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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追逐利润的资本对于某一行业趋之若鹜的时候，就是这一行业趋于非健康发展的前兆。根据《2020年度中国在线教育投融资数据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在线教育共发生111起融资，总金额达539.3亿元，同比增长267.37%，超过了此前4年的融资总和。而投资在线教育的基本逻辑是，中国约有1.8亿名中小学生，而在线教育的渗透率不过10%左右。即使在2020年各家企业疯狂获客的情况下，吸引的中小学生也不到5000万人。不少投资机构认为在线教育还有3～4倍的增长空间。
学科教育不能成为追逐功利的工具
逐利是资本的根本属性。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部著作中，分别设定经济人和道德人，前者假定人思考和行为都是试图获得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后者则具备同理心、正义感和行为的利他主义倾向，也是人的道德性体现。认为两者应该互相补充，即经济人的行为应该接受道德约束，需要建立类似“公正旁观者”机制来自律。
2018年11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对社会资本进入幼教行业，以及民办幼儿园进入资本市场进行严格限制，以遏制学前教育出现的过度逐利倾向。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也提出，“人民银行、银保监、证监部门负责指导银行等机构做好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风险管控工作，清理整顿培训机构融资、上市等行为。”
8月24日，上海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意见》，称要用一年时间，完成相应的“双减”工作目标。8月18日，北京市也正式发布“双减”具体措施，提出要在2021年底前有效减轻、两年内成效显著。在北京发布细则后，新东方、好未来均发布公告称，“双减”新规或将对其学科类培训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除上海北京外，广州、成都、重庆、海南、江西等地已经陆续发布“双减”政策细则，相关内容整体上与中央出台的全国性“双减”政策保持一致。回顾和梳理全国性及地方实施细则，提及的最严格限制均包括加强培训机构的审批、规范培训、运营监管等方面。例如，严格机构投融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购买学科类培训机构资产。外资不得控股或参股学科类培训机构。严控资本过度涌入培训机构，坚决禁止不正当竞争，依法查处行业垄断行为。
资本逐利，人也趋利，这都是本性使然。在校教师暑假给学生补课在很多地方曾经一度成为常态，“一个暑假一辆宝马”的传言也并非空穴来风。在某媒体报道中的一句话似乎点到了某些教师的心声——“我在外面150元一节的课，凭什么他们在教室里免费听？”不可否认，无论这种信息是否如实，以常理推测，类似的心理或许真的会在教师的脑海中闪现。那么，长此以往是否会影响到其校内的教学质量？当投资教育的资本和教育从业者把对追求利益的重视程度放在高于教育本身之上的时候，或许就到了不得不强手段管理的时刻。
减负政策由来已久
在资本的鼓吹下，家长对于子女的教育焦虑一度助长了校外学科教育的爆发式增长。剧场效应下，当少数观众“站”起来，再“佛系”的家长也坐不住了，家长焦虑、孩子疲惫成为一种常态，在这一背景下，“双减”新政的落地恰逢其时。
“减负”一词对于关注教育的人早已不再新鲜，早在1955年7月1日教育部就颁布过新中国第一个减负通知——《教育部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随后至今的66年来，无论是社会舆论对于“减负”的讨论还是相关政策的不断落地，“减负”始终在路上。
据不完全统计，自1955年至今由各部委颁布的与“减负”相关的报告、规定、指示、通知、指导意见、纲要、措施、意见约有16份之多，平均四五年就要颁布一份相关的文件。但是从发布的频率来看，“减负”效果并不是特别好，主要原因是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的提升，人们越发深刻地感受到科技改变生活、知识改变命运，对于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也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之近几年资本的介入和鼓吹，“减负”似乎真的成为了网友笑谈的“减负（-负）就是加，因为负负得正么”。
其实，伴随着“减负”的政策相关部门也曾提出过很多相关指导意见——“素质教育”“全面发展”“向四十五分钟要效率”等。
1985年5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同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总结广大教育工作者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刚要》中指出：“中小学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搬出各自的特色。”
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正式颁布，明确指出要加强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要求。此《决定》颁布后得到了广大教育系统和家长、学生的积极响应，对于教育改革意义重大。在随后的新世纪之初，艺考热也逐渐成形，与之相伴的是各种非学科兴趣班、培训班的兴起。
但是由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理念深入人心，更广大的家长还是把非学科当做孩子闲暇时光的兴趣休闲，主要精力还是在学科教育上;另一方面也有相關培训机构刻意夸张的宣传，导致家长焦虑情绪高涨，学校内的减负反而助长了课外的增负，素质教育的结果是挤压了孩子闲暇时间反而增加了孩子负担。 机构面临“转”“剥”“退”
