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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整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根据世界银行的排名，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以3010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四。中国GDP增长率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在30年中有23年超过8%，2003年至2007年更是连续5年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而人均GDP按照汇率折算从1978年的130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460美元，年均增速达8.5%。从世界经济史看，二战后的日本经过1956年到1973年的高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实现了经济现代化。然而，中国经过了30年持久、高速的发展却并没有步入经济现代化国家行列，个中原因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和反省。
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从国际上通行的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以人均国民收入为例，2002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首次突破1000美元，但只是日本的1/30。2006年突破2000美元，但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强，仅达美国的1/22，日本的1/19。200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2460美元，世界排名104，与位于第9的美国（45594美元）、第22的日本(34023美元)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位次都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正逐渐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2007年的0.48，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在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8位，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仅低于27个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以及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亚洲国家。
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推动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因此，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经济载体等指标能突出反映出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的差距。表现为：
经济制度方面，市场化程度不高。经济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土地为轴心的小生产经济向以市场为轴心的大生产经济的变迁过程。所谓市场化，即在开放的市场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手段，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化一般可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占城市单位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衡量，且市场化程度与前者呈反比，与后者成正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走向市场化，财政支出在GDP中的占比由1978年的30.8%降低到2006年的19.2%，而2006年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占城市单位就业人数的比重已达77.3%。但是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2005年中国的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13.93%，高于新加坡等国家，市场化水平相对较低。
经济结构方面，工业化程度不高。工业化是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工业化通常被定义为第二产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或者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2006年，中国这两项指标分别为48.9%、25.2%，比1990年的41.3%、21.4%有较大提高。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用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占比来定义工业化率，2006年中国25.2%的工业化率要低于德国（30.8%）、日本（28.4%）等国家。
经济载体方面，城市化程度不高。城市是经济现代化得以实现的载体。城市化是指人类经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由1978年的1.72亿增加到2007年的5.94亿，相应的城市化率由17.92%提高到44.9%。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偏低。2005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0.4%，既低于全球48.8%的平均水平，也远远不及美国（80.8%）、日本(65.8%)。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三大瓶颈
通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在经过高速增长后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三方面的发展水平却未达到经济现代化的要求，从而制约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对这一矛盾的分析可从制约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瓶颈入手。
市场化的行政瓶颈。政府与市场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关系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和世界性的命题。哈耶克认为，有些政府行为对于增进市场经济可能是必要的、有益的，但对于与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相冲突的政府行为，则必须加以排除。否则，市场经济将无从运行。世界银行通过对1951年至1991年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提出“政府应为市场之友”的发展战略，即市场有自己的纪律和规则，政府应该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对市场的主要职责是提供合理的政策环境和必要的法规，加强产权和市场纪律。
当前中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却始终是制约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因素，具体表现在：（1）政府通过控制国企、批租土地、项目审批、价格管制、行政垄断、地域保护等方式掌握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在一些重要领域排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2）政府介入微观经济领域，使自己在市场参与者和市场监督者之间缺乏准确的定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削弱了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3）部分政府官员存在追求短期政绩的倾向，不惜以资源、环境为代价实现GDP的高增长，造成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严重阻碍了市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工业化的金融资源瓶颈。世界工业化进程表明，工业化的实施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主要体现为金融业对工业企业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其中，由于中小企业发展在工业化进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其所能获得金融资源的多少对工业化的实现至关重要。以日本为例，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日本十分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实施了一系列保护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措施：（1）直接给予中小企业税收、金融等优惠。（2）加强企业债权的流动性，并将技术、市场成长性与经营者能力等非财务性因素列入融资评估指标，确保中小企业融资多元化。（3）建立预防中小企业破产互助基金，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提供再担保。（4）构建包括金融机构、科研机构、行业组织、中小企业基金组织和其他社会中介机构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网络。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截至2006年10月底，全国中小企业4300万户，占企业总数的99.8%，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8%和税收的50.2%，解决了75%的城市就业人口。中小企业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促进市场繁荣，增加劳动就业，吸引民间资本和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所有制的特殊性，中小企业享有的金融支持始终不及国有企业。截至2006年10月底，主要银行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余额2.68万亿，仅占贷款总额的12.5%。由于无法获得公平、充分的金融资源，中小企业的创立与发展受阻，从而造成工业化水平的滞后。
