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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理论的创新困惑
1995年左右，曹顺庆等人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古代文论创造性转换”的命题，其后陆续开展的讨论使“中国文学理论创新”的“意识”和“吁求”涌现文坛，激发起新一轮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美好想象。然而“现实”总是喜欢让“想象”栽跟头。时至今日，十几年前令学人苦恼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困局”似乎并没有根本性改观。一如既往，如果撇开从欧美“输入”或“移植”的文学理论“话语”（模式、方法、概念），“我们”似乎还是不太会“说自己的话”。“我们”试图建构的“文学理论”的“中国性”、“中国特色”似乎依然如“雾里看花”，“我们”热衷讨论的似乎也还是从欧美“传输”进来的“问题”。因为“话语不当”引起的“阐释焦虑”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体现得十分明显。对于一些重大的文学现象，“批评家”要么“集体沉默”，要么难免“捉襟见肘”地尴尬。
不能违心地说这一时段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一无长处，但如做纵向横向地比较，那就不难发现，中国文坛上还是缺少能对当代中国文化创造施加积极作用、可以打上“中国创造”标签的问题意识、研究范式、文学理念。一些创新性的研究也只是延续之前的思路，至于季羡林先生所说的“输出国外，发生影响”依然只是美好的期望。不少出身“文艺学”的年轻博士和资深教授“转行”从事文化产业、文化研究，虽是应时代之需，或可美其名曰“跨学科研究”，但似乎也可印证“中国文学理论创新”的美好想象已失去其最初的感召力，“文学理论”已不再是有魅力的志业。
为什么竟会出现这样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情形？难道是“中国文学理论创新”的“命题”本身有误？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学人在其中错置了“理想”和“自我”？如果“中国文学理论创新”中的“中国”不是从“空间”定义，而是强调其“思想”“风格”、“精神”“实质”的意义，则如下“质疑”/“困惑”看上去似乎也有存在的理由：
1.只要我们能把“文学”“解剖”清楚，能把历史上存在过的和正在发生的“文学事实”“整理”清楚，又何必在意手中所操是不是国产的“手术刀”和“储物箱”？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对话和相互改写，正在使“纯粹”、“本真”的“国性”和“族性”日益变得不可能，又何谈“理论”“话语”的“中国性”？
2.既然与“西方古代”的“诗学”、“中国古代”的“文论”不同，“文学理论”本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现象”，本是在“西方”社会架构和文化传统中“兴发”出来的“人文话语”，并随着“现代性”的全球开展获得了“普遍性”，这种“中国性”又该如何安置？焉知不是又一种“非历史”/“超历史”的形而上学“虚构”/“神话”？
3.既然“创新”是“文学理论”作为“人文学术”的本性，又何必一定要强调“中国”二字？这里面是不是有种“非学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作怪？尤其是在“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学术积累，甚至连基本学术规范都还需重建的时候，侈谈“创新”岂非自欺欺人？并且，当“我们”移植欧美“话语”进入中国文化“语境”，按照“中国”的“语法”“说话”，与“原型”相比较，已多有“调教”“增删”，这不也是一种“创新”，哪怕是“削足适履”式的？
“意识”总是关于“存在”的“意识”。平心而论，由于“改革开放”的“中国”正以日新月异的姿态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中重塑自我形象，重建民族文化徽标，还未呈现其定型化的面目，对于变动中的“当代中国文化图景”，也就难以做结构清晰地把握。作为“权宜之计”，有此“实用主义”的文学研究观念也不为无理，至少可以令人警醒那些“绣花枕头”式和“快餐”式的所谓“创新”，例如“新××文学”、“后××文学”之类概念的“造作”乃至“炒作”。而若从学人的“个体学术信念”说，在现代法制社会，操持何种“理论”“话语”乃是“文责自负”的“个人自由”选择，那不但无可厚非，反倒有助于维持“批评文化”的多元格局，真正的“文论创新”只有在此格局中才可能建立。甚至可以说，与那些并不鲜见的不顾基本学术逻辑和文化事实的“创新妄言”相比，这种“冷静理性的不自信”倒是更利于“我们”看清自己的真实面目和位置。
