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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从小接受传统教育的熏陶，直至到1876年首任驻英公使，使其思想发生重大的转折。鸦片战争后的大变局，促使郭嵩焘以心忧天下的情怀，探究中国富强之路。作为清末第一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早就洞悉中国不能再闭关锁国，而应走向世界。当置身于西欧文明时，他主张用科技来救亡图存，注重科技教育，并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在教育及培养人才上重视科学精神。在当时，郭嵩焘的科技进步杰出思想，奠定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教育家的历史地位。
萌发科技救国思想
鸦片战争后，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郭嵩焘认为：用“实学”救国，才是“方今要务”，并预言，只有用实学才能救亡图存。当时所指的经世实学，就是主张研究和重视西方科学技术。这个时候，郭嵩焘最早萌发了科技救国的思想。他对科技的重视离不开驻英法期间对西方文明的探究。当置身于西欧文明之中时，他探求出了西方富强之源——科技。1851年英国博览会的科技成果，特别是英国伦敦的水晶宫“半圆式屋顶，由三十万片玻璃、五千根柱子筑成”，让郭嵩焘感叹不已。同时，法国巴黎的万国博览会，也使“郭氏饱览西方科技文明之盛”。
在西洋物质文明中，郭嵩焘认为：救国的科技是武器与军备。郭嵩焘抵达英国后，既关心留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也关心西洋的军事企业和军事武器。尤其对枪、炮、船、鱼雷、水雷等，非常感兴趣，亦登军舰看操。他还亲眼见到英国海军中最新、最先进的铁甲船，“其样式与各船异：前后两旁中通间道，上有飞桥，通船一副机器，两炮台左右犄角为铁房，回环周转，炮二尊随以转动。”器械之完备、军容之盛大、规模之宏伟，自然在他心目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重视科技教育
郭嵩焘深知科技之奥妙所在，但如何将救国呢？在考察西方时期，他找到了途径——教育。他认为：西方的繁荣昌盛都源于学校教育，而且是“通国士民出于学”的全民教育。西方的科技（武器和军备等）只有在不断地学习中，才能不断地进步，达到“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郭嵩焘认为，政府和社会都需要重视教育，既要成立组织，诸如英国的“皇家学会”，也要成立团体，诸如“专务实学”的团体。
郭嵩焘认为：学校教育既为西学之本，而西学乃西洋科技与文明的泉源。他了解了西洋矿电兵艺，参观了格致算学学堂、矿务学堂、船机学堂、枪炮学堂、兵学堂、建造学堂、教习学堂、政治学堂、水师学堂、陆军学堂、军医学堂、女子学堂。此即他已认识到的：“此邦术事愈出愈奇，而一意学问思辨得之！”因而他也主张学问，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例如电、矿、光等“格物致知之学”，都要通过学校学习，才能“深求其故，而后知其用之无穷”。
他考究了各种各样的学校，探明其学制、学科、学分，知西洋人才之所以盛，并指出英国最好的学校是“牛津与剑桥最胜”。参观了牛津大学，认为学校录取必须要经过考试合格， “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同时，他建议先在上海、广州、厦门等通商口岸，然后到达其他各省、县、乡，都要“以广益学校之制”。富强源于科技，科技源于教育，正是他觀察泰西的最主要心得。
科学精神要点
郭嵩焘从小接受“经世致用”实学思想。这为他置身西欧文明，能独具慧眼，窥得近代文明中的科技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纵观郭嵩焘一生，他都秉承着怀疑与求真务实的精神，不断地与时俱进。
第一，求真务实的精神。郭嵩焘经过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洗礼，所以十分推崇求真务实精神。他认为：西方的“格物”之学，是由于西方人重视实事求是的精神，“皆实事求是之效也”。郭嵩焘在出使英国时建议：“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可见，求教实学，讲求实用，致力实行，乃郭嵩焘一贯作风。
第二，怀疑精神。郭嵩焘认识到欧洲实学即科学，都是在怀疑中不断进步的。他认为西方的科学家都重视怀疑精神。英国讲实用之学自培根起，后有伽利略地动新说，牛顿等科学家都是在怀疑权威，注重亲眼目睹，然后才能更加从容自信。他还特别指出：“西洋徵实学问，起于法人嘎尔代希思。”郭嵩焘认识到：嘎尔代希思（即勒奈·笛卡尔）就是在怀疑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三，与时俱进的精神。他不拘泥于传统，保持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国人沉浸于古老的传统思想时，他认为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当国人认为器物的先进时，他就已经对“中体西用”的提出了怀疑，他看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更胜一筹。总之，郭嵩焘思想随时代的变化而前进。他认为：西方立国，不仅注重政府的制度——“其本在朝廷政教”，而且也重视对商业的发展——“其末在商贾”。只有本末结合，才能使中国富强，立于不败之地。他对西方的认识，不仅仅局限于器物阶层，而上升到了学习西方的政教制度阶层。
作为时代的先觉者，郭嵩焘用自己的才华横溢，执着地探索，孜孜不倦地追求，跨越思想的藩篱，冲破旧世俗，接受西方先进科技思想的洗礼。他用自己的微薄之力，点亮了中国科技振兴之路。
参考文献
[1]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173，697，823.
