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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2020年春天爆发的新冠疫情已经波及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至今仍未结束。其影响已经深入到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当然也作用于文学。疫情给文学和文学产业带来了哪些影响？疫情之后，文学和文学产业又将会何去何从？本期“非常观察”特邀批评家、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先生主持。丛治辰先生广泛邀请了作家、批评家、教授和编辑记者，就上述话题展开了各自的观察和思考。受邀嘉宾的回答极为真诚和丰富，足以看出疫情对人们心灵的触动。由于版面有限，不得不做出删减，在此向受邀嘉宾由衷致歉。
一
丛治辰：2020年春天突如其来的这场新冠疫情，给你的生活造成了哪些具体的改变？
宁 肯：因为很宅，又住郊区，总的来说改变不大，但细想改变还是很多的，比如剃头。我竟然学会了给自己剃，剃得还蛮不错，看上去很新潮。我在网上买了电推子，原来以为很贵，结果很便宜，比电动剃须刀还便宜。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剃那么多年头看也看会了，结果一上手非常顺利，再也不用跟不断被迫更换的剃头师傅废话，怎么满意怎么剃，后边蒙着剃都剃得不错。戴口罩就不用说了，但有时到小区商店边上忘了，又回去取。每天散步找人少的地方，对面来人立刻躲开，见到人就觉得是威胁，讨厌人。另外，没做过一次旅行，出过一次差，进城不多，至今没坐过一次公共汽车、地铁，到哪儿都是自己开车，也没坐过飞机。往年一年怎么也得去外地几次，今年一次没有。新冠让我有了更多时间写作，更好的理由写作，写作更慢，更纯粹，更多是冥想，或对词语搭配饶有兴趣，对次序结构的拆解、试错、重来着迷，几乎变成一种修行：词语与结构的修行。我觉得我有大量的时间，用不完的时间，时间极纯粹，没任何功利。如果没有新冠我觉得我很难做到这点，这么纯粹，在纯粹中体验无比的快乐。
张 楚：有段时间，小区允许两天一个家庭一个人外出采购，因此以前每天河岸步行五公里的习惯被改变，变成了晚上在小区内慢跑。孩子每天上网课，我每天闷在家里读书写作，所有的交往都变得奢侈，有时朋友网约喝酒，对着手机镜头干杯。我每天喝一两白酒，一边喝一边看电视新闻里播报的疫情最新状态，日日盼着疫情早些结束，病人早些康复。我记得在网上给大学的创造性专业的学生讲过课，参加过一次网络新书发布会，学会了使用腾讯会议室。爱人在老家下沉，我们父子俩一起在天津生活了将近两个月，他成长得很快，我也更了解他，心里温暖而欣慰。
王 虓：生活上最大的改变是开始关心蔬菜和粮食，过去习惯了到超市购物，“想买什么买什么”;疫情后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只能“有什么买什么”，虽然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但是仍然给我留下一种恐惧短缺的心理因子，还引发出以后会不会“买不到”或者“买不起”之类不好的联想……好在现实打消了这些联想。
张定浩：从二月下旬到五月底，上海小学不开学，在家网课，除了电视授课之外各种作业都是通过各种学习App下达和提交，结果就是平时不怎么使用电子产品的女儿深度沉溺平板电脑，视力急剧下降。小朋友缺乏自控能力，每天需要随时监督，只好和她斗智斗勇到心力交瘁。还有就是饭局数量骤减，日常作息变得更有规律，人也相对健康一点了。
刘大先：被动地在家待了七个月，哪里也没去。一家人窝在一起，彼此之间会互相干扰，我几乎无法进行完整的阅读与宁静的思考。在一开始的几个月，因为过度关注扑面而来的各种正负面信息，给我造成了很大程度的精神伤害，以至于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要靠酒精助眠。当后来发现这并非一个短期就能快速解决的问题时，我意识到必须要学会面对，于是开始在小区后面的河边跑步，锻炼身体，这很有效果，至少精神状态好多了，精神状态改观后，夜深人静的时候也可以进行一些写作了。不能出门尽管让人抑郁，倒也避免了一些繁琐的人事与社交，所以后来这段时间倒是写了几篇东西。
沈 念：我原本就是个比较宅的人，新冠让我变得更宅了。可真正因为疫情“禁足”，这道无形的枷锁，又令人浑身不适、压抑，陡增对“外面”的渴求。说到具体改变，可能与多数人相似：身边多了一个亲密的朋友，它的名字叫口罩，习惯了戴着它外出;小区隔空层多了快递柜，拿快递有了一个新的说法，叫无接触取件;应酬几乎没有，很多的聚会和问候都变成了“疫情过后，下次再约”;享受到一种迥异过去的购物环境，超市人流稀少，交谈变得轻声细气保持距离;阅读的数量和速度明显提升，电脑中多了几个成品小说……内心还有一个特别的感受：春节那段日子，大街上空无一人，世界变得如此宁静，望着书房外的日出日落，像是等待末日降临，对世界和周遭产生强烈的荒诞感。
徐晨亮：和大多数同胞一样，那段坐困愁城的时间，突然的中止、脱轨与变速，曾带给我晕车般的体验。在安抚家人、抢购口罩、囤积物资、一遍遍刷新手机信息、为身处疫情漩涡的人们揪心之后，强行坐定，重新打量工作与生活，自然也有不一样的体会。我的职业是期刊编辑，选稿、编稿等工作基本可仰赖各种办公与通讯软件进行，在编辑部成员各自居家办公的那几个月，大家通力协作，克服后续流程上的困难，还是保证了刊物的按时出版;工作本身无形中也缓解了隔离所带来的焦虑，维系了个人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链条。
金赫楠：相当多的改变，一些近期生活安排和计划变动了，比如寒假带孩子去北京出游的安排，比如春节期间原本计划的各种亲朋聚餐。更重要的是，我的一些生活习惯、甚至人生理念发生了变化。比如，最近一年来我最大的关注和焦虑所在，原本是家里两个孩子小升初能否顺利进入我所在城市最好的那所学校、最好的那个班——家里双胞胎儿子升入六年级之后 ，我几乎每天都在为小升初劳神费力，他们每次排位赛的成绩都严重影响我心情的喜怒哀乐。现在回头去看，那個时段对名校和尖刀班的渴望已经成为我的执念，好像这个事情实现不了天就塌下来。而新冠疫情，让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内心的疼痛、不安，生命的脆弱、灾难的残酷第一次如此真切而凛冽地呈现在自己面前。这时候，我才深刻地意识到，死生之间，当真什么都是浮云;能够健康、如常地生活和大笑，已经是莫大的幸运和幸福。小升初，名校，这些之前心心念念的东西，似乎一下变得没那么重要。是的，很多以前在意、执着甚至沉溺的东西，在经历这场疫情之后，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出生于1980年的我，在40岁这一年，似乎才真切体会到深沉的人生况味。坦白说，我怀疑自己看待世界的目光因此在发生质的变化。 樊晓哲：首先就是欲望被迅速分层，很多需求被意识到不是必需。然后，消费就开始减缩，最最基础的生存需求被重视。这是物质层面的变化。精神方面的，是对惶恐持续的不适应，人的自以为是和微弱同时都显现得非常清晰。对于亲人朋友等有了重新的认识和更深的依赖。平素的生活方式是否健康和有益，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检测。
来颖燕：生活的节奏被突然打乱，许多日常事务，比如出行、聚餐、看病突然都被悬置起来，原本再正常不过的行径，都被迫紧张而且小心翼翼。这凸显出生活里太多的习焉不察，它们细碎但原来根本不可或缺。所以，疫情在遮蔽了日常的可能性之外，也格外突出了它们的重要性。
项 静：生活一下子停顿下来，有一个月是足不出户的，小区里特别安静。第一次听到人声是社区组织发放口罩，兴奋地冲到阳台上，看到组织者拿着扩音器维持秩序，排队的年轻人裹得严丝合缝，口罩、护目镜和塑胶手套是标配，默默地边滑手机边等待，就像网上所传的图片，排队排出了欧洲的感觉，老年人彼此认识，远远地打招呼，抱怨疫情，也像是庆祝劫后余生，第一次觉得有点感念人声喧哗。接下来是工作，第一次上网课，严格意义上说也是第一次跟本科生上大课，先是拒绝，后来无望地接受，隔着屏幕跟几十个学生讨论当代文学，有时候断线了自己对着屏幕张牙舞爪地继续讲，要靠助教打电话通知才知道。上网课不能停顿，不能设想学生的眼神，因为我知道他们肯定有一部分是蓬头垢面衣冠不整，有的可能还躺在被窝里，但是停顿的时候一个人面对着屏幕会特别紧张和尴尬，特别盼望日常的见面，打个招呼，回个笑容。另一個改变是我几乎自动从微信朋友圈转到了微博，微信对我来说只有联络功能了，很少看哪位朋友出书或者刊发什么文章了。接下来是出行的困难，原本计划好的暑假回老家住一个月的计划和夏季旅行取消，单位需要报备，种种不便于是放弃，蜗居在家，厨艺没有任何进展，也没读几本书，2020年我几乎觉得是荒废了。
李蔚超：没法与直面疫情的人比，不敢和因为疫情赚不到钱的人比，想到这些人，我的确有一些不安的侥幸，我顶多算提前体验了一把退休滋味。但还是不一样，我感到脆弱，我知道。身为女人，疫情下的隔离生活，首先要求我放下社会角色以家庭身份付出全部的精力，与此同时，社会角色的标准和要求并未停止对女性施加作用，侥幸如我依然深感疲惫不堪，可以想象承担更多生活负累的女性的处境。居家办公的经验，对很多女性来说意味着同一时刻要扮演母亲、孩子的教师、妻子、劳动者的角色，不容易的。
马小淘：最开始，我原计划春节假期和妈妈去厦门玩，所以腊月二十九我主要在退机票酒店。但这个时候还没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毕竟也是经历过非典的，觉得大概就是两三个月会过去。旅行泡汤，每天在家看电视刷微博试图了解疫情的最新消息，由于和家人时时刻刻待在一起，还和我爸产生了比较激烈的唇枪舌剑。
后来最具体的是做饭做得非常厌烦，从一月底到五月，我都没有在饭店吃过饭，也没叫过外卖。因为以前也是在家做饭比较多，一直误以为自己会做挺多菜的，连续做了十几天就发现竟然没什么保留节目了，几个月里做饭做得非常厌倦。周围一些平时不做饭的朋友都开始征服油条、包子、糖三角了，我也没尝试什么新品种，发现自己在做饭这件事上确实是资质平平也没什么野心。菜市场、超市也不去了，都是生鲜外送。今年都过了四分之三，我只去过不到五次超市。习惯性和人保持社交距离，看到口罩戴得不严的，总想离他远点。另外就是找了个收纳盒来放口罩，以后相当长时间都会让家里保持比较充足的口罩储备，所谓丰年不忘饥年，屡屡秒杀口罩失败是我二月份重要的挫折。
董夏青青：这场疫情对我的具体改变大多发生在精神层面。疫情暴发，我和所有人一样，在毫无身心准备的情况下进入这场人间课堂。根据单位要求，我在家两个半月没有出门。起初一段时间，每天都在消化新闻和自身情绪。一天晚上，我给父母念了一段新闻，父亲突然站起来，说我们各自回屋哭一会儿吧。第二天，我打开电脑开始修改那段时间在写的中篇小说。小说里写到一段和湖北黄冈中学有关的经历，我想，得留住当年给我最珍贵善意的校长、老师们的模样与场景。我无法得知他们是否平安、无法给予任何报答，那起码记下他们身上的光，让这光穿透内心穹宇，给我力量。在新疆的工作生活经验帮助我尽快调整过来，之后开始大量阅读，恶补以往不熟悉的政经类知识，并读到了马克斯·韦伯。韦伯的精神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和支撑。
孟小书：疫情暴发后，一直是在家办公状态，直到前些日子才恢复了坐班制。幼儿园至今还未开学，但据说九月初也就开了。由于孩子白天在家，所以工作效率并不高。看稿子和写作时间基本都是“挤”出来的。其次就是和朋友聚会，在外吃饭的次数大大减少了。带孩子外出时，总是会小心翼翼，看谁都像新冠疑似患者。
二
丛治辰：具体的事件一定会过去，但是却会留下持久不能磨灭的历史划痕。在你看来，这场疫情会对社会生活、人群心理乃至于人类历史，产生什么样的持久影响？
宁 肯：我没想过这些，真的没想过，我觉得这些不是我的事，是二三十岁年轻人的事，现在我越来越觉得那话说得有味道：“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话以前我不太理解，现在理解了很多。事实上正相反，哪怕新冠最让人不寒而栗时，我的目光都一直投在过去、早年，我在写童年时代的一组小说，我觉得我对过去更有义务，对过去的“发现”有种非我莫属的责任。
张 楚：疫情改变了人与人交流的方式，也改变了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方式和关系。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现在浮现的只是冰山一角，后面到底如何，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难。今天的疫情数据是全球累计确诊23782572人，累计死亡813570人。除了中国，其他国家还处于水深火热中。
王 虓：我一直认为，遗忘是人类心理最强大的机制。我们经常跟自己说，一定要记住某事，但很少会说，咱一定得把某人或某事忘了——有趣的是，通常二者都会失约——人一直在记忆和遗忘之间搏杀，能够取胜的次数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少。历史不会骗人，只是人类常常试图欺骗自己。我们只需要看看2003年非典之后，人们究竟记住了什么，遗忘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已经浮现眼前。 张定浩：卡尔·施密特说过，政治生活的首要问题是要分清敌我。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曾经不相信这个话，今年的国际局面或许会让他们有所改变。
黄德海：如果不嫌夸张，我想说，这次疫情以及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划时代的。此前我们以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此后必然要经过感受和理论的检验，诸多已经产生并发展了五六百年的社会思想，将在这次疫情之后经受巨大的考验——新的思考和表达形式将出现。
傅小平：疫情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巨大冲击，对人类历史走向造成的某些改变，我们其实都已经见证或亲历了。我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们居然就这样猝不及防和全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大事件迎面撞上。人类历史上这般真正波及全球的事件，恐怕还没怎么发生过吧，即便是一战、二战，也只是席卷了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按常理讲，这次疫情更应该让人们觉得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但实际的情况是，前些年我们还乐见已成的全球化进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就国家和地区局势看，开放和拥抱的姿态少了，代之以关门和阻隔。就人群心理看，人与人之间信任感降低了，相互设防多了。这似乎不是好现象。不管怎么说，我们养成戴口罩的习惯，做好个人卫生防护是好的，但让心灵也戴上口罩，就不那么好了。
刘大先：我相信后来的历史会证明，这次新冠疫情以及相关其他自然与社会灾难、政治冲突的叠合，会使得2020年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拐点，我们可以观察到20世纪末展开的全球化面临着重大的挑战，跨国资本与金融贸易的收缩，民族主义、宗教基要主义，以及弱势族群的平权运动的兴起，这一切都指向于一种新的全球秩序的变革。具体到每个人身上，新媒体技术与新型物流带来的居家生活、远程办公、gig work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形态;外贸、电影、旅游、餐饮、服装等行业损伤惨重，会波及到其他行业，带来失业潮，也部分地影响到此前由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消费主义观念;风险与不安全感可能会长时间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而这种个人生活与情感心理又反过来激化了曾经存在的一些矛盾，比如种族等级、文化与信仰差异、民族与地缘政治矛盾等等。可以说，疫情以及它所触发的是巨大的危机与挑战，但也提供了新的社会改造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平衡与协调的机遇，这中间自然会产生观念与实践中的冲突，并且短时间内无法得到明晰与确定的解决。
沈 念：我希望这种影响是对人的反思能力的提升。人作为世界的改造者和创造者，科技、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变化，已经让人有些膨胀、自负，以为无所不能。新冠病毒的出现、持续、蔓延，终于让人发现对抗、控制、逃避的难度以及生活的异常状态，比如改变了出行、工作方式，比如一个叫云经济的概念爆炸似的普及到日常之中，比如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食品和其他重要商品的供应链受到破坏，又比如人际之间的交往没有了温度和直面的情感表达……不管人们对这种形态持何种乐观或悲观的解读，内心一定是多少存有阴影的。但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回眸历史可以看到，就是与疾病不断搏斗并战胜它的螺旋式上升路线。
徐晨亮：常态与突发事件的戏剧性对比，往往会强化我们的“历史化冲动”，想象自己身处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之中——“9·11”与“非典”之后，都出现过类似的总结，现在也许可以拿出来验证一番——然而，从新冠疫情暴发到蔓延全球，几个月来我们经受过那么多感官和精神上的冲击，仔细回想，“脱轨”就等同于历史轨道与方向的改变吗？很多时候，倒像周作人说的，“历史的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怎么样了”。重复上演的前现代式隔离、中世纪式猎巫，痼疾般贯穿人类群体生活的颟顸、昏聩与错乱，一再“打脸”了那些宣称“后人类纪”来临的预言。此刻“紧急状态”可能带来的改变和影响，有些可能只是“常态”之下隐藏线索的延伸，所以，我很赞同这樣的提法：“例外状态成为时间常态的间隙，也给我们以契机去反思‘正常’之中的不正常。”
杨庆祥：我专门就此话题给《中国新闻周刊》写过一篇文章，主要观点有二，第一，疫情的长期存在会让自利主义变成一种更加内在化的意识形态，囤积也许不再体现为一种具体的类似于抢劫的行为——这为法律和文明所不容——而是会以占据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行政权力为诉求。也许会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因为疫情创伤性的经验而放弃对世俗生活的强烈占有欲，但是只有智识极高的人才有可能做出这种选择。普遍的情况可能是，人会变得更加贪婪，更加自私自利——完全个体的自利而非社会化的自利。第二，即使疫情在很短时间内结束，数字化的管理和控制模式也不会得到削弱，而只会得到加强。根本之处，在于他者已经成为了一种传染性的恐惧，而数字化似乎是唯一可以抵抗这一“敌人”入侵自我的有效方式。在这种大趋势下，数字化生存已经是“众望所归”，在个人、政府和资本多重利益的叠加中，数字化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方式，也会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新的政治文明。