二、文学理论创新的命题为什么不能被证伪
但是，这些还是不足以“证伪”“中国文学理论创新”的“命题”。因为“中国文学理论创新”不仅仅是一个符合“学理逻辑”的命题，其“语义”是“中国”学人对具有“普遍性”品质的“文学理论”的推进。“文学理论”的“普遍性”本就意味着“中国”学人有充分的正当性、合法性参与其“话语建构”，因为最大程度的“普遍性”就意味着最大程度的“可分享性”。而更具“事实逻辑”优先性的则在于，“中国文学理论创新”乃是一个“文化政治”命题，意味着“中国文学理论创新”有关于“中国”的身份认同、文化秩序、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有关于对“中国”的“经验”、“想象”、“诠释”的“感觉政治学”和“感知共同体”的建构。这也就意味着“文学研究”是一项基于生活本身的“严肃性”的“严肃”的“文化事业”，“文学”的“表现”、“再现”、“象征”都可能被赋予“微观政治”“语义”，“文学”“审美”也可能承担“微观政治”“功能”，因而“文学生活”本身就是“微观政治”的开展领域。如果“中国人”不能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和描述“文学”建构的“中国”的历史和现在，不能按“自己的立场”去规划和实现“中国文学”的未来，那“中国人”的真实经验、情感、信念、思想就有被“他人”“改写”、“代言”的可能。即使假定其中不存在“文化帝国主义”的“陷阱”，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有效的“理论”“话语”在“中国”也难免“水土不服”，因为“中国”无法“克隆”甚或“山寨”整个“西方”的“文化存在”；而如果“中国”不能参与“文学理论”的“普遍性”建构，那也就不能确立自己的“特殊性”存在。
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文学”本身提出的挑战。这首先是因为“当代中国文学”体现出的“混杂性”超逸于“西方”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话语”之外，即使那些“商业化”的“文学”也与“西方”“后现代”的“大众文化”在生产机制、存在方式和社会功能方面“貌合神离”，因而必须遵循其“内在视野”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呈现”，这种视野无疑需要“中国文学理论创新”发明出来。宏观把握上的“无力”、“混乱”只会导致“错位”和“缺位”的批评，非但必然影响对于“文学中国”的认知、体验、认同，亦影响及对“中国文学”之“中国性”的描述、解读、重建。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中国传统文学”也早已遭遇“阐释危机”。由于“古人”不能像“当代作家”可以“开口辩白”，就更易于被“绑架”、“代言”，如此则“中国文学”的“历史”就是被“西方”“理论”之“光”照亮的“历史”，虽然辉煌灿烂，却并非发自其“内在”的“光源”。这又进而造成“文学历史叙述”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断裂。而若要实现“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补苴罅漏”，也得以“中国文学理论创新”提供的文学观念和研究范式为前提。而从反面说，面对种种“调侃民族国家历史”、“消解人生积极价值”、“热衷展示变态畸趣”的“文坛”“乱象”，如果“我们”不能提出“真实”“有效”的“文学价值”，实现新的“文化自觉”、“道德重建”、“审美更新”，而只会“人云亦云”、“老调重弹”些连自己都未必相信的“主张”，那就不可想象这些波涛汹涌的“文化浪潮”会将“中国人”带到怎样可怕的境地？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任由淫邪低俗弱智的“文学生活”存在，那几乎就是在“自掘坟墓”，有“良知”的“文学批评家”焉能“不闻不问”？ 假如上述分析可以成立，则“中国文学理论创新”实在是一个为政治、文化“形”（空间）“势”（时间）所迫不得不如此的“生死抉择”，而其之所以可能则是基于：1.社会、文化发展模式的“多元现代性”提供的“法理依据”；2.自成体系的“中国文学传统”提供的“事实依据”；3.“文学理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提供的“逻辑依据”。
