚的待遇，欢迎高尔基从意大利返回苏联。这绝非是一种偶然的行为，而是斯大林蓄谋已久的计划，他欲借高尔基在文学界的威望，掌握对文学界的控制权、舆论权，实现对文学界的大一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与夙愿而提出来的，因此，这一定义在酝酿，直到最终得以确立的过程中，是绝不可能缺少高尔基的参与的。斯大林不可能没有想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提法如果没有高尔基的参与，不能得到高尔基的认可，无论如何都是缺乏说服力的。所以，在探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场合，斯大林往往会以高尔基为例证，甚至会直接让高尔基参与其中。比如，在1932年由斯大林组织召开的政治局专门小组的会议上，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专门小组的成员一致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的创作方法实际上早在十月革命前，主要在高尔基的创作中已经形成了”，他们“现在只是给了它一个名称（表述）”。为什么在会议上专门小组成员一致指认高尔基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实践者？其目的非常明确，斯大林和其他专门小组人员都非常清楚，这虽然看似是一次探讨文学创作方法的会议，实际上其隐含的意义远远超出这一范畴，其实质是一次争夺文学界领导权的会议。但既然涉及的是文学的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党中央就不能以行政的手段强硬干涉与介入，只能从文学的角度加以说服，而在当时的文学界，最大的权威无疑是高尔基。因此，以高尔基作为例证，就掌握了话语的主动权。另外，在这次会议上，以高尔基为例证，或说将高尔基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样板，或许还有另一层意思，即斯大林非常清楚“拉普”和高尔基向来不睦，而且之前“拉普”还极力攻击和诽谤高尔基，那么在这里承认高尔基，就意味着苏共党中央是和高尔基站在一条战线上，如果不承认高尔基就是不承认党中央。从这一角度看，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党中央提到高尔基，实则是一种向“拉普”政治施压的行为。 另外，上文曾提到1932年10月间，斯大林利用高尔基在国内的机会，在莫斯科小尼基塔街高尔基寓所召开了两次探讨创作方法的座谈会。其中在谈到文学方法中的浪漫主义问题时，斯大林先是指出：“什么是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是现实的理想化，美化。但是应当知道：是对什么样的现实的理想化？当然，席勒是浪漫主义者。但是席勒属于这样的浪漫主义者，因为他的浪漫主义充满着对贵族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席勒的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当代作家是不需要的。莎士比亚也有很多浪漫主义，但这是另一种浪漫主义。”接着特意对高尔基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加以赞赏：“在高尔基创作的第一个时期，他的作品里也有许多浪漫主义。但是高尔基的浪漫主义是奋起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新的阶级的浪漫主义。高尔基对人的理想化是对新的未来的人的理想化，是对未来新的社会制度的理想化。作家需要这样的浪漫主义。我们需要这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的浪漫主义。我不想以此把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对立起来。”在这里，与其说是赞赏高尔基的浪漫主义，毋宁说是斯大林欲为自己的理论主张服务。“我不想以此把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对立起来”一语，非常清晰地揭示出了斯大林的真实目的，即为之后提出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奠定基础，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也恰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官方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
正是因为斯大林在宣传与鼓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时，常常提到高尔基，甚至经常让高尔基参加讨论。因此，在当时乃至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外学界都认为高尔基是斯大林为领导的苏共党中央的“同路人”，如我国有的学者就曾指出：“当时高尔基已进入晚年，基本上是在为斯大林的政权服务，他演绎出来的一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是与权力者的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的。”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也曾认为，高尔基“曾经坚定地捍卫过艺术自由”，可是到了30年代，“却成了斯大林主义的仆从”。
但是，如果对苏联当时的文献史料细加梳理，就会发现，高尔基和斯大林并非“同路人”，两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方面实则存在潜在的矛盾与冲突。这可以从高尔基对潘菲洛夫《磨刀石的农庄》的批判，以及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高尔基和日丹诺夫观点的对立中得出。
潘菲洛夫的小说《磨刀石的农庄》，反映和宣传的是农业集体化运动，因符合斯大林的政治指令，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1932年10月，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共官方代表吉尔波丁在组织委员会第一次全会上还将高尔基的《母亲》和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共同列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佳作。然而饶有意味的是，时隔不久，高尔基却对潘菲诺夫的小说《磨刀石村庄》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在论文《关于一次讨论》中指出这部小说不仅语言上粗制滥造，而且作品的艺术质量也极为低劣。不久，《文学报》又发表了绥拉菲莫维奇的评论《论精雕细刻的作家和不事修琢的作家》，其中对潘菲洛夫大加夸奖。高尔基看后写了《致绥拉菲莫维奇的一封公开信》一文给予反驳，指出：
我必须反对这样一种说法，说青年可以向潘菲洛夫这个不大懂得文学语言，而且总是不加深思就草率地写作的文学家学到点什么。请您明白，这里所讲的不是一个潘菲洛夫，而是一种明显的降低文学质量的企图，因为替玩弄文字游戏的手法辩解，就是替废品辩解。
绥拉菲莫维奇、潘菲诺夫都是“拉普”后期的领导人，在“拉普”解散后，被斯大林收编，成为宣传与鼓吹其政治思想的得力助手。因此，高尔基和这些人作对，实则就是和斯大林作对。高尔基未必不懂这一点，但出于知识分子的正直与清醒，他不能对这些人企图破坏文学艺术质量的行为不管不问。他知道，只有说服斯大林，借助斯大林的力量才能阻止这种文学上的粗制滥造行为。于是，高尔基不仅给斯大林写信说明这种文学行为的危害性，而且还发表《论灵巧》《论语言》等文章给斯大林看，试图打动斯大林。斯大林看了高尔基的信和文章后，曾给高尔基回信写道：“这些‘灵巧的人’”，“应该敲打敲打”。随后，潘菲洛夫等被迫表示同意高尔基的意见。但值得注意的，斯大林并不是想真的和高尔基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诚心帮助他，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做，更多考虑的是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马上要召开，权宜之计是要先稳住高尔基。这样的论断并非空穴来风，我们看到代表大会刚结束不久，潘菲洛夫就再次向高尔基挑起论争，他在《真理报》上发表《致高尔基的公开信》，指责高尔基的批评是“最坏意义上的训斥”。面对潘菲洛夫的发难，高尔基写了一篇答复给予回击，但《真理报》总编梅赫利斯却拒绝发表高尔基的答复。如果说，潘菲洛夫的再次发难是一种偶然，那么直接听命于斯大林的《真理报》拒绝发表高尔基的文章，如果没有斯大林的命令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让人理解的。