金赫楠：也许人类就此会放下一些狂妄和偏执，重新来评判我们对自然的认知和把握，重新去界定和追求生命中更重要的、最重要的东西。人们也许会因此重新定义诸如“自由”“欲望”“安全”“幸福”等一些基本概念，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也许会深刻地改变当下人们普遍的生活生产方式，甚至世界大格局。
金 理：吹哨人李医生去世当晚，我边看微信边流泪（想必不少人和我一样）。哀悼之外，更有一种深深的、连带在其中的耻感。我想经此一“疫”，也许我们再也不会回到从前了。几个月过去，我又觉得自己未免高看自己了，也许人类总是习惯于、倾向于在常态、故态、固态中生活。可是，一边是积极回复常态，一边是“第二拨疫情暴发”之类利剑高悬，我们始终生活在一种随时会被改变的状态中，没得选择，我们必须保持某种紧张感。当然，或许这也是一次契机，就像孙歌所言：“生活于临界状态，意味着不断揭穿自我欺瞒和直观的假象，意味着不断创造新的思想和表现形式，不断打破感觉的惰性，保持对状况的敏锐观察力。”
黄 平：第一点是全球意义上技术与政治更为紧密地结合;第二点是“人”更被理解为一种生物。这两点并不是疫情带来的，但是被疫情所大大强化了。在这种影响下自由主体意义上的个体化陷入危机，但与此同时人与人的隔离也被强化。 陈彦池：1.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首先对人们的生存模式产生了极大影响，所有人的生活几乎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无论是工作模式还是生活模式。其次对实体的冲击尤为巨大，特别是有固定成本的实体经济，比如房租，有的公司无法上班，单单房租一个月几十万的固定开支。2.对人群心理：社交上首先就有了阻碍和隔阂，每个人对疫情或多或少都有恐惧心理，减少了社交上的接触，令现代社会原本就比较自闭的模式雪上加霜。其次，人人自危的心理是肯定存在的，令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压力增大。3.对人类历史：这次疫情是我国在非典之后的最大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可能仅次于欧洲黑死病的传染和伤亡，不过福祸相依，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人类将来的进程可能反而有一定好处，至少防疫这一块会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樊晓哲：是，具体的事件正在渐渐过去，但是这场疫情的影响才刚刚开始。具体到生活层面，就是对人群需要重新接纳，保守的心理会持续很长时间。激进和保守，成为新的可选生活方式，这两者的褒贬色彩，逐渐退去。比较持久的影响也许是在世界需要协同的趋势下，如何持有清晰边界地实现交流与合作，人们在信息共享中，更审慎地采纳和接受别人的观点。
来颖燕：只有在某些极限的情境之中，人才会由内而外地对自我重新定位。每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各种角色的担当和意义，会因为这场疫情变得更加明确和清晰，但也会陷入到一种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怀疑。当工作和生活都被不可遏止地卷入一场共同的危机，个体的挣扎会显得无力，同时，又会生发出对于死亡和生命的新的认识。当然，这种重新定位，也包括人对于自我和自然的新的认识。而疫情中的很多事件，譬如社交距离的提出，在不同国家中的反应也是不同民族心理的显色剂。即使在疫情过去之后，这些暴露出的问题也会成为一个被不断反思、不断挖掘的矿源。都说，我们在猝不及防之中见证了历史。我们确实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感知到，这场疫情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项 静：疫情以极端残酷的方式让人面临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疫情一开始的时候，有许多公共事件显示出人们对武汉的排斥，对自我界限的极端守护，彼此之间产生了很多道德伦理难题;接下来邻居之间、小的居住社区之间都因为病毒的入侵面临着界限的问题，你不再是你自己，你是众人之中的一环，你的选择和态度会影响到别人，你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他人的助力和对公共社会的负责。
谢 俊：我不大认为疫情本身会对我产生什么重大心理影响，因为经历过非典，也经历过对非典的淡忘，就我个人来讲，这次疫情的冲击远不及非典，但非典也不及很多对我来说更刻骨铭心的事件。不过有一个方面是会的，就是疫情带来的中美关系的加剧变化，以及全球经济的衰退，这影响有多么大，恐怕没有人能确定，但是不排除2020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决定性时刻的可能。
李蔚超：我反而担心，我们是否将很快失忆，是不是急于忘却这样的经历，只剩下回身投注的怀旧而温情的眼光。
马小淘：我忘不了我2月1号走在空荡荡的北京大街上的情景。我去办公室取副主编年前留在办公桌上的校样，一公里的路，我遇到了三个人。街上肃杀死寂，好像穿行在某一部灾难电影中，我心里也有一种冒死去工作的恐惧感。我觉得相当长时间大家都会自动保持社交距离吧。洗手已经形成习惯。有朋友被孩子的网课折磨得抓狂。交往方式、教育方式、卫生习惯都会有一些改变。疫情对很多人的冲击其实非常致命，比如由于不能复工复产，很多人的生活被推向了艰难的境地。我眼见着一些小饭店过完年之后再也没有重新开张。那些困在海外的旅行者、留学生，应该也是除了着急，没有具体改变自己处境的办法。我也不能忘记悼念李文亮医生的夜晚，疫情给活着的人带来的是冲击，而对于逝去的人那是致命一击。很多人、很多家庭被突然推向深渊。烦闷、担忧、恐惧、后悔没能居安思危、死亡焦虑会涌上心头，但是至少我们还活着。大家对生命的脆弱有了迎头痛击的認识。也会有另一些人彻底想开了，我有个同事辞职了，疫情过后反而对相对安稳的事业单位丧失了热情，决定去社会上闯一闯。对风险的预见性、应对困难的能力和准备会成为每个人思索的问题。在瘟疫面前，很难有国家做到独善其身，就我个人来讲，我好像更心怀这个世界了。
李 振：某些宏观的变化现在还很难讲，但在生活中人们往往是健忘的，仅以我所见，人口密集的超市或广场有太多人已经不把戴口罩当回事了。
董夏青青：对于自己和家人进过医院的、遭遇病痛甚至亲友亡故的人们来说，这个问题无须应对，绝对痛苦已是绝对实存，永远无法被缓和与消解。对于有过隔离经验，经受持久恐惧的人们而言，留下的影响也分为负面与正向两个向度。疫情磨炼了人们的神经，让很多人更具有精神韧劲，这种影响也很切实。
李晓晨：毫无疑问，2020年开始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了全人类的共同记忆，疫情生硬地扭转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就好像一条宽阔的河流被突然改变了水流的方向，以往搭建在现代科技和文明基础上的安全感在疫情面前土崩瓦解。人类社会表面的安定、繁荣中暗涌不断，不安和焦虑感蔓延至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就个体而言，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段，个体与他人被隔离开来，正常的社会生活基本停滞，数不清的信息扑面而来，大部分人面对和接受的经验高度同质化，感受高度同步。焦虑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蔓延，对于缺乏精神性引导的人群来说，这样的局面很容易导致群体性崩塌。
小 珂：在我看来，历史是有记忆的，人类是没有记忆的。2020年的新冠疫情，或许会给社会制度、国际关系、人类的生活方式造成影响，但影响是否持久，或者是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却不能下断论。首先，持久是个相对的词，取决于论述人所制定的时间坐标，因为在宇宙长河中，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是持久的。又或者在每个人肉眼可见的生命长度中，每一个转变都是持久的。我们已经看到了疫情对社会生活的多种影响，比如说也许很长一段时间，口罩会成为我们的必需品。而关于人群心理的变化，我想更多是激发出来的——不管怎样，这类影响是否持久，或许只能从百年后的历史书中去找答案。至于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这里恐怕很难有一个真相，有的只是学者们的不同观点。然而我可以肯定，人类是没有记忆的。人们不会再因为2003年的非典而感到恐惧，也更不可能保持那时的生活方式。新冠也会从人类记忆中彻底消失，这只是早晚的问题。 罗 盺：我相信会的。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可能会把“戴口罩”与“囤口罩”当做一种日常生活习惯吧。但更多地，我想还是一种“安全感”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说个体对于自己的健康、生命、工作、财产、前途有了更多的不安，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情感与关系也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因素。作为一个“90后”，这应该是我在成年后第一次对“疫”有这么直接的认知与感受。
宋阿曼：这场疫情肯定会引起大多数人对身体与心理卫生的重视，病毒、细菌、变异、传播途径、物理防护、医学隔离等不再是抽象概念。人们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慌可能会使一部分人去思考人的肌体与自然界的关系，人并非主宰，人类没有弄明白的事太多了，这可以降解高科技一度带给人们的眩晕与自大。这场疫情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事件，随疫情而来的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等重大问题还在发生变化中，未来的历史和过去的历史一样，难以预料。
三
丛治辰：你认为文学应该对疫情所造成的持久影响负有表现或参与的责任吗？应该如何承担这样的责任？
宁 肯：我觉得肯定会有所表现，但不一定是虚构文学的表现，应是非虚构的表现，散文的表现，诗歌的表现，这些表现可以非常充分、扎实、直接，而小说、戏剧、电影显然应该滞后。事情不能反过来，需要直接非虚构表现时偏要虚构表现会很荒唐，正像让长跑运动员去短跑、百米，非一塌糊涂不可，因为这是虚构文学特性所决定的。违反特性当然也可以，不怕失败就行了。
张 楚：秉着科学和实事求是精神，我觉得疫情最需要的是专业人士，文学不是疫苗，也不是药品，只能从精神上给大家一些安慰与鼓舞。当然，作家也可以去做更多实际的辅助性工作。
王 虓：文学对一切人类参与的活动都负有表现或参与的责任。至于如何承担，应该是个体的事情。我们可以从所有个体劳动中综合提炼出共性的东西，但似乎不应该先拿出一个框框要求每个个体都照此执行，起码在文学领域中不应该这样。
张定浩：没有这个责任。或者说，没有这个权力。
黄德海：大概没有什么事情是文学“应该”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有心人早就在思考疫情之后人们将面对的困局，甚至由此反思数千年来人们反复思考的诸多问题，初步摸索出进一步的线索。当然，这并非每个人的责任，而是每一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的责任。
傅小平：我觉得，文学是负有某些责任的，作家也是需要有点责任感，或者说使命意识的。当然，不同作家，参与方式也会有所区别。涉及到这次疫情，有些作家当时就写了文字，还有一小部分作家奔赴一线，即刻记录下现场感受，这当然是好的。但也有很多作家什么都没写，我看見就有人质问，你们怎么可以不写？这样的质问真是让我不能理解。作家们当然可以不写，他们总还有沉默或暂时不发声的权利吧。再说即使有些作家写了，也并不代表他们就承担责任了。我们似乎很满足于欣赏作家们写的姿态，而不关心他们都写了什么，写得如何。但所谓文学，最重要的就得看写得如何啊！很多关于灾难的经典作品，都是在灾难发生若干年以后写下的。作家深入理解灾难，让素材发酵，并转换为相对成熟的艺术形式。他们穿透碎片化的各式经验，对整个灾难有整体性的感知与把握，也需要时间，甚至是漫长的时间来沉淀。
刘大先：你这个第二问实际上已经隐含了第一问的答案，即你潜在地认为文学应该对疫情所造成的持久影响负有表现或参与的责任。当然，我也同意，文学应该有这种担当。但是问题需要进一步复杂化，即“文学”自身内部就是多元的，同时它的功能也是多元的，不能“一刀切”，即我们完全应该包容与接纳那些对此现实“无动于衷”乃至刻意疏离的作品，因为并非所有文学作品都那么直接地与现实发生对接或碰撞，娱乐性作品很多时候就不会承担这种责任，但它们也并非因此就是不合法的，事实上回避也是一种应激反应。话说回来，真正意义上严肃的文学，确实有义务对它所处时代最重大的问题进行记录、描写、思考与质询。当它试图这么做的时候，它应该意识到自己不是新闻报道，不是官方发言，也不是流言蜚语或者某种意识形态下的狭隘偏见，它要表现与传递的是关于人、人与自然环境、人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一个个具体的人怎么样在变化了的世界中定位自己、树立自己，并且重新确认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沈 念：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反映时代，本就是给过去、现在和未来立起一面面镜子。人类历史上如此重大的疫情时刻，文学理当肩负起对疫情下的人或生活的书写责任。但这种书写的参与可分为即时性与延后性。一类如纪实报告文学，可以直面抗疫或疫情下的生存状态，发挥文学轻骑兵的作用;一类如诗歌、散文、日记，可以直抒胸臆，让人的某种情绪和情感表达获得及时释放;再一类如庞大复杂的小说作品，需要撤退或跳开到时间之后、事件之外，对这个阶段的中国与世界、个人与群体，进行梳理性选择性的表达，进行哲学与人性深度的反思、甄别、呈现。
徐晨亮：为了编辑选刊的“抗疫”专题，曾读过不少报刊与网络上的小说、随感、访谈，及个人亲历、报告文学、新闻特写等形态的非虚构作品。有位身在疫区的作家在访谈中说，他暂时还没有足够的“冷静和理智”，所以无法书写正在发生的“当下”——我了解他正在承受的精神冲击，完全能理解这样的肺腑之言。就像他说的，面临灾难，一个作家的责任也包括反思“人之为人的根本”。不管未来的“文学史”将如何处理这些文本，我确信这样的写作维护了文学之为文学、人之为人的尊严。也许这样素朴的表达方式，能让人更为持久地记住——这世上，一个陌生人的怕与爱、生和死，曾与我有关。
杨庆祥：文学应该以文学的方式去参与或者表现。这种文学的方式就是个人的、美学的和风格化的，而不应该是运动的、集体的和宣传式的。
王晴飞：疫情正在发生时，文学其实没什么用，一篇文学作品的效用远不如一瓶药剂、一纸常识。疫情发生后，即使要发生作用，恐怕也是文学门类中那些显得不那么文学的文体更能发挥作用。文学对人心的影响，与有没有疫情恐怕关系不是很大。 金赫楠：文学当然有参与和表现的责任。作为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表现和表达形式之一，在任何大历史、大事件面前，文学都责无旁贷。首先要诚实地记录，以文学的求真之心和独特美学方式，记录下这个大事件当中的大致面貌，更要记录许许多多个体的际遇、挣扎、伤痛与强韧，血肉丰满、枝叶繁茂地记录。——而这些，往往是历史、社会学等其他人文学科在记录和表达时容易忽略和“风干”的部分。我们常常期待通过阅读一部长篇小说，去触摸一个时代、一段历史。和历史学、社会学的记录相比，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对时代、历史的打量、记录和表达是审美性的、情感式，它致力于保存的是一个时代的具象和肉身，还原大写的历史下每个局部的记忆与经验、血肉与灵魂。
金 理：疫情期间上网课，在第一堂网络授课中，我向学生转述了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的一则会议发言。2020年1月6日，《陈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纪念版发布会在复旦举行，会上姚大力教授述说了一个和复旦有关的故事：“1955年5月的一个周末，因涉‘胡风分子’之事，复旦中文系教授贾植芳被叫到高教局约谈，再从那里直接解送看守所。把贾植芳从家里接送到高教局的人，是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杨西光。在他的小车上，杨西光一反往日神态，不声不响，但摸出两包好烟递给贾植芳。下车时贾植芳要把抽剩的烟还给杨西光，后者默默然对他说：不用了，留着抽吧。贾植芳一直到去世，都没有忘记饱含着杨西光歉疚心意的那两包烟。”（姚大力：《陈寅恪对今日历史学的意义》）这个故事，见于贾植芳先生的回忆录《狱里狱外》，想必也在复旦前辈师长间口耳相传。姚大力教授认为“这是复旦留给后人的许多故事里最使人心碎、心醉的一则”。为什么“心碎”？贾植芳先生此遭走出家门，就开始了漫长炼狱，再次与妻子相见竟已是十一年之后。而对于杨西光先生而言，他在不得不完成“接送”任务的同时，内心显然承受着巨大的折磨（这样的折磨甚至可能是持续性的）。那为什么又是“心醉”？因为即便在如此身不由己近乎无法选择的情形下，杨西光先生依然体现出人性的闪光。姚大力教授说：“当我们顺从有些人以为正确的选择，准备做一件随波逐流的事情时，我们心里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咯噔’一声。那很可能就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良知在发出呼唤，孟子称之为‘人皆有所不忍’。”想必身历疫情，我们更能体会姚大力教授这番发言的意义，“回顾几十年以来，有多少善良人们顺应‘咯噔’一声的呼唤而做出的行为，后来都变成了最感动中国的美丽故事！”
文学能有什么用呢？简单地说，文学就是促使我们每个人经常倾听到内心“‘咯噔’一声”，进而在这种声音的指引下，作出守护人道底线的举动，主动承担良心的义务。