此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可谓条条重磅。其中与以往不同的是新增了“减轻校外培训负担”的内容，这对于校外培训机构无疑是重磅炸弹。尤为重要的是，对于学科类培训机构经营资质、营业时间、资本化运作等各方面进行了明确限制。有学科类培训机构人士感叹行业面临“组合拳”的重击。监管政策的目标极为清晰，阻止无序扩张的资本进一步垄断、异化教育产业。伴随政策的密集发布，中国校外培训产业已被颠覆，业内企业不得不谋求自救——或转型、或剥离、或彻底退出市场。
“‘双减’政策比之前市场预计的来得更猛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对记者分析，“双减”政策是此前中央提出的“双减”意见的具体细化，有关要求未来如果逐条落实，对已上市的校外培训机构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些机构要么选择退市或转型，要么就在上市资产中剥离学科类培训机构，而正准备上市的学科类培训机构的上市通道已经关闭。”
而已经上市的学科类培训机构股价也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而应声暴跌，2021年7月当月，高途、好未来、新东方等股票价格相对前期高点都已跌去近九成。“落实严禁资本化运作的规定，将彻底改变我国的校外培训生态。”熊丙奇表示，需要注意的是，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从严监管，并不是一刀切禁止校外培训，而是要求校外培训机构必须依法依规，在规定的时间与范围内开展培训，不得进行超标超前培训。进行学科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在禁止节假日、寒暑假开展培训后，可以转型进行非学科培训，包括素养培训、成人培训和技能培训等。
培训机构转型成为该领域头部企业的主要选择，好未来旗下教育品牌“励步英语”更名为“励步”，根据好未来的安排，励步将推出全新线下学习空间——励步儿童成长中心，涵盖英文戏剧、口才、美育、书法、益智、棋道等新产品。新东方也在拓展美术教育领域，部分新东方学校还在探索书法等项目。
其实，在一年前对政策相对敏感的培训机构就开始发力发展非学科类培训，2020年5月，高途（跟谁学）CEO沈楠表示，“将提供语言培训、职业技能等的成人业务品牌升级为‘高途在线’。”其负责人祁秀平声称，“公司将成教业务板块定位为新的增长引擎，目标为三年内做到行业第一”;今年7月19日，新上线App“高途”包含外语培训、考研、留学、考公、教资、财会等职业教育业务，致力于为用户打造一站式终身学习平台。7月16日其经营范围新增互联网信息服务、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文化咨询等项目。
2020年至今，新东方融资了热门的素质教育、创客教育（少儿机器人编程）领域。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今年3月3日，新东方数亿人民币A轮融资导氮教育。导氮教育是提供公职类考试培训服务的公司，这是新东方首次投资公考类培训机构。5月17日，新东方产业基金B轮融资课观教育，而课观教育是集在线直播课程、面授培优教学、工具产品辅助教学、图书教材出版发行于一体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
7月7日，好未来举行轻舟品牌发布会，轻舟项目总经理王磊正式宣布，将正式进入成人板块，进入职业教育领域，不仅包括传统的职业技能类，还会包括新型职业类和成人学历类。好未来轻舟大学生官网显示，旗下的轻舟考研帮、轻舟考满分、轻舟留学覆盖考研、语言培训、留学、职业培训多项服务。
但是无论是成人人才招录还是考研，现阶段都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头部机构占领了大部分市场——中公教育、华图教育、粉笔教育是人才招录培训三大巨头，中域教育、文都教育、海文教育、启航教育和海天教育是考研培训的“五座大山”。由于成人培训的盈利性相对差、师资要求相对更高、市场竞争力较大，以K12培训为主业的机构转型成人教育还面临诸多挑战。
除了转型之外，有机构还选择剥离相关板块作为规避政策风险另一手段。今年6 月，好未来的学而思培优剥离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下学科培训业务，成立了学而思素养中心，内容从学科培训转向素质教育。8月10日，拓维信息发布公告，披露剥离相关教育学科类培训资产的进展。目前，拓维信息的全资子公司拓维教育发展已与长沙美盛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其下属的子公司拓维教育科技100%股权转让给长沙美盛。
“双减”政策的落地也直接“吓退”了一些“染指”K12培训教育的企业，有媒体曝出，字节跳动教育板块的确开启了大规模裁员，主要涉及到少儿业务和K12业务。当前裁员人数涉及较广的是，少儿业务品牌“瓜瓜龙”。其短期班辅导老师，几乎全员裁撤，人员规模涉及到数千人。
培训从业者面临再就业
据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2021年教培相关企业注销或吊销的数量超14万家，同比增长约34.59%。与此相伴的是教培从业者的再就业问题。8月17日，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教培行业人才市场分析报告》显示，7月一线城市教培行业发布职位数比3月减少了38.2%。