正如哲学家赵汀阳所说，真正的根本性的价值和思想只能从“创造者”的角度来讨论。当“全球化”、“中国模式”将“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中国文学理论创新”既要解决来自“中国语境”和“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对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文化事实的“反思”和“构思”，那它就不单体现了“民族主义”的正当诉求——毫无疑问，只要“民族国家”还有存在的理由，“民族主义”就是保持“民族”/“国家”同一性的基础，而迄至今日，人类还很难想象一个不以“民族国家”为区分单位的“地球”——同时也具有“文化的世界主义”的性质，因而“中国文学理论创新”必定是一个“开放”的“文化工程”。倘若对这些“状况”不清不楚，那就不但缺乏“创新”所需的自信和动力，也势必为“局”所“困”，即使竭尽努力也找不到正确的方向，更有可能“南辕北辙”。例如试图撇开“西方”的“文学理论”范式，运用传统的“诗文评”材料“整合”、“再造”出一套“理论”“话语”，这种或许“才华横溢”但“自我封闭”的“作品”除了“作者”之外恐怕没人会感兴趣，因为这几乎就是在拒绝“分享”和“交流”，这对于“文学理论”之为“话语”而言是不可思议的。
三、文学理论创新为何乏力
既然“中国文学理论创新”命题不能被“证伪”，而是有其必要性与可能性，那还是得追问究竟是什么使得“创新”如此“乏力”？
不能不首先提及的是“创新意识”的实质性匮乏，“实质性”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坛”并不缺少“鼓吹”“创新”的“豪言壮语”。前文提到的对于“中国文学理论创新”的“困惑”无疑属于阻碍“创新”的“主体意识”，但其中尚有可取之处。真正危险的“意识”乃是对“文学理论”作为“事业”与“志业”的“自我放逐”。仔细想来，这当中可能有看透“学术腐败”后的“自我拯救意识”，可能有善于经营“学术圈子”的“精明世故”，也可能有对“文学研究”的“职业倦怠感”，其动机未可一概而论。就其后果看，“自我拯救意识”和“职业倦怠感”尽管无助于“中国文学理论创新”，却也不至于让事情变得更糟；而“精明世故”则很有可能将“创新”也变为“经营学术”的“手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令“后生小子”眼花缭乱、羡慕不已。
进一步考虑，“创新意识”的匮乏根源于“精英意识”、“道义担当意识”的弱化乃至消解，这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的“自我放逐”，当然也可能被自我表述为“解放”或“转型”，并为之欢呼雀跃。在一些“后”“知识分子”的“眼界”中，“文学研究”不再事关“正义”、“真理”、“良知”之类“大词”，也与“社会进步”、“民族认同”、“国家兴亡”之类“宏大叙事”了不相干，只不过是一种可供自娱自乐、操练智力的“话语游戏”，有没有“他人”参与亦无影响，或者就是一种纯为“衣食生计”谋划的“职业行为”。如此“走马灯”式地变换“概念”、“方法”、“立场”就是合乎规则的、有效的，因为重要的是“话语”的“讲述”事情本身，而不是“讲述”的“对象”和“境界”。也正是因为一些“批评家”主动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理想主义”、“批判精神”，纵身跃入“大众文化”的“物欲狂欢”，关注“作品”的“卖点”甚于“文学”的“审美”，“当代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媚俗化”才难以避免，这种“著书都为稻粱谋”的行径就更与“中国文学理论创新”了无相干。
接着要谈的就是“环境”/“机制”了。倘若缺乏利于“创新”的“环境”/“机制”，再强烈的“创新意识”也不可能转为“创新实践”。必须承认，持续深入、全面实施的“改革开放”在实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的同时，也使学人拥有了相较宽松自由的学术空间。“文学研究”早已不再是“政治”的“附庸”和“工具”，而“文化创新”更被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但在一些具体的层面和细节上，挫伤“创新”激情的因素并不少见。从大的方面说，由于“文学研究”主体主要集中于高校、研究机构，是“单位”和“体制”中人，“体制”之外的“民间”批评家和理论家还未形成堪与争锋的“实力”/“势力”，现行的大学考核机制、学术评定机制、学位评审机制等等就成了“中国文学理论创新”的掣肘因素。这套机制催生了若干被一些学者戏称为“项目体”、“学位体”的论著，以及若干“短平快”、“集团军作战”式的研究，可以在“体制”内藉以获得若干切关“个体生活品质”的利益，包括职称、地位、荣誉、奖金等等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而精神利益可以换算为物质利益，但未必与“文论创新”“正相关”。
