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写过四个电影文学剧本，一个属少年习作，两个是与人合作，一个则孜孜矻矻花去十年之久的业余时光。但它们都以失败告终。不过，其中一个“少作”自当“生即是死”，无可说处，但其他则都是客观原因使之“不正常死亡”，“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少年习作，练笔游戏而已，流水落花瞬间逝去，不留遗痕罢了。有的却是临近拍摄了，却功亏一篑;有的则“胎死腹中”;有的还因此遭到严峻的批判斗争。这些，本属个人运命之不顺，不足为外人道哉，但滴水微波之中，却映照了一种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的“时代气候”，以及个人境遇中的“文化運命”，故此并不全是事关一己。秉此，我且诉诸回忆，再现一点点昔年旧事的境况，以作“时代印记”的些微刻痕。

一、《秋水伊人》：逝水流波箜篌引

　　电影文学剧本《秋水伊人》——这真正是一个“少年习作”不说，而且简直就是一个“文学笑话”。那时，上世纪的1947年，我年方十九，就读于故乡江西省鄱阳县的私立正风中学，读高三，已经在景德镇和南昌颇有一点社会影响的报纸上发表过一些散文以及木刻作品（那时，我参加著名木刻家郑野夫、李桦、杨可扬等在上海创办的木刻函授班学习，所发作品均是班上的作业），勉强算是一个“文学青年”吧。虽然在秦代即设县的古城故乡鄱阳，传统文化积淀富厚，陶侃、范仲淹、颜真卿、洪浩、洪迈、姜白石、彭汝砺等这些历代文化名流，都与鄱阳有关，或是出身鄱阳或是遭贬流落斯处，故向来文风颇盛、文学气氛浓郁，莘莘学子都好舞文弄墨;然而，新兴的电影却是难以“寓目”，我从来没有看过电影，更不知何为电影文学剧本，怎么能够写此类作品呢，岂不是一个笑话吗？不过，兴之所至，还真用那时的中学生常常使用的毛边纸写了出来，还自己用针线装订起来，在几个要好的同学和朋友中，传看过。这当然只是自娱自乐罢了。本着“悔少作”的应有精神，此“作品”今天本不该提及了，但是，世事难料，怎知60多年后，在我耄耋之年时，它竟然引发了“秋风落叶风情在”“逝水流波箜篌引”的景象，其情景之奇异诡谲与真挚深沉而又无以言状、无可解析，却令我难以忘怀，禁不住一述衷肠。
　　20世纪40年代中期，我的二哥在临近上海的浙江嘉兴读书，他能看到电影，有时还能去上海看首轮新片。他每看一部影片，都会把影院散发的印制考究、附有影片镜头的说明书或海报寄给我。这就是我关于电影的学习和写作资源了。一次，他寄来一个名为《古塔奇案》的影片说明书和海报，内容现在完全不记得了。但当时很喜欢，而且据此编撰了一个幼稚的所谓电影剧本，只写爱情故事。影片的那首插曲，尤其为我所喜爱和咏唱，歌名是《秋水伊人》，是“奇案”发生后，女主角所唱的思夫哀曲。它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为大中学生们所爱唱。我的所谓“剧本”也就以插曲《秋水伊人》命名了。
　　1948年，我离开故乡鄱阳，“流落”南昌，准备高考。这时，一个非常偶然的机缘，我认识了就读中正大学（现为江西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女生。她是中共地下党员。因为我在南昌进步报纸上发表了一些表现思想进步的文章，如《读<萧红小传>（骆宾基著）》《评影片<万家灯火>》等，引起她所属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的注意，认为是可以引上革命道路的争取对象，故让她有意接近，进行教育。我们在交往中，她寄给我看小说《飘》和《简·爱》，但也看地下刊物《文萃》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同时，还教给我不少大学校园里秘密流传的解放区歌曲，如《你是灯塔》《兄妹开荒》《团结就是力量》，等等。同时，她也很喜爱《秋水伊人》这首抒情歌曲。我们常常在赣江边散步时，一同哼唱。这位女大学生、地下党员，就是我后来的妻子曾景云。
　　庄子曰：“年不可举”。岁月不居，逝水年华，“不舍昼夜”，我们此后的生活，告别激情岁月，却是风雨载途。十年困顿、十载流徙，二十多年困顿。自然，我们后来不再有琴心意趣，吟唱那久已逝去的《秋水伊人》。可是，非常奇异的是……