其中一线城市降幅最大，北京作为各大教培行业的重点布局之地，降幅高达49.3%，居全国首位。7月求职的原教培机构从业者中有51.4%显示已经离职，高于全行业44.7%的平均水平。其中，销售业务离职比例最高，有60%已经离职，教师和教务人群离职比例本月达到了51.2%。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教师王潇表示，教育培训行业一线教师绝大多数接受了高等教育，是宝贵的人力资源财富。作为“双减”政策的试点城市，北京市有关部门通过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社保参保缴费人员数据摸底也发现，机构员工90%以上是35岁及以下人员，且80%以上为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王潇建议，政府部门应加强就业指导等公共服务，帮助教育培训行业从业者深入了解国家教育改革政策，理性选择再就业岗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長、教授范围认为，教育培训行业的从业人员本身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政府部门要开展精准就业服务，提供直接相关和对口的就业岗位，提高人岗匹配度。 8月17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陆晓播在《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通过对相关岗位梳理分析，明确了教学教辅类、技术支持类、运营职能类、市场销售类四大类岗位储备方向，有针对性的加强典型岗位的储备工作。目前，市区两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有针对性储备上述岗位1.03万个，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中，仅前程无忧一家就储备上述岗位8万余个。”
即便在各地政府相关部门的协调和指导下，大量的培训机构从业人员很可能无法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岗位。相关人员也需要积极调整心态和思路，从结合自身优势积极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王俊杰认为，眼下教育培训行业从业者面临多项选择：其一，不换赛道转方向，目前不少教育培训机构正在积极转型，从业人员可以从学科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成人教育等相关领域;其二，不换赛道换场域，当前，学校不断加强对优秀教师的选聘力度，走进学校的机会也在不断增加;其三，重新评估自己的职业兴趣，跨界发展，寻找新的职业发展机会。
此次“双减”政策的落地使得培训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快刀斩乱麻的强有力措施难免会带来阵痛。但从长远来看，此次新政的颁布，有效改变了校外培训机构长期以来因粗野发展而对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扰乱。也从侧面体現出，服务性行业脱离服务本质的野蛮发展必将走不长远。
（责任编辑 李秀江）
资料链接
1964年5月4日，教育部临时党组颁布《关于克服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报告》;
1978年4月22日，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
1988年5月11日，国家教委专门发布《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
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总结广大教育工作者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刚要》;
1993年3月24日，国家教委颁布《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
1994年11月10日，国家教委颁布《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
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2000年1月7日，教育部向全国各地中小学发出了《关于在中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
2009年4月22日，教育部颁布《关于当前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再一次要求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
2010年7月29日，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首次提出“建立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和公告制度”，要求把减负落实到中小学教育全过程;
2011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减负”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13年8月22日，教育部颁发《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其中提出阳光入学、均衡编班、“零起点”教学、不留作业、规范考试、等级评价、一科一辅、严禁违规补课、每天锻炼1小时、强化督查等多项要求;
2017年1月10日，国务院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要求建立学业负担监测机制，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2018年2月13日，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总局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
2018年12月28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全国妇联联合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减负三十条》）;