值得深思的是，高爾基和潘菲洛夫都是苏联官方认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者，他们本应属于同一战线，不应该产生矛盾与争论。按理说，斯大林也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而不应该出现偏袒一方的现象，但事实却恰恰证明，斯大林是站在潘菲洛夫一方来反对高尔基的。究其原因，可能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斯大林和高尔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含义的理解上有所不同。如果说斯大林更注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功用，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允许文学的粗制滥造，那么高尔基则更注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性质，当然他也并不是不强调文学的政治性，但他绝不会为了政治而牺牲文学，使文学沦为政治的附庸。这样的矛盾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1934年召开的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将其写入作家协会的章程。当时斯大林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而是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日丹诺夫代为发言。在会上，日丹诺夫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政治倾向性给予了极大的张扬，他指出：
斯大林同志称我们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说明什么呢？这个称号赋予我们什么样的责任呢？
这说明，首先要了解生活，以便在艺术作品中能够把它真实地反映出来，这不是把它作为“客观现实”公式化地、僵死地和简单地反映出来，而是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反映现实。 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应当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我们就把这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方法称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
我们苏联文学不怕被指责有倾向性。是的，苏联文学是有倾向性的，因为在阶级斗争的时代，没有也不可能有那种没有阶级性、没有倾向性、不问政治的文学。（掌声）
日丹诺夫给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完全是对写入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重复，而这个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定义恰恰是在斯大林的监督下完成的。
面对日丹诺夫的报告，作为这次会议主席的高尔基始终没有表示附和与赞同，相反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予了不同于斯大林、日丹诺夫的另一种理解。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肯定存在是行动，是创造，其目的是为了战胜自然，为了人的健康和长寿，为了人生在世的幸福，而不断发展人的最有价值的内在才能，并根据人的需要的不断增长，要把整个世界改造为联合成一家的人类美好的住所。
通过高尔基的这段表述，可以发现高尔基所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斯大林、日丹诺夫所说的有很大区别，斯大林、日丹诺夫所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反映现实”，要求其为政治革命服务，具有较强的政治倾向性。而高尔基并不排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倾向，但他更注重将其视为通过改造人的内在才能，从而战胜自然，最终使人类获得幸福和美好生活的重要手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高尔基所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除了政治革命因素以外，还内蕴着浓郁的人道主义思想。
然而，高尔基尽管竭力想保持文学的纯洁性，竭力想使文学摆脱政治革命的束缚，但是他的力量和斯大林相比是极为微弱的。这不仅体现在他先前所反对的绥拉菲莫维奇、潘菲洛夫等“拉普”领导人都被斯大林纳入了作家协会理事会，而且体现在他之前所反对的文学粗制滥造的风气并没有得到缓解与遏制，而是继续盛行。1935年2月19日，高尔基在致苏联作家协会领导人、作协理事会书记亚·谢·谢尔巴科夫的信中，对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提出异议。高尔基写道：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去和现在都写过不少东西，但是还没有一致的和明确的意见，这说明了这样一个可悲的事实：在作家代表大会上，批评没有显示自身的存在。
……我怀疑，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以完全必要的明确性显示自己之前，我们已经有权来谈论它的“胜利”，并且是“辉煌的胜利”。
有学者认为，高尔基之所以写这封信，是“由于谢尔巴科夫是高尔基与斯大林之间相联系的中介人，所以高尔基的这封信可以说是间接地写给斯大林的——作家并没有向斯大林隐瞒自己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怀疑”。其实，高尔基在这封信中表现出的应该不仅仅是怀疑，还有一个清醒者的悲伤与无奈。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提出到最终确立，高尔基多次参与其中，凭借他的睿智与清醒，他不可能没有发现斯大林想借此实现对文学界专政的真实目的，否则，他就不会有“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以完全必要的明確性显示自己之前，我们已经有权来谈论它的‘胜利’，并且是‘辉煌的胜利”’这样的话语，他非常清楚“胜利”和“辉煌的胜利”其实是斯大林早就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预定好的最终结果和价值取向。但是高尔基还是想为了维护文学的纯洁性而几度想去说服斯大林，结果是导致他和斯大林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激化，最终再也无法弥合。
综上，从解散“拉普”到成立作家协会，从“唯物辩证法”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些转换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斯大林想在文学界进行专政和搞个人崇拜的政治目的。而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提出到最终的确立，虽然高尔基常常参与其中，但真正的幕后推手却是斯大林，高尔基实则只是充当了斯大林运筹帷幄的一个“棋子”和一件“摆设”而已。
作者简介：侯敏，文学博士，辽宁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左翼文学、中俄文学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