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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16日，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香港连续举行了两场学术演讲，就“十一五”规划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变革等问题作了讨论，并回答了听众的提问。
“粗放经营”的缺陷
吴敬琏在演讲中以“十一五”规划开篇，并表示，“十一五”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内地的增长模式在转变。
中国在1995年的时候提出来要转变增长方式，强调关键要转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
“但是这些方面的改革，应该说没有完全到位。所以使得我们的增长方式有所变化，但是没有能够根本改变。”吴敬琏说道。他介绍，从实际政策来看，第九个五年计划就提出了要进行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一直没有真正落实。而本届领导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从理论上确立了这个问题，而且把它落实到5年规划上，从而成为“十一五”的突出特点。
他总结了目前对增长方式转变仍然存在的四个体制性障碍：第一是政府仍然保持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第二是以GDP的增长速度为主要的政绩标准；第三是中国财政体制虽然做了改变，但仍然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一半的财政收入来自这个税种，而该税种跟产值又是直接联系的，产值越高，各级政府的收入就越多；第四个问题就是对于生产要素保持着行政定价，在很大范围内是受到行政命令，价格的决定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
此外，由于重化工业创造新就业岗位的能力较差，所以在“十五”计划期间，实际上中国就业问题变得更严重。他说：“在1980年代的时候，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能够增长0.43，而1990年代就变成了0.11了。到了21世纪前4年平均值是0.098。”
同时，粗放式经济增长，消耗了中国大量不可再生的资源，承受着环境污染、背负着“倾销”之名，可是最大的利润，却不是落入中国企业的手里。
“十一五规划里面确定的战略重点，一个贯穿在里面的东西，就是要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并且要强化服务业的发展。”吴敬琏说，“这次十一五规划有专章讲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另外有一章是讲要发展先进制造业。”
自主创新才是出路
规划做好了，下一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这种转变的制度、体制和机制。“用我前几年讲到高新技术发展时候用的一句话，叫做制度重于技术，或者说制度重于投入。总之，这个制度、体制、机制是决定性的。”吴敬琏说。
在吴敬琏看来，服务业发展不快决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定要把这样一个制度环境建立起来，才是最重要的。“所有这些改革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他说，“妨碍增长模式转变有体制性因素，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政府在市场里面伸的手太长，行政性的配置资源，导致价格扭曲。所以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所有的毛病都出自市场化的改革。”
吴敬琏此番话意有所指：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体制改革的推进不是很顺利，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人民基本福利得不到足够保障、看病难、上学难等一些问题。因此从2004年开始，就有人将所有这些问题归因于被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所误导的市场化改革。
“虽然温总理提出2005年是改革攻坚年，但进展不大，因为这一年爆发了很大的争论，到底经济中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他不无惋惜说，“这一年好像是就陷于这个争论之中了，好些应该出台的改革被延迟了。”他透露，甚至在不久前的两会期间，在全国政协经济组的小组讨论中，还有委员提出，所有大的社会问题，原因在于市场化本身的缺陷，因此建议加强政府干预。
“恐怕这个‘处方’开的不大对。”吴敬琏说，“当时参与讨论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没有直接回答，但讲了一句话：‘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吴敬琏对记者表示，“这个问题已逐渐明朗化。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都反复重申，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毫不动摇。
在解决改革争论之后，中国应该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吴敬琏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是技术进步，中国应该加强技术在生产力中的比重，核心是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
他特别把“科技”一词分开，认为中国应该实现“科学的制度化”和“技术创新的市场化”。前者要建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和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激励机制，改革目前的官本位和行政化的教育、科研和技术开发体制；而后者则要实现创新者的收益与社会收益一致，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环境。
“对于技术而言，最重要的是营建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产权保护体系，使创新者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吴敬琏说。
他建议，政府应该减少干预市场，为企业营造良好经营环境，尤其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部分地方政府更应改变旧观念。他指出，曾有一些服装企业在推出创新之后，地方政府却以“抄袭有助提升整体竞争力”为由，鼓励其他企业仿冒，结果导致没有任何企业再愿意创新。
