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白区斗争是配合农村武装斗争的一条重要路线。薄一波在“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指导下，在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环境中，“忍辱负重，顽强抗争”地奋战十几个春秋。本文就这方面的历史轨迹，作一简略的叙述。
　　
　　一、富有胆略，善于思考，把握斗争
　　
　　在白区极端复杂而又艰难险恶的环境中，薄一波富有胆略，善于思考，能独立地把握方向，打开局面。
　　1927年夏，薄一波开始做党的地下工作，在晋北定襄一带“恢复和重建党的工作”。正当定襄党组织的恢复、整顿、重建工作有了进展时，遭到阎锡山和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抓捕，于是，他到天津找顺直省委。
　　1929年春，薄一波（因山西对薄有通缉令，而天津也是在阎锡山管辖之下，故改薄书存为薄一波）经人介绍，到了天津司令部政训处。因为他在国共合作时曾在国民党太原市党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国民党内部一些规矩比较熟悉。于是，薄一波便谨慎地结交朋友，了解周围情况，逐渐开展工作。宪兵司令部每礼拜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由宪兵司令袁庆增讲话。他的讲话记录，由薄一波代为整理，并经常作些修改，甚至给予大的补充，袁很满意。随着与袁接触的增多，加上又是山西老乡薄以众（阎锡山堂妹夫，任天津造币厂监督即厂长）介绍去的，袁对薄更另眼看待。这就为薄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宪兵司令部里，薄一波发现了在山西时曾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张生玉（共产党员），但这时张已失掉了组织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薄就帮助张恢复了组织关系。后来，张又发展了两个同志。这样，在宪兵司令部里就建立了党的小组。
　　随着天津党的工作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在国民党的一些机构中秘密党员的增加，如市公安局预审科主任科员李予昂、造币厂科长胡熙庵、市政府宣传科长张友渔，还有乜叔平、周新民、武振声等，省委决定建立一个特别支部，一度由薄一波负责。
　　为了开展对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薄一波以北方士兵呼声社的名义办了个《兵士呼声》刊物，设有“反对国民党军阀战争”、“士兵宣传”等小专栏，文章由薄自己写。小册子只发给敌军中我地下党支部负责人，作为有针对性的政治宣传材料，有时也给一些同情分子看。通过宣传，逐渐扩大了党在国民党组织中的影响。薄一波还利用当时驻扎在平津一带的国民党军（多系晋军嫡系），以找同学、找老乡、找工作为名，开展军运工作。并在李生达三十六师的二一四团第三营当上了上士文书。这样，薄和团部文书上士李志敏、通讯排排长李波，还有一个姓秦的副排长配合，把军运工作推行得比较顺利。
　　之后，利用一个偶然的机会，薄一波与国民党特务唐山的外围组织——黄色工会发生了关系。以后，薄就利用这种“朋友”关系，开展我党的工作。他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和漏洞，既分化了敌人，又掩护了我党的工作，从而为我党的地下斗争总结了许多经验。
　　1930年五六月间，薄一波从唐山回到天津后，廖化平指示他与三十六师辎重营一位“支部书记”接头，不幸第二次被捕，并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刑一年零三个月，关在天津第三监狱，该监狱专门关押政治犯，又叫“新监”。在“新监”里，绝食斗争刚刚取得胜利，一些同志认为敌人再不敢虐待政治犯了，便产生了麻痹的思想；还有的同志认为只要有问题，就开展绝食斗争，准能胜利，把绝食斗争绝对化了；也有不少同志情绪消沉，感到茫然，不知如何工作才好。担任支部领导的薄一波，针对出现的这些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分析。6月初的一天，“新监”政治犯以书面形式，集体向监狱当局提出了改善生活待遇的八项要求，但监狱当局根本不理睬。6月中旬，一位叫魏根华的工人因身患重病得不到治疗竟惨死在狱中。7月2日，在党支部领导下，以“改善生活待遇”、“反对虐待”、“我们要生存”、“我们绝食是以死求生”等为口号，一场准备已久的“新监”政治犯绝食斗争开始了。
　　


　　绝食一开始，敌人就把傅懋恭等大批领导骨干押到其他监狱，妄图把绝食斗争“镇压”下去。临时军法处还提审郭宗鉴，妄想杀一儆百。但郭宗鉴镇定自若，义正辞严地揭露了监狱的种种黑暗。硬的不行，敌人又来软的，送来“好饭菜”，说：“条件好商量，现在还是复食。”“新监”的同志坚决表示：“不答复条件绝不复食。”
