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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游艇在沸腾的海面上开了将近半个小时,印度裔的船长关掉了引擎,世界恢复了宁静,偶尔有几声海鸥的长鸣。头顶的太阳变得愈发毒辣,似乎要把皮肤烤焦。一脸严肃、留着络腮胡子、穿着泳裤的拉贾这时已经架好了烤架,今日的午餐由他一手操办,主食是牛肉热狗,外加冰凉的碳酸汽水。
拉贾是迪拜最大的建筑承包公司Arabtec的常务董事,他毕业于美国德州大学工程系,90年代初来到迪拜。出海的前一天,我们在他的下属家里吃了一顿正宗的黎巴嫩家常菜,大家扔掉刀叉,用手抓着烤鱼,扒拉着米饭和豆子。拉贾在一旁充当服务员,用中文喊着:“啤酒?白酒?红酒?”
拉贾的家就住隔壁,这是一个新兴小区,如果不是室外40度的高温,你可能会以为自己是在美国加州的某个中产阶级社区里。饭后,他带着我们参观了他的房子。目前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国外读书,老婆也在外地工作,两层楼8间房的别墅只有他一个人住着。起初购买时,周围还是一片沙漠,售价70万美元,占地四分之一亩,3年后,价值攀升到200-250万美元之间。
上天入地,玩水造雪,迪拜就像一座迪斯尼乐园
同行的廖先生和拉贾是十多年的铁哥们,当初因为一场招标会来到了迪拜,被眼前无数的吊车和建筑工地所震撼,这跟他退伍转业后初到深圳淘金的景象十分相像——那时的深圳也是一个大工地,他在那里赚到第一桶金,足足蹲在马桶上数了两个小时,虽然只有区区两万。
商人的直觉告诉他,这里将是公司未来业务的有力增长点,于是他带了大队人马再次来到这里,准备设立分公司。只会说几句英语的廖先生随后结识了拉贾,委托他帮助打理在中东的生意,拉贾把这个分公司纳入了Arabtec。现在,这家公司刚被阿布扎比王室收购,承担了阿布扎比新机场将近三十亿美金的建设工作。
数十年过去,廖先生的公司已经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沙盘模型制造商。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东其余四大沙盘制造商全部离开了迪拜,唯有他的公司存活了下来,而且逐步壮大。只有中国人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才能赶上迪拜速度,这满足了当年迪拜房地产泡沫的需求——很多房子在开工日期都没确定之前,光靠沙盘卖房,就已被倒卖了四五手。
在廖先生的北京总部,我曾参观他的“假房子”,其中有哈里发塔和迪拜世界,还有麦加的清真寺,目前中东大部分清真寺的模型都出自他手。
几番搏斗后,一条幼鲨挣脱了我的渔线游了开去,拉贾脱去上衣,跳入阿拉伯湾里。紧接着,我也跳了进去。此时正当晌午,海水的温度高达32°C,这曾经是迪拜人的天然空调,他们在最热的时候,会让身体漂浮在海面上,享受清凉。
波浪从我头顶淹没过去后,我的嘴里塞满了盐,皮肤和眼睛变得刺痛。转过身去,迪拜的天际线在升腾的热气里若隐若现,哈里发塔直入云天,似乎连接了天地。
我揉了揉眼睛,想确认我眼前的不是海市蜃楼,而是人类创造的伟大奇迹,可我总担心一场巨大的沙尘暴过后,这座人类的未来之城将从地图上被彻底抹去。
在帆船酒店的套房里,我被洗浴间内覆盖四周的五彩马赛克给迷住了,还有几颗蓝宝石点缀其间,水从镀金的花洒里落到我身上。
从进入酒店开始,我抬头仰望中庭穹顶,就已经为五彩洞窟似的走廊屏住了呼吸。可是一句“老张,上楼斗地主去!”的吆喝,又把我拉回到了现实里。我突然意识到这里几乎已经被同胞们占领了。