　　几十年后，在我们认识并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她不幸患小脑萎缩。在生命的最后三四年，她完全失去记忆，世事不知、往事皆忘，连儿孙都不认识了，从美国两次赶回来探亲和探视她的次子，她视为外人，漠然对之;长子英年早逝，她无动于衷，不闻不问;她，唯一认识的只有我了。而在她居于精神上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几个月里，她在病床上，或坐轮椅由我推着行走时，却忽然高声唱起了那《秋水伊人》，而且，句句真切，不落一字、无损一句，旋律准确、音调合辙！
　　当我推着轮椅上的她，在病房长长的走廊里行走时，她高声地，而且喜盈盈地唱道：
　　“望断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更残漏尽，孤雁两三声，往日的恩情，只留下眼前的凄清。梦魂无所依，空有泪满襟。几时你归来呀，伊人哪……
　　歌词凄切忧伤、哀怨惆怅，而她却是喜悦地、欢欣地歌唱，她不断左右摇摆着头，媚笑盈盈，轮流看着站在各自病房门口，“观赏”谛听她歌唱的陪护或病人们，她旋望着、微笑着、歌唱着。每天如此，每次如此。
　　我感到无比怪异，而又感动与伤怀，却无法做科学的推断与解析。她怎么什么都失忆了，连自己挚爱的儿子在内，但却记忆清晰准确地唱出了几十年前的老歌？她在思念什么，她在追忆什么，她的思绪在何处，她沉浸在什么境况里？……
　　尔后，每当我忆及这段医院里最终的情景，便不免想起法国诗人拉马丁《沉思集》中《回忆》和《祈求》的诗句：
　　“不，你并没有离开我的眼睛;
　　当我寂寞的目光
　　停止从尘世将你凝望，
　　我忽然从天国中发现你的踪影。”
　　（《回忆》）
　　“假如你……完成你生命的旅程，……
　　假如你展翅飞翔，假如，远离我们的目光，……
　　那就请在天堂里别把我遗忘。”
　　（《祈求》）
　　而同时，也禁不住内心吟咏起曹植的《箜篌引》，以抒襟怀：
　　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 　　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
　　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
　　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
　　逝水流波箜篌引，当她即将离去时，当她已经遗忘一切，连儿孙在内时，她却依然记得这首凄婉哀伤的歌曲，并且能够准确地唱出来，然而并不是悲伤凄切，而是欢悦欣喜。歌词是悲怆的，她的情绪却是欢快的，她是在“笑着离开人世”吗？还是沉浸在自己的旧梦中？她不会清醒地知道“知命复何忧”，但她又是糊涂地，却也是 “清醒”地吟唱着“丧曲”。
　　一曲《秋水伊人》，绵延逶迤于我俩六十多年的坎坷人生旅程中！

二、电影文学剧本《雷锋》：临场毙命运命蹇

　　1963年1月8日，《辽宁日报》以三整版篇幅，发表了我写的报告文学《永生的战士》。这是首次全面系统、以“拟传记”形式，报道不久前牺牲的雷锋的生平事迹的作品，并且概括和提炼了雷锋精神，以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社会为思想基础，以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风格为特征的精神。这篇报道立即在全国引起广泛、热烈的反响，并且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于是兴起了全国的学雷锋活动。辽宁作为这次大规模宣传雷锋的首创之地，更是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文艺工作者热情地创作了许多诗歌、歌曲以及其他形式的作品。如著名诗人、音乐家安波和著名作曲家李劫夫，便先后创作了长诗《雷锋之歌》、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歌唱雷锋》等。