　　由于党支部事先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特别是与狱外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渠道，使狱中的绝食斗争在党组织有力的工作活动下，很快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声援。记者要求采访，南开中学学生要求探望，天津的几大报纸也登出第三监狱“新监”政治犯为生存、为改善生活条件而绝食斗争的消息。敌人害怕事态闹大，公安局长曾延毅亲自到监狱和政治犯谈判，答应了政治犯的全部要求。5天的绝食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二、坚持真理，抵制错误倾向，有解决矛盾的魄力和勇气
　　
　　薄一波敢于坚持真理，抵制错误倾向，具有解决矛盾的魄力和勇气，每逢革命紧要关头或同志们观点相左时，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总是以自己那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敏锐地看出问题的实质，并做出明确有力的回答。
　　1930年春，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新军阀们为了消灭异己、扩张实力和争夺地盘，展开了激烈的混战。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以及桂系、冯系的头目纷纷到天津，意在与阎锡山联合反蒋。平津两地一时成为各派军阀势力联合反蒋活动的中心。
　　军阀混战加深了人民的苦难，也削弱了反革命自身的力量，客观上为北方党的组织和群众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截至1929年底，顺直省委已成立或恢复了北平、唐山、张家口、石家庄4个中心市委，保定、沧州、邢台等7个中心县委以及45个县委，全省党员恢复到1200多人。以唐山为中心的冀东地区党组织和群众运动发展更快，开滦各煤矿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此起彼伏，轰轰烈烈。
　　客观形势的好转，使党内一些领导同志的头脑又发起热来，“左”倾思想重新抬头。1930年，在共产国际和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下，顺直省委指示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兵变，发展农村游击战争，发动地方暴动。要求唐山的同志组织全市同盟大罢工，并计划通过总暴动建立京东革命根据地。对此，薄一波心存疑虑，他曾和谷雄一同志议论过，并努力争取晋军二一四团中的士兵。薄一波认为：没有一个或两个营级军官带头，分散的士兵是带不起来的。况且，“左”倾领导人对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也没有进行具体分析和正确估量，就要发动兵变，那么，兵变的失败是自然难免的。
　　唐山兵变失败后，聂荣臻到天津参加了顺直省军委的领导工作。薄一波总结了兵运失败的经验，并把积在心里的想法直率地对聂讲了出来：“军运工作不应仅限于士兵，军官工作很重要，必须列入军委工作议程。我认为如果举行兵变、兵暴，只靠士兵同志领头是难以成功的，这是唐山兵变流产的教训。平、津、唐地区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我在阎军中认识一些军官，其中有的人政治倾向比较进步，在他们中间应该发展党员。但张金刃他们，包括北方军委的领导，却批评我阶级立场有问题，是‘走上层路线’、‘军官路线’，还说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聂荣臻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薄一波后来就抓住这个要领，在晋军和西北军的军官中做了一些工作，并发展了一些党员，有的是单线联系，有的还建立了党的组织。
　　由于“沾了廖化平的光”而于1930年五六月间被捕关押在天津第三监狱——“新监”的薄一波，7月被通知离开“新监”，转押到一个被称为“临时自新院”的地方。这是天津市长崔廷献秉承其上级指示办的。9月，北方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由于张学良和蒋介石开始合作，致使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队腹背受敌。阎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决定把平、津“和平”移交给张学良。当时奉军已进驻塘沽，专等进城接收。面对这一形势，薄一波通过“临时自新院”副院长张友渔做灵石老乡崔廷献的工作，崔同意，于是下令撤销了天津“临时自新院”，把薄一波等政治犯释放了。
　　


　　这时，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共北方局全面推行立三路线，根据中央要求，北方局成立了由贺昌、余泽鸿、廖化平、张昆第等人组成的“总行动委员会”，确定“争取北方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与武汉配合，夺取全国胜利”的路线。一天，贺昌找薄一波谈话：北方局决定成立平汉线北段兵暴委员会，由你任书记，张兆丰、郝清玉任副书记。你赶快准备，过两天就出发。