2021年3月30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学科教育不能成为追逐功利的工具
逐利是资本的根本属性。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部著作中，分别设定经济人和道德人，前者假定人思考和行为都是试图获得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后者则具备同理心、正义感和行为的利他主义倾向，也是人的道德性体现。认为两者应该互相补充，即经济人的行为应该接受道德约束，需要建立类似“公正旁观者”机制来自律。
2018年11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对社会资本进入幼教行业，以及民办幼儿园进入资本市场进行严格限制，以遏制学前教育出现的过度逐利倾向。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也提出，“人民银行、银保监、证监部门负责指导银行等机构做好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风险管控工作，清理整顿培训机构融资、上市等行为。”
8月24日，上海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意见》，称要用一年时间，完成相应的“双减”工作目标。8月18日，北京市也正式发布“双减”具体措施，提出要在2021年底前有效减轻、两年内成效显著。在北京发布细则后，新东方、好未来均发布公告称，“双减”新规或将对其学科类培训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除上海北京外，广州、成都、重庆、海南、江西等地已经陆续发布“双减”政策细则，相关内容整体上与中央出台的全国性“双减”政策保持一致。回顾和梳理全国性及地方实施细则，提及的最严格限制均包括加强培训机构的审批、规范培训、运营监管等方面。例如，严格机构投融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购买学科类培训机构资产。外资不得控股或参股学科类培训机构。严控资本过度涌入培训机构，坚决禁止不正当竞争，依法查处行业垄断行为。
资本逐利，人也趋利，这都是本性使然。在校教师暑假给学生补课在很多地方曾经一度成为常态，“一个暑假一辆宝马”的传言也并非空穴来风。在某媒体报道中的一句话似乎点到了某些教师的心声——“我在外面150元一节的课，凭什么他们在教室里免费听？”不可否认，无论这种信息是否如实，以常理推测，类似的心理或许真的会在教师的脑海中闪现。那么，长此以往是否会影响到其校内的教学质量？当投资教育的资本和教育从业者把对追求利益的重视程度放在高于教育本身之上的时候，或许就到了不得不强手段管理的时刻。
减负政策由来已久
在资本的鼓吹下，家长对于子女的教育焦虑一度助长了校外学科教育的爆发式增长。剧场效应下，当少数观众“站”起来，再“佛系”的家长也坐不住了，家长焦虑、孩子疲惫成为一种常态，在这一背景下，“双减”新政的落地恰逢其时。
“减负”一词对于关注教育的人早已不再新鲜，早在1955年7月1日教育部就颁布过新中国第一个减负通知——《教育部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随后至今的66年来，无论是社会舆论对于“减负”的讨论还是相关政策的不断落地，“减负”始终在路上。
据不完全统计，自1955年至今由各部委颁布的与“减负”相关的报告、规定、指示、通知、指导意见、纲要、措施、意见约有16份之多，平均四五年就要颁布一份相关的文件。但是从发布的频率来看，“减负”效果并不是特别好，主要原因是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的提升，人们越发深刻地感受到科技改变生活、知识改变命运，对于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也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之近几年资本的介入和鼓吹，“减负”似乎真的成为了网友笑谈的“减负（-负）就是加，因为负负得正么”。
其实，伴随着“减负”的政策相关部门也曾提出过很多相关指导意见——“素质教育”“全面发展”“向四十五分钟要效率”等。
1985年5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同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总结广大教育工作者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刚要》中指出：“中小学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搬出各自的特色。”
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正式颁布，明确指出要加强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要求。此《决定》颁布后得到了广大教育系统和家长、学生的积极响应，对于教育改革意义重大。在随后的新世纪之初，艺考热也逐渐成形，与之相伴的是各种非学科兴趣班、培训班的兴起。
但是由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理念深入人心，更广大的家长还是把非学科当做孩子闲暇时光的兴趣休闲，主要精力还是在学科教育上;另一方面也有相關培训机构刻意夸张的宣传，导致家长焦虑情绪高涨，学校内的减负反而助长了课外的增负，素质教育的结果是挤压了孩子闲暇时间反而增加了孩子负担。 机构面临“转”“剥”“退”
此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可谓条条重磅。其中与以往不同的是新增了“减轻校外培训负担”的内容，这对于校外培训机构无疑是重磅炸弹。尤为重要的是，对于学科类培训机构经营资质、营业时间、资本化运作等各方面进行了明确限制。有学科类培训机构人士感叹行业面临“组合拳”的重击。监管政策的目标极为清晰，阻止无序扩张的资本进一步垄断、异化教育产业。伴随政策的密集发布，中国校外培训产业已被颠覆，业内企业不得不谋求自救——或转型、或剥离、或彻底退出市场。