黄 平：这个问题可以替换为，文学对一场世界性的灾难有责任么？我觉得有责任。文学不仅仅是内心的独白，而是与他人有关。最長久也最深刻的记忆不是新闻，而是文学。但这么说，不是强调文学一定要以纪实文学的方式记录时代，文学最直接的危机或责任还是和形式相关。我们今天的文学形式有点乏味，记录时代并不是流水账。
陈彦池：1.文学作为人类社会的精神食粮，它可以陶冶情操，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给人以激励和勇气，面临疫情这样的灾难当然负有表现和参与的责任。2. 作为一名文学工作者，在疫情期间应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比如创作文学作品，宣传正能量去振奋人们的精神，鼓励人们的斗志，带给人们快乐等等。
樊晓哲：应该说这个社会运转着的各个层面都负有参与的责任，无论是从事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文学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太能即时做出反应，而是需要沉淀，需要持续的观察与思考才能形成有品质进而有效果的作品。文学承担责任的方式，就是通过作品，参与人精神世界的沉思与建构。
来颖燕：文学必定会对这场疫情有所反映，但并非是因为所谓的责任，而是因为这场灾难会深远地影响甚至改变人类的命运。而文学注定是人世万象的棱镜。且这场灾难的特殊就在于，没有旁观者，所有的人都在不同的层面被卷了进去。因而，每个作家都是亲历者，都有各自不同的真实体验。所以，从某个角度而言，对作家而言，这会是个绕不过去的题材。
项 静：当然有。我第一次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在灾情萌芽的第一现场，如果有诚实的、准确的语言，会不会避免后面的走向。自然界的灾害不可避免，灾异是难以避免的，而在面对灾异的时候真诚的语言是必须的，就像《鼠疫》中所说的，能抵抗鼠疫的可能就是真诚了。检阅一下我们的媒体语言，新闻发布会语言，灾情中公务人员与个人发生矛盾的语言等等，我们的文学教育有时候过分强调了美和诗意，而没有传达一种带有准确、责任、人性、理解的语言属性。
谢 俊：当然有责任。要介入进去，要写作。只是这种写作应该和历史保持平行关系，正如当世界用手枪抵住你的头脑，你的头脑依然可以浮想联翩、灿烂如花。因为我们的写作与外在世界无关，和疫情、中美关系的恶化或伊朗将军的被刺杀无关，这是一种自我欺瞒或虚伪塞责，我们不能跳到天上去，耽溺在自我世界里的写作也没有出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只能传达实证世界的信息，文学应该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世界，它有虚构和想象的权利，并且借助虚构和想象，它可以戳破被实证世界所压制的事物在深处的真相，而现实可能仅仅是进入这个世界的原材料，我愿意提倡这种介入的方式。
李蔚超：一定有。文学自有一套特定的创作规律。有时，作家触发了即时的情绪并将郁结胸中的情感表达出来，将正在经历的事件讲述下来，也许是不全面、个人视角、未经沉淀的、感性直抒的，甚至不乏疏漏和错误，但是其间留存的“时代感”是真切而有意义的。拉开一段时空距离的总体性写作，能更全面整体把握这个历史参数的效力和结果，将是难度更大的书写，真是期待这样的作品啊！
马小淘：我认为文学当然有这样的责任，作家应该为全人类写作。但是具体怎样承担这样的责任，我没太想清楚。但是我觉得可能不应该太快，应该有更冷静的思索、更全面的认识。疫情之初就有作者给我投稿，赞美医务工作者、基层防疫工作者，歌颂生命，表达战胜病毒的决心。这些作品初心都是好的，但是坦率地说，确实没有几个切实打动了我。疫情现在并没有结束，仓促地把疫情作为背景更像是投机，不能算承担责任。作家不是新闻工作者，所谓再现，对文学作品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李 振：有责任，它应该是对生活诚实又自然而然的书写，不一定非要带有某种预设的或具体的目标及功效。
董夏青青：应当说，文学对于人所经历的一切，即人类涉及的一切社会及心理活动，都负有表现与参与的责任。承担这样责任的方法，我目前认为就是从自我经验出发进行诚实的表达。起码先从写作愿望上，力求对社会和人心做“图景式”的展现，而不是首先避开对纷乱现状进行把握的责任。
李晓晨：事实上，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许多作家艺术家都以各自的创作实践参与到对疫情的记录和呈现之中，目前为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相关题材的文学作品，关于这一题材的艺术创作就更数不胜数了。但其中确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该如何记录、呈现这样一段对整个国家乃至人类社会都难以磨灭的历史。
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对于这一时期的整体性呈现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文学所关注的是其中人的存在和可能——人的精神面貌、生存困境、更隐秘的心灵深处，这些成为史料之外对于人和世界的更加完整和丰富的记录……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人类形成了共同记忆的历史时期，需要一种具有总体性眼光、哲思和诗性的作品来匹配。
孟小书：自古就有“灾难文学”，但它的目的不是无限地渲染灾难给人类带来的苦难和不幸，也不是批判人类对自然的侵略。它更多的意义可能是展现人文关怀以及在灾难过后，提供给人类一些反思和审视的空间。文学不能抑制灾难，它所能承担的责任大概就是解决人的思想以及精神上的困惑。
小 珂：我个人认为，没有应该，有的或许是建议或倡导。文学是自由的，作家也是自由的。文学不是一种工具。当出现重大公共事件时，文学也不应该被强加上责任与义务。写作是很私人的东西，有些作家喜欢关注社会热点问题，有些作家喜欢关注极其隐蔽的内心感受，这没有对错和好坏。一些文学机构、出版社、杂志社也许应该承担起“表现或参与”的责任，但是文学本身是无需承担的。确实，对于疫情的认知与感受，对于疫情生活的回忆其实也在作家的写作责任中，然而这并不应该成为必须的要求。真正可以“命令”作家写什么不写什么的，只有作家自己的心。
罗 盺：文学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吧。据我所知，不少作家在疫情中会有一种“自我怀疑”，怀疑文学的意义在哪里，怀疑所有的文字与灾难中的撕心裂肺相比是不是都显得过于轻浮。但无论如何，文学本身是一种记录方式，于很多人而言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它的时效性不必像新闻报道那么强，但它的捕捉和介入是真实的，它能给予作家本人以及更多读者的安慰与力量也是真实的。
宋阿曼：我认为文学没有责任去承担疫情产生的影响，但未来一定会有表现这场灾难的作品问世，是因为疫情之下的世相以及随之而来的许多问题，对写作者而言都是新经验，这其中大有创作空间。纪实性作品可能更加重视时效与现场，虚构类作品却是不用慌张落笔，我认为涉身其中时更重要的还是观察与感受。文学还是对人负责，能找到合适的切口写好疫情中的人就算是本分。
四
丛治辰：以人类灾难为表现主题的文学作品中，哪一部令你印象最为深刻？为什么？
宁 肯：想想我正经还真没看过灾难文学作品，看过一点《鼠疫》，不超过十页，因为太喜欢《局外人》最终没看下去。还看过一点《失明症漫记》，后觉太精巧、太过虚构或寓言，也是读得不多，放弃了。总起来说不太喜欢灾难文学。我不知道卡夫卡《变形记》算不算灾难文学。它根本不提什么灾难，但从头至尾都是一个人的灾难。“灾难”某种意义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超验的东西，至少我个人认为它本身就是个难点，总是让我拒绝。比如《失明症漫记》也挺形而上的，但过多写一种灾难过于单一、机巧，让我厌烦。总之我厌烦灾难，也厌烦灾难文学，除非像《变形记》那样的“灾难文学”，处处是灾难，却处处见不到灾难。
王 虓：以前喜欢《霍乱时期的爱情》，后来觉得《鼠疫》很震撼，徐坤老师的《爱你两周半》最为切近，毕淑敏老师的《花冠病毒》近期常被提起。阿来老师的《云中记》一直没有读，我和这本书的缘分还在后面。去年在北师大上课的时候，张清华老师讲授了一篇《智利地震》，德国作家海因利希·冯·克莱斯特发表于1807年的中篇小说，如果说令我印象最为深刻，那么目前为止是这一篇。曾经听欧阳江河老师分析过车前子写的一首关于非典的诗《霍乱之年》，诗中的哲学思辨和现实讽喻，也让人拍案叫绝。
张定浩：文学作品不是好莱坞灾难大片。几乎所有好的文学作品都会涉及某种程度的人类灾难，但也几乎所有好的文学作品都不止步于此。我觉得最大的人类灾难不是战争和瘟疫，而是人与生俱来的健忘，他会慢慢失去对历史的记忆。在这个意义上，好的文学都是在帮助我们恢复这记忆。
黄德海：那么就“地球往事”三部曲吧。印象深刻的原因，是这三个作品既展示了天地不仁的一面，也写到了人在这不仁面前的无奈和值得敬重的努力，并提示我们，在大的灾难面前，人必须学着不断调整自己的认知。
刘大先：如果眼光放长远与开阔一些，我们会发现，几乎人类所有的民族的创世神话都包含了灾难的因素，天崩地裂、洪水烈焰、猛兽长虫……它们几乎构成了人类生存与发展进程的文化原型。至于说到表现人类灾难主题的文学作品，我估计很多人会谈到《十日谈》《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之类，当然广义的灾难还包括洪水、地震、火灾、战争、丧尸以及世界末日各种亚类型。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屋頂上的轻骑兵》，讲述的是19世纪上半叶一位意大利革命青年安吉罗在法国的霍乱疫区穿行，并护送偶遇的侯爵夫人的故事。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安吉罗身上散发着的那种理想主义激情和堂堂正正的人格，在弥漫着恐惧、怀疑与死亡的压抑氛围中依然焕发着难以磨灭的光芒，照亮了整个阴霾密布的环境，
沈 念：春节疫情期间，我看了过去没看过的《血疫》《流感》《切尔诺贝利》《釜山行》等影视，视听的直观，令观众对人在灾疫中的渺小无力深有感触。我在人大读书的课堂上与同学交流过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以及小说《鼠疫》《局外人》等，将荒诞作为一个整体解读。身处全球疫情的环境下，当我重读《鼠疫》，又有不一样的思考。我们知道《鼠疫》这部小说，讲述的是突然有一天，“鼠疫”降临一座叫阿赫兰的城市，人与鼠疫斗争的一段故事。加缪说：“我试图通过鼠疫来表现我们所遭受的窒息以及我们所承受的威胁着人、将人流放的环境。”这是引发我过去没有过的思考的一个支撑点。在一种貌似确定的病毒面前，个体是无法真正独立的。现在与未来，如何去成为好的个体而不是坏的恶的，是值得沉思的一个命题。我还特别记得加缪的另一句话：“在光亮中，世界始终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这也许是我们苟且偷生或是理直气壮活在世界上的唯一意义。 杨庆祥：我认为在灾难面前，所有的文学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人类经验的传递中，只能通过“媒介”的方式去铭记灾难，这就是人类的局限。
金赫楠：印象最深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作品展现了写作者巨大的勇气和耐力——相比于写作技巧和艺术形式，其实这是最难、最考验作家的，也是最弥足珍贵的。口述实录的文体选择和叙事策略，将“切尔诺贝利”这一场对于20世纪人类世界影响如此严重、深远的巨大灾难，与一个个最平凡人物与命运发生着最具体、最有血肉感的连接，从而生发出巨大的张力，灾难的荒谬和残酷由此凸显，而作者悲天悯人的慈悲和力透纸背的批判，更是自然而然地流淌在字里行间。
张翎的中篇小说《余震》也让我印象深刻，大概因为，这个故事令我代入感太深。作为一对双胞胎的妈妈，我太能体会和理解，方灯母亲在地震后的危急时刻面临一对龙凤胎之间的生死选择时，她的无可奈何与万箭穿心。《余震》是近年来当代小说中少见的真正悲剧，淋漓呈现出美丽被撕扯后的落英满地。
黄 平：如果允许宽泛一点回答，我想到的是《圣经》。《圣经》有一种绝对感，比较起来现在的叙事都各有小心思，而且还藏不住，故事讲得比较笨拙。
来颖燕：我会选择阿来的《云中记》。虽然这部作品涉及的灾难不是疫情类的，但同样面临的是突然而至的巨大劫难。大难背后，是人世悲恸以及对于自我、自然乃至整个宇宙的再审视。但阿来并没有直接记录悲恸，而是有着双重的立场，他理解人类的意愿，同时也不忘从自然的角度出发。所以，在《云中记》的扉页，阿来写道：“大地震动，只是构造地理，并非与人为敌;大地震动，人民蒙难，因为除了依止于大地，人无处可去。”阿来对于自然法则的理解，让他的视角不再囿于受难者，而是更大写的对于自然天地法则的体验者。
项 静：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当然是《鼠疫》，这部作品几乎呈现了我们在新冠病毒中的各种阶段和感受，当然现实最后超出了这部作品的范围，又上演了更国际化的“剧情”。除此之外，我更喜欢《十日谈》，短暂的封闭期之内，几个贵族男女坐在一起接龙讲故事，风俗日常奇谭隔离了外在的凶险，这个可能是文学处境的一种隐喻，也更符合目前大部分人的感受，我们以一种微茫的情绪度过重大公共事件。
谢 俊：我的答案全凭我的喜好，我说的是李准的《黄河东流水》，关于河南黄泛区的灾荒和战争，和《温故1942》或《1942》同一个主题对象，但我认为比后两个作品眼界广，境界高。因为这个作品不是写人在灾难里的死，而是写人在灾难里的活，关心的不是一个被遗弃在存在的荒芜的人，或一个溃败的家庭，而是写一群贫贱难民，写七个家庭的艰难生长，生生不息，而这也就有了《创世纪》的意味。
李蔚超：居家最憋闷时，我读了英文原版的玛格丽特·阿德伍德《使女的故事》，以及中文版译为《证言》的小说续篇，读了之后，憋闷得更加变本加厉了，我英文水平马马虎虎，不得不以龟速去阅读，所以小说的时间被人为拉长了好几倍。当我浸淫在未遭电视剧台词删减的阿德伍德细腻华丽、双关谐音频仍出现的语体风格中，时间停滞了，空间更压抑地向我逼近了。这不就是“后灾难”文学么？它之所以博得了科幻文学的名誉，正源自它对未来“恶乌托邦”式的想象，从女性角度去想象人类社会经历种种灾难与危机后，如何以至高神圣的名义，剥夺了所有女性的艰难获得的权利，正值盛年的女性沦为“行走的子宫”，而事实上也夺取、限制了男性的情感、欲望、生育等等权利。遭遇灾难后，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自救方式竟是在人类物种内部强行制造重重森严酷烈的等级压迫，而美国读者和观众竟品味出了“现实讽刺性”，只能说明人类社会埋藏的危机若隐若现地有苗头了，而我们却束手无策，听凭处置。续作《证言》更令我心惊的是所谓的人的理性精神，小说写了在基列国灭亡后，人们开始历史化研究这个国度，而那种冷静、客观、学理化的叙述态度是近乎残忍的。但愿阿德伍德的小说及其影视剧能够给人类以警示。
馬小淘：这样一想好像没看过几部灾难为主题的作品。第一个想起《鼠疫》，但印象比较深的是《失明症漫记》。因为看简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题材其实没什么创造性，基本的走向我能猜到，但是萨拉马戈的暗黑和残酷还是让我挺震惊的。为阅读它带来的恐惧感和无力感记忆犹新，传染病面前秩序的瓦解，那些没有名字的主人公，人性的经不起考验……当我设想自己在那个场景里能否临危不乱，能不能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得到的答案几乎是不能，好像看清了自己的弱小。
李 振：《蝇王》，它讲述了人与生俱来的恶和人为的灾难，这大概是上帝所创造的灾难之外人所面对的无解之题。
董夏青青：很多部书写战争的文学作品都令我印象极为深刻，最近在读意大利记者、作家奥里亚娜·法拉奇的长篇小说《印沙安拉》。置身疫情，我仍然认为人类自进化为直立行走的生物之后，经历过的最为恐怖的灾难就是战争。战争面前，所谓“文明”更像是人祸逐步替代天灾的过程。有人说现在全世界核武器的存量，相当于每个人屁股下面坐了2.5吨TNT炸药的当量。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远甚于疫情的战争灾难值得每个人在内心做出预警。
罗 盺：威廉·戈尔丁的《蝇王》，故事源于人类灾难，也终于人类灾难。一群孩子在疏散途中因飞机失事被困在一座荒岛上，起先和睦相处，后来因为害怕所谓的“野兽”被分为两派，互相残杀。之所以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是因为孩子害怕的野兽其实是莫须有的，最后真正的“野兽”是潜伏于人性中的兽性，是“我们自己”。
宋阿曼：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洪水之年》。小说没有展开写灾难中的人，而是写灾难过去后的世界。这部小说观照到疾疫过后的个人、宗教、阶级、自然、统治等社会各个方面，写了经过创伤又重建的爱情、亲情和友情等更复杂的社会关系。小说在说宗教，但又像是在谈政治与结构;似乎是拯救，又像是管制;是杀戮，又是生机。阿特伍德一层层剥开迷雾的丰饶叙事，智性的语言与人物成长轨迹，对人类行为的反省，坚固又柔美的女性力量，以及那种于绝地寻找新生的美，非常吸引人。纪实作品《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也很好，聚焦埃博拉病毒的发生与传播，去年拍成了电视剧，直观，震撼，有教育性。 五
丛治辰：如果要请你创作一部以疫情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你想要写什么？你认为最大的难度是什么？为什么？
张 楚：我觉得如果当下要创作一部以疫情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最恰当的体裁应该是非虚构或报告文学。如果用小说的形式来表达会存在一些窘困，疫情还没有彻底结束，而小说在时间上是需要延宕的，它应该对事件进行整体性的概括、反思和延展。阿来在汶川地震十多年后才写出震撼人心的小说《云中记》，就是一个证明。
王 虓：我想我的能力不足以完成这样的作品。写一篇很简单，但是如何在巨大的信息量面前，摆脱新闻或奇观的猎取，驱散时间和虚假的迷雾，剥开历史的伤痛，还原文学的本真？我不具备这样的才能，只能期待有伟大的作家来完成。
张定浩：我会拒绝。莎士比亚也生活在一个瘟疫大流行的时代，他的作品中也提及当时的疫情，但疫情没有成为他任何一部作品的主题。文学作品的主题，假如一定要有主题的话，始终是人的情感。
黄德海：如果真有这个可能，我想写不同身份或认知差异的人在这种境遇下具体的变化和思考抵达的水准。最大的难度是我们恐怕未必有匹配这境遇的思维能力和表达方式，因为我们的思维无往而不在局限之中（疫情之后，甚至连经典作品都可能成为巨大的局限）。
傅小平：法国作家波伏瓦写过一部寓言小说《人都是要死的》。这部长篇讲一个吃了神奇的药水而长生不老的人在六百年里的遭际。如果我要写一部以疫情为主题的作品，我希望写活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经各种疫情和灾难，却幸存至今的那么一个人的生活遭际和心路历程。这样的人不可能存在，所以这只会是一个寓言故事。