　　薄一波根据唐山兵变的教训和党在白区工作中的“左”倾路线的危害，讲出了自己不同的意见。他说：“现在搞兵暴，条件成熟吗？我看这是‘左’倾冒险主义、盲动主义作怪，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他对贺昌让他重新联络晋军官佐，去平汉线北段组织兵暴提出了质问：“我刚从监狱出来，对形势还不十分了解，蒋、冯、阎混战的事情只是在班房里看报纸知道一些。原晋军中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但差不多一年没有联系了，他们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毫无把握，就草率决定，这不是‘左’倾冒险主义是什么？这样做的后果如何，实在值得考虑。”并针对贺昌的批评反驳道：“我当然不能不执行组织决定。但我觉得自己有不同意见应该向组织提出来，这是共产党员的忠诚坦白所要求的。”
　　1931年6月25日，薄一波等第四次被捕，8月被送进伪“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这里实行的是军人法西斯专政。为了要政治犯“反省”，敌人接二连三地采取了从政治上、思想上进攻的办法。第一、二招有些像对小学生说教一样，先是请法官来讲课，继而请神父来布道；最后一招是规定每人每月要写一篇“反省”文章。对此，当时我们内部反对写和主张写发生了重大分歧。作为狱中支部书记的薄一波和党支部干事会认为不能答应当局提出的写所谓“反省”文章的要求。理由是，一个共产党人，在一般情况下随时随地都有责任“揭露敌人，宣传自己”，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而且作为所谓“反省”文章来写，那就大有问题了。揭露，向谁揭露？能看到文章的不过是军法处或“反省分院”的区区数人而已。宣传自己，宣传什么？那些主张写“反省”文章的人，热衷宣传的只是王明那套“左”倾机会主义的货色。实在看不到有什么好处，坏处却是再明显不过的，那就是会给动摇变节分子提供可乘之机。
　　薄一波敢于坚持原则，在分析事实的基础上抵制来自各方面的错误倾向，充分说明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用辩证的方法观察和分析问题的重要性。但是，面对长期以来坚持“左”倾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人来说，薄一波能够直言不讳，并在行动中给予纠正，这种“内方外圆”的气质，充分显示了他的魄力和勇气。
　　
　　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白区斗争中的问题
　　
　　白区工作因其特有的隐蔽性和险恶性，需要同志们在工作中随时应付来自各方面的突发性事变。这就要求在白区斗争中必须实事求是，善于从实际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和解决白区工作中面临的各种困难。薄一波同志以其对党的忠诚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把斗争实践提高到理论高度，并作了富有创见的论述。
　　1930年7月，我党领导第三监狱“新监”政治犯的绝食斗争是成功的。为什么？他总结说：一是时机选择得好，策略运用得当。抓住了阎锡山在前线作战、唯恐后方不稳的心理。集中力量反对监狱当局克扣伙食、虐待政治犯的罪行，这些要求切合实际。共产党人被捕入狱后，与监狱当局及其上级管理机关的斗争是不可避免、必然要进行的。监狱是一个特殊的战场，确定斗争目标时，除注意避免不切实际的要求和提过高的口号外，还要注意利用敌人的矛盾和弱点，充分发挥我们政治上的优势。二是我们内部团结一致，思想认识一致，斗争坚决。监狱党支部在发动绝食斗争前做了大量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工作，并以在狱中的党团员为主力，团结了非党进步分子。三是得到了狱外党组织和社会进步力量的很大支持。在斗争前，监狱党支部曾将斗争计划报告省委，省委批准了这一计划。绝食开始后，天津《大公报》、《益世报》都登出了狱中斗争的消息和第三监狱“新监”全体政治犯的呼吁书。
　　


　　当然，也有一些值得认真研究和深刻记取的教训。绝食应该说是狱中斗争的最高形式，不能轻易采用。一旦举行绝食斗争，就必须胜利。“新监”绝食斗争是英勇的，也取得了胜利，但监狱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随时都可能出现反复，此其一；敌人把“新监”中的骨干力量陆续分散转押到北平的陆军监狱和其他监狱以及“山东反省院”，这一着是恶毒的，此其二；敌人总是要寻找机会向我们进攻的，绝食斗争所取得的一些胜利成果，可能还有逐步被取消的危险，事实发展确定是这样，此其三。