在自助餐厅,我要了一碗二细的兰州拉面,就着鱼子酱吃了起来,这种冲撞的混搭别有一番风味。同行的闹哥已经是第二次入住帆船酒店,据他说,这间2000年开业的酒店,在十几年内从未被超越,而且始终保持着崭新的面貌。当初正是通过帆船酒店,世界上绝大部分人认识到了迪拜式奢华的存在。这座已经耗费了26吨黄金打造的酒店,每年还要更换各处的镀金,以期保持永久的光辉。光说酒店大堂的喷泉,就是德国一家公司专门研制的,水从一个孔喷到另一个孔,中间不会漏一滴出来。
第二天,我们搬到了隔壁的朱美拉海滩酒店,它比帆船更早开张,波浪形的夸张设计曾引起过一阵关注,并且是迪拜的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可是当帆船开业以后,这里逐渐沦为普通的商务酒店,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司机,你的老板会住在帆船,而你只能待在朱美拉海滩。
的确,帆船的光环实在过于强大。我在海滩酒店的水上乐园玩耍时正值黄昏,我爬到最高的一架单人滑梯上,夕阳投射在不远处的帆船身上。那一刻,我似乎见识了迪拜的野心。这就是酒店设计师汤姆·莱特所宣称的,世界上所有的地标式建筑都可以用寥寥几笔勾勒出来,从埃菲尔铁塔到悉尼歌剧院,从金字塔到金门大桥,那些极简的形象让人过目难忘,迪拜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在世界版图上牢牢占据一个位置。
1833年,当時由马克图姆(Maktoum)家族所领导的巴尼亚斯部落(Bani`Yas`tribe)只有800人。在“没有抵抗”的情形下,他们离开了阿布扎比,从沙漠绿洲迁移至迪拜,成立了新的王朝。那时,迪拜还只是一个千人左右、被泥墙包围着的破败渔村。这次迁徙是这个家族做出的第一个大胆决定,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魄力一直存在于家族的基因中。
迪拜的巡逻警车是价值280万的兰博基尼Aventador
1894年,胡塞尔酋长上任,那个时候他的脑子里就有了自由港的想法。当时阿拉伯湾对岸的伊朗正在自己的港口增税,胡塞尔为了吸引伊朗商人,取消了5%的关税,并派人去游说伊朗的几大商人,给予他们免费土地和政策支持。1901年,伊朗最大的几个商人全部把生意放在了迪拜。两年后,原本一年停靠迪拜5次的英国商船,将迪拜设为了固定停靠港口,每月停靠两次。几年后,迪拜就成了国际港。
拉贾是迪拜最大的建筑承包公司Arabtec的常务董事,他毕业于美国德州大学工程系,90年代初来到迪拜。出海的前一天,我们在他的下属家里吃了一顿正宗的黎巴嫩家常菜,大家扔掉刀叉,用手抓着烤鱼,扒拉着米饭和豆子。拉贾在一旁充当服务员,用中文喊着:“啤酒?白酒?红酒?”
拉贾的家就住隔壁,这是一个新兴小区,如果不是室外40度的高温,你可能会以为自己是在美国加州的某个中产阶级社区里。饭后,他带着我们参观了他的房子。目前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国外读书,老婆也在外地工作,两层楼8间房的别墅只有他一个人住着。起初购买时,周围还是一片沙漠,售价70万美元,占地四分之一亩,3年后,价值攀升到200-250万美元之间。

同行的廖先生和拉贾是十多年的铁哥们,当初因为一场招标会来到了迪拜,被眼前无数的吊车和建筑工地所震撼,这跟他退伍转业后初到深圳淘金的景象十分相像——那时的深圳也是一个大工地,他在那里赚到第一桶金,足足蹲在马桶上数了两个小时,虽然只有区区两万。
商人的直觉告诉他,这里将是公司未来业务的有力增长点,于是他带了大队人马再次来到这里,准备设立分公司。只会说几句英语的廖先生随后结识了拉贾,委托他帮助打理在中东的生意,拉贾把这个分公司纳入了Arabtec。现在,这家公司刚被阿布扎比王室收购,承担了阿布扎比新机场将近三十亿美金的建设工作。
