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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年9月作为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年级的学生随老师前往洛阳及郑州一带实习，到今天因为工作之需还经常去洛阳开展考察，每一次去都会有新的体会，心中也时常对这座华夏古都抱有敬仰和感恩之心！
在考古学家心目中，“中国”有着多重含义，包括政治意义的中国、文化意义的中国，文明意义的中国等等。不同的意义，有着不同但又相互交织的时空图景和历史内涵。但无论如何，考古学家论说 “最早的中国”肯定离不开洛阳。
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河南拥有着特殊而崇高的地位。近年来，考古界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讨论二里头是否夏都及探索夏文明体系、哪里是 “最早的中国”等学术课题，都与河南尤其是洛阳有直接关联，特别是最早的“中国”，所指便为洛阳，这一证据来自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何尊》上的铭文：周成王五年四月，在洛阳建设成周都城时，为周武王举行祭礼，成王于京宫大室中训诰宗族小子，说“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意为周成王父亲周武王在灭商后曾告祭于天，决定在（洛阳）这个天下中心的地方营建都城，以便治理民众。有多位学者专门对《何尊》铭文做过研究，结论就是至少在西周初年，人们即认为今河南洛阳一带是“中国”所在，而这当然不是周武王的奇思妙想，而是来自于当时的天下形势，来自于持久的历史积淀，来自于诸国的共识。或者说商末周初的政治家认定洛阳为“中国”所在，其含义来源当与西周之前商代的“中商”“中土”甚至夏代的“夏”有关。据学者研究，“夏”、“大邑商”、“中国”，都有“大”和“中”之意，就是说对早期中华文明而言，洛阳及今河南一带具有最初的中国、中心之意，文献中相关记载也不绝于史。
当然，如果仅仅依靠文献材料，毕竟停留于书本，也容易形成诸多无法定夺的争论，考古学正可用“实证”展现最早“中国”的文明成就与来龙去脉。近代以来，考古学家先后在河南发现了以甲骨文及殷墟遗址、洹北商城、郑州商城、小双桥商邑遗址、偃师商城等为代表的多个殷商文明都城遗址，可以认为正是因为东亚文明第一个高峰期即殷商文明的中心几乎都立国于今河南大地及洛阳周边，所以此前长期立足关中的周武王在灭商之后才顺应历史事实而决定在“天下之中”洛阳一带营建东都，由此也开启了长安——洛阳的东、西两京之制。如今，考古学家在洛阳已发现西周的成周城和东周王城遗址，商、周两代一千多年的华夏文明中心区的遗存均在洛阳及河南得到实证性探索，这是令人惊叹的古代文明奇迹。
有学者认为，最早的“中国”可以追溯到同样最初也是发现于河南的“仰韶文化”，还有学者把在河南发现的平粮台、双槐树等遗址纳入最早“中國”的思考。从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进程而言，西周人之所以把“中国”视为洛阳一带，主要应和夏、商文明中心都在今河南有关。商代文明中心在河南已经毫无疑问，而夏代文明中心是否也在河南虽存在不同观点，但从二里头都邑遗址发现的宫城、宫殿制度以及其对商都的影响，说它和偃师商城等存在着前后传承的内在关系应该是成立的。据许宏、赵海涛及刘海旺等先生研究，近年来，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纵横交错的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布局以及此前的考古资料，充分证明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早于商代、又在夏王朝年代及空间范围内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出土遗物最丰富且等级最高、所代表的生产力水平最先进、时代特征最明显、性质最明确的都邑遗址之一。在河南境内，除二里头都邑遗址之外，还发现了一批相当于夏王朝时期的重要遗址，如王城岗、新砦、瓦店、稍柴以及古城寨、东赵、花地嘴、蒲成店、四岭、南寨、原城、时庆、余庄、禹寺等，其中王城岗被安金槐、李伯谦等先生考定是大禹活动过的都城遗址。就目前资料，把最早“中国”与洛阳及河南的关系追溯到夏代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我们在考古学上谈洛阳所拥有的中国文明史的意义，还在于其“三代”之后对先秦时期“中国”地位的传承。东汉定都洛阳后，三国曹魏、西晋、北魏、隋唐东都皆以洛阳为中心，五代政权及北宋的政治中心也都离不开洛阳。洛阳作为长期的中华文明中心之一，其都城文化中的许多创造对立都于今南京的六朝建康都城、对鲜卑人建立的北魏都城、对北方辽金都城、对南宋临安都城等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可见洛阳作为最早的“中国”所在，为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多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华核心文化的创造传播传承都发挥过难以想象的作用。甚至一直到明朝，还有重臣建议朱元璋应定都洛阳，理由竟然仍是周公评价洛阳那样：“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确实，无论是联通中国南北的隋、唐、北宋大运河，还是确保东西方文化持续交流的陆海丝绸之路，其汇合点都曾经在洛阳及开封一线。华夏五千年文明渐次养育了洛阳最早“中国”乃至“天下之中”的经典性地位，也养育了从中土、中州、中岳、中国、中和、中道、中庸等一系列从物质到精神的文化内涵，这种坚守“中和”的文化特质对于每一个中国人都曾发生过或明或隐的文化影响。作为考古人，我们不能不对洛阳这座中华古都乃至她所处的文化摇篮河南大地表示一种敬意和向往！