刘大先：我不久前给《天涯》写了一篇随笔《安全、自主性的焦虑与数字社会》，讨论的是当下还在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之于时代与社会的影响，以及人们的反应和政治的变革，试图进行一种总体性的思考与审视。那个文章可能偏哲学社会科学，而不是文学。所谓疫情其实是从人类视角出发得出的观点，从病毒视角看来，可能未必如此，那只是它生存的方式。作为人类的一员，如果我要写一部疫情为主题的作品，显然要观察与描摹其中的人，写他（她）与病毒共生的那种生态。这种共存并非始于今日，未来估计也不太可能终结，因而就需要强大的历史（也即未来）想象力，并且有将这种理念附着在人物与故事之上的能力。这点我目前还做不到。
沈 念：现实中我的命运或者说生命本身就有着独特的经历，我其实是个很悲观的人，但我又不认为自己是个虚无主义者。我对物质、精神有着自己的偏好与追求，更多时候，我也会有着超越很多价值标准的担当，也对生活、世界，以及他人充满着热爱和包容。我曾思考过这段还未完全结束的疫情经历，甚至期间我还对国外的乡友的生存状态有过采访了解，但没有开始动笔写作。我想，对疫情主题的书写，落脚点和生根处，还是写人的经历和命运吧。我希望这样的书写，“仅仅是从经验上剪裁下来的一块，仅仅是钻石的一个切面，也闪耀着凝聚在内中无所限制的光芒。”而难度何在，我以为是对大数据时代和生活背景下的抽象提炼、境遇概括、哲理影射如何呈现的问题，是如何使之具有经受时间长河淘沥可能的问题，因为伟大的小说家都是哲理小说家。
杨庆祥：我想写人的无助和绝望，以及在这无助和绝望中求生的盲目意志，当然，我的主题只能是赞美，既赞美这可怜的人类，更赞美这大自然的残酷。
王晴飞：大约是软弱的缘故，虽然我幻想过创作文学作品，但从没想过去创作以疫情为主题的作品。我觉得疫区人的实录，病患者的笔记，会是最好的疫情文学，虽然我们不一定要称它们为文学。实录是天道，创作是人道，在面对灾难时，天道大于人道，或者说，懂得天道才会真正懂得人道。
金赫楠：疫情之下，以一个家庭为核心，一群人的生活状态与生命状态，他们在灾难中所遭遇、面对的，失去和得到的。我最感兴趣、最想精心塑造和淋漓表達的是，面对突发的疫情，面对命运的突然来袭，人在这个过程中的姿态。遭遇突如其来的疫情，是一种灾难性的命运，然而单纯地呈现一种命运，无论如何的跌宕与悲伤，如何的叫人唏嘘感叹，其实在小说的谱系中，这原本是没有价值的。苦难，悲惨，身不由己的逼仄和命运的无端来袭，如果它们在小说叙事中是有价值和意义的，那么一定是在写作者确认了人在命运的湍急漩涡中的奋勇挣扎，在肆意贬损下的顽强抗争，哪怕只是不失尊严地静默对峙。在这个时候，所谓命运，才具有了小说美学上的审美价值。一言以蔽之，命运本身不足以构成小说审美的对象，人和命运斗智斗勇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张力才是价值所在。小说不是为了论证外部世界的强大与不可抗，恰恰是为了确认人的不顺从、不驯服，人伫立于天地之间渺小却又伟岸的挺拔姿态。
最大的难度，我想可能是资料的收集和采访。回首最艰难的时候，回忆自己刚刚过去的伤痛甚至失去，回顾那些不想再谈起的话题也许有一种揭开伤疤的残忍。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疫情之后，也许很多人想要遗忘得迅速而干净。
金 理：素无创作才华，肯定写不出。不仅是因为阿多诺说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不仅是因为鲁迅说的“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作诗”，更多是因为那种“耻感”，根本无法预设从哪个位置写作。
黄 平：我可能想写“健康码”，在上海叫“随申（身）码”。难度在于我们如何理解“技术”，不仅是文学的技术，文学技术只是这个“技术”的一部分。
陈彦池：1.我在疫情期间已经创作过一部作品，主要表现疫情期间各行各业的人们为抗击疫情所作出的努力和承担的风险，讲述疫情当中发生的各种动人故事，展现和倡导人性光辉、积极的一面。2.创作最大的难度是实地考察和取材，由于疫情原因造成了天然隔阂，让我们难以深入一线去体会和调查，这是最大的痛点。
樊晓哲：可能会想写人在一个大问题面前，行为的短时灵敏与长久迟钝，对于社会问题的虚假参与和真实厌弃。大量的信息资源的供给，带给个体的也许并不是开阔，而是偏执和狭隘，碎片化的阅读最终导致了人们之间隔膜的加深。时间改变了许多，又什么都没有改变。 來颖燕：越是大的灾难，越需要沉淀和自我发酵，没有一定的时空距离，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承载写作者的情感和想法的途径和切口。所以我想对现阶段的我而言，要创作以疫情为主题的作品，还无从入手。
项 静：我想写《十日谈》那样的作品，疫情的真实非常重要，但太难以达到了，我想撇开那个最重要的部分，以此作为背景，写写尺寸之间的普通人如何度过没有外在世界的日常生活，如何长时间地面对另一个人，面对父母。最大的难度是没有故事性，大部分人的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戏剧化，都是生活流，那么就变成一个kill time 的游戏。
谢 俊：我没有创作的计划，我不擅长创作，但我喜欢聆听。我想起我听到的一个故事，一个朋友讲给我的他朋友的故事，讲的是她一家人如何顶着疫情严重的风声回湖北过年看望体衰的老人、又如何受了疫情的骇怕在封城前24小时开车仓皇逃离。朋友说那女孩讲的时候心怀愧疚，觉得此事并不光彩，但我觉得这里有人生的大千世界。
马小淘：我可以谢绝对我的邀请吗？我觉得现在对于疫情思绪还是乱的。难度是我缺乏真正的了解，对医疗、科学、疾病甚至人性我都缺乏更深刻的认识。我一想到二月份微博上那些绝望的求助信息，就觉得我既没有能力也承受不了。
李 振：可能会写一写某个本来就宅在家里的人和外界若即若离的关系。最大的难度就是它只是一种假设，还是请作家们来写吧。
李晓晨：可能会写一部小说吧，关于疫情期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小说。最大的难度可能是逻辑吧，写了几篇小说以后我开始意识到，缺乏逻辑的训练意味着方法论的驳杂和含混。要完成这么一个带有科幻色彩的长篇，作者显然要具有清晰的结构化思维和逻辑模式。再一个困难可能来源于相关领域知识的匮乏。
孟小书：至今还没有考虑过创作和疫情有关的作品，可能是因为满世界都飘着关于疫情的新闻，大脑里所接收的关于疫情的信息量已经过剩，感觉写什么都不免落入俗套，索性不再考虑关于这个题材的小说。但或许过一段时间会写。
小 珂：我正在写一个中篇小说，疫情是背景，但是这个背景被我处理得很模糊，一笔带过。因为我发现，我正处于疫情生活之中，根本无法准确描述这种生活状态和心理感受。必须要过一段时间，其味道才能发酵，沉淀的时光似乎是作家最顺手的写作题材。我大概率不会写一部以疫情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因为我不是一个有全局观念的作者。写疫情，有些东西是逃避不开的，比如对当时整个时代的捕捉与描述，对整个事件清晰的梳理，对集体意识的精准把握等。这更需要作者的统筹能力，或者一种更为宏观的能力。而我不具备这些能力。对我来说，最大的难度便是：这不是适合我的写作题材。
罗 盺：我一直好奇的是疫情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再普通不过的邻里关系。在疫情期间，但凡有一户人家被查出有病患接触史，整个小区怕是都人心惶惶。又比如对于遛狗这个问题，在传出“猫狗携带病毒”那阵子，还在小区里遛狗的人甚至会受到邻居无比强烈的指责。到了今天，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心结”怎么样了？会不会影响后来？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背后还有哪些人性深处的东西？我觉得这些细小的点也是耐人寻味的。
宋阿曼：目前我还没有这样的写作计划，但我已经开始在我的短篇里加入“病疫”“大流行病”的背景，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尚构不成作品的主题，是所写人物的生活背景。
六
丛治辰：你的工作是文学组织、生产、传播、评价链条之中的重要一环，从你的亲身体验来看，你认为疫情已经对文学机制产生了怎样的重要影响，还可能会造成怎样的改变？你如何看待这些影响和改变？
张定浩：没有什么影响，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黄德海：我最担心的，是文学并非立竿见影的效果，让很多有天赋的写作者离开这个领域，某些有可能决定文学写作者生活处境的人对文学丧失信心，最终让文学变得更加无足轻重。如果是这样，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在能够维持生计的前提下，就努力写出一点比此前自己写得好的东西;如果不能维持，就愿望自己还有机会学会别的生存方式。
傅小平：可以预期关于这次疫情的图书会大量出版。当然，市场上从来不缺主题性图书，我比较期待出现更多经得起时间考验、有更高文学价值的、书写疫情主题的作品。文学出版也应该属于文学生产的范畴。我听很多出版界朋友说，疫情对出版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疫情期间，图书生产力下降了，各出版社上半年推出的新书明显减少。读者消费力下降后，图书市场也多少受了影响。有些书店遭遇生存危机，甚至是一关了之，也使得图书铺货渠道收缩。当然，现在图书主要是通过网络渠道销售的，我不清楚疫情期间网上销售情况怎样。凑巧的是，我今年出了两本小书，很明显的感受是，图书上架周期长了。至于文学组织，前段时间参加了《江南》杂志主办的“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审读委会议”，我记得其中有位评委就是因为疫情影响缺席了会议，这并不影响他网上投票，或参与评价。那有没有可能以后云投票、云评价的情况会更多出现？文学传播，算是我的本行。我在前面也说到，受疫情影响，各种直播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直播没准会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至于疫情会给文学机制带来怎样的影响和改变，还真是不好说。我不觉得一次疫情，能给文学机制带来根本性改变。这只有体制性的变革才能达到。
刘大先：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就从最小的切入点说一下自己的观察。显然最直观的无疑是形形色色的文学会议与活动减少了很多，而被迫减少流动性也使得人们有更多的余裕用于思考与创作。长远地看，疫情的真正后续影响和严重后果会慢慢显现出来，文学作为间接的“上层建筑”无疑首先要让位于那些更直接的人类实践，然后因为整体媒介环境的变化，它的形态、传播渠道与受众都会与之前我们所熟悉的情况相比面目全非。也就是说，整个人文学科在一段时间里都会或多或少被“边缘化”。但是我不是未来学家，我们还是顺其自然、顺势而为吧。
徐晨亮：前面曾经说过，作为文学期刊编辑，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克服疫情带来的种种现实困难，保持每月正常出刊。文学是社会生态系统里的一环，文学刊物又是文学生态链条中的一环，我们以自己的努力维持其正常运转，也是在守卫这个世界的秩序。疫情对包含文学期刊在内的出版行业的冲击，自然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题，但并非问题的全部。更值得焦虑的是当下文学的内卷化趋势。在保证文学生态循环这一大前提下，似乎有必要借助因疫情而浮现的契机，继续思考如何改进整体文学生产、传播、评价体系，打破文学与生活、与一般读者的“隔离”状态。在我看来，有必要同时克服“繁荣文学创作”式的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与打造内容产业的市场经济思维模式，把思考的重点从作家、作品转换为广义上的文学生活，为此，或许可以将“文学”二字颠倒过来——“学文”，我们不正是借由文学的阅读、写作与交流，学习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吗？ 杨庆祥：我本来以为会有很大的改变，但目前发现并没有，至少没有特别明显的表征，也许还需要一段时间去观察和等待。
王晴飞：对文学工作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疫情产生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
黄 平：对文学机制影响不大，对文化生产本身影响大，其改变在于文化越来越网络化、视觉化，这二者纠缠在一起，比如“抖音”在今年席卷全球，还就此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这也是长期存在的趋势经由疫情而加剧了，这种改变当然很糟糕，但考虑到目前有所制约的力量是如此零落，几乎不可逆转。这方面坦率说，我非常悲观。现在还不是谷底，我们还在漫长的下坠过程中。
陈彦池：作为网络作家，我认为疫情对文学机制的冲击很大，包括现代社会的职业作家机制，报刊、出版社和自媒体，读者接受的消费机制，文学社团、文学机构的组织机制，等等。比如媒体方面，疫情期间，互联网生活，报刊、出版社等实体媒体受到的冲击极大，需要积极思考如何向网络靠拢。在疫情期间我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位五星级酒店老板，在疫情第一个月开始的时候，立刻做出应对和变革，亲自到网上直播带货，贩卖五星级酒店的用品，提供五星级服务，效果没想到还不错。另外就是读者接受的消费机制，纸媒或者纸书肯定会一直存在，这个毋庸置疑。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云消费是大势所趋，而且随着网络的发展，知识付费已经有一定基础，网络文学的按章和按字数收费也已经是相对成熟的方案，单次消费极低，容易让读者接受。
樊晓哲：疫情使文学的阅读趋于经典化的倾向更加明确，也进一步推进了文学作品多媒介轉化的速度。有声和电子书在疫情中间更有市场，书店受到很大冲击，直播开始成为图书推广的一股潮流。这些改变整体上来说还是向好的，这会促使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都开始重新重视经典。
来颖燕：从物理学角度，一个分子进入一个空间，就已经意味着完全改变这个空间里的分子序列，何况是如此重大的疫情——它的暴发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当然包括文学机制。这影响也是多层级的，表层的比如改变研讨文学的形式，催生线上研讨和直播读书会，促使我们更加关注网络媒体在文学传播中的效用等等。而深层的则是为作家、批评家们提供了深刻而丰富的经历和景深，指明之前对人性认识的空白处，将之前许多生活中已经被冷落的题材和角度重新推向前台。
项 静：作为一个写作主题，我想一定会对当代文学产生一些影响，比如写出一堆应景作品，生搬硬套或者真实记录的，这个多一点少一点意义不大，但写出有深度的作品，特别是对我们这一代有实际思想影响的作品非常困难。另外，大半年来，没有文学活动，好像也没有什么损失，反而激发了很多朋友的创作欲望，线上开会讨论也慢慢习惯了，但人们还是盼望线下生活的重启，还是愿意走入人群，摩肩擦踵。我们清楚地看到，文学在当代生活中的确不是那么重要的一环了，但它对真实生活的要求不会改变。
谢 俊：我不大清楚疫情如何影响了文学机制，我觉得疫情马上要过去了，它会导致不可逆转的影响么？不过看一看文学和我们这个时代生产的关系是有必要的，我指的不仅仅是文学的组织、生产、传播、评价，我也指金钱或意义的组织、生产、传播、评价。
马小淘：我不知道我回答得是不是太微小了，我看到的最明显的影响是疫情没稳定阶段的居家办公。杂志社、出版社都居家办公了，许多工作都通过邮件、微信进行，一开始有些不适应，后来发现很高效快捷，而且很多坐班时候不必要的纠缠都被自动省去了。甚至也反思，坐班时候是不是浪费了许多时间，做了些无用功。但我不知道它对文学机制产生了什么重要影响。这个问题太大了，大到我觉得我不用考虑。
李 振：我不认为疫情对文学机制将产生多么根本性的变化，写作主题的变换、传播方式的调整、交流与讨论形式的改变，都是文学于其历史中反复经历过的，文学自身运行机制的强大显然超过我们的想象。
李晓晨：疫情对文学机制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相较其他领域而言，这一影响似乎没有那么显豁。就我视野所及，疫情期间文学活动大规模减少，这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样的文学活动是必须且有意义的？作为文学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显然无法通过量化的标准来度量文学活动的价值，那么，衡量它们是否必要的价值标准又是什么呢？在正常的轨道中，文学是不是需要如此之多的活动，其影响力又能辐射至多大的范围。随着疫情逐步缓解，大量活动借助新技术手段在线上展开。通常情况下，普通大众如果感兴趣就可以进入一个虚拟的会议室，通过一串密码随时随地参与讲座、新书发布会、文学研讨会等，可以和嘉宾直接对话。此外，刊物、书籍的出版发行受到疫情的切实影响，在此情形下，线上出版和新媒体推送成为主要途径和方式，由此也带来一个潜在的改变——许多文学作品和文章在创造、传播的过程中，更多考量了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新媒体的传播特点，以往旧有的传播和评价方式发生了新的转向，在我看来，这倒是一件好事。
小 珂：除了写作者，我还是一名文学编辑。疫情对出版业产生了非常恐怖且巨大的影响。前阵子疫情严重时，无法办文学活动，也就无法宣传新书，所以集团要求我们进行融媒体转型。我看到很多出版社、杂志社甚至作家本人都在自媒体平台上开设了个人账号进行宣传。而抖音、快手、B站这种年轻时尚的平台对于文学来讲是有些水土不服的，所以一段时间，我们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当中……现在，虽然文学活动大部分恢复了，线上直播仍产生着强大的余韵。也许这将成为宣传文学的常态。反观从前，传统的文学宣传手段一步步被冲击、被替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新冠也只是现阶段一个原因而已。而抖音、快手这类现象级自媒体平台能到底坚持多久，有待观望。
罗 盺：从传播角度而言，今年出现了很多“疫情文学”，尤其是讲述一线医护工作者、基层工作者故事的作品。这些作品无疑是重要的，只是我们也需要思考：它们和新闻媒体报道有什么区别？对于这些作品的评判，是以社会性还是文学性为重？优秀的“疫情文学”，标准在哪里，何以在文学史中也真正留下自己的位置？
宋阿曼：有目共睹的新现象是出版界也开始做直播，我觉得这是好事，严肃文学的创作与阅读本来与互联网没有发生太多关系，也难以互动，而传播这个链条却是可以深入参与的。疫情以来，更多出版社和作家、读者关注到了网络这个传播平台，将其利用起来，让原本不关注文学的人有了接触文学的机会。