数十年过去,廖先生的公司已经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沙盘模型制造商。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东其余四大沙盘制造商全部离开了迪拜,唯有他的公司存活了下来,而且逐步壮大。只有中国人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才能赶上迪拜速度,这满足了当年迪拜房地产泡沫的需求——很多房子在开工日期都没确定之前,光靠沙盘卖房,就已被倒卖了四五手。
在廖先生的北京总部,我曾参观他的“假房子”,其中有哈里发塔和迪拜世界,还有麦加的清真寺,目前中东大部分清真寺的模型都出自他手。
几番搏斗后,一条幼鲨挣脱了我的渔线游了开去,拉贾脱去上衣,跳入阿拉伯湾里。紧接着,我也跳了进去。此时正当晌午,海水的温度高达32°C,这曾经是迪拜人的天然空调,他们在最热的时候,会让身体漂浮在海面上,享受清凉。
波浪从我头顶淹没过去后,我的嘴里塞满了盐,皮肤和眼睛变得刺痛。转过身去,迪拜的天际线在升腾的热气里若隐若现,哈里发塔直入云天,似乎连接了天地。
我揉了揉眼睛,想确认我眼前的不是海市蜃楼,而是人类创造的伟大奇迹,可我总担心一场巨大的沙尘暴过后,这座人类的未来之城将从地图上被彻底抹去。
崛起
在帆船酒店的套房里,我被洗浴间内覆盖四周的五彩马赛克给迷住了,还有几颗蓝宝石点缀其间,水从镀金的花洒里落到我身上。
从进入酒店开始,我抬头仰望中庭穹顶,就已经为五彩洞窟似的走廊屏住了呼吸。可是一句“老张,上楼斗地主去!”的吆喝,又把我拉回到了现实里。我突然意识到这里几乎已经被同胞们占领了。
在自助餐厅,我要了一碗二细的兰州拉面,就着鱼子酱吃了起来,这种冲撞的混搭别有一番风味。同行的闹哥已经是第二次入住帆船酒店,据他说,这间2000年开业的酒店,在十几年内从未被超越,而且始终保持着崭新的面貌。当初正是通过帆船酒店,世界上绝大部分人认识到了迪拜式奢华的存在。这座已经耗费了26吨黄金打造的酒店,每年还要更换各处的镀金,以期保持永久的光辉。光说酒店大堂的喷泉,就是德国一家公司专门研制的,水从一个孔喷到另一个孔,中间不会漏一滴出来。
第二天,我们搬到了隔壁的朱美拉海滩酒店,它比帆船更早开张,波浪形的夸张设计曾引起过一阵关注,并且是迪拜的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可是当帆船开业以后,这里逐渐沦为普通的商务酒店,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司机,你的老板会住在帆船,而你只能待在朱美拉海滩。
的确,帆船的光环实在过于强大。我在海滩酒店的水上乐园玩耍时正值黄昏,我爬到最高的一架单人滑梯上,夕阳投射在不远处的帆船身上。那一刻,我似乎见识了迪拜的野心。这就是酒店设计师汤姆·莱特所宣称的,世界上所有的地标式建筑都可以用寥寥几笔勾勒出来,从埃菲尔铁塔到悉尼歌剧院,从金字塔到金门大桥,那些极简的形象让人过目难忘,迪拜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在世界版图上牢牢占据一个位置。
1833年,当時由马克图姆(Maktoum)家族所领导的巴尼亚斯部落(Bani`Yas`tribe)只有800人。在“没有抵抗”的情形下,他们离开了阿布扎比,从沙漠绿洲迁移至迪拜,成立了新的王朝。那时,迪拜还只是一个千人左右、被泥墙包围着的破败渔村。这次迁徙是这个家族做出的第一个大胆决定,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魄力一直存在于家族的基因中。

1894年,胡塞尔酋长上任,那个时候他的脑子里就有了自由港的想法。当时阿拉伯湾对岸的伊朗正在自己的港口增税,胡塞尔为了吸引伊朗商人,取消了5%的关税,并派人去游说伊朗的几大商人,给予他们免费土地和政策支持。1901年,伊朗最大的几个商人全部把生意放在了迪拜。两年后,原本一年停靠迪拜5次的英国商船,将迪拜设为了固定停靠港口,每月停靠两次。几年后,迪拜就成了国际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