“‘双减’政策比之前市场预计的来得更猛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对记者分析，“双减”政策是此前中央提出的“双减”意见的具体细化，有关要求未来如果逐条落实，对已上市的校外培训机构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些机构要么选择退市或转型，要么就在上市资产中剥离学科类培训机构，而正准备上市的学科类培训机构的上市通道已经关闭。”
而已经上市的学科类培训机构股价也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而应声暴跌，2021年7月当月，高途、好未来、新东方等股票价格相对前期高点都已跌去近九成。“落实严禁资本化运作的规定，将彻底改变我国的校外培训生态。”熊丙奇表示，需要注意的是，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从严监管，并不是一刀切禁止校外培训，而是要求校外培训机构必须依法依规，在规定的时间与范围内开展培训，不得进行超标超前培训。进行学科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在禁止节假日、寒暑假开展培训后，可以转型进行非学科培训，包括素养培训、成人培训和技能培训等。
培训机构转型成为该领域头部企业的主要选择，好未来旗下教育品牌“励步英语”更名为“励步”，根据好未来的安排，励步将推出全新线下学习空间——励步儿童成长中心，涵盖英文戏剧、口才、美育、书法、益智、棋道等新产品。新东方也在拓展美术教育领域，部分新东方学校还在探索书法等项目。
其实，在一年前对政策相对敏感的培训机构就开始发力发展非学科类培训，2020年5月，高途（跟谁学）CEO沈楠表示，“将提供语言培训、职业技能等的成人业务品牌升级为‘高途在线’。”其负责人祁秀平声称，“公司将成教业务板块定位为新的增长引擎，目标为三年内做到行业第一”;今年7月19日，新上线App“高途”包含外语培训、考研、留学、考公、教资、财会等职业教育业务，致力于为用户打造一站式终身学习平台。7月16日其经营范围新增互联网信息服务、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文化咨询等项目。
2020年至今，新东方融资了热门的素质教育、创客教育（少儿机器人编程）领域。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今年3月3日，新东方数亿人民币A轮融资导氮教育。导氮教育是提供公职类考试培训服务的公司，这是新东方首次投资公考类培训机构。5月17日，新东方产业基金B轮融资课观教育，而课观教育是集在线直播课程、面授培优教学、工具产品辅助教学、图书教材出版发行于一体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
7月7日，好未来举行轻舟品牌发布会，轻舟项目总经理王磊正式宣布，将正式进入成人板块，进入职业教育领域，不仅包括传统的职业技能类，还会包括新型职业类和成人学历类。好未来轻舟大学生官网显示，旗下的轻舟考研帮、轻舟考满分、轻舟留学覆盖考研、语言培训、留学、职业培训多项服务。
但是无论是成人人才招录还是考研，现阶段都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头部机构占领了大部分市场——中公教育、华图教育、粉笔教育是人才招录培训三大巨头，中域教育、文都教育、海文教育、启航教育和海天教育是考研培训的“五座大山”。由于成人培训的盈利性相对差、师资要求相对更高、市场竞争力较大，以K12培训为主业的机构转型成人教育还面临诸多挑战。
除了转型之外，有机构还选择剥离相关板块作为规避政策风险另一手段。今年6 月，好未来的学而思培优剥离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下学科培训业务，成立了学而思素养中心，内容从学科培训转向素质教育。8月10日，拓维信息发布公告，披露剥离相关教育学科类培训资产的进展。目前，拓维信息的全资子公司拓维教育发展已与长沙美盛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其下属的子公司拓维教育科技100%股权转让给长沙美盛。
“双减”政策的落地也直接“吓退”了一些“染指”K12培训教育的企业，有媒体曝出，字节跳动教育板块的确开启了大规模裁员，主要涉及到少儿业务和K12业务。当前裁员人数涉及较广的是，少儿业务品牌“瓜瓜龙”。其短期班辅导老师，几乎全员裁撤，人员规模涉及到数千人。
培训从业者面临再就业
据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2021年教培相关企业注销或吊销的数量超14万家，同比增长约34.59%。与此相伴的是教培从业者的再就业问题。8月17日，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教培行业人才市场分析报告》显示，7月一线城市教培行业发布职位数比3月减少了38.2%。
其中一线城市降幅最大，北京作为各大教培行业的重点布局之地，降幅高达49.3%，居全国首位。7月求职的原教培机构从业者中有51.4%显示已经离职，高于全行业44.7%的平均水平。其中，销售业务离职比例最高，有60%已经离职，教师和教务人群离职比例本月达到了51.2%。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教师王潇表示，教育培训行业一线教师绝大多数接受了高等教育，是宝贵的人力资源财富。作为“双减”政策的试点城市，北京市有关部门通过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社保参保缴费人员数据摸底也发现，机构员工90%以上是35岁及以下人员，且80%以上为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王潇建议，政府部门应加强就业指导等公共服务，帮助教育培训行业从业者深入了解国家教育改革政策，理性选择再就业岗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長、教授范围认为，教育培训行业的从业人员本身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政府部门要开展精准就业服务，提供直接相关和对口的就业岗位，提高人岗匹配度。 