　　总结中还指出，敌人是不会甘心的，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新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胜不骄，败不馁，团结一致，把狱中的斗争坚持进行到底。
　　1931年，在伪“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里，作为在白色恐怖下活动的革命者，大家早就作好了为党的事业献身的思想准备，曾提出一个对敌斗争的口号——“把敌人的牢底坐穿”。薄一波认为这个口号带有消极色彩，建议把它改为“红旗出狱”。经过交换意见，大家同意了，对它的含义也达到了认识上的统一。
　　“红旗出狱”口号的含义有：一、决不向敌人屈服。什么“反省”、“悔过”、登“反共启事”之类的事，绝对不干；二、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改善生活环境，锻炼身体，以求得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三、狱中时间多，要好好学习，尽可能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自己，把监狱变成学习马列主义的学校，在思想上、理论上不断提高自己，以便出狱后能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总之，这个口号是能动的，是要求大家在斗争中生存，在斗争中提高，在斗争中有所作为。也就是说强调的不是只有牺牲的决心，保持名节，死而后已，而是要通过斗争使敌人设立“反省分院”的目的彻底破产。
　　分析形势，前途无非有两种：第一种是革命最后胜利了，敌人挫败了，我们出狱；或者虽未最后胜利，但革命形势高涨，敌人被迫让我们出狱。第二种是我们本人的生命坚持不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就被敌人杀害了，或是被折磨死了。这两种“出狱”，“出”的形式不同，但有一点完全相同，那就是我们始终是一个高举革命红旗的共产党人。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不管付出多大代价，红旗永远不倒。活，要活得像个共产党员；死，也要死得像个共产党员。
　　狱中的党员同志懂得，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在战场上和敌人厮杀，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可钦佩的；在敌人的刑场上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是可钦佩的；在敌人的囚牢里，能经得起旷日持久的折磨，矢志不渝，保持革命气节，也是可钦佩的。
　　薄一波在白区的斗争，丰富和完善了我们党对敌斗争的经验，并形成了争取和改造旧社会遗留分子的特殊方式。白区工作从内部挖敌人墙脚的作战方式，有力地配合了我们党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战略；从白区工作的特殊性和危险性来说，它更考验了我们党的一大批忠诚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使我们党获得了一个团结的、战斗的群体；白区工作也丰富了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党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进行了伟大的斗争；白区工作“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正确路线，也是在一次次与错误路线的斗争中确立和发展的，它为我党在沦陷区、国统区工作的正确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因为北方有薄一波等一批在白区工作的同志，他们在敌人内部、在班房里的斗争，牵制了敌人的一部分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大规模正面进攻。正如毛泽东同志1945年2月15日在中央党校讲演中所指出的，“白区工作的同志”，“他们替无产阶级作了英勇斗争”。可以说，白区（主要是城市）的和平斗争和农村的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确定在这两种同时存在但又性质不同的区域里，采取两种不同斗争形式的两条战线。这两条战线相互配合，相互支持，都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附记：1980年1月14日，为核实吕调元同志的革命事迹，我们给薄一波副总理写了一封信。他回信后，5月18日，我们又将他手边没有的1939年10月份《如何克服目前时局危机与坚持长期抗战》的文章寄给他。接着，他约我俩赴京谈访，给我们介绍了山西党的历史情况。随后，他写了一篇纪念高君宇的文章，并为《高君宇文集》题了书名。今年1月18日，薄老逝世，为了纪念这位老革命家，特写了此篇短文，以示纪念。
　　 （责编 东 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