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我的朋友李宏林热情邀约我和他合作，创作歌颂雷锋的电影文学剧本。他当时和我一样，是控制使用的人，但他境况还不如我，没有回到编辑部，而是在行政科打雜，记得他当时一件主要工作就是卖食堂饭票。但他的作家习气未改，仍然业余创作。这时，他就想起与我合作了。我很同意，因为我熟悉雷锋的事迹，他长于剧本创作。我们采取各写一段的方式，我写雷锋前半生，他写雷锋后半生。各自写完后，交我“统稿”，我作了一些修订，最后又由他修饰定稿。我们很快写出了剧本。我仿佛记得没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稿了。他马上投寄给长春电影制片厂。很快，就得到回复：“接受作品，准备立即开拍。”这应该是真正的第一部写雷锋的电影剧本，拍摄出来，就是首部表现雷锋的影片了。
　　但是，按当时的硬性规定，采用作品，对作者必须经过政审。长影自然必须执行。他们把电话打到辽宁省剧协——大概他们以为这两个作者自然是“剧作家”，是归省剧协管辖的成员。省剧协的回答很干脆，很有力，他们说：“这两个作者都是摘帽右派，用他们的作品，关系到‘什么人占领舞台’的问题。所以这个剧本不能采用。”在这样的严厉回答面前，长影领导自然是只有萎然退缩，取消拍摄计划。我们的“第一个歌颂雷锋的电影”也就胎死腹中了。我至今大体记得这个剧本的内容和风貌：富有时代氛围、青春气息和鲜活感。如果当时拍摄成影片，倒也是一份“历史的记录”，电影史上的一个微小的刻痕。
　　关于这次合作，李宏林有一段深情的回忆，他这样写道：
　　第一次合作是不幸的：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立即在全国掀起学雷锋的高潮。我出自一片政治热情，写出了一部反映雷锋事迹的多幕话剧剧本《雷锋》。话剧演出后，长春电影制片厂已把拍摄这部影片列入计划。这无疑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这时我想起了老彭，所以我提出由我和老彭共同编剧，长影同意了，老彭也愿意同我合作。这样，我和老彭就埋头开始写剧本。剧本刚交出，第二天编辑就给我打来长途电话，高兴地告诉我，全体编辑人员一节一节地轮流看，看完以后对剧本给以好评。听了这报喜的信息，我十分高兴。
　　正如老子所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正在我们临近福地的时候，祸魔却敲响了房门：《辽宁日报》编辑部得知老彭同我合作写电影剧本之后，在文艺部内对他的“名利”思想开了批评会。老彭把这信息偷偷告诉我，这样一种严峻气候和政治干涉令我吃惊！同时我内心极度不安，因为是我把老彭拉上“贼船”，是我使他在较为平稳的日子里受到挫折，这样几种滋味一齐涌上心头，所以在我听了他传给我的信息后，只是无奈地点点头，随着眼里便聚起泪水。（《超越忧患的求索——彭定安学术生涯40周年纪念文集——情意绵绵四十年》）
　　老友宏林这段深情的回忆，还补充了我记忆的不足，而且有重要的“前提”：他是在他的话剧剧本《雷锋》由沈阳话剧团演出后，先与长影联系了，得到同意，尔后约我合作创作电影文学剧本《雷锋》的。既然话剧剧本已经演出过了，同一作者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为何不能拍摄呢？不过，长影是“照章行事”，并非多此一举;他们也没有估计到审查的结果，会是那样叫人丧气的吧。这就是我的“文运蹇滞”，无可说处了。
　　作为历史现象，我在这里回顾往事，还不妨说一点令人玩味、思索的后续历史现象。那位严词禁止长影使用我们的电影文学剧本的同志，后来倒成为过我坐上的“合作者”和朋友。1978年以后，我在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曾担任辽宁省文学学会的理事长。辽宁文艺界和多所高校的作家、教授以及文艺行政工作者都经常参加学术活动。那位剧协的女同志就在其中，而且是活跃分子，她工作积极热情，对我的工作很予支持。当然，我们彼此心照不宣，都“不提当年事”，让往事随历史的飘风逝去。唉！她不幸英年早逝，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