这种糟糕的情形肯定与“知识分子”的“自我放逐”有关系，但显然“体制”也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约束、激励功能，根本原因在于没有遵循“人文学术”的内在规律——这也就意味着“人文学术”还没有得到应有和实质性的尊重。“行政化”气味浓郁，极易滋生“学术腐败”，可为“既得利益者”的“党同伐异”提供冠冕堂皇的借口。与此相关，“跑项目”、“跑奖励”、“跑文章”已成学术圈内的潜规则，当“人情”远比“学术”重要，当“善跑”远比“勤思”重要，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又从何谈起？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专家、评委、编辑一概“黑了良心”，而是说置身于这样的大格局中，个人的“良知”、“德性”几乎是软弱无力的。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德高望重的学者会婉拒出任某些“项目”、“奖励”的评委，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曾经意气风发的批评家、理论家特别是青年才俊会做出“抽身而出”的选择。
再就是“创新”的“路径”。“创新路径”的重要性在于确保“创新意识”与“创新机制”提供的强大动力不至于偏离目标。这也就是“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生产”/“建构”方式问题。一种值得从理论上分析的常见方式是“推论式”，具体做法是或者将“高位理论”（如哲学）的命题“下推”至“文学现象”，或者将“平位理论”（如人类学、社会学）的命题“平推”至“文学领域”。假定其中不存在前文所述阻碍“中国文学理论创新”的因素，则其存在论根据就是一些“理论家”对“文学理论”的理解，他们往往特别强调其作为“理论”的“严谨性”和“逻辑性”、作为“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和“完美性”，及其与“文学批评”的分野。这种理解无疑有切合“文学理论”本性之处，但也存在可能是致命性的过失，至少有三： 1.如果“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存在要由其他“文化活动”来说明，而非决定于自身价值，则其存在前提就是可疑的；2.如果“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不通声气，则“文学理论”也就失去了与“文学事实”的“可通达性”，则其存在本身就是可疑的；3.如果“推论”前提中已经包含了“理论”的所有可能性，则其“结论”也就与真正的“创新”无关，即使对于那些可将“文学经验”与“理论命题”融为一体、互为诠释的理论家来说也是如此。
再就是“转换式”，具体做法是或者将“中国古代文论”的命题“转换”到“当代”，或者将“西方文论”的命题“置换”到“中国”。而无论是“时间”上的“转换”还是空间上的“置换”，都由于“此时此地”的“我们”不可能“复制”“彼时彼地”的“文化存在”，而不可避免地遭遇“走调”、“跑题”、“不伦不类”的尴尬。若就事实论，则“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迄今未见堪称成功的实践，而“西方文论的中国置换”之“创新性”恐怕连“置换者”自己也不好意思承认，假如他还有底线的“道德良心”与“知识产权概念”的话。
四、文学理论的发展可能性
毫无疑问，任何“创新”都绝不可能向壁虚构，而必须建立在人类已有的“创新成果”的坚实基础上，向“古人”和“他人”学习因此是必需的“训练”和“规范”。问题是“推论式”和“转换式”没有意识到“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都只是些“思想材料”，需要将其送入“中国文化”的熔炉中冶炼，并在“中国文学”与“中国人”的相互“锻造”中形塑“中国文学理论”的价值、概念、方法、体系，而不是简单地寻求如何“接榫”或“会通”。而在“文学批评”领域，由于“批评家”习惯于“从理论到实践”的操作方式，其视野类似于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而非中国画的“散点透视”。那些鲜活而有价值的“中国文学经验”不但有可能“摸捉不得”，或者难以发现其“中国性”所在，更没机会为“知识和思想的原创”提供些许灵感和动力。
有“危机”才有“转机”，但假如对“危机”麻木不仁，那也就不可能出现任何“转机”。要使“中国文学理论创新”解“困”祛“乏”，也就得从“创新意识”、“创新机制”、“创新路径”三方面“上手”，而“文学研究主体”驱除“心魔”、重建“自我”甚为关键。现代社会制度和现代学术体制内在地决定了“中国文学理论创新”之路是充分体现研究者个体性的“多元化”，但其基本方向一定是遵循“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内在视野，以建构主义的“中国观”为基点思考那些体现了“中国”的“特殊性”的“普遍性”问题，尤其是将当下中国的文学“事实”转化为“问题”，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构思“中国文学理论”的问题、观念和方法。这不但因为真正的“轴心”永远是“当代”，还因为真正的“创新”只能源自“归纳”，而“文学生活”的可能性永远大于“文学理论”所能想象。
然而，这里所说的会不会也是一种注定遭遇“现实”抵抗的美妙“想象”？且让“我们”带着这疑惑“上路”。“现实”不容回避，而“想象”总还可以给“我们”必要的“勇气”。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 陈善君