城市化的人口瓶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年至1984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的城市化阶段。第一阶段的城市化带有一定的恢复性，“先进城后建城”的特征明显；1985年至1991年，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双重推动的城市化阶段。第二阶段主要以沿海地区为主，出现了大量新兴的小城镇；1992年至今，以发展大城市、建立经济开发区为动力的城市化阶段。第三阶段向内地全面展开，城市建设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综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尽管总体水平逐步提升，但是增速明显放缓，由1996的4.96%降低到2006年的2.09%。城市化进程减缓的主要原因在于：（1）农村人口基数大。由于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1978年为7.90亿人，虽然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快速发展，但由于基数较大，中国的农村人口到2007年仍然有7.28亿，占全国人口的55.1%。（2）农村人口出生率降低缓慢。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强化了社会保障家庭化和“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特别是在贫困地区的农村，违规超生的现象较为普遍，计划生育政策落实情况较差。因此，虽然总体上中国人口已进入低增长阶段，但是在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人口增长速度却没有减缓，甚至有加速增长的趋势。（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到制约。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农村向城市转移了数亿的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城市化的大力发展。然而，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土地制度严重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首先，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造成城乡居民在社会地位、身份、就业、住房、劳动保障、福利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加大了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成本，使之不能在城市长期稳定地就业，最终只有回流到农村，形成逆向转移。其次，农村土地制度是实行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土地不能自由转让。这使得农民与土地易形成人身依附，并且以家庭为劳动保障单位，因此不利于农业的机械化，不利于城市规模的扩大，不利于农民自身的流动，也不利于“养儿防老”观念的转变。
提升经济现代化水平的三大转变
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环境，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正确界定政府的角色和职能，关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经济理论和各国实践证明，当市场机制不能使资源有效配置时，需要政府予以修正。因此，政府应该充当市场失灵时的“纠错者”，其职能可归结为提高市场效率、维护市场公平、保持市场稳定三个方面。具体而言，政府应改变“驾驭市场”的地位，从各种形式的市场参与者角色中淡出，重在创造和维护一个有效的市场：政府需要提供的是市场经济的各种规则制度，包括各项法律、法规；政府需要调控的是市场经济的宏观领域，如总供给与总需求、再分配关系、城乡和区域平衡；政府需要投入的是市场无法兼顾的领域，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政府需要干预的是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领域，如土地、资源、环境、安全等。
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变“锦上添花”为“雪中送炭”。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银行追求经营安全与利益最大化，更倾向于向大企业发放贷款，中小企业通过银行信贷间接融资相对有限；二是我国资本市场层次单一，中小企业板市场与公司债券市场发展滞后，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受阻；三是我国的信用担保体系不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匮乏。
工业化离不开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了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可采取如下对策：（1）加强和改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商业银行应从长远角度发展中小企业客户，建立对应的中小金融机构，开发专门的信贷品种，提供特色的金融服务。此外，政府可设立长期低息贷款专项基金，或建立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按一定的要求选择中小企业，提供专项贷款、贴息贷款。（2）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中国的中小板市场目前还处于辅助地位，是小规模的初级市场，融资量比较有限。在现阶段，可以引导大企业向配套中小企业投资参股，使大企业在与配套中小企业的产品纽带关系基础上建立资本纽带关系。同时，要积极培育和发展企业债券市场，理顺企业债券发行审核体制，完善债券担保和信用评级制度，积极支持经营效益好、偿还能力强的中小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进行融资。（3）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信用担保机构的介入，有助于分散银行贷款的风险，提高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积极性，但必须确定担保机构和贷款银行之间的风险分担比例。可以效仿英美等国，建立担保机构与商业银行共担风险的机制，并设立担保风险补偿基金以抵御风险。同时，要强化中小企业融资的信用约束，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实现中小企业信用管理监督社会化。
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变“养儿防老”为“老有所养”。通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可从根本上改变“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降低农村人口增速，加速推动城市化进程。但目前，资金匮乏是制约农村社保体系建立的首要难题。现阶段农村社保基金的筹资渠道相对单一，主要依靠国家财政和个人缴纳。因此，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关键在于拓宽筹资渠道，解决资金难题。其中，利用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以及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是较为可行的选择。
中国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需要有发达的资本市场与之相适应。近年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增长较快，而且在可预计的未来仍会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截至2007年底，沪、深两市总市值达40.8万亿元，上市公司1636家，投资者开户数近1.4亿户。伴随着股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交投的空前活跃，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增长迅速。2007年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达2005亿元，比2006年同期增长10.2倍，总额逼近自1991年开征印花税以来16年的总和（2300亿元）。因此，恰当、适度地将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作为农村社保基金的来源，可为农村社保体系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可落实地方政府应有财权，有助于建立国家、集体、个人合理分担的农村社保基金筹资模式。同时，地方政府债券作为一种“银边债券”，适合广大个人投资者的需求，资金供给将会十分充足，而中国20多年的国债发行实践也为地方政府债券的顺利发行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和保证。因此，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筹集农村社保基金既有必要也切实可行。