三、《忠王传》：十年心血付沉迟

　　上世纪1951年，为了纪念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一百周年，《人民日报》特别发表社论，论述、评价太平天国的历史意义和价值。社论指出：“太平天国是旧式的农民战争——没有先进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所发展到的最高峰。” “太平天国在他们的政权与军队中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制度，而与地主统治阶级的国家制度与军队制度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相对峙着，这也是空前未有的事情。”这样两点论断，使人耳目一新。我通读社论，又接着读了一些太平天国的历史资料，对它有了三点重要的理解。第一，它是中国数千年来众多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最高峰;第二，他建立了比较完整系统的政治、军事和农业制度，其中包括前所未有的《天朝田亩制度》这样完整的“耕者有其田”的制度理想;第三，它发生在帝国主义已经深入侵略中国，有了租界和治外法权的时代，因此，有了与帝国主义侵略者军事力量作战的抗敌战争，并且建立了自己的洋枪队，使用了“洋将”和当时先进的枪械。而其横扫江南半个中国的业绩，更是亘古未有。其中发生的西王韦昌辉的政变与被诛，而后翼王石达开愤而出走、拥兵自立、离京（天京即江宁）西去以及忠王李秀成的独立撑持太平天国却又遭“天父天皇”洪秀全的深深猜忌，等等，都具有历史的深刻性，也极富戏剧性。写起来是很生动也很感人的。于是我立意写太平天国的电影文学剧本。最后选中的是写忠王李秀成。 　　当时的纪律是：“业余写作”就是“不安心本职工作”“成名成家思想”，进则为“个人主义兼‘一本书主义’”，直至“白专道路”。因此，我的创作计划是保密的，是地下秘密写作。所有工作都在晨起和夜晚进行。我称之为“第二工作时间”。
　　我购买了大批有关太平天国的书籍，神州国光社出版的《太平天国史料》、简又文的太平天国历史著作，以及专治太平天国史的罗尔纲的所有关于太平天国的著作，等等，均购备齐全，而且，还购置了旧版《曾国藩全集》，以研究敌方的状况并写好曾国藩这个第一反面人物。还有外国学者所著关于太平天国的著作，如呤唎的《太平天国亲历记》等，以及外国人士关于那个历史时期的上海和江南的著述，也都购置齐全。这些著作我一一“夜读”，并且做笔记。我还设计了一个历史年表，分年代（公元和清代纪年）、大事记、人物等项目。记得这个自己刻制的年表，被范敬宜看见了，他嫌我刻得不好，就自己制表、刻蜡版，油印后给我用。他的标准的正楷小字，非常漂亮。我所作完整的太平天国大事记，尤其关于李秀成的更是详尽。可惜“文革”抄家，这些资料均失去了。
　　1960—1961年，我开始了电影文学剧本《忠王传》的创作。朝朝暮暮、年去年来，孜孜矻矻、乐此不疲。至1962年，完成了誊清稿。曾经三易其稿，稿子摞起来好高。
　　我首先寄呈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同志。他是我大哥彭涛（原名彭定乾，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我国首任化学工业部部长，1961年逝世。关于他，我在另篇回忆中，会作详细的回忆）的老戰友。我1949年从部队转北京上学，就是他亲自安排的。所以，我寄呈他审阅。他不久即亲笔给我回信。他说，大体翻过一下，又让秘书看看，觉得“还不错”，又说，他拟交周扬同志，请他过目。这很自然，周扬同志是主管文艺的领导，又是文艺理论大家。信的末尾，他还就我信中说到的“1957年犯了错误”的事，加了几句：“你可在报社安心工作，不要有何顾虑。”不久，他又在给我的信中说：“周扬同志意见，作品可先交文学刊物作为电影文学剧本发表。”这样，我就将剧本寄给陈白尘同志请求审阅。他当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解放前，他曾经写过太平天国的剧本《天国春秋》，所以我寄给他。我告知他是尊承张磐石和周扬两位领导的意见寄奉剧本的。陈白尘同志很认真、很负责，也很热情，他审读剧本后，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复信和“意见书”。