[2]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三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211，629-630.
[3]杨小明.郭嵩焘科技观初探[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9（2）：77-78.
[4]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M].北京：中华书局，2006：214-215，225，385.
萌发科技救国思想
鸦片战争后，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郭嵩焘认为：用“实学”救国，才是“方今要务”，并预言，只有用实学才能救亡图存。当时所指的经世实学，就是主张研究和重视西方科学技术。这个时候，郭嵩焘最早萌发了科技救国的思想。他对科技的重视离不开驻英法期间对西方文明的探究。当置身于西欧文明之中时，他探求出了西方富强之源——科技。1851年英国博览会的科技成果，特别是英国伦敦的水晶宫“半圆式屋顶，由三十万片玻璃、五千根柱子筑成”，让郭嵩焘感叹不已。同时，法国巴黎的万国博览会，也使“郭氏饱览西方科技文明之盛”。
在西洋物质文明中，郭嵩焘认为：救国的科技是武器与军备。郭嵩焘抵达英国后，既关心留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也关心西洋的军事企业和军事武器。尤其对枪、炮、船、鱼雷、水雷等，非常感兴趣，亦登军舰看操。他还亲眼见到英国海军中最新、最先进的铁甲船，“其样式与各船异：前后两旁中通间道，上有飞桥，通船一副机器，两炮台左右犄角为铁房，回环周转，炮二尊随以转动。”器械之完备、军容之盛大、规模之宏伟，自然在他心目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重视科技教育
郭嵩焘深知科技之奥妙所在，但如何将救国呢？在考察西方时期，他找到了途径——教育。他认为：西方的繁荣昌盛都源于学校教育，而且是“通国士民出于学”的全民教育。西方的科技（武器和军备等）只有在不断地学习中，才能不断地进步，达到“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郭嵩焘认为，政府和社会都需要重视教育，既要成立组织，诸如英国的“皇家学会”，也要成立团体，诸如“专务实学”的团体。
郭嵩焘认为：学校教育既为西学之本，而西学乃西洋科技与文明的泉源。他了解了西洋矿电兵艺，参观了格致算学学堂、矿务学堂、船机学堂、枪炮学堂、兵学堂、建造学堂、教习学堂、政治学堂、水师学堂、陆军学堂、军医学堂、女子学堂。此即他已认识到的：“此邦术事愈出愈奇，而一意学问思辨得之！”因而他也主张学问，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例如电、矿、光等“格物致知之学”，都要通过学校学习，才能“深求其故，而后知其用之无穷”。
他考究了各种各样的学校，探明其学制、学科、学分，知西洋人才之所以盛，并指出英国最好的学校是“牛津与剑桥最胜”。参观了牛津大学，认为学校录取必须要经过考试合格， “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同时，他建议先在上海、广州、厦门等通商口岸，然后到达其他各省、县、乡，都要“以广益学校之制”。富强源于科技，科技源于教育，正是他觀察泰西的最主要心得。
科学精神要点
郭嵩焘从小接受“经世致用”实学思想。这为他置身西欧文明，能独具慧眼，窥得近代文明中的科技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纵观郭嵩焘一生，他都秉承着怀疑与求真务实的精神，不断地与时俱进。
第一，求真务实的精神。郭嵩焘经过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洗礼，所以十分推崇求真务实精神。他认为：西方的“格物”之学，是由于西方人重视实事求是的精神，“皆实事求是之效也”。郭嵩焘在出使英国时建议：“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可见，求教实学，讲求实用，致力实行，乃郭嵩焘一贯作风。
第二，怀疑精神。郭嵩焘认识到欧洲实学即科学，都是在怀疑中不断进步的。他认为西方的科学家都重视怀疑精神。英国讲实用之学自培根起，后有伽利略地动新说，牛顿等科学家都是在怀疑权威，注重亲眼目睹，然后才能更加从容自信。他还特别指出：“西洋徵实学问，起于法人嘎尔代希思。”郭嵩焘认识到：嘎尔代希思（即勒奈·笛卡尔）就是在怀疑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三，与时俱进的精神。他不拘泥于传统，保持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国人沉浸于古老的传统思想时，他认为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当国人认为器物的先进时，他就已经对“中体西用”的提出了怀疑，他看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更胜一筹。总之，郭嵩焘思想随时代的变化而前进。他认为：西方立国，不仅注重政府的制度——“其本在朝廷政教”，而且也重视对商业的发展——“其末在商贾”。只有本末结合，才能使中国富强，立于不败之地。他对西方的认识，不仅仅局限于器物阶层，而上升到了学习西方的政教制度阶层。
作为时代的先觉者，郭嵩焘用自己的才华横溢，执着地探索，孜孜不倦地追求，跨越思想的藩篱，冲破旧世俗，接受西方先进科技思想的洗礼。他用自己的微薄之力，点亮了中国科技振兴之路。
参考文献
[1]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173，697，823.
[2]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三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211，629-630.
[3]杨小明.郭嵩焘科技观初探[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9（2）：77-78.
[4]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M].北京：中华书局，2006：214-215，225，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