（作者单位：中国银监会湖北监管局首都经贸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从国际上通行的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以人均国民收入为例，2002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首次突破1000美元，但只是日本的1/30。2006年突破2000美元，但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强，仅达美国的1/22，日本的1/19。200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2460美元，世界排名104，与位于第9的美国（45594美元）、第22的日本(34023美元)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位次都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正逐渐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2007年的0.48，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在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8位，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仅低于27个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以及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亚洲国家。
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推动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因此，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经济载体等指标能突出反映出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的差距。表现为：
经济制度方面，市场化程度不高。经济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土地为轴心的小生产经济向以市场为轴心的大生产经济的变迁过程。所谓市场化，即在开放的市场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手段，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化一般可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占城市单位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衡量，且市场化程度与前者呈反比，与后者成正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走向市场化，财政支出在GDP中的占比由1978年的30.8%降低到2006年的19.2%，而2006年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占城市单位就业人数的比重已达77.3%。但是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2005年中国的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13.93%，高于新加坡等国家，市场化水平相对较低。
经济结构方面，工业化程度不高。工业化是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工业化通常被定义为第二产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或者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2006年，中国这两项指标分别为48.9%、25.2%，比1990年的41.3%、21.4%有较大提高。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用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占比来定义工业化率，2006年中国25.2%的工业化率要低于德国（30.8%）、日本（28.4%）等国家。
经济载体方面，城市化程度不高。城市是经济现代化得以实现的载体。城市化是指人类经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由1978年的1.72亿增加到2007年的5.94亿，相应的城市化率由17.92%提高到44.9%。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偏低。2005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0.4%，既低于全球48.8%的平均水平，也远远不及美国（80.8%）、日本(65.8%)。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三大瓶颈
通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在经过高速增长后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三方面的发展水平却未达到经济现代化的要求，从而制约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对这一矛盾的分析可从制约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瓶颈入手。
市场化的行政瓶颈。政府与市场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关系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和世界性的命题。哈耶克认为，有些政府行为对于增进市场经济可能是必要的、有益的，但对于与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相冲突的政府行为，则必须加以排除。否则，市场经济将无从运行。世界银行通过对1951年至1991年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提出“政府应为市场之友”的发展战略，即市场有自己的纪律和规则，政府应该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对市场的主要职责是提供合理的政策环境和必要的法规，加强产权和市场纪律。
当前中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却始终是制约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因素，具体表现在：（1）政府通过控制国企、批租土地、项目审批、价格管制、行政垄断、地域保护等方式掌握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在一些重要领域排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2）政府介入微观经济领域，使自己在市场参与者和市场监督者之间缺乏准确的定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削弱了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3）部分政府官员存在追求短期政绩的倾向，不惜以资源、环境为代价实现GDP的高增长，造成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严重阻碍了市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工业化的金融资源瓶颈。世界工业化进程表明，工业化的实施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主要体现为金融业对工业企业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其中，由于中小企业发展在工业化进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其所能获得金融资源的多少对工业化的实现至关重要。以日本为例，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日本十分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实施了一系列保护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措施：（1）直接给予中小企业税收、金融等优惠。（2）加强企业债权的流动性，并将技术、市场成长性与经营者能力等非财务性因素列入融资评估指标，确保中小企业融资多元化。（3）建立预防中小企业破产互助基金，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提供再担保。（4）构建包括金融机构、科研机构、行业组织、中小企业基金组织和其他社会中介机构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网络。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截至2006年10月底，全国中小企业4300万户，占企业总数的99.8%，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8%和税收的50.2%，解决了75%的城市就业人口。中小企业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促进市场繁荣，增加劳动就业，吸引民间资本和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所有制的特殊性，中小企业享有的金融支持始终不及国有企业。截至2006年10月底，主要银行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余额2.68万亿，仅占贷款总额的12.5%。由于无法获得公平、充分的金融资源，中小企业的创立与发展受阻，从而造成工业化水平的滞后。