1995年左右，曹顺庆等人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古代文论创造性转换”的命题，其后陆续开展的讨论使“中国文学理论创新”的“意识”和“吁求”涌现文坛，激发起新一轮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美好想象。然而“现实”总是喜欢让“想象”栽跟头。时至今日，十几年前令学人苦恼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困局”似乎并没有根本性改观。一如既往，如果撇开从欧美“输入”或“移植”的文学理论“话语”（模式、方法、概念），“我们”似乎还是不太会“说自己的话”。“我们”试图建构的“文学理论”的“中国性”、“中国特色”似乎依然如“雾里看花”，“我们”热衷讨论的似乎也还是从欧美“传输”进来的“问题”。因为“话语不当”引起的“阐释焦虑”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体现得十分明显。对于一些重大的文学现象，“批评家”要么“集体沉默”，要么难免“捉襟见肘”地尴尬。
不能违心地说这一时段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一无长处，但如做纵向横向地比较，那就不难发现，中国文坛上还是缺少能对当代中国文化创造施加积极作用、可以打上“中国创造”标签的问题意识、研究范式、文学理念。一些创新性的研究也只是延续之前的思路，至于季羡林先生所说的“输出国外，发生影响”依然只是美好的期望。不少出身“文艺学”的年轻博士和资深教授“转行”从事文化产业、文化研究，虽是应时代之需，或可美其名曰“跨学科研究”，但似乎也可印证“中国文学理论创新”的美好想象已失去其最初的感召力，“文学理论”已不再是有魅力的志业。
为什么竟会出现这样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情形？难道是“中国文学理论创新”的“命题”本身有误？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学人在其中错置了“理想”和“自我”？如果“中国文学理论创新”中的“中国”不是从“空间”定义，而是强调其“思想”“风格”、“精神”“实质”的意义，则如下“质疑”/“困惑”看上去似乎也有存在的理由：
1.只要我们能把“文学”“解剖”清楚，能把历史上存在过的和正在发生的“文学事实”“整理”清楚，又何必在意手中所操是不是国产的“手术刀”和“储物箱”？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对话和相互改写，正在使“纯粹”、“本真”的“国性”和“族性”日益变得不可能，又何谈“理论”“话语”的“中国性”？
2.既然与“西方古代”的“诗学”、“中国古代”的“文论”不同，“文学理论”本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现象”，本是在“西方”社会架构和文化传统中“兴发”出来的“人文话语”，并随着“现代性”的全球开展获得了“普遍性”，这种“中国性”又该如何安置？焉知不是又一种“非历史”/“超历史”的形而上学“虚构”/“神话”？
3.既然“创新”是“文学理论”作为“人文学术”的本性，又何必一定要强调“中国”二字？这里面是不是有种“非学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作怪？尤其是在“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学术积累，甚至连基本学术规范都还需重建的时候，侈谈“创新”岂非自欺欺人？并且，当“我们”移植欧美“话语”进入中国文化“语境”，按照“中国”的“语法”“说话”，与“原型”相比较，已多有“调教”“增删”，这不也是一种“创新”，哪怕是“削足适履”式的？
“意识”总是关于“存在”的“意识”。平心而论，由于“改革开放”的“中国”正以日新月异的姿态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中重塑自我形象，重建民族文化徽标，还未呈现其定型化的面目，对于变动中的“当代中国文化图景”，也就难以做结构清晰地把握。作为“权宜之计”，有此“实用主义”的文学研究观念也不为无理，至少可以令人警醒那些“绣花枕头”式和“快餐”式的所谓“创新”，例如“新××文学”、“后××文学”之类概念的“造作”乃至“炒作”。而若从学人的“个体学术信念”说，在现代法制社会，操持何种“理论”“话语”乃是“文责自负”的“个人自由”选择，那不但无可厚非，反倒有助于维持“批评文化”的多元格局，真正的“文论创新”只有在此格局中才可能建立。甚至可以说，与那些并不鲜见的不顾基本学术逻辑和文化事实的“创新妄言”相比，这种“冷静理性的不自信”倒是更利于“我们”看清自己的真实面目和位置。
二、文学理论创新的命题为什么不能被证伪