2020年春天爆发的新冠疫情已经波及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至今仍未结束。其影响已经深入到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当然也作用于文学。疫情给文学和文学产业带来了哪些影响？疫情之后，文学和文学产业又将会何去何从？本期“非常观察”特邀批评家、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先生主持。丛治辰先生广泛邀请了作家、批评家、教授和编辑记者，就上述话题展开了各自的观察和思考。受邀嘉宾的回答极为真诚和丰富，足以看出疫情对人们心灵的触动。由于版面有限，不得不做出删减，在此向受邀嘉宾由衷致歉。
一
丛治辰：2020年春天突如其来的这场新冠疫情，给你的生活造成了哪些具体的改变？
宁 肯：因为很宅，又住郊区，总的来说改变不大，但细想改变还是很多的，比如剃头。我竟然学会了给自己剃，剃得还蛮不错，看上去很新潮。我在网上买了电推子，原来以为很贵，结果很便宜，比电动剃须刀还便宜。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剃那么多年头看也看会了，结果一上手非常顺利，再也不用跟不断被迫更换的剃头师傅废话，怎么满意怎么剃，后边蒙着剃都剃得不错。戴口罩就不用说了，但有时到小区商店边上忘了，又回去取。每天散步找人少的地方，对面来人立刻躲开，见到人就觉得是威胁，讨厌人。另外，没做过一次旅行，出过一次差，进城不多，至今没坐过一次公共汽车、地铁，到哪儿都是自己开车，也没坐过飞机。往年一年怎么也得去外地几次，今年一次没有。新冠让我有了更多时间写作，更好的理由写作，写作更慢，更纯粹，更多是冥想，或对词语搭配饶有兴趣，对次序结构的拆解、试错、重来着迷，几乎变成一种修行：词语与结构的修行。我觉得我有大量的时间，用不完的时间，时间极纯粹，没任何功利。如果没有新冠我觉得我很难做到这点，这么纯粹，在纯粹中体验无比的快乐。
张 楚：有段时间，小区允许两天一个家庭一个人外出采购，因此以前每天河岸步行五公里的习惯被改变，变成了晚上在小区内慢跑。孩子每天上网课，我每天闷在家里读书写作，所有的交往都变得奢侈，有时朋友网约喝酒，对着手机镜头干杯。我每天喝一两白酒，一边喝一边看电视新闻里播报的疫情最新状态，日日盼着疫情早些结束，病人早些康复。我记得在网上给大学的创造性专业的学生讲过课，参加过一次网络新书发布会，学会了使用腾讯会议室。爱人在老家下沉，我们父子俩一起在天津生活了将近两个月，他成长得很快，我也更了解他，心里温暖而欣慰。
王 虓：生活上最大的改变是开始关心蔬菜和粮食，过去习惯了到超市购物，“想买什么买什么”;疫情后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只能“有什么买什么”，虽然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但是仍然给我留下一种恐惧短缺的心理因子，还引发出以后会不会“买不到”或者“买不起”之类不好的联想……好在现实打消了这些联想。
张定浩：从二月下旬到五月底，上海小学不开学，在家网课，除了电视授课之外各种作业都是通过各种学习App下达和提交，结果就是平时不怎么使用电子产品的女儿深度沉溺平板电脑，视力急剧下降。小朋友缺乏自控能力，每天需要随时监督，只好和她斗智斗勇到心力交瘁。还有就是饭局数量骤减，日常作息变得更有规律，人也相对健康一点了。
刘大先：被动地在家待了七个月，哪里也没去。一家人窝在一起，彼此之间会互相干扰，我几乎无法进行完整的阅读与宁静的思考。在一开始的几个月，因为过度关注扑面而来的各种正负面信息，给我造成了很大程度的精神伤害，以至于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要靠酒精助眠。当后来发现这并非一个短期就能快速解决的问题时，我意识到必须要学会面对，于是开始在小区后面的河边跑步，锻炼身体，这很有效果，至少精神状态好多了，精神状态改观后，夜深人静的时候也可以进行一些写作了。不能出门尽管让人抑郁，倒也避免了一些繁琐的人事与社交，所以后来这段时间倒是写了几篇东西。
沈 念：我原本就是个比较宅的人，新冠让我变得更宅了。可真正因为疫情“禁足”，这道无形的枷锁，又令人浑身不适、压抑，陡增对“外面”的渴求。说到具体改变，可能与多数人相似：身边多了一个亲密的朋友，它的名字叫口罩，习惯了戴着它外出;小区隔空层多了快递柜，拿快递有了一个新的说法，叫无接触取件;应酬几乎没有，很多的聚会和问候都变成了“疫情过后，下次再约”;享受到一种迥异过去的购物环境，超市人流稀少，交谈变得轻声细气保持距离;阅读的数量和速度明显提升，电脑中多了几个成品小说……内心还有一个特别的感受：春节那段日子，大街上空无一人，世界变得如此宁静，望着书房外的日出日落，像是等待末日降临，对世界和周遭产生强烈的荒诞感。
徐晨亮：和大多数同胞一样，那段坐困愁城的时间，突然的中止、脱轨与变速，曾带给我晕车般的体验。在安抚家人、抢购口罩、囤积物资、一遍遍刷新手机信息、为身处疫情漩涡的人们揪心之后，强行坐定，重新打量工作与生活，自然也有不一样的体会。我的职业是期刊编辑，选稿、编稿等工作基本可仰赖各种办公与通讯软件进行，在编辑部成员各自居家办公的那几个月，大家通力协作，克服后续流程上的困难，还是保证了刊物的按时出版;工作本身无形中也缓解了隔离所带来的焦虑，维系了个人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链条。
金赫楠：相当多的改变，一些近期生活安排和计划变动了，比如寒假带孩子去北京出游的安排，比如春节期间原本计划的各种亲朋聚餐。更重要的是，我的一些生活习惯、甚至人生理念发生了变化。比如，最近一年来我最大的关注和焦虑所在，原本是家里两个孩子小升初能否顺利进入我所在城市最好的那所学校、最好的那个班——家里双胞胎儿子升入六年级之后 ，我几乎每天都在为小升初劳神费力，他们每次排位赛的成绩都严重影响我心情的喜怒哀乐。现在回头去看，那個时段对名校和尖刀班的渴望已经成为我的执念，好像这个事情实现不了天就塌下来。而新冠疫情，让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内心的疼痛、不安，生命的脆弱、灾难的残酷第一次如此真切而凛冽地呈现在自己面前。这时候，我才深刻地意识到，死生之间，当真什么都是浮云;能够健康、如常地生活和大笑，已经是莫大的幸运和幸福。小升初，名校，这些之前心心念念的东西，似乎一下变得没那么重要。是的，很多以前在意、执着甚至沉溺的东西，在经历这场疫情之后，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出生于1980年的我，在40岁这一年，似乎才真切体会到深沉的人生况味。坦白说，我怀疑自己看待世界的目光因此在发生质的变化。 樊晓哲：首先就是欲望被迅速分层，很多需求被意识到不是必需。然后，消费就开始减缩，最最基础的生存需求被重视。这是物质层面的变化。精神方面的，是对惶恐持续的不适应，人的自以为是和微弱同时都显现得非常清晰。对于亲人朋友等有了重新的认识和更深的依赖。平素的生活方式是否健康和有益，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检测。
来颖燕：生活的节奏被突然打乱，许多日常事务，比如出行、聚餐、看病突然都被悬置起来，原本再正常不过的行径，都被迫紧张而且小心翼翼。这凸显出生活里太多的习焉不察，它们细碎但原来根本不可或缺。所以，疫情在遮蔽了日常的可能性之外，也格外突出了它们的重要性。
项 静：生活一下子停顿下来，有一个月是足不出户的，小区里特别安静。第一次听到人声是社区组织发放口罩，兴奋地冲到阳台上，看到组织者拿着扩音器维持秩序，排队的年轻人裹得严丝合缝，口罩、护目镜和塑胶手套是标配，默默地边滑手机边等待，就像网上所传的图片，排队排出了欧洲的感觉，老年人彼此认识，远远地打招呼，抱怨疫情，也像是庆祝劫后余生，第一次觉得有点感念人声喧哗。接下来是工作，第一次上网课，严格意义上说也是第一次跟本科生上大课，先是拒绝，后来无望地接受，隔着屏幕跟几十个学生讨论当代文学，有时候断线了自己对着屏幕张牙舞爪地继续讲，要靠助教打电话通知才知道。上网课不能停顿，不能设想学生的眼神，因为我知道他们肯定有一部分是蓬头垢面衣冠不整，有的可能还躺在被窝里，但是停顿的时候一个人面对着屏幕会特别紧张和尴尬，特别盼望日常的见面，打个招呼，回个笑容。另一個改变是我几乎自动从微信朋友圈转到了微博，微信对我来说只有联络功能了，很少看哪位朋友出书或者刊发什么文章了。接下来是出行的困难，原本计划好的暑假回老家住一个月的计划和夏季旅行取消，单位需要报备，种种不便于是放弃，蜗居在家，厨艺没有任何进展，也没读几本书，2020年我几乎觉得是荒废了。
李蔚超：没法与直面疫情的人比，不敢和因为疫情赚不到钱的人比，想到这些人，我的确有一些不安的侥幸，我顶多算提前体验了一把退休滋味。但还是不一样，我感到脆弱，我知道。身为女人，疫情下的隔离生活，首先要求我放下社会角色以家庭身份付出全部的精力，与此同时，社会角色的标准和要求并未停止对女性施加作用，侥幸如我依然深感疲惫不堪，可以想象承担更多生活负累的女性的处境。居家办公的经验，对很多女性来说意味着同一时刻要扮演母亲、孩子的教师、妻子、劳动者的角色，不容易的。
马小淘：最开始，我原计划春节假期和妈妈去厦门玩，所以腊月二十九我主要在退机票酒店。但这个时候还没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毕竟也是经历过非典的，觉得大概就是两三个月会过去。旅行泡汤，每天在家看电视刷微博试图了解疫情的最新消息，由于和家人时时刻刻待在一起，还和我爸产生了比较激烈的唇枪舌剑。
后来最具体的是做饭做得非常厌烦，从一月底到五月，我都没有在饭店吃过饭，也没叫过外卖。因为以前也是在家做饭比较多，一直误以为自己会做挺多菜的，连续做了十几天就发现竟然没什么保留节目了，几个月里做饭做得非常厌倦。周围一些平时不做饭的朋友都开始征服油条、包子、糖三角了，我也没尝试什么新品种，发现自己在做饭这件事上确实是资质平平也没什么野心。菜市场、超市也不去了，都是生鲜外送。今年都过了四分之三，我只去过不到五次超市。习惯性和人保持社交距离，看到口罩戴得不严的，总想离他远点。另外就是找了个收纳盒来放口罩，以后相当长时间都会让家里保持比较充足的口罩储备，所谓丰年不忘饥年，屡屡秒杀口罩失败是我二月份重要的挫折。
董夏青青：这场疫情对我的具体改变大多发生在精神层面。疫情暴发，我和所有人一样，在毫无身心准备的情况下进入这场人间课堂。根据单位要求，我在家两个半月没有出门。起初一段时间，每天都在消化新闻和自身情绪。一天晚上，我给父母念了一段新闻，父亲突然站起来，说我们各自回屋哭一会儿吧。第二天，我打开电脑开始修改那段时间在写的中篇小说。小说里写到一段和湖北黄冈中学有关的经历，我想，得留住当年给我最珍贵善意的校长、老师们的模样与场景。我无法得知他们是否平安、无法给予任何报答，那起码记下他们身上的光，让这光穿透内心穹宇，给我力量。在新疆的工作生活经验帮助我尽快调整过来，之后开始大量阅读，恶补以往不熟悉的政经类知识，并读到了马克斯·韦伯。韦伯的精神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和支撑。
孟小书：疫情暴发后，一直是在家办公状态，直到前些日子才恢复了坐班制。幼儿园至今还未开学，但据说九月初也就开了。由于孩子白天在家，所以工作效率并不高。看稿子和写作时间基本都是“挤”出来的。其次就是和朋友聚会，在外吃饭的次数大大减少了。带孩子外出时，总是会小心翼翼，看谁都像新冠疑似患者。
二
丛治辰：具体的事件一定会过去，但是却会留下持久不能磨灭的历史划痕。在你看来，这场疫情会对社会生活、人群心理乃至于人类历史，产生什么样的持久影响？
宁 肯：我没想过这些，真的没想过，我觉得这些不是我的事，是二三十岁年轻人的事，现在我越来越觉得那话说得有味道：“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话以前我不太理解，现在理解了很多。事实上正相反，哪怕新冠最让人不寒而栗时，我的目光都一直投在过去、早年，我在写童年时代的一组小说，我觉得我对过去更有义务，对过去的“发现”有种非我莫属的责任。
张 楚：疫情改变了人与人交流的方式，也改变了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方式和关系。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现在浮现的只是冰山一角，后面到底如何，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难。今天的疫情数据是全球累计确诊23782572人，累计死亡813570人。除了中国，其他国家还处于水深火热中。
王 虓：我一直认为，遗忘是人类心理最强大的机制。我们经常跟自己说，一定要记住某事，但很少会说，咱一定得把某人或某事忘了——有趣的是，通常二者都会失约——人一直在记忆和遗忘之间搏杀，能够取胜的次数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少。历史不会骗人，只是人类常常试图欺骗自己。我们只需要看看2003年非典之后，人们究竟记住了什么，遗忘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已经浮现眼前。 张定浩：卡尔·施密特说过，政治生活的首要问题是要分清敌我。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曾经不相信这个话，今年的国际局面或许会让他们有所改变。
黄德海：如果不嫌夸张，我想说，这次疫情以及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划时代的。此前我们以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此后必然要经过感受和理论的检验，诸多已经产生并发展了五六百年的社会思想，将在这次疫情之后经受巨大的考验——新的思考和表达形式将出现。
傅小平：疫情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巨大冲击，对人类历史走向造成的某些改变，我们其实都已经见证或亲历了。我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们居然就这样猝不及防和全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大事件迎面撞上。人类历史上这般真正波及全球的事件，恐怕还没怎么发生过吧，即便是一战、二战，也只是席卷了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按常理讲，这次疫情更应该让人们觉得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但实际的情况是，前些年我们还乐见已成的全球化进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就国家和地区局势看，开放和拥抱的姿态少了，代之以关门和阻隔。就人群心理看，人与人之间信任感降低了，相互设防多了。这似乎不是好现象。不管怎么说，我们养成戴口罩的习惯，做好个人卫生防护是好的，但让心灵也戴上口罩，就不那么好了。
刘大先：我相信后来的历史会证明，这次新冠疫情以及相关其他自然与社会灾难、政治冲突的叠合，会使得2020年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拐点，我们可以观察到20世纪末展开的全球化面临着重大的挑战，跨国资本与金融贸易的收缩，民族主义、宗教基要主义，以及弱势族群的平权运动的兴起，这一切都指向于一种新的全球秩序的变革。具体到每个人身上，新媒体技术与新型物流带来的居家生活、远程办公、gig work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形态;外贸、电影、旅游、餐饮、服装等行业损伤惨重，会波及到其他行业，带来失业潮，也部分地影响到此前由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消费主义观念;风险与不安全感可能会长时间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而这种个人生活与情感心理又反过来激化了曾经存在的一些矛盾，比如种族等级、文化与信仰差异、民族与地缘政治矛盾等等。可以说，疫情以及它所触发的是巨大的危机与挑战，但也提供了新的社会改造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平衡与协调的机遇，这中间自然会产生观念与实践中的冲突，并且短时间内无法得到明晰与确定的解决。
沈 念：我希望这种影响是对人的反思能力的提升。人作为世界的改造者和创造者，科技、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变化，已经让人有些膨胀、自负，以为无所不能。新冠病毒的出现、持续、蔓延，终于让人发现对抗、控制、逃避的难度以及生活的异常状态，比如改变了出行、工作方式，比如一个叫云经济的概念爆炸似的普及到日常之中，比如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食品和其他重要商品的供应链受到破坏，又比如人际之间的交往没有了温度和直面的情感表达……不管人们对这种形态持何种乐观或悲观的解读，内心一定是多少存有阴影的。但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回眸历史可以看到，就是与疾病不断搏斗并战胜它的螺旋式上升路线。
徐晨亮：常态与突发事件的戏剧性对比，往往会强化我们的“历史化冲动”，想象自己身处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之中——“9·11”与“非典”之后，都出现过类似的总结，现在也许可以拿出来验证一番——然而，从新冠疫情暴发到蔓延全球，几个月来我们经受过那么多感官和精神上的冲击，仔细回想，“脱轨”就等同于历史轨道与方向的改变吗？很多时候，倒像周作人说的，“历史的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怎么样了”。重复上演的前现代式隔离、中世纪式猎巫，痼疾般贯穿人类群体生活的颟顸、昏聩与错乱，一再“打脸”了那些宣称“后人类纪”来临的预言。此刻“紧急状态”可能带来的改变和影响，有些可能只是“常态”之下隐藏线索的延伸，所以，我很赞同这樣的提法：“例外状态成为时间常态的间隙，也给我们以契机去反思‘正常’之中的不正常。”
杨庆祥：我专门就此话题给《中国新闻周刊》写过一篇文章，主要观点有二，第一，疫情的长期存在会让自利主义变成一种更加内在化的意识形态，囤积也许不再体现为一种具体的类似于抢劫的行为——这为法律和文明所不容——而是会以占据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行政权力为诉求。也许会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因为疫情创伤性的经验而放弃对世俗生活的强烈占有欲，但是只有智识极高的人才有可能做出这种选择。普遍的情况可能是，人会变得更加贪婪，更加自私自利——完全个体的自利而非社会化的自利。第二，即使疫情在很短时间内结束，数字化的管理和控制模式也不会得到削弱，而只会得到加强。根本之处，在于他者已经成为了一种传染性的恐惧，而数字化似乎是唯一可以抵抗这一“敌人”入侵自我的有效方式。在这种大趋势下，数字化生存已经是“众望所归”，在个人、政府和资本多重利益的叠加中，数字化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方式，也会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新的政治文明。