　　在信中，他首先说到，“我最近去了一趟广西，是打算重操旧业，改写太平天国的历史（舞台）剧，……可能写李秀成殉国的一段历史，……但只写舞台剧，这是肯定的。……南京费克同志听说也写了一个剧本，尚未见及，大概是写李秀成踏破江南、江北大营那一战役的。”然后说，“因为将去南京，不能和您面谈了，只好把对大作的意见，写成一份书面材料寄奉，仅供参考，并乞指正。”
　　信写得热情诚恳而谦逊，并且将自己和他人创作有关太平天国历史剧的情况告我，以使我掌握同类题材作品创作的信息，从而思考自己作品的创作选材与角度。亲切关怀，一点架子没有，显示了一种大家风范。信函之外，是一份工工整整用秀雅行楷书写的《对<忠王传>的几点意见》，用的是现在B5打印纸那么大小的、中国作协的信纸，字体还小，竟写了8页之多。意见认真细致、大小兼顾，理论与实际结合，非常中肯。《意见》开篇说：“读完剧本，第一感觉是：这是一个历史剧。作者写这个剧本，对太平天国的历史是作过仔细而刻苦的研究工作的。不仅对太平天国本身，对它的敌人——曾国藩、曾国荃、胜保、和春、华尔、何伯以及慈禧、咸丰等人物，都做过一番研究。对忠王的历史，更是处处作了考证，处处符合历史情况。这样严肃不苟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第二，这也是一个电影剧本。作者在全剧中力图从视感上来感染读者，而不像一般新手那样，主观叙述多于客观的描写。在故事的连接处，也都是力图使用电影手法，而不是一般文学手法。”
　　他在对历史研究和考证以及使用视感和电影手法等方面，作了肯定之后，即以此为基点，提出批评指正意见。他的“意见书”，我觉得并不只是对批评我的剧本有益、具有很深的指导意义;而且可以视作一种戏剧——电影创作论，具有理论意义和电影审美意蕴。即使今天读来，仍不落后，仍然保留着现实的意义。因此，我不厌其烦、愿意占用一些篇幅，来较详细地摘引，以飨读者。
　　他首先指出：“但这些优点，同时也成为缺点。”他指出“历史剧不仅仅在于忠实于历史，而且要构成‘剧’。‘剧’并不是单止（指）戏剧结构，它先是一种文学形式，先得是诗。历史的真实得与诗的真实统一。”“……文学来反映历史，电影、戏剧来叙述历史，总不能使历史还原。事无巨细，一律写出，并不能突出历史的真实，也难达到主题的突出。‘历史图解’这样说法虽近苛刻，但作者对每一细节都不肯割爱，确是实情。”言及此，他谦逊地作自我批评说：“这种情况当然不仅作者为然，笔者写的《宋景诗》与《鲁迅》也有此弊。”并指出：“这不仅是一个结构问题，也是作者对历史的认识问题，对主题的掌握问题。”
　　接着，他就电影与小说的异同，作了比较研究的论说。他指出：“电影剧本是一切文学中最富于表现力的形式，但它也一样具有局限性，并不是什么都可以表现的。它也有不如小说的地方：比如小说可以同时并列地写许多不同的场景，读者也可以分清头绪。电影就不能这样平列地写。”接着他举出了我的剧本中，这种平列地写的场面，以为例证。
　　下面他在说明“总的印象”之后，又一一指出我的剧本中的具体问题。“1.人物描写上。对李秀成的刻画是着力不少的，也有许多成功之笔，但综观全剧，除了几次大的事件外，李秀成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来要求，还嫌单薄，还不能看出他性格的鲜明性。”“2.事件取舍上，必须大大压缩才行。……一切以对于描写忠王有无直接或间接帮助为准，而不能以历史事实为准。否则，是处处难以下手的。这要作者下狠心。”“3.情节处理上。还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接着他用比较长的篇幅，举例为证，具体指出剧本中情节处理的不当。这说明他认真审读了我的剧本，连许多细节在内。这里我不遑一一列举，且只举最后他指出的为以例证：“最后，忠王坐骑失足，本可以显示被捕了。