但是，这些还是不足以“证伪”“中国文学理论创新”的“命题”。因为“中国文学理论创新”不仅仅是一个符合“学理逻辑”的命题，其“语义”是“中国”学人对具有“普遍性”品质的“文学理论”的推进。“文学理论”的“普遍性”本就意味着“中国”学人有充分的正当性、合法性参与其“话语建构”，因为最大程度的“普遍性”就意味着最大程度的“可分享性”。而更具“事实逻辑”优先性的则在于，“中国文学理论创新”乃是一个“文化政治”命题，意味着“中国文学理论创新”有关于“中国”的身份认同、文化秩序、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有关于对“中国”的“经验”、“想象”、“诠释”的“感觉政治学”和“感知共同体”的建构。这也就意味着“文学研究”是一项基于生活本身的“严肃性”的“严肃”的“文化事业”，“文学”的“表现”、“再现”、“象征”都可能被赋予“微观政治”“语义”，“文学”“审美”也可能承担“微观政治”“功能”，因而“文学生活”本身就是“微观政治”的开展领域。如果“中国人”不能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和描述“文学”建构的“中国”的历史和现在，不能按“自己的立场”去规划和实现“中国文学”的未来，那“中国人”的真实经验、情感、信念、思想就有被“他人”“改写”、“代言”的可能。即使假定其中不存在“文化帝国主义”的“陷阱”，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有效的“理论”“话语”在“中国”也难免“水土不服”，因为“中国”无法“克隆”甚或“山寨”整个“西方”的“文化存在”；而如果“中国”不能参与“文学理论”的“普遍性”建构，那也就不能确立自己的“特殊性”存在。
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文学”本身提出的挑战。这首先是因为“当代中国文学”体现出的“混杂性”超逸于“西方”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话语”之外，即使那些“商业化”的“文学”也与“西方”“后现代”的“大众文化”在生产机制、存在方式和社会功能方面“貌合神离”，因而必须遵循其“内在视野”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呈现”，这种视野无疑需要“中国文学理论创新”发明出来。宏观把握上的“无力”、“混乱”只会导致“错位”和“缺位”的批评，非但必然影响对于“文学中国”的认知、体验、认同，亦影响及对“中国文学”之“中国性”的描述、解读、重建。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中国传统文学”也早已遭遇“阐释危机”。由于“古人”不能像“当代作家”可以“开口辩白”，就更易于被“绑架”、“代言”，如此则“中国文学”的“历史”就是被“西方”“理论”之“光”照亮的“历史”，虽然辉煌灿烂，却并非发自其“内在”的“光源”。这又进而造成“文学历史叙述”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断裂。而若要实现“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补苴罅漏”，也得以“中国文学理论创新”提供的文学观念和研究范式为前提。而从反面说，面对种种“调侃民族国家历史”、“消解人生积极价值”、“热衷展示变态畸趣”的“文坛”“乱象”，如果“我们”不能提出“真实”“有效”的“文学价值”，实现新的“文化自觉”、“道德重建”、“审美更新”，而只会“人云亦云”、“老调重弹”些连自己都未必相信的“主张”，那就不可想象这些波涛汹涌的“文化浪潮”会将“中国人”带到怎样可怕的境地？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任由淫邪低俗弱智的“文学生活”存在，那几乎就是在“自掘坟墓”，有“良知”的“文学批评家”焉能“不闻不问”？ 假如上述分析可以成立，则“中国文学理论创新”实在是一个为政治、文化“形”（空间）“势”（时间）所迫不得不如此的“生死抉择”，而其之所以可能则是基于：1.社会、文化发展模式的“多元现代性”提供的“法理依据”；2.自成体系的“中国文学传统”提供的“事实依据”；3.“文学理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提供的“逻辑依据”。
正如哲学家赵汀阳所说，真正的根本性的价值和思想只能从“创造者”的角度来讨论。当“全球化”、“中国模式”将“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中国文学理论创新”既要解决来自“中国语境”和“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对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文化事实的“反思”和“构思”，那它就不单体现了“民族主义”的正当诉求——毫无疑问，只要“民族国家”还有存在的理由，“民族主义”就是保持“民族”/“国家”同一性的基础，而迄至今日，人类还很难想象一个不以“民族国家”为区分单位的“地球”——同时也具有“文化的世界主义”的性质，因而“中国文学理论创新”必定是一个“开放”的“文化工程”。倘若对这些“状况”不清不楚，那就不但缺乏“创新”所需的自信和动力，也势必为“局”所“困”，即使竭尽努力也找不到正确的方向，更有可能“南辕北辙”。例如试图撇开“西方”的“文学理论”范式，运用传统的“诗文评”材料“整合”、“再造”出一套“理论”“话语”，这种或许“才华横溢”但“自我封闭”的“作品”除了“作者”之外恐怕没人会感兴趣，因为这几乎就是在拒绝“分享”和“交流”，这对于“文学理论”之为“话语”而言是不可思议的。