金赫楠：也许人类就此会放下一些狂妄和偏执，重新来评判我们对自然的认知和把握，重新去界定和追求生命中更重要的、最重要的东西。人们也许会因此重新定义诸如“自由”“欲望”“安全”“幸福”等一些基本概念，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也许会深刻地改变当下人们普遍的生活生产方式，甚至世界大格局。
金 理：吹哨人李医生去世当晚，我边看微信边流泪（想必不少人和我一样）。哀悼之外，更有一种深深的、连带在其中的耻感。我想经此一“疫”，也许我们再也不会回到从前了。几个月过去，我又觉得自己未免高看自己了，也许人类总是习惯于、倾向于在常态、故态、固态中生活。可是，一边是积极回复常态，一边是“第二拨疫情暴发”之类利剑高悬，我们始终生活在一种随时会被改变的状态中，没得选择，我们必须保持某种紧张感。当然，或许这也是一次契机，就像孙歌所言：“生活于临界状态，意味着不断揭穿自我欺瞒和直观的假象，意味着不断创造新的思想和表现形式，不断打破感觉的惰性，保持对状况的敏锐观察力。”
黄 平：第一点是全球意义上技术与政治更为紧密地结合;第二点是“人”更被理解为一种生物。这两点并不是疫情带来的，但是被疫情所大大强化了。在这种影响下自由主体意义上的个体化陷入危机，但与此同时人与人的隔离也被强化。 陈彦池：1.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首先对人们的生存模式产生了极大影响，所有人的生活几乎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无论是工作模式还是生活模式。其次对实体的冲击尤为巨大，特别是有固定成本的实体经济，比如房租，有的公司无法上班，单单房租一个月几十万的固定开支。2.对人群心理：社交上首先就有了阻碍和隔阂，每个人对疫情或多或少都有恐惧心理，减少了社交上的接触，令现代社会原本就比较自闭的模式雪上加霜。其次，人人自危的心理是肯定存在的，令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压力增大。3.对人类历史：这次疫情是我国在非典之后的最大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可能仅次于欧洲黑死病的传染和伤亡，不过福祸相依，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人类将来的进程可能反而有一定好处，至少防疫这一块会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樊晓哲：是，具体的事件正在渐渐过去，但是这场疫情的影响才刚刚开始。具体到生活层面，就是对人群需要重新接纳，保守的心理会持续很长时间。激进和保守，成为新的可选生活方式，这两者的褒贬色彩，逐渐退去。比较持久的影响也许是在世界需要协同的趋势下，如何持有清晰边界地实现交流与合作，人们在信息共享中，更审慎地采纳和接受别人的观点。
来颖燕：只有在某些极限的情境之中，人才会由内而外地对自我重新定位。每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各种角色的担当和意义，会因为这场疫情变得更加明确和清晰，但也会陷入到一种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怀疑。当工作和生活都被不可遏止地卷入一场共同的危机，个体的挣扎会显得无力，同时，又会生发出对于死亡和生命的新的认识。当然，这种重新定位，也包括人对于自我和自然的新的认识。而疫情中的很多事件，譬如社交距离的提出，在不同国家中的反应也是不同民族心理的显色剂。即使在疫情过去之后，这些暴露出的问题也会成为一个被不断反思、不断挖掘的矿源。都说，我们在猝不及防之中见证了历史。我们确实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感知到，这场疫情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项 静：疫情以极端残酷的方式让人面临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疫情一开始的时候，有许多公共事件显示出人们对武汉的排斥，对自我界限的极端守护，彼此之间产生了很多道德伦理难题;接下来邻居之间、小的居住社区之间都因为病毒的入侵面临着界限的问题，你不再是你自己，你是众人之中的一环，你的选择和态度会影响到别人，你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他人的助力和对公共社会的负责。
谢 俊：我不大认为疫情本身会对我产生什么重大心理影响，因为经历过非典，也经历过对非典的淡忘，就我个人来讲，这次疫情的冲击远不及非典，但非典也不及很多对我来说更刻骨铭心的事件。不过有一个方面是会的，就是疫情带来的中美关系的加剧变化，以及全球经济的衰退，这影响有多么大，恐怕没有人能确定，但是不排除2020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决定性时刻的可能。
李蔚超：我反而担心，我们是否将很快失忆，是不是急于忘却这样的经历，只剩下回身投注的怀旧而温情的眼光。
马小淘：我忘不了我2月1号走在空荡荡的北京大街上的情景。我去办公室取副主编年前留在办公桌上的校样，一公里的路，我遇到了三个人。街上肃杀死寂，好像穿行在某一部灾难电影中，我心里也有一种冒死去工作的恐惧感。我觉得相当长时间大家都会自动保持社交距离吧。洗手已经形成习惯。有朋友被孩子的网课折磨得抓狂。交往方式、教育方式、卫生习惯都会有一些改变。疫情对很多人的冲击其实非常致命，比如由于不能复工复产，很多人的生活被推向了艰难的境地。我眼见着一些小饭店过完年之后再也没有重新开张。那些困在海外的旅行者、留学生，应该也是除了着急，没有具体改变自己处境的办法。我也不能忘记悼念李文亮医生的夜晚，疫情给活着的人带来的是冲击，而对于逝去的人那是致命一击。很多人、很多家庭被突然推向深渊。烦闷、担忧、恐惧、后悔没能居安思危、死亡焦虑会涌上心头，但是至少我们还活着。大家对生命的脆弱有了迎头痛击的認识。也会有另一些人彻底想开了，我有个同事辞职了，疫情过后反而对相对安稳的事业单位丧失了热情，决定去社会上闯一闯。对风险的预见性、应对困难的能力和准备会成为每个人思索的问题。在瘟疫面前，很难有国家做到独善其身，就我个人来讲，我好像更心怀这个世界了。
李 振：某些宏观的变化现在还很难讲，但在生活中人们往往是健忘的，仅以我所见，人口密集的超市或广场有太多人已经不把戴口罩当回事了。
董夏青青：对于自己和家人进过医院的、遭遇病痛甚至亲友亡故的人们来说，这个问题无须应对，绝对痛苦已是绝对实存，永远无法被缓和与消解。对于有过隔离经验，经受持久恐惧的人们而言，留下的影响也分为负面与正向两个向度。疫情磨炼了人们的神经，让很多人更具有精神韧劲，这种影响也很切实。
李晓晨：毫无疑问，2020年开始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了全人类的共同记忆，疫情生硬地扭转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就好像一条宽阔的河流被突然改变了水流的方向，以往搭建在现代科技和文明基础上的安全感在疫情面前土崩瓦解。人类社会表面的安定、繁荣中暗涌不断，不安和焦虑感蔓延至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就个体而言，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段，个体与他人被隔离开来，正常的社会生活基本停滞，数不清的信息扑面而来，大部分人面对和接受的经验高度同质化，感受高度同步。焦虑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蔓延，对于缺乏精神性引导的人群来说，这样的局面很容易导致群体性崩塌。
小 珂：在我看来，历史是有记忆的，人类是没有记忆的。2020年的新冠疫情，或许会给社会制度、国际关系、人类的生活方式造成影响，但影响是否持久，或者是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却不能下断论。首先，持久是个相对的词，取决于论述人所制定的时间坐标，因为在宇宙长河中，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是持久的。又或者在每个人肉眼可见的生命长度中，每一个转变都是持久的。我们已经看到了疫情对社会生活的多种影响，比如说也许很长一段时间，口罩会成为我们的必需品。而关于人群心理的变化，我想更多是激发出来的——不管怎样，这类影响是否持久，或许只能从百年后的历史书中去找答案。至于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这里恐怕很难有一个真相，有的只是学者们的不同观点。然而我可以肯定，人类是没有记忆的。人们不会再因为2003年的非典而感到恐惧，也更不可能保持那时的生活方式。新冠也会从人类记忆中彻底消失，这只是早晚的问题。 罗 盺：我相信会的。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可能会把“戴口罩”与“囤口罩”当做一种日常生活习惯吧。但更多地，我想还是一种“安全感”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说个体对于自己的健康、生命、工作、财产、前途有了更多的不安，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情感与关系也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因素。作为一个“90后”，这应该是我在成年后第一次对“疫”有这么直接的认知与感受。
宋阿曼：这场疫情肯定会引起大多数人对身体与心理卫生的重视，病毒、细菌、变异、传播途径、物理防护、医学隔离等不再是抽象概念。人们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慌可能会使一部分人去思考人的肌体与自然界的关系，人并非主宰，人类没有弄明白的事太多了，这可以降解高科技一度带给人们的眩晕与自大。这场疫情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事件，随疫情而来的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等重大问题还在发生变化中，未来的历史和过去的历史一样，难以预料。
三
丛治辰：你认为文学应该对疫情所造成的持久影响负有表现或参与的责任吗？应该如何承担这样的责任？
宁 肯：我觉得肯定会有所表现，但不一定是虚构文学的表现，应是非虚构的表现，散文的表现，诗歌的表现，这些表现可以非常充分、扎实、直接，而小说、戏剧、电影显然应该滞后。事情不能反过来，需要直接非虚构表现时偏要虚构表现会很荒唐，正像让长跑运动员去短跑、百米，非一塌糊涂不可，因为这是虚构文学特性所决定的。违反特性当然也可以，不怕失败就行了。
张 楚：秉着科学和实事求是精神，我觉得疫情最需要的是专业人士，文学不是疫苗，也不是药品，只能从精神上给大家一些安慰与鼓舞。当然，作家也可以去做更多实际的辅助性工作。
王 虓：文学对一切人类参与的活动都负有表现或参与的责任。至于如何承担，应该是个体的事情。我们可以从所有个体劳动中综合提炼出共性的东西，但似乎不应该先拿出一个框框要求每个个体都照此执行，起码在文学领域中不应该这样。
张定浩：没有这个责任。或者说，没有这个权力。
黄德海：大概没有什么事情是文学“应该”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有心人早就在思考疫情之后人们将面对的困局，甚至由此反思数千年来人们反复思考的诸多问题，初步摸索出进一步的线索。当然，这并非每个人的责任，而是每一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的责任。
傅小平：我觉得，文学是负有某些责任的，作家也是需要有点责任感，或者说使命意识的。当然，不同作家，参与方式也会有所区别。涉及到这次疫情，有些作家当时就写了文字，还有一小部分作家奔赴一线，即刻记录下现场感受，这当然是好的。但也有很多作家什么都没写，我看見就有人质问，你们怎么可以不写？这样的质问真是让我不能理解。作家们当然可以不写，他们总还有沉默或暂时不发声的权利吧。再说即使有些作家写了，也并不代表他们就承担责任了。我们似乎很满足于欣赏作家们写的姿态，而不关心他们都写了什么，写得如何。但所谓文学，最重要的就得看写得如何啊！很多关于灾难的经典作品，都是在灾难发生若干年以后写下的。作家深入理解灾难，让素材发酵，并转换为相对成熟的艺术形式。他们穿透碎片化的各式经验，对整个灾难有整体性的感知与把握，也需要时间，甚至是漫长的时间来沉淀。
刘大先：你这个第二问实际上已经隐含了第一问的答案，即你潜在地认为文学应该对疫情所造成的持久影响负有表现或参与的责任。当然，我也同意，文学应该有这种担当。但是问题需要进一步复杂化，即“文学”自身内部就是多元的，同时它的功能也是多元的，不能“一刀切”，即我们完全应该包容与接纳那些对此现实“无动于衷”乃至刻意疏离的作品，因为并非所有文学作品都那么直接地与现实发生对接或碰撞，娱乐性作品很多时候就不会承担这种责任，但它们也并非因此就是不合法的，事实上回避也是一种应激反应。话说回来，真正意义上严肃的文学，确实有义务对它所处时代最重大的问题进行记录、描写、思考与质询。当它试图这么做的时候，它应该意识到自己不是新闻报道，不是官方发言，也不是流言蜚语或者某种意识形态下的狭隘偏见，它要表现与传递的是关于人、人与自然环境、人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一个个具体的人怎么样在变化了的世界中定位自己、树立自己，并且重新确认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沈 念：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反映时代，本就是给过去、现在和未来立起一面面镜子。人类历史上如此重大的疫情时刻，文学理当肩负起对疫情下的人或生活的书写责任。但这种书写的参与可分为即时性与延后性。一类如纪实报告文学，可以直面抗疫或疫情下的生存状态，发挥文学轻骑兵的作用;一类如诗歌、散文、日记，可以直抒胸臆，让人的某种情绪和情感表达获得及时释放;再一类如庞大复杂的小说作品，需要撤退或跳开到时间之后、事件之外，对这个阶段的中国与世界、个人与群体，进行梳理性选择性的表达，进行哲学与人性深度的反思、甄别、呈现。
徐晨亮：为了编辑选刊的“抗疫”专题，曾读过不少报刊与网络上的小说、随感、访谈，及个人亲历、报告文学、新闻特写等形态的非虚构作品。有位身在疫区的作家在访谈中说，他暂时还没有足够的“冷静和理智”，所以无法书写正在发生的“当下”——我了解他正在承受的精神冲击，完全能理解这样的肺腑之言。就像他说的，面临灾难，一个作家的责任也包括反思“人之为人的根本”。不管未来的“文学史”将如何处理这些文本，我确信这样的写作维护了文学之为文学、人之为人的尊严。也许这样素朴的表达方式，能让人更为持久地记住——这世上，一个陌生人的怕与爱、生和死，曾与我有关。
杨庆祥：文学应该以文学的方式去参与或者表现。这种文学的方式就是个人的、美学的和风格化的，而不应该是运动的、集体的和宣传式的。
王晴飞：疫情正在发生时，文学其实没什么用，一篇文学作品的效用远不如一瓶药剂、一纸常识。疫情发生后，即使要发生作用，恐怕也是文学门类中那些显得不那么文学的文体更能发挥作用。文学对人心的影响，与有没有疫情恐怕关系不是很大。 金赫楠：文学当然有参与和表现的责任。作为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表现和表达形式之一，在任何大历史、大事件面前，文学都责无旁贷。首先要诚实地记录，以文学的求真之心和独特美学方式，记录下这个大事件当中的大致面貌，更要记录许许多多个体的际遇、挣扎、伤痛与强韧，血肉丰满、枝叶繁茂地记录。——而这些，往往是历史、社会学等其他人文学科在记录和表达时容易忽略和“风干”的部分。我们常常期待通过阅读一部长篇小说，去触摸一个时代、一段历史。和历史学、社会学的记录相比，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对时代、历史的打量、记录和表达是审美性的、情感式，它致力于保存的是一个时代的具象和肉身，还原大写的历史下每个局部的记忆与经验、血肉与灵魂。
金 理：疫情期间上网课，在第一堂网络授课中，我向学生转述了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的一则会议发言。2020年1月6日，《陈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纪念版发布会在复旦举行，会上姚大力教授述说了一个和复旦有关的故事：“1955年5月的一个周末，因涉‘胡风分子’之事，复旦中文系教授贾植芳被叫到高教局约谈，再从那里直接解送看守所。把贾植芳从家里接送到高教局的人，是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杨西光。在他的小车上，杨西光一反往日神态，不声不响，但摸出两包好烟递给贾植芳。下车时贾植芳要把抽剩的烟还给杨西光，后者默默然对他说：不用了，留着抽吧。贾植芳一直到去世，都没有忘记饱含着杨西光歉疚心意的那两包烟。”（姚大力：《陈寅恪对今日历史学的意义》）这个故事，见于贾植芳先生的回忆录《狱里狱外》，想必也在复旦前辈师长间口耳相传。姚大力教授认为“这是复旦留给后人的许多故事里最使人心碎、心醉的一则”。为什么“心碎”？贾植芳先生此遭走出家门，就开始了漫长炼狱，再次与妻子相见竟已是十一年之后。而对于杨西光先生而言，他在不得不完成“接送”任务的同时，内心显然承受着巨大的折磨（这样的折磨甚至可能是持续性的）。那为什么又是“心醉”？因为即便在如此身不由己近乎无法选择的情形下，杨西光先生依然体现出人性的闪光。姚大力教授说：“当我们顺从有些人以为正确的选择，准备做一件随波逐流的事情时，我们心里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咯噔’一声。那很可能就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良知在发出呼唤，孟子称之为‘人皆有所不忍’。”想必身历疫情，我们更能体会姚大力教授这番发言的意义，“回顾几十年以来，有多少善良人们顺应‘咯噔’一声的呼唤而做出的行为，后来都变成了最感动中国的美丽故事！”
文学能有什么用呢？简单地说，文学就是促使我们每个人经常倾听到内心“‘咯噔’一声”，进而在这种声音的指引下，作出守护人道底线的举动，主动承担良心的义务。
黄 平：这个问题可以替换为，文学对一场世界性的灾难有责任么？我觉得有责任。文学不仅仅是内心的独白，而是与他人有关。最長久也最深刻的记忆不是新闻，而是文学。但这么说，不是强调文学一定要以纪实文学的方式记录时代，文学最直接的危机或责任还是和形式相关。我们今天的文学形式有点乏味，记录时代并不是流水账。