又接了一段曾国藩兄弟审问一场，似是画蛇添足。这一场，既不能写出忠王的忠义，而且让观众联想到‘供状’问题，反而显出假来了。”“4.文字细节上。”以下他举出四五处不符合历史的用语。 　　最后，他还提出一些“零星意见”，如指出“洪宣娇这个人物，大概都是虚构的”，但太平天国女军到“天京”以后就撤销了。使用的民歌，据江苏省文联同志说，有些不是真品，而是土改中有人伪造的。最后他特别建议，说：作者花费许多精力，占有如许资料，压缩成电影，要删去一半材料，很可惜;故“以现有基础，适当加工，可作文艺作品发表，是较为更切合实际的办法”。字里行间，对作者关怀备至，眷眷之心溢于言表。
　　我读后，很是感动，也增强了信心，并且有了修改的路径。我在精心修改之后，先是给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写信，奉告我写有这样一个电影文学剧本，拟呈他审阅，并询问有无拍摄的可能。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曾经看到过报道，说郑君里计划拍摄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前这一中国近代史重要历史阶段的系列影片，包括太平天国、义和团、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等。信寄出后不久，就得到他的回复，他说自己因患高血压症，正在休养，无力阅读剧本，更难考虑拍摄影片。但他建议我将剧本寄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石方禹同志一试。于是我便按他的意见，将剧本寄奉石方禹同志。1963年初，我请假回故乡省亲，路过上海，特赴海燕电影制片厂访问石方禹。他对剧本没有说什么看法，未作评价，只说无法考虑拍摄这样的影片。我的认识是：当时仍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形势虽然已经回升，但难以拍摄这样大投资、大制作的影片，即使剧本可以采用的话。
　　当我在故乡度过春节，回到沈阳时，我一上班，办公桌上赫然出现了《忠王传》剧本原稿。原来，石方禹在我离去后，就将剧本退回来了。于是，我的“地下写作”秘密暴露无余。我心头猛然一惊。写作雷锋报道《永生的战士》的成功和喜悦，一扫而光。果然，我刚回来，就遭到文艺部内部的小整风——批判我的“地下写作”、成名成家思想和白专道路。创作《忠王传》的失败，还在深深刺痛我的心，而批判的风潮就席卷而来。我不得不承受双重的心理迫压。
　　但接着更大的风浪又扑面而来。1963年8月，戚本禹在《历史研究》上刊发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石破天惊地把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说成是“投降变节”的“叛徒”。
　　戚文发表，引起巨大震动。我更是直接的受震者。这时候，我自然又想起张磐石同志。我便给他写信，述说了读戚文的看法和感受，当然联系到自身写《忠王传》的问题。张磐石同志仍然不改旧情，很委婉而亲切地亲笔回信，大意说，你不必紧张，戚文“在科学上站不住脚，政治上于我不利”，将会发表文章澄清。你可注意《人民日报》。（据我后来所知，情况是，戚文发表后，引起一片哗然，周扬在中宣部召开的会上，对《历史研究》贸然发表戚文，提出严厉批评，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翦伯赞一边倒地批评戚本禹）。这使我心安，虽然批判仍在进行，但“大问题”不会有了。可是，不久却传来信息，据说，最高领导肯定戚本禹的文章，认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接着戚本禹又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等文章，一时洛阳纸贵。面对如此大局，我甚至来不及为“十年心血付东流”而沮丧，只是心慌慌、意乱乱，不知“心归何处”了。
