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甘受“袴下之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历史典故，它往往被宣染成忍辱负重、能屈能伸的大丈夫行为。今又细读《史记》，对韩信的“袴下之辱”却有了另一番解读。
　　“袴下之辱”典出《史记·淮阴侯列传》，原文为：“淮中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于是信孰视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作为一代名将的韩信，早年是一个衣食不能自给的无能之辈，“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传记中写了他仰食于人的两件困窘之事：一是寄食于南昌亭长家中，而终被亭长之妻挤兑出门；一是乞食于漂母，而受漂母怒斥：“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这样一个衣食无着的人，却长得身材高大，仪表堂堂，还喜欢腰悬佩剑悠来晃去，难怪乎会惹得屠中少年戏弄于他。有道是：“士可杀，不可辱。”若为堂堂大丈夫，韩信完全可以嗤之以鼻，或晓以颜色。但是，请看韩信的表现：盯着那恶少年好长时间，乖乖地俯身从袴下钻过，最后还趴在地上不敢动弹，一副典型的懦夫姿态，难怪屠中少年对他的评价是“中情怯耳”，本质上是个懦弱的人。韩信“中情怯”的性格特征，在他后来的人生历程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韩信具有大智慧，且身当乱世，却一直未能自己脱颖而出，常怨别人不识己，其最擅长的策略是逃避——跑。在项羽手下，官居郎中，虽心中不服，但终不能毛遂自荐，最后只能走背楚奔汉这条路。至汉后，又畏缩不前，不敢像陈平那样面谏刘邦，虽得腾公、萧何推荐，仍不敢出头，又是一跑了之。倘若此次萧何不追，韩信的盖世才华是否得到用武之地，实不敢断言。韩信后来终于得到刘邦的重用，但韩信的性格中的这种缺陷，使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自信，办事患得患失，以致举措失当。当其踞齐、赵之地，拥百万之师，若依蒯通所言，立而为王，与项、刘三分鼎立，天下又将如何？刘邦又能奈其何？他自己也有这个想法，但他不敢做，就派一个使者去试探刘邦，要求封个假王。后来与陈豨相约反汉，本是信誓旦旦，但等到陈豨起兵了，他却又按兵不动，坐视陈豨失败，使其身遭杀戮。项羽失败后，其手下大将钟离昧因是韩信早年的好友而投奔他。韩信本可拒绝，却收留了他，既然如此，就应该有所担当，但又担心刘邦的猜忌而杀掉钟离昧。可以说，韩信的这种性格弱点被刘邦看得一清二楚，刘邦在张良的暗示下封韩信为齐王后，不久，就直入其军营，夺其帅印，向其施威，韩信果然就“懔懔然”，不敢有所异动。汉建立后，刘邦最不放心又最怕的异姓王就是这个将兵多多益善、善于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韩信，但刘邦处理他比处理其他异姓王容易得多，不费一兵一枪，根据他的个性弱点，用陈平的计谋抓住他，削其势力，贬他为淮阴侯。后来更是放心地将他交给吕后来处理。
　　韩信这种“中情怯”带来的自卑感，使他性格中诸如自负、自私之类的弱点也不时地暴露出来，且招致杀身之祸。当其被拜为大将时，身无寸功，以致当刘邦准备拜大将时，樊侩、灌婴、周勃之辈都以为刘邦要拜的是自己，当得知拜的是韩信时，“一军皆惊”。但他自己毫不谦让，不仅泰然受之，还说刘邦顶多带十万兵，而自己是多多益善。这岂不引起一代雄主刘邦的猜忌，埋下其今后的杀身祸根。他不顾郦食其的死活，攻入齐地，致使郦食其被杀，既失信于诸侯，又失信于同僚。特别是他攻入齐地后，乘刘邦陷入困境而邀之以封王，岂不令刘邦寒心。既具大智，又善带兵，却不能诚其信，刘邦不杀他何以安心。韩信这种“中情怯”带来的自卑感还使他一旦大权在握就表露出一种傲慢，难与同僚合作。韩信当年被拜为大将时就已经引起了樊侩、灌婴、周勃辈的嫉妒，被贬为淮阴侯后又羞与樊侩、灌婴、周勃等人为伍，岂不使他们产生被辱之感。他自己孤立了自己，以致落难时，没有一个人出面为他疏通、求情。刘邦把他交给吕后处理就是把他置于死地。因为此时的吕后已满怀野心，正需要杀一个韩信这样的人来立威，好为今后夺权奠定基础。一世之雄淮阴侯韩信，终死于妇人之手，确实是可悲的事情，但也可说是咎由自取，是由其性格弱点造成的。
　　对韩信甘受袴下之辱的行径，司马迁并没有直接的褒贬，只在传记的最后，借淮阴人之言表明：“韩信初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前后对应，这段辱没人格的经历，就每每被人解读成韩信为实现其与众不同的远大志向，善能忍辱负重，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行为。还有人借用苏轼《留侯论》的一段议论来诠释这种行为：“人情有所不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大，而其志甚远也。”如此一来，“中情怯”被粉饰成了“有大勇”，还常与勾践的卧薪尝胆、苦心复国，苏武的卧雪吞毡、威武不屈精神相提并论。良莠自有人识别，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韩信的评价是独具眼力的：“夫乘时以缴利也，市井之心也；酬功而报德，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心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市井之志，惟利是趋，这就是韩信人格与志向的写照。
　　何以司马迁对韩信的“中情怯”视而不见，反而强调他的宏图大志？当是与司马迁的人生经历和特殊心态有关。司马迁为完成《史记》，忍辱接受宫刑后，既激愤非常，又有一种深入骨髓的自卑心态，对此，他自己在《报任少卿书》中反复申说，如“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尢，欲益反损”，“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并找了一系列杰出人物的不幸遭遇为例，来寻求自己心理的解脱，求得一种平衡，其言：“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面对韩信的“袴下之辱”，司马迁难免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心中块垒，忽视了韩信个性中的缺陷，而把它作为忍辱负重以图大志的人生智慧。
　　历史是一面镜子，很多人都希望从中照出自己的光辉形象。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从小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强调的是积极入世，博取功名。但现实社会中，在专制皇权的威逼下，要想追名逐利，就得放弃自己的人格尊严，就得奴颜婢膝、阿谀奉承、猛拍马屁，知识分子的身份大多等于婢仆。除非你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而真正能守住清贫的人很少，利益面前谁不是争先恐后，所谓“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又极力宣扬一些重义轻利、“士可杀，不可辱”的节气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生观，这样就造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事实上的奴颜婢膝和表面上的死要面子，并形成了一种极其病态的被扭曲的人格。这些知识分子在阿谀奉承、猛拍马屁之后，在被主子、上司申斥之后，常常觉得有辱斯文，内心深处非常痛苦。面子也很重要呀！这样，他们就需要寻找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和精神上的支柱来自我安慰。其中的一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曲解历史上一些名人的行为，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这种历史人物越有名越好，因为那样有名的人物都那样做了，反衬出自己的一点点委屈不算什么，甚至把他们的行为作为自己的一种人生追求，恨不得自己也遇上那样一件事情，好青史留名，或现世中就博得虚名，捞取现成的好处。于是，韩信的“袴下之辱”就成了人们比照自己人格的一面不可多得的宝镜。这样，司马迁一不小心把韩信因“中情怯”而不顾脸面，从恶少年袴下钻过去的行为，写成是“其志与众异”的行为，就被后世文人不断渲染，视为榜样，演绎成了大丈夫能屈能伸的行为。坏的变成了好的，假的变成了真的，不亦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