城市化的人口瓶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年至1984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的城市化阶段。第一阶段的城市化带有一定的恢复性，“先进城后建城”的特征明显；1985年至1991年，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双重推动的城市化阶段。第二阶段主要以沿海地区为主，出现了大量新兴的小城镇；1992年至今，以发展大城市、建立经济开发区为动力的城市化阶段。第三阶段向内地全面展开，城市建设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综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尽管总体水平逐步提升，但是增速明显放缓，由1996的4.96%降低到2006年的2.09%。城市化进程减缓的主要原因在于：（1）农村人口基数大。由于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1978年为7.90亿人，虽然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快速发展，但由于基数较大，中国的农村人口到2007年仍然有7.28亿，占全国人口的55.1%。（2）农村人口出生率降低缓慢。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强化了社会保障家庭化和“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特别是在贫困地区的农村，违规超生的现象较为普遍，计划生育政策落实情况较差。因此，虽然总体上中国人口已进入低增长阶段，但是在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人口增长速度却没有减缓，甚至有加速增长的趋势。（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到制约。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农村向城市转移了数亿的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城市化的大力发展。然而，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土地制度严重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首先，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造成城乡居民在社会地位、身份、就业、住房、劳动保障、福利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加大了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成本，使之不能在城市长期稳定地就业，最终只有回流到农村，形成逆向转移。其次，农村土地制度是实行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土地不能自由转让。这使得农民与土地易形成人身依附，并且以家庭为劳动保障单位，因此不利于农业的机械化，不利于城市规模的扩大，不利于农民自身的流动，也不利于“养儿防老”观念的转变。
提升经济现代化水平的三大转变
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环境，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正确界定政府的角色和职能，关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经济理论和各国实践证明，当市场机制不能使资源有效配置时，需要政府予以修正。因此，政府应该充当市场失灵时的“纠错者”，其职能可归结为提高市场效率、维护市场公平、保持市场稳定三个方面。具体而言，政府应改变“驾驭市场”的地位，从各种形式的市场参与者角色中淡出，重在创造和维护一个有效的市场：政府需要提供的是市场经济的各种规则制度，包括各项法律、法规；政府需要调控的是市场经济的宏观领域，如总供给与总需求、再分配关系、城乡和区域平衡；政府需要投入的是市场无法兼顾的领域，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政府需要干预的是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领域，如土地、资源、环境、安全等。
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变“锦上添花”为“雪中送炭”。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银行追求经营安全与利益最大化，更倾向于向大企业发放贷款，中小企业通过银行信贷间接融资相对有限；二是我国资本市场层次单一，中小企业板市场与公司债券市场发展滞后，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受阻；三是我国的信用担保体系不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匮乏。
工业化离不开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了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可采取如下对策：（1）加强和改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商业银行应从长远角度发展中小企业客户，建立对应的中小金融机构，开发专门的信贷品种，提供特色的金融服务。此外，政府可设立长期低息贷款专项基金，或建立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按一定的要求选择中小企业，提供专项贷款、贴息贷款。（2）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中国的中小板市场目前还处于辅助地位，是小规模的初级市场，融资量比较有限。在现阶段，可以引导大企业向配套中小企业投资参股，使大企业在与配套中小企业的产品纽带关系基础上建立资本纽带关系。同时，要积极培育和发展企业债券市场，理顺企业债券发行审核体制，完善债券担保和信用评级制度，积极支持经营效益好、偿还能力强的中小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进行融资。（3）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信用担保机构的介入，有助于分散银行贷款的风险，提高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积极性，但必须确定担保机构和贷款银行之间的风险分担比例。可以效仿英美等国，建立担保机构与商业银行共担风险的机制，并设立担保风险补偿基金以抵御风险。同时，要强化中小企业融资的信用约束，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实现中小企业信用管理监督社会化。
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变“养儿防老”为“老有所养”。通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可从根本上改变“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降低农村人口增速，加速推动城市化进程。但目前，资金匮乏是制约农村社保体系建立的首要难题。现阶段农村社保基金的筹资渠道相对单一，主要依靠国家财政和个人缴纳。因此，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关键在于拓宽筹资渠道，解决资金难题。其中，利用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以及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是较为可行的选择。
中国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需要有发达的资本市场与之相适应。近年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增长较快，而且在可预计的未来仍会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截至2007年底，沪、深两市总市值达40.8万亿元，上市公司1636家，投资者开户数近1.4亿户。伴随着股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交投的空前活跃，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增长迅速。2007年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达2005亿元，比2006年同期增长10.2倍，总额逼近自1991年开征印花税以来16年的总和（2300亿元）。因此，恰当、适度地将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作为农村社保基金的来源，可为农村社保体系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可落实地方政府应有财权，有助于建立国家、集体、个人合理分担的农村社保基金筹资模式。同时，地方政府债券作为一种“银边债券”，适合广大个人投资者的需求，资金供给将会十分充足，而中国20多年的国债发行实践也为地方政府债券的顺利发行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和保证。因此，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筹集农村社保基金既有必要也切实可行。
（作者单位：中国银监会湖北监管局首都经贸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