陈彦池：1.文学作为人类社会的精神食粮，它可以陶冶情操，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给人以激励和勇气，面临疫情这样的灾难当然负有表现和参与的责任。2. 作为一名文学工作者，在疫情期间应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比如创作文学作品，宣传正能量去振奋人们的精神，鼓励人们的斗志，带给人们快乐等等。
樊晓哲：应该说这个社会运转着的各个层面都负有参与的责任，无论是从事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文学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太能即时做出反应，而是需要沉淀，需要持续的观察与思考才能形成有品质进而有效果的作品。文学承担责任的方式，就是通过作品，参与人精神世界的沉思与建构。
来颖燕：文学必定会对这场疫情有所反映，但并非是因为所谓的责任，而是因为这场灾难会深远地影响甚至改变人类的命运。而文学注定是人世万象的棱镜。且这场灾难的特殊就在于，没有旁观者，所有的人都在不同的层面被卷了进去。因而，每个作家都是亲历者，都有各自不同的真实体验。所以，从某个角度而言，对作家而言，这会是个绕不过去的题材。
项 静：当然有。我第一次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在灾情萌芽的第一现场，如果有诚实的、准确的语言，会不会避免后面的走向。自然界的灾害不可避免，灾异是难以避免的，而在面对灾异的时候真诚的语言是必须的，就像《鼠疫》中所说的，能抵抗鼠疫的可能就是真诚了。检阅一下我们的媒体语言，新闻发布会语言，灾情中公务人员与个人发生矛盾的语言等等，我们的文学教育有时候过分强调了美和诗意，而没有传达一种带有准确、责任、人性、理解的语言属性。
谢 俊：当然有责任。要介入进去，要写作。只是这种写作应该和历史保持平行关系，正如当世界用手枪抵住你的头脑，你的头脑依然可以浮想联翩、灿烂如花。因为我们的写作与外在世界无关，和疫情、中美关系的恶化或伊朗将军的被刺杀无关，这是一种自我欺瞒或虚伪塞责，我们不能跳到天上去，耽溺在自我世界里的写作也没有出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只能传达实证世界的信息，文学应该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世界，它有虚构和想象的权利，并且借助虚构和想象，它可以戳破被实证世界所压制的事物在深处的真相，而现实可能仅仅是进入这个世界的原材料，我愿意提倡这种介入的方式。
李蔚超：一定有。文学自有一套特定的创作规律。有时，作家触发了即时的情绪并将郁结胸中的情感表达出来，将正在经历的事件讲述下来，也许是不全面、个人视角、未经沉淀的、感性直抒的，甚至不乏疏漏和错误，但是其间留存的“时代感”是真切而有意义的。拉开一段时空距离的总体性写作，能更全面整体把握这个历史参数的效力和结果，将是难度更大的书写，真是期待这样的作品啊！
马小淘：我认为文学当然有这样的责任，作家应该为全人类写作。但是具体怎样承担这样的责任，我没太想清楚。但是我觉得可能不应该太快，应该有更冷静的思索、更全面的认识。疫情之初就有作者给我投稿，赞美医务工作者、基层防疫工作者，歌颂生命，表达战胜病毒的决心。这些作品初心都是好的，但是坦率地说，确实没有几个切实打动了我。疫情现在并没有结束，仓促地把疫情作为背景更像是投机，不能算承担责任。作家不是新闻工作者，所谓再现，对文学作品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李 振：有责任，它应该是对生活诚实又自然而然的书写，不一定非要带有某种预设的或具体的目标及功效。
董夏青青：应当说，文学对于人所经历的一切，即人类涉及的一切社会及心理活动，都负有表现与参与的责任。承担这样责任的方法，我目前认为就是从自我经验出发进行诚实的表达。起码先从写作愿望上，力求对社会和人心做“图景式”的展现，而不是首先避开对纷乱现状进行把握的责任。
李晓晨：事实上，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许多作家艺术家都以各自的创作实践参与到对疫情的记录和呈现之中，目前为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相关题材的文学作品，关于这一题材的艺术创作就更数不胜数了。但其中确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该如何记录、呈现这样一段对整个国家乃至人类社会都难以磨灭的历史。
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对于这一时期的整体性呈现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文学所关注的是其中人的存在和可能——人的精神面貌、生存困境、更隐秘的心灵深处，这些成为史料之外对于人和世界的更加完整和丰富的记录……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人类形成了共同记忆的历史时期，需要一种具有总体性眼光、哲思和诗性的作品来匹配。
孟小书：自古就有“灾难文学”，但它的目的不是无限地渲染灾难给人类带来的苦难和不幸，也不是批判人类对自然的侵略。它更多的意义可能是展现人文关怀以及在灾难过后，提供给人类一些反思和审视的空间。文学不能抑制灾难，它所能承担的责任大概就是解决人的思想以及精神上的困惑。
小 珂：我个人认为，没有应该，有的或许是建议或倡导。文学是自由的，作家也是自由的。文学不是一种工具。当出现重大公共事件时，文学也不应该被强加上责任与义务。写作是很私人的东西，有些作家喜欢关注社会热点问题，有些作家喜欢关注极其隐蔽的内心感受，这没有对错和好坏。一些文学机构、出版社、杂志社也许应该承担起“表现或参与”的责任，但是文学本身是无需承担的。确实，对于疫情的认知与感受，对于疫情生活的回忆其实也在作家的写作责任中，然而这并不应该成为必须的要求。真正可以“命令”作家写什么不写什么的，只有作家自己的心。
罗 盺：文学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吧。据我所知，不少作家在疫情中会有一种“自我怀疑”，怀疑文学的意义在哪里，怀疑所有的文字与灾难中的撕心裂肺相比是不是都显得过于轻浮。但无论如何，文学本身是一种记录方式，于很多人而言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它的时效性不必像新闻报道那么强，但它的捕捉和介入是真实的，它能给予作家本人以及更多读者的安慰与力量也是真实的。
宋阿曼：我认为文学没有责任去承担疫情产生的影响，但未来一定会有表现这场灾难的作品问世，是因为疫情之下的世相以及随之而来的许多问题，对写作者而言都是新经验，这其中大有创作空间。纪实性作品可能更加重视时效与现场，虚构类作品却是不用慌张落笔，我认为涉身其中时更重要的还是观察与感受。文学还是对人负责，能找到合适的切口写好疫情中的人就算是本分。
四
丛治辰：以人类灾难为表现主题的文学作品中，哪一部令你印象最为深刻？为什么？
宁 肯：想想我正经还真没看过灾难文学作品，看过一点《鼠疫》，不超过十页，因为太喜欢《局外人》最终没看下去。还看过一点《失明症漫记》，后觉太精巧、太过虚构或寓言，也是读得不多，放弃了。总起来说不太喜欢灾难文学。我不知道卡夫卡《变形记》算不算灾难文学。它根本不提什么灾难，但从头至尾都是一个人的灾难。“灾难”某种意义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超验的东西，至少我个人认为它本身就是个难点，总是让我拒绝。比如《失明症漫记》也挺形而上的，但过多写一种灾难过于单一、机巧，让我厌烦。总之我厌烦灾难，也厌烦灾难文学，除非像《变形记》那样的“灾难文学”，处处是灾难，却处处见不到灾难。
王 虓：以前喜欢《霍乱时期的爱情》，后来觉得《鼠疫》很震撼，徐坤老师的《爱你两周半》最为切近，毕淑敏老师的《花冠病毒》近期常被提起。阿来老师的《云中记》一直没有读，我和这本书的缘分还在后面。去年在北师大上课的时候，张清华老师讲授了一篇《智利地震》，德国作家海因利希·冯·克莱斯特发表于1807年的中篇小说，如果说令我印象最为深刻，那么目前为止是这一篇。曾经听欧阳江河老师分析过车前子写的一首关于非典的诗《霍乱之年》，诗中的哲学思辨和现实讽喻，也让人拍案叫绝。
张定浩：文学作品不是好莱坞灾难大片。几乎所有好的文学作品都会涉及某种程度的人类灾难，但也几乎所有好的文学作品都不止步于此。我觉得最大的人类灾难不是战争和瘟疫，而是人与生俱来的健忘，他会慢慢失去对历史的记忆。在这个意义上，好的文学都是在帮助我们恢复这记忆。
黄德海：那么就“地球往事”三部曲吧。印象深刻的原因，是这三个作品既展示了天地不仁的一面，也写到了人在这不仁面前的无奈和值得敬重的努力，并提示我们，在大的灾难面前，人必须学着不断调整自己的认知。
刘大先：如果眼光放长远与开阔一些，我们会发现，几乎人类所有的民族的创世神话都包含了灾难的因素，天崩地裂、洪水烈焰、猛兽长虫……它们几乎构成了人类生存与发展进程的文化原型。至于说到表现人类灾难主题的文学作品，我估计很多人会谈到《十日谈》《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之类，当然广义的灾难还包括洪水、地震、火灾、战争、丧尸以及世界末日各种亚类型。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屋頂上的轻骑兵》，讲述的是19世纪上半叶一位意大利革命青年安吉罗在法国的霍乱疫区穿行，并护送偶遇的侯爵夫人的故事。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安吉罗身上散发着的那种理想主义激情和堂堂正正的人格，在弥漫着恐惧、怀疑与死亡的压抑氛围中依然焕发着难以磨灭的光芒，照亮了整个阴霾密布的环境，
沈 念：春节疫情期间，我看了过去没看过的《血疫》《流感》《切尔诺贝利》《釜山行》等影视，视听的直观，令观众对人在灾疫中的渺小无力深有感触。我在人大读书的课堂上与同学交流过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以及小说《鼠疫》《局外人》等，将荒诞作为一个整体解读。身处全球疫情的环境下，当我重读《鼠疫》，又有不一样的思考。我们知道《鼠疫》这部小说，讲述的是突然有一天，“鼠疫”降临一座叫阿赫兰的城市，人与鼠疫斗争的一段故事。加缪说：“我试图通过鼠疫来表现我们所遭受的窒息以及我们所承受的威胁着人、将人流放的环境。”这是引发我过去没有过的思考的一个支撑点。在一种貌似确定的病毒面前，个体是无法真正独立的。现在与未来，如何去成为好的个体而不是坏的恶的，是值得沉思的一个命题。我还特别记得加缪的另一句话：“在光亮中，世界始终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这也许是我们苟且偷生或是理直气壮活在世界上的唯一意义。 杨庆祥：我认为在灾难面前，所有的文学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人类经验的传递中，只能通过“媒介”的方式去铭记灾难，这就是人类的局限。
金赫楠：印象最深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作品展现了写作者巨大的勇气和耐力——相比于写作技巧和艺术形式，其实这是最难、最考验作家的，也是最弥足珍贵的。口述实录的文体选择和叙事策略，将“切尔诺贝利”这一场对于20世纪人类世界影响如此严重、深远的巨大灾难，与一个个最平凡人物与命运发生着最具体、最有血肉感的连接，从而生发出巨大的张力，灾难的荒谬和残酷由此凸显，而作者悲天悯人的慈悲和力透纸背的批判，更是自然而然地流淌在字里行间。
张翎的中篇小说《余震》也让我印象深刻，大概因为，这个故事令我代入感太深。作为一对双胞胎的妈妈，我太能体会和理解，方灯母亲在地震后的危急时刻面临一对龙凤胎之间的生死选择时，她的无可奈何与万箭穿心。《余震》是近年来当代小说中少见的真正悲剧，淋漓呈现出美丽被撕扯后的落英满地。
黄 平：如果允许宽泛一点回答，我想到的是《圣经》。《圣经》有一种绝对感，比较起来现在的叙事都各有小心思，而且还藏不住，故事讲得比较笨拙。
来颖燕：我会选择阿来的《云中记》。虽然这部作品涉及的灾难不是疫情类的，但同样面临的是突然而至的巨大劫难。大难背后，是人世悲恸以及对于自我、自然乃至整个宇宙的再审视。但阿来并没有直接记录悲恸，而是有着双重的立场，他理解人类的意愿，同时也不忘从自然的角度出发。所以，在《云中记》的扉页，阿来写道：“大地震动，只是构造地理，并非与人为敌;大地震动，人民蒙难，因为除了依止于大地，人无处可去。”阿来对于自然法则的理解，让他的视角不再囿于受难者，而是更大写的对于自然天地法则的体验者。
项 静：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当然是《鼠疫》，这部作品几乎呈现了我们在新冠病毒中的各种阶段和感受，当然现实最后超出了这部作品的范围，又上演了更国际化的“剧情”。除此之外，我更喜欢《十日谈》，短暂的封闭期之内，几个贵族男女坐在一起接龙讲故事，风俗日常奇谭隔离了外在的凶险，这个可能是文学处境的一种隐喻，也更符合目前大部分人的感受，我们以一种微茫的情绪度过重大公共事件。
谢 俊：我的答案全凭我的喜好，我说的是李准的《黄河东流水》，关于河南黄泛区的灾荒和战争，和《温故1942》或《1942》同一个主题对象，但我认为比后两个作品眼界广，境界高。因为这个作品不是写人在灾难里的死，而是写人在灾难里的活，关心的不是一个被遗弃在存在的荒芜的人，或一个溃败的家庭，而是写一群贫贱难民，写七个家庭的艰难生长，生生不息，而这也就有了《创世纪》的意味。
李蔚超：居家最憋闷时，我读了英文原版的玛格丽特·阿德伍德《使女的故事》，以及中文版译为《证言》的小说续篇，读了之后，憋闷得更加变本加厉了，我英文水平马马虎虎，不得不以龟速去阅读，所以小说的时间被人为拉长了好几倍。当我浸淫在未遭电视剧台词删减的阿德伍德细腻华丽、双关谐音频仍出现的语体风格中，时间停滞了，空间更压抑地向我逼近了。这不就是“后灾难”文学么？它之所以博得了科幻文学的名誉，正源自它对未来“恶乌托邦”式的想象，从女性角度去想象人类社会经历种种灾难与危机后，如何以至高神圣的名义，剥夺了所有女性的艰难获得的权利，正值盛年的女性沦为“行走的子宫”，而事实上也夺取、限制了男性的情感、欲望、生育等等权利。遭遇灾难后，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自救方式竟是在人类物种内部强行制造重重森严酷烈的等级压迫，而美国读者和观众竟品味出了“现实讽刺性”，只能说明人类社会埋藏的危机若隐若现地有苗头了，而我们却束手无策，听凭处置。续作《证言》更令我心惊的是所谓的人的理性精神，小说写了在基列国灭亡后，人们开始历史化研究这个国度，而那种冷静、客观、学理化的叙述态度是近乎残忍的。但愿阿德伍德的小说及其影视剧能够给人类以警示。
馬小淘：这样一想好像没看过几部灾难为主题的作品。第一个想起《鼠疫》，但印象比较深的是《失明症漫记》。因为看简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题材其实没什么创造性，基本的走向我能猜到，但是萨拉马戈的暗黑和残酷还是让我挺震惊的。为阅读它带来的恐惧感和无力感记忆犹新，传染病面前秩序的瓦解，那些没有名字的主人公，人性的经不起考验……当我设想自己在那个场景里能否临危不乱，能不能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得到的答案几乎是不能，好像看清了自己的弱小。
李 振：《蝇王》，它讲述了人与生俱来的恶和人为的灾难，这大概是上帝所创造的灾难之外人所面对的无解之题。
董夏青青：很多部书写战争的文学作品都令我印象极为深刻，最近在读意大利记者、作家奥里亚娜·法拉奇的长篇小说《印沙安拉》。置身疫情，我仍然认为人类自进化为直立行走的生物之后，经历过的最为恐怖的灾难就是战争。战争面前，所谓“文明”更像是人祸逐步替代天灾的过程。有人说现在全世界核武器的存量，相当于每个人屁股下面坐了2.5吨TNT炸药的当量。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远甚于疫情的战争灾难值得每个人在内心做出预警。
罗 盺：威廉·戈尔丁的《蝇王》，故事源于人类灾难，也终于人类灾难。一群孩子在疏散途中因飞机失事被困在一座荒岛上，起先和睦相处，后来因为害怕所谓的“野兽”被分为两派，互相残杀。之所以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是因为孩子害怕的野兽其实是莫须有的，最后真正的“野兽”是潜伏于人性中的兽性，是“我们自己”。
宋阿曼：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洪水之年》。小说没有展开写灾难中的人，而是写灾难过去后的世界。这部小说观照到疾疫过后的个人、宗教、阶级、自然、统治等社会各个方面，写了经过创伤又重建的爱情、亲情和友情等更复杂的社会关系。小说在说宗教，但又像是在谈政治与结构;似乎是拯救，又像是管制;是杀戮，又是生机。阿特伍德一层层剥开迷雾的丰饶叙事，智性的语言与人物成长轨迹，对人类行为的反省，坚固又柔美的女性力量，以及那种于绝地寻找新生的美，非常吸引人。纪实作品《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也很好，聚焦埃博拉病毒的发生与传播，去年拍成了电视剧，直观，震撼，有教育性。 五
丛治辰：如果要请你创作一部以疫情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你想要写什么？你认为最大的难度是什么？为什么？
张 楚：我觉得如果当下要创作一部以疫情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最恰当的体裁应该是非虚构或报告文学。如果用小说的形式来表达会存在一些窘困，疫情还没有彻底结束，而小说在时间上是需要延宕的，它应该对事件进行整体性的概括、反思和延展。阿来在汶川地震十多年后才写出震撼人心的小说《云中记》，就是一个证明。
王 虓：我想我的能力不足以完成这样的作品。写一篇很简单，但是如何在巨大的信息量面前，摆脱新闻或奇观的猎取，驱散时间和虚假的迷雾，剥开历史的伤痛，还原文学的本真？我不具备这样的才能，只能期待有伟大的作家来完成。
张定浩：我会拒绝。莎士比亚也生活在一个瘟疫大流行的时代，他的作品中也提及当时的疫情，但疫情没有成为他任何一部作品的主题。文学作品的主题，假如一定要有主题的话，始终是人的情感。
黄德海：如果真有这个可能，我想写不同身份或认知差异的人在这种境遇下具体的变化和思考抵达的水准。最大的难度是我们恐怕未必有匹配这境遇的思维能力和表达方式，因为我们的思维无往而不在局限之中（疫情之后，甚至连经典作品都可能成为巨大的局限）。
傅小平：法国作家波伏瓦写过一部寓言小说《人都是要死的》。这部长篇讲一个吃了神奇的药水而长生不老的人在六百年里的遭际。如果我要写一部以疫情为主题的作品，我希望写活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经各种疫情和灾难，却幸存至今的那么一个人的生活遭际和心路历程。这样的人不可能存在，所以这只会是一个寓言故事。