在考古学家心目中，“中国”有着多重含义，包括政治意义的中国、文化意义的中国，文明意义的中国等等。不同的意义，有着不同但又相互交织的时空图景和历史内涵。但无论如何，考古学家论说 “最早的中国”肯定离不开洛阳。
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河南拥有着特殊而崇高的地位。近年来，考古界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讨论二里头是否夏都及探索夏文明体系、哪里是 “最早的中国”等学术课题，都与河南尤其是洛阳有直接关联，特别是最早的“中国”，所指便为洛阳，这一证据来自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何尊》上的铭文：周成王五年四月，在洛阳建设成周都城时，为周武王举行祭礼，成王于京宫大室中训诰宗族小子，说“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意为周成王父亲周武王在灭商后曾告祭于天，决定在（洛阳）这个天下中心的地方营建都城，以便治理民众。有多位学者专门对《何尊》铭文做过研究，结论就是至少在西周初年，人们即认为今河南洛阳一带是“中国”所在，而这当然不是周武王的奇思妙想，而是来自于当时的天下形势，来自于持久的历史积淀，来自于诸国的共识。或者说商末周初的政治家认定洛阳为“中国”所在，其含义来源当与西周之前商代的“中商”“中土”甚至夏代的“夏”有关。据学者研究，“夏”、“大邑商”、“中国”，都有“大”和“中”之意，就是说对早期中华文明而言，洛阳及今河南一带具有最初的中国、中心之意，文献中相关记载也不绝于史。
当然，如果仅仅依靠文献材料，毕竟停留于书本，也容易形成诸多无法定夺的争论，考古学正可用“实证”展现最早“中国”的文明成就与来龙去脉。近代以来，考古学家先后在河南发现了以甲骨文及殷墟遗址、洹北商城、郑州商城、小双桥商邑遗址、偃师商城等为代表的多个殷商文明都城遗址，可以认为正是因为东亚文明第一个高峰期即殷商文明的中心几乎都立国于今河南大地及洛阳周边，所以此前长期立足关中的周武王在灭商之后才顺应历史事实而决定在“天下之中”洛阳一带营建东都，由此也开启了长安——洛阳的东、西两京之制。如今，考古学家在洛阳已发现西周的成周城和东周王城遗址，商、周两代一千多年的华夏文明中心区的遗存均在洛阳及河南得到实证性探索，这是令人惊叹的古代文明奇迹。
有学者认为，最早的“中国”可以追溯到同样最初也是发现于河南的“仰韶文化”，还有学者把在河南发现的平粮台、双槐树等遗址纳入最早“中國”的思考。从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进程而言，西周人之所以把“中国”视为洛阳一带，主要应和夏、商文明中心都在今河南有关。商代文明中心在河南已经毫无疑问，而夏代文明中心是否也在河南虽存在不同观点，但从二里头都邑遗址发现的宫城、宫殿制度以及其对商都的影响，说它和偃师商城等存在着前后传承的内在关系应该是成立的。据许宏、赵海涛及刘海旺等先生研究，近年来，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纵横交错的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布局以及此前的考古资料，充分证明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早于商代、又在夏王朝年代及空间范围内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出土遗物最丰富且等级最高、所代表的生产力水平最先进、时代特征最明显、性质最明确的都邑遗址之一。在河南境内，除二里头都邑遗址之外，还发现了一批相当于夏王朝时期的重要遗址，如王城岗、新砦、瓦店、稍柴以及古城寨、东赵、花地嘴、蒲成店、四岭、南寨、原城、时庆、余庄、禹寺等，其中王城岗被安金槐、李伯谦等先生考定是大禹活动过的都城遗址。就目前资料，把最早“中国”与洛阳及河南的关系追溯到夏代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我们在考古学上谈洛阳所拥有的中国文明史的意义，还在于其“三代”之后对先秦时期“中国”地位的传承。东汉定都洛阳后，三国曹魏、西晋、北魏、隋唐东都皆以洛阳为中心，五代政权及北宋的政治中心也都离不开洛阳。洛阳作为长期的中华文明中心之一，其都城文化中的许多创造对立都于今南京的六朝建康都城、对鲜卑人建立的北魏都城、对北方辽金都城、对南宋临安都城等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可见洛阳作为最早的“中国”所在，为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多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华核心文化的创造传播传承都发挥过难以想象的作用。甚至一直到明朝，还有重臣建议朱元璋应定都洛阳，理由竟然仍是周公评价洛阳那样：“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确实，无论是联通中国南北的隋、唐、北宋大运河，还是确保东西方文化持续交流的陆海丝绸之路，其汇合点都曾经在洛阳及开封一线。华夏五千年文明渐次养育了洛阳最早“中国”乃至“天下之中”的经典性地位，也养育了从中土、中州、中岳、中国、中和、中道、中庸等一系列从物质到精神的文化内涵，这种坚守“中和”的文化特质对于每一个中国人都曾发生过或明或隐的文化影响。作为考古人，我们不能不对洛阳这座中华古都乃至她所处的文化摇篮河南大地表示一种敬意和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