不过，吴敬琏并不只给政府下单，对企业，他也提出相应忠告，不能总要等走投无路了才想到创新。
“粗放经营”的缺陷
吴敬琏在演讲中以“十一五”规划开篇，并表示，“十一五”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内地的增长模式在转变。
中国在1995年的时候提出来要转变增长方式，强调关键要转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
“但是这些方面的改革，应该说没有完全到位。所以使得我们的增长方式有所变化，但是没有能够根本改变。”吴敬琏说道。他介绍，从实际政策来看，第九个五年计划就提出了要进行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一直没有真正落实。而本届领导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从理论上确立了这个问题，而且把它落实到5年规划上，从而成为“十一五”的突出特点。
他总结了目前对增长方式转变仍然存在的四个体制性障碍：第一是政府仍然保持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第二是以GDP的增长速度为主要的政绩标准；第三是中国财政体制虽然做了改变，但仍然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一半的财政收入来自这个税种，而该税种跟产值又是直接联系的，产值越高，各级政府的收入就越多；第四个问题就是对于生产要素保持着行政定价，在很大范围内是受到行政命令，价格的决定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
此外，由于重化工业创造新就业岗位的能力较差，所以在“十五”计划期间，实际上中国就业问题变得更严重。他说：“在1980年代的时候，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能够增长0.43，而1990年代就变成了0.11了。到了21世纪前4年平均值是0.098。”
同时，粗放式经济增长，消耗了中国大量不可再生的资源，承受着环境污染、背负着“倾销”之名，可是最大的利润，却不是落入中国企业的手里。
“十一五规划里面确定的战略重点，一个贯穿在里面的东西，就是要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并且要强化服务业的发展。”吴敬琏说，“这次十一五规划有专章讲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另外有一章是讲要发展先进制造业。”
自主创新才是出路
规划做好了，下一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这种转变的制度、体制和机制。“用我前几年讲到高新技术发展时候用的一句话，叫做制度重于技术，或者说制度重于投入。总之，这个制度、体制、机制是决定性的。”吴敬琏说。
在吴敬琏看来，服务业发展不快决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定要把这样一个制度环境建立起来，才是最重要的。“所有这些改革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他说，“妨碍增长模式转变有体制性因素，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政府在市场里面伸的手太长，行政性的配置资源，导致价格扭曲。所以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所有的毛病都出自市场化的改革。”
吴敬琏此番话意有所指：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体制改革的推进不是很顺利，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人民基本福利得不到足够保障、看病难、上学难等一些问题。因此从2004年开始，就有人将所有这些问题归因于被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所误导的市场化改革。
“虽然温总理提出2005年是改革攻坚年，但进展不大，因为这一年爆发了很大的争论，到底经济中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他不无惋惜说，“这一年好像是就陷于这个争论之中了，好些应该出台的改革被延迟了。”他透露，甚至在不久前的两会期间，在全国政协经济组的小组讨论中，还有委员提出，所有大的社会问题，原因在于市场化本身的缺陷，因此建议加强政府干预。
“恐怕这个‘处方’开的不大对。”吴敬琏说，“当时参与讨论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没有直接回答，但讲了一句话：‘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吴敬琏对记者表示，“这个问题已逐渐明朗化。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都反复重申，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毫不动摇。
在解决改革争论之后，中国应该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吴敬琏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是技术进步，中国应该加强技术在生产力中的比重，核心是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
他特别把“科技”一词分开，认为中国应该实现“科学的制度化”和“技术创新的市场化”。前者要建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和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激励机制，改革目前的官本位和行政化的教育、科研和技术开发体制；而后者则要实现创新者的收益与社会收益一致，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环境。
“对于技术而言，最重要的是营建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产权保护体系，使创新者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吴敬琏说。
他建议，政府应该减少干预市场，为企业营造良好经营环境，尤其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部分地方政府更应改变旧观念。他指出，曾有一些服装企业在推出创新之后，地方政府却以“抄袭有助提升整体竞争力”为由，鼓励其他企业仿冒，结果导致没有任何企业再愿意创新。
不过，吴敬琏并不只给政府下单，对企业，他也提出相应忠告，不能总要等走投无路了才想到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