刘大先：我不久前给《天涯》写了一篇随笔《安全、自主性的焦虑与数字社会》，讨论的是当下还在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之于时代与社会的影响，以及人们的反应和政治的变革，试图进行一种总体性的思考与审视。那个文章可能偏哲学社会科学，而不是文学。所谓疫情其实是从人类视角出发得出的观点，从病毒视角看来，可能未必如此，那只是它生存的方式。作为人类的一员，如果我要写一部疫情为主题的作品，显然要观察与描摹其中的人，写他（她）与病毒共生的那种生态。这种共存并非始于今日，未来估计也不太可能终结，因而就需要强大的历史（也即未来）想象力，并且有将这种理念附着在人物与故事之上的能力。这点我目前还做不到。
沈 念：现实中我的命运或者说生命本身就有着独特的经历，我其实是个很悲观的人，但我又不认为自己是个虚无主义者。我对物质、精神有着自己的偏好与追求，更多时候，我也会有着超越很多价值标准的担当，也对生活、世界，以及他人充满着热爱和包容。我曾思考过这段还未完全结束的疫情经历，甚至期间我还对国外的乡友的生存状态有过采访了解，但没有开始动笔写作。我想，对疫情主题的书写，落脚点和生根处，还是写人的经历和命运吧。我希望这样的书写，“仅仅是从经验上剪裁下来的一块，仅仅是钻石的一个切面，也闪耀着凝聚在内中无所限制的光芒。”而难度何在，我以为是对大数据时代和生活背景下的抽象提炼、境遇概括、哲理影射如何呈现的问题，是如何使之具有经受时间长河淘沥可能的问题，因为伟大的小说家都是哲理小说家。
杨庆祥：我想写人的无助和绝望，以及在这无助和绝望中求生的盲目意志，当然，我的主题只能是赞美，既赞美这可怜的人类，更赞美这大自然的残酷。
王晴飞：大约是软弱的缘故，虽然我幻想过创作文学作品，但从没想过去创作以疫情为主题的作品。我觉得疫区人的实录，病患者的笔记，会是最好的疫情文学，虽然我们不一定要称它们为文学。实录是天道，创作是人道，在面对灾难时，天道大于人道，或者说，懂得天道才会真正懂得人道。
金赫楠：疫情之下，以一个家庭为核心，一群人的生活状态与生命状态，他们在灾难中所遭遇、面对的，失去和得到的。我最感兴趣、最想精心塑造和淋漓表達的是，面对突发的疫情，面对命运的突然来袭，人在这个过程中的姿态。遭遇突如其来的疫情，是一种灾难性的命运，然而单纯地呈现一种命运，无论如何的跌宕与悲伤，如何的叫人唏嘘感叹，其实在小说的谱系中，这原本是没有价值的。苦难，悲惨，身不由己的逼仄和命运的无端来袭，如果它们在小说叙事中是有价值和意义的，那么一定是在写作者确认了人在命运的湍急漩涡中的奋勇挣扎，在肆意贬损下的顽强抗争，哪怕只是不失尊严地静默对峙。在这个时候，所谓命运，才具有了小说美学上的审美价值。一言以蔽之，命运本身不足以构成小说审美的对象，人和命运斗智斗勇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张力才是价值所在。小说不是为了论证外部世界的强大与不可抗，恰恰是为了确认人的不顺从、不驯服，人伫立于天地之间渺小却又伟岸的挺拔姿态。
最大的难度，我想可能是资料的收集和采访。回首最艰难的时候，回忆自己刚刚过去的伤痛甚至失去，回顾那些不想再谈起的话题也许有一种揭开伤疤的残忍。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疫情之后，也许很多人想要遗忘得迅速而干净。
金 理：素无创作才华，肯定写不出。不仅是因为阿多诺说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不仅是因为鲁迅说的“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作诗”，更多是因为那种“耻感”，根本无法预设从哪个位置写作。
黄 平：我可能想写“健康码”，在上海叫“随申（身）码”。难度在于我们如何理解“技术”，不仅是文学的技术，文学技术只是这个“技术”的一部分。
陈彦池：1.我在疫情期间已经创作过一部作品，主要表现疫情期间各行各业的人们为抗击疫情所作出的努力和承担的风险，讲述疫情当中发生的各种动人故事，展现和倡导人性光辉、积极的一面。2.创作最大的难度是实地考察和取材，由于疫情原因造成了天然隔阂，让我们难以深入一线去体会和调查，这是最大的痛点。
樊晓哲：可能会想写人在一个大问题面前，行为的短时灵敏与长久迟钝，对于社会问题的虚假参与和真实厌弃。大量的信息资源的供给，带给个体的也许并不是开阔，而是偏执和狭隘，碎片化的阅读最终导致了人们之间隔膜的加深。时间改变了许多，又什么都没有改变。 來颖燕：越是大的灾难，越需要沉淀和自我发酵，没有一定的时空距离，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承载写作者的情感和想法的途径和切口。所以我想对现阶段的我而言，要创作以疫情为主题的作品，还无从入手。
项 静：我想写《十日谈》那样的作品，疫情的真实非常重要，但太难以达到了，我想撇开那个最重要的部分，以此作为背景，写写尺寸之间的普通人如何度过没有外在世界的日常生活，如何长时间地面对另一个人，面对父母。最大的难度是没有故事性，大部分人的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戏剧化，都是生活流，那么就变成一个kill time 的游戏。
谢 俊：我没有创作的计划，我不擅长创作，但我喜欢聆听。我想起我听到的一个故事，一个朋友讲给我的他朋友的故事，讲的是她一家人如何顶着疫情严重的风声回湖北过年看望体衰的老人、又如何受了疫情的骇怕在封城前24小时开车仓皇逃离。朋友说那女孩讲的时候心怀愧疚，觉得此事并不光彩，但我觉得这里有人生的大千世界。
马小淘：我可以谢绝对我的邀请吗？我觉得现在对于疫情思绪还是乱的。难度是我缺乏真正的了解，对医疗、科学、疾病甚至人性我都缺乏更深刻的认识。我一想到二月份微博上那些绝望的求助信息，就觉得我既没有能力也承受不了。
李 振：可能会写一写某个本来就宅在家里的人和外界若即若离的关系。最大的难度就是它只是一种假设，还是请作家们来写吧。
李晓晨：可能会写一部小说吧，关于疫情期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小说。最大的难度可能是逻辑吧，写了几篇小说以后我开始意识到，缺乏逻辑的训练意味着方法论的驳杂和含混。要完成这么一个带有科幻色彩的长篇，作者显然要具有清晰的结构化思维和逻辑模式。再一个困难可能来源于相关领域知识的匮乏。
孟小书：至今还没有考虑过创作和疫情有关的作品，可能是因为满世界都飘着关于疫情的新闻，大脑里所接收的关于疫情的信息量已经过剩，感觉写什么都不免落入俗套，索性不再考虑关于这个题材的小说。但或许过一段时间会写。
小 珂：我正在写一个中篇小说，疫情是背景，但是这个背景被我处理得很模糊，一笔带过。因为我发现，我正处于疫情生活之中，根本无法准确描述这种生活状态和心理感受。必须要过一段时间，其味道才能发酵，沉淀的时光似乎是作家最顺手的写作题材。我大概率不会写一部以疫情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因为我不是一个有全局观念的作者。写疫情，有些东西是逃避不开的，比如对当时整个时代的捕捉与描述，对整个事件清晰的梳理，对集体意识的精准把握等。这更需要作者的统筹能力，或者一种更为宏观的能力。而我不具备这些能力。对我来说，最大的难度便是：这不是适合我的写作题材。
罗 盺：我一直好奇的是疫情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再普通不过的邻里关系。在疫情期间，但凡有一户人家被查出有病患接触史，整个小区怕是都人心惶惶。又比如对于遛狗这个问题，在传出“猫狗携带病毒”那阵子，还在小区里遛狗的人甚至会受到邻居无比强烈的指责。到了今天，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心结”怎么样了？会不会影响后来？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背后还有哪些人性深处的东西？我觉得这些细小的点也是耐人寻味的。
宋阿曼：目前我还没有这样的写作计划，但我已经开始在我的短篇里加入“病疫”“大流行病”的背景，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尚构不成作品的主题，是所写人物的生活背景。
六
丛治辰：你的工作是文学组织、生产、传播、评价链条之中的重要一环，从你的亲身体验来看，你认为疫情已经对文学机制产生了怎样的重要影响，还可能会造成怎样的改变？你如何看待这些影响和改变？
张定浩：没有什么影响，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黄德海：我最担心的，是文学并非立竿见影的效果，让很多有天赋的写作者离开这个领域，某些有可能决定文学写作者生活处境的人对文学丧失信心，最终让文学变得更加无足轻重。如果是这样，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在能够维持生计的前提下，就努力写出一点比此前自己写得好的东西;如果不能维持，就愿望自己还有机会学会别的生存方式。
傅小平：可以预期关于这次疫情的图书会大量出版。当然，市场上从来不缺主题性图书，我比较期待出现更多经得起时间考验、有更高文学价值的、书写疫情主题的作品。文学出版也应该属于文学生产的范畴。我听很多出版界朋友说，疫情对出版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疫情期间，图书生产力下降了，各出版社上半年推出的新书明显减少。读者消费力下降后，图书市场也多少受了影响。有些书店遭遇生存危机，甚至是一关了之，也使得图书铺货渠道收缩。当然，现在图书主要是通过网络渠道销售的，我不清楚疫情期间网上销售情况怎样。凑巧的是，我今年出了两本小书，很明显的感受是，图书上架周期长了。至于文学组织，前段时间参加了《江南》杂志主办的“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审读委会议”，我记得其中有位评委就是因为疫情影响缺席了会议，这并不影响他网上投票，或参与评价。那有没有可能以后云投票、云评价的情况会更多出现？文学传播，算是我的本行。我在前面也说到，受疫情影响，各种直播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直播没准会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至于疫情会给文学机制带来怎样的影响和改变，还真是不好说。我不觉得一次疫情，能给文学机制带来根本性改变。这只有体制性的变革才能达到。
刘大先：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就从最小的切入点说一下自己的观察。显然最直观的无疑是形形色色的文学会议与活动减少了很多，而被迫减少流动性也使得人们有更多的余裕用于思考与创作。长远地看，疫情的真正后续影响和严重后果会慢慢显现出来，文学作为间接的“上层建筑”无疑首先要让位于那些更直接的人类实践，然后因为整体媒介环境的变化，它的形态、传播渠道与受众都会与之前我们所熟悉的情况相比面目全非。也就是说，整个人文学科在一段时间里都会或多或少被“边缘化”。但是我不是未来学家，我们还是顺其自然、顺势而为吧。
徐晨亮：前面曾经说过，作为文学期刊编辑，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克服疫情带来的种种现实困难，保持每月正常出刊。文学是社会生态系统里的一环，文学刊物又是文学生态链条中的一环，我们以自己的努力维持其正常运转，也是在守卫这个世界的秩序。疫情对包含文学期刊在内的出版行业的冲击，自然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题，但并非问题的全部。更值得焦虑的是当下文学的内卷化趋势。在保证文学生态循环这一大前提下，似乎有必要借助因疫情而浮现的契机，继续思考如何改进整体文学生产、传播、评价体系，打破文学与生活、与一般读者的“隔离”状态。在我看来，有必要同时克服“繁荣文学创作”式的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与打造内容产业的市场经济思维模式，把思考的重点从作家、作品转换为广义上的文学生活，为此，或许可以将“文学”二字颠倒过来——“学文”，我们不正是借由文学的阅读、写作与交流，学习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吗？ 杨庆祥：我本来以为会有很大的改变，但目前发现并没有，至少没有特别明显的表征，也许还需要一段时间去观察和等待。
王晴飞：对文学工作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疫情产生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
黄 平：对文学机制影响不大，对文化生产本身影响大，其改变在于文化越来越网络化、视觉化，这二者纠缠在一起，比如“抖音”在今年席卷全球，还就此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这也是长期存在的趋势经由疫情而加剧了，这种改变当然很糟糕，但考虑到目前有所制约的力量是如此零落，几乎不可逆转。这方面坦率说，我非常悲观。现在还不是谷底，我们还在漫长的下坠过程中。
陈彦池：作为网络作家，我认为疫情对文学机制的冲击很大，包括现代社会的职业作家机制，报刊、出版社和自媒体，读者接受的消费机制，文学社团、文学机构的组织机制，等等。比如媒体方面，疫情期间，互联网生活，报刊、出版社等实体媒体受到的冲击极大，需要积极思考如何向网络靠拢。在疫情期间我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位五星级酒店老板，在疫情第一个月开始的时候，立刻做出应对和变革，亲自到网上直播带货，贩卖五星级酒店的用品，提供五星级服务，效果没想到还不错。另外就是读者接受的消费机制，纸媒或者纸书肯定会一直存在，这个毋庸置疑。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云消费是大势所趋，而且随着网络的发展，知识付费已经有一定基础，网络文学的按章和按字数收费也已经是相对成熟的方案，单次消费极低，容易让读者接受。
樊晓哲：疫情使文学的阅读趋于经典化的倾向更加明确，也进一步推进了文学作品多媒介轉化的速度。有声和电子书在疫情中间更有市场，书店受到很大冲击，直播开始成为图书推广的一股潮流。这些改变整体上来说还是向好的，这会促使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都开始重新重视经典。
来颖燕：从物理学角度，一个分子进入一个空间，就已经意味着完全改变这个空间里的分子序列，何况是如此重大的疫情——它的暴发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当然包括文学机制。这影响也是多层级的，表层的比如改变研讨文学的形式，催生线上研讨和直播读书会，促使我们更加关注网络媒体在文学传播中的效用等等。而深层的则是为作家、批评家们提供了深刻而丰富的经历和景深，指明之前对人性认识的空白处，将之前许多生活中已经被冷落的题材和角度重新推向前台。
项 静：作为一个写作主题，我想一定会对当代文学产生一些影响，比如写出一堆应景作品，生搬硬套或者真实记录的，这个多一点少一点意义不大，但写出有深度的作品，特别是对我们这一代有实际思想影响的作品非常困难。另外，大半年来，没有文学活动，好像也没有什么损失，反而激发了很多朋友的创作欲望，线上开会讨论也慢慢习惯了，但人们还是盼望线下生活的重启，还是愿意走入人群，摩肩擦踵。我们清楚地看到，文学在当代生活中的确不是那么重要的一环了，但它对真实生活的要求不会改变。
谢 俊：我不大清楚疫情如何影响了文学机制，我觉得疫情马上要过去了，它会导致不可逆转的影响么？不过看一看文学和我们这个时代生产的关系是有必要的，我指的不仅仅是文学的组织、生产、传播、评价，我也指金钱或意义的组织、生产、传播、评价。
马小淘：我不知道我回答得是不是太微小了，我看到的最明显的影响是疫情没稳定阶段的居家办公。杂志社、出版社都居家办公了，许多工作都通过邮件、微信进行，一开始有些不适应，后来发现很高效快捷，而且很多坐班时候不必要的纠缠都被自动省去了。甚至也反思，坐班时候是不是浪费了许多时间，做了些无用功。但我不知道它对文学机制产生了什么重要影响。这个问题太大了，大到我觉得我不用考虑。
李 振：我不认为疫情对文学机制将产生多么根本性的变化，写作主题的变换、传播方式的调整、交流与讨论形式的改变，都是文学于其历史中反复经历过的，文学自身运行机制的强大显然超过我们的想象。
李晓晨：疫情对文学机制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相较其他领域而言，这一影响似乎没有那么显豁。就我视野所及，疫情期间文学活动大规模减少，这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样的文学活动是必须且有意义的？作为文学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显然无法通过量化的标准来度量文学活动的价值，那么，衡量它们是否必要的价值标准又是什么呢？在正常的轨道中，文学是不是需要如此之多的活动，其影响力又能辐射至多大的范围。随着疫情逐步缓解，大量活动借助新技术手段在线上展开。通常情况下，普通大众如果感兴趣就可以进入一个虚拟的会议室，通过一串密码随时随地参与讲座、新书发布会、文学研讨会等，可以和嘉宾直接对话。此外，刊物、书籍的出版发行受到疫情的切实影响，在此情形下，线上出版和新媒体推送成为主要途径和方式，由此也带来一个潜在的改变——许多文学作品和文章在创造、传播的过程中，更多考量了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新媒体的传播特点，以往旧有的传播和评价方式发生了新的转向，在我看来，这倒是一件好事。
小 珂：除了写作者，我还是一名文学编辑。疫情对出版业产生了非常恐怖且巨大的影响。前阵子疫情严重时，无法办文学活动，也就无法宣传新书，所以集团要求我们进行融媒体转型。我看到很多出版社、杂志社甚至作家本人都在自媒体平台上开设了个人账号进行宣传。而抖音、快手、B站这种年轻时尚的平台对于文学来讲是有些水土不服的，所以一段时间，我们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当中……现在，虽然文学活动大部分恢复了，线上直播仍产生着强大的余韵。也许这将成为宣传文学的常态。反观从前，传统的文学宣传手段一步步被冲击、被替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新冠也只是现阶段一个原因而已。而抖音、快手这类现象级自媒体平台能到底坚持多久，有待观望。
罗 盺：从传播角度而言，今年出现了很多“疫情文学”，尤其是讲述一线医护工作者、基层工作者故事的作品。这些作品无疑是重要的，只是我们也需要思考：它们和新闻媒体报道有什么区别？对于这些作品的评判，是以社会性还是文学性为重？优秀的“疫情文学”，标准在哪里，何以在文学史中也真正留下自己的位置？
宋阿曼：有目共睹的新现象是出版界也开始做直播，我觉得这是好事，严肃文学的创作与阅读本来与互联网没有发生太多关系，也难以互动，而传播这个链条却是可以深入参与的。疫情以来，更多出版社和作家、读者关注到了网络这个传播平台，将其利用起来，让原本不关注文学的人有了接触文学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