三、文学理论创新为何乏力
既然“中国文学理论创新”命题不能被“证伪”，而是有其必要性与可能性，那还是得追问究竟是什么使得“创新”如此“乏力”？
不能不首先提及的是“创新意识”的实质性匮乏，“实质性”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坛”并不缺少“鼓吹”“创新”的“豪言壮语”。前文提到的对于“中国文学理论创新”的“困惑”无疑属于阻碍“创新”的“主体意识”，但其中尚有可取之处。真正危险的“意识”乃是对“文学理论”作为“事业”与“志业”的“自我放逐”。仔细想来，这当中可能有看透“学术腐败”后的“自我拯救意识”，可能有善于经营“学术圈子”的“精明世故”，也可能有对“文学研究”的“职业倦怠感”，其动机未可一概而论。就其后果看，“自我拯救意识”和“职业倦怠感”尽管无助于“中国文学理论创新”，却也不至于让事情变得更糟；而“精明世故”则很有可能将“创新”也变为“经营学术”的“手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令“后生小子”眼花缭乱、羡慕不已。
进一步考虑，“创新意识”的匮乏根源于“精英意识”、“道义担当意识”的弱化乃至消解，这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的“自我放逐”，当然也可能被自我表述为“解放”或“转型”，并为之欢呼雀跃。在一些“后”“知识分子”的“眼界”中，“文学研究”不再事关“正义”、“真理”、“良知”之类“大词”，也与“社会进步”、“民族认同”、“国家兴亡”之类“宏大叙事”了不相干，只不过是一种可供自娱自乐、操练智力的“话语游戏”，有没有“他人”参与亦无影响，或者就是一种纯为“衣食生计”谋划的“职业行为”。如此“走马灯”式地变换“概念”、“方法”、“立场”就是合乎规则的、有效的，因为重要的是“话语”的“讲述”事情本身，而不是“讲述”的“对象”和“境界”。也正是因为一些“批评家”主动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理想主义”、“批判精神”，纵身跃入“大众文化”的“物欲狂欢”，关注“作品”的“卖点”甚于“文学”的“审美”，“当代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媚俗化”才难以避免，这种“著书都为稻粱谋”的行径就更与“中国文学理论创新”了无相干。
接着要谈的就是“环境”/“机制”了。倘若缺乏利于“创新”的“环境”/“机制”，再强烈的“创新意识”也不可能转为“创新实践”。必须承认，持续深入、全面实施的“改革开放”在实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的同时，也使学人拥有了相较宽松自由的学术空间。“文学研究”早已不再是“政治”的“附庸”和“工具”，而“文化创新”更被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但在一些具体的层面和细节上，挫伤“创新”激情的因素并不少见。从大的方面说，由于“文学研究”主体主要集中于高校、研究机构，是“单位”和“体制”中人，“体制”之外的“民间”批评家和理论家还未形成堪与争锋的“实力”/“势力”，现行的大学考核机制、学术评定机制、学位评审机制等等就成了“中国文学理论创新”的掣肘因素。这套机制催生了若干被一些学者戏称为“项目体”、“学位体”的论著，以及若干“短平快”、“集团军作战”式的研究，可以在“体制”内藉以获得若干切关“个体生活品质”的利益，包括职称、地位、荣誉、奖金等等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而精神利益可以换算为物质利益，但未必与“文论创新”“正相关”。
这种糟糕的情形肯定与“知识分子”的“自我放逐”有关系，但显然“体制”也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约束、激励功能，根本原因在于没有遵循“人文学术”的内在规律——这也就意味着“人文学术”还没有得到应有和实质性的尊重。“行政化”气味浓郁，极易滋生“学术腐败”，可为“既得利益者”的“党同伐异”提供冠冕堂皇的借口。与此相关，“跑项目”、“跑奖励”、“跑文章”已成学术圈内的潜规则，当“人情”远比“学术”重要，当“善跑”远比“勤思”重要，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又从何谈起？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专家、评委、编辑一概“黑了良心”，而是说置身于这样的大格局中，个人的“良知”、“德性”几乎是软弱无力的。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德高望重的学者会婉拒出任某些“项目”、“奖励”的评委，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曾经意气风发的批评家、理论家特别是青年才俊会做出“抽身而出”的选择。