8月17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陆晓播在《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通过对相关岗位梳理分析，明确了教学教辅类、技术支持类、运营职能类、市场销售类四大类岗位储备方向，有针对性的加强典型岗位的储备工作。目前，市区两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有针对性储备上述岗位1.03万个，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中，仅前程无忧一家就储备上述岗位8万余个。”
即便在各地政府相关部门的协调和指导下，大量的培训机构从业人员很可能无法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岗位。相关人员也需要积极调整心态和思路，从结合自身优势积极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王俊杰认为，眼下教育培训行业从业者面临多项选择：其一，不换赛道转方向，目前不少教育培训机构正在积极转型，从业人员可以从学科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成人教育等相关领域;其二，不换赛道换场域，当前，学校不断加强对优秀教师的选聘力度，走进学校的机会也在不断增加;其三，重新评估自己的职业兴趣，跨界发展，寻找新的职业发展机会。
此次“双减”政策的落地使得培训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快刀斩乱麻的强有力措施难免会带来阵痛。但从长远来看，此次新政的颁布，有效改变了校外培训机构长期以来因粗野发展而对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扰乱。也从侧面体現出，服务性行业脱离服务本质的野蛮发展必将走不长远。
（责任编辑 李秀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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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5月4日，教育部临时党组颁布《关于克服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报告》;
1978年4月22日，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
1988年5月11日，国家教委专门发布《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
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总结广大教育工作者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刚要》;
1993年3月24日，国家教委颁布《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
1994年11月10日，国家教委颁布《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
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2000年1月7日，教育部向全国各地中小学发出了《关于在中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
2009年4月22日，教育部颁布《关于当前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再一次要求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
2010年7月29日，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首次提出“建立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和公告制度”，要求把减负落实到中小学教育全过程;
2011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减负”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13年8月22日，教育部颁发《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其中提出阳光入学、均衡编班、“零起点”教学、不留作业、规范考试、等级评价、一科一辅、严禁违规补课、每天锻炼1小时、强化督查等多项要求;
2017年1月10日，国务院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要求建立学业负担监测机制，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2018年2月13日，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总局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
2018年12月28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全国妇联联合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减负三十条》）;
2021年3月30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