再就是“创新”的“路径”。“创新路径”的重要性在于确保“创新意识”与“创新机制”提供的强大动力不至于偏离目标。这也就是“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生产”/“建构”方式问题。一种值得从理论上分析的常见方式是“推论式”，具体做法是或者将“高位理论”（如哲学）的命题“下推”至“文学现象”，或者将“平位理论”（如人类学、社会学）的命题“平推”至“文学领域”。假定其中不存在前文所述阻碍“中国文学理论创新”的因素，则其存在论根据就是一些“理论家”对“文学理论”的理解，他们往往特别强调其作为“理论”的“严谨性”和“逻辑性”、作为“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和“完美性”，及其与“文学批评”的分野。这种理解无疑有切合“文学理论”本性之处，但也存在可能是致命性的过失，至少有三： 1.如果“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存在要由其他“文化活动”来说明，而非决定于自身价值，则其存在前提就是可疑的；2.如果“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不通声气，则“文学理论”也就失去了与“文学事实”的“可通达性”，则其存在本身就是可疑的；3.如果“推论”前提中已经包含了“理论”的所有可能性，则其“结论”也就与真正的“创新”无关，即使对于那些可将“文学经验”与“理论命题”融为一体、互为诠释的理论家来说也是如此。
再就是“转换式”，具体做法是或者将“中国古代文论”的命题“转换”到“当代”，或者将“西方文论”的命题“置换”到“中国”。而无论是“时间”上的“转换”还是空间上的“置换”，都由于“此时此地”的“我们”不可能“复制”“彼时彼地”的“文化存在”，而不可避免地遭遇“走调”、“跑题”、“不伦不类”的尴尬。若就事实论，则“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迄今未见堪称成功的实践，而“西方文论的中国置换”之“创新性”恐怕连“置换者”自己也不好意思承认，假如他还有底线的“道德良心”与“知识产权概念”的话。
四、文学理论的发展可能性
毫无疑问，任何“创新”都绝不可能向壁虚构，而必须建立在人类已有的“创新成果”的坚实基础上，向“古人”和“他人”学习因此是必需的“训练”和“规范”。问题是“推论式”和“转换式”没有意识到“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都只是些“思想材料”，需要将其送入“中国文化”的熔炉中冶炼，并在“中国文学”与“中国人”的相互“锻造”中形塑“中国文学理论”的价值、概念、方法、体系，而不是简单地寻求如何“接榫”或“会通”。而在“文学批评”领域，由于“批评家”习惯于“从理论到实践”的操作方式，其视野类似于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而非中国画的“散点透视”。那些鲜活而有价值的“中国文学经验”不但有可能“摸捉不得”，或者难以发现其“中国性”所在，更没机会为“知识和思想的原创”提供些许灵感和动力。
有“危机”才有“转机”，但假如对“危机”麻木不仁，那也就不可能出现任何“转机”。要使“中国文学理论创新”解“困”祛“乏”，也就得从“创新意识”、“创新机制”、“创新路径”三方面“上手”，而“文学研究主体”驱除“心魔”、重建“自我”甚为关键。现代社会制度和现代学术体制内在地决定了“中国文学理论创新”之路是充分体现研究者个体性的“多元化”，但其基本方向一定是遵循“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内在视野，以建构主义的“中国观”为基点思考那些体现了“中国”的“特殊性”的“普遍性”问题，尤其是将当下中国的文学“事实”转化为“问题”，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构思“中国文学理论”的问题、观念和方法。这不但因为真正的“轴心”永远是“当代”，还因为真正的“创新”只能源自“归纳”，而“文学生活”的可能性永远大于“文学理论”所能想象。
然而，这里所说的会不会也是一种注定遭遇“现实”抵抗的美妙“想象”？且让“我们”带着这疑惑“上路”。“现实”不容回避，而“想象”总还可以给“我们”必要的“勇气”。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 陈善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