　　果然，几年后“文革”风起，我成为《辽宁日报》第一个揪出的牛鬼蛇神，打翻在地，罪名除编辑报纸副刊《星期天》“炮制大量毒草”，成为“辽宁的《燕山夜话》”之外，还有一个“为叛徒树碑立传”问题。“文革”初期，我在报社是第一个被抄家的，《忠王传》自然被视为黑货而同其他文字材料被抄走。呜呼《忠王传》，十年心血，十年劳作，十年期盼，终落得如此结局！
　　1969年末，我全家四口被遣送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插队落户。一去边陲整十年。1979年获平反。抄家诸物还有一些退回原主，很幸运，《忠王传》竟未被焚毁，和其他一些文字材料，回到我的手中。我既视为纪念物，又内心判它只能如马克思所说，“让耗子去批判” 了。于是它沉埋箱底，为我所窃于一睹之物。
　　1998年，辽宁社会科学院为我举行“从事学术活动40周年纪念”，并出版文集四卷。我本无意于《忠王传》，因为它是未曾发表过的作品。但是，长子彭延却拿了去，费时费力默默地在那时刚刚使用的个人电脑上打字，使之成为电子文本。其情可感，我乃决定说明缘由，收入《文集》第四卷，使之问世。这是文集中唯一未曾发布过的作品，它只具有紀念意义而已。

四、《鲁迅和日本朋友》：功亏一篑“祖师”言

　　1982年7月，我的《鲁迅评传》问世。这是我从1978年平反回城四年后，所出版的第三部学术著作。老朋友们都知道这部书，是我青年时代夙愿的实现，不禁为之庆贺和赞誉。范敬宜特赠诗一首，云：
　　三十二年磨一剑，精诚真使石金开;
　　辽阳夜月寒浸骨，漠北狂沙惊入怀。
　　落笔行行都带血，剖心寸寸应无埃;
　　鲁翁今日当添笑，新彥如林多异才。
　　定安同志百折不回，终成《鲁迅评传》一书，读之感奋不已，爰赋一律，以表贺忱。
　　范敬宜将他的诗作用他那优雅美丽的楷书书写赠我;而李宏林则邀我再次与他合作，创作以鲁迅为题材的电影剧本。他这时已经调回《辽宁日报》工作并连续发表具有震撼性的大报道而成为著名记者了，我欣然同意，相信这次合作定能成功。关于这次愉快的合作，李宏林曾有《情意绵绵四十年》一文，作愉快的记述，我且先引用他的文字，来回叙这次既成功又失败的合作：
　　不久，他出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对鲁迅研究了半辈子，……他要完成青年时期未能完成的夙愿，就是写一本《鲁迅评传》。我得知这消息，立即把他接到抚顺，我陪他住在食宿条件比较好的龙凤矿招待所里，他写论著我写小说。……他写一部分就让我看一部分。……我边读边赞叹，已经预见到这部力作的成功。……在这同时，我俩运筹第二次合作。这就是我和彭定安、胡海珠同志联合创作的电影剧本《鲁迅和日本朋友》。
　　胡海珠同志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当编导室主任。她一直关心我的创作情况，她也动手写电影剧本。这样，我就当了友情使者，把我和老彭、海珠聚到一起，共同筹划写一部反映鲁迅和日本朋友的文学剧本。这个选题是老彭的长项，口头的、资料的，他提供了大量史实和动人细节，为这部剧本提供了坚实基础。海珠是组织创作电影剧本的专家，她从电影厂的生产角度对剧本提出种种要求。我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后进行具体操作。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三人时而相聚在北京，时而会面在沈阳，又时而畅游在抚顺大伙房水库的湖面上。真是品味到友情的温馨，体味到探讨文学创作的快慰。初稿完成后，又几经修改，我们把取名为《鲁迅和日本朋友》拿了出去，当即引起刚同日本拍完《没有下完的一盘棋》的北影段导演的重视，他拟定把这部剧本作为与日方合作的第二部影片，部分场景去日本拍摄。但正当老彭在北影招待所最后修改剧本已临近完成时，又因某些原因而放弃了计划。幸好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大型刊物《春风》将它发表在1983年第3期《春风》杂志上，我同老彭在文学创作上的合作友谊由此公开披露出来。这部作品尽管没有拍成电影，但它终于作为成果献给社会，圆了我和老彭早有的文学合作梦。 　　（《超越忧患的求索——彭定安学术生涯40周年纪念文集·情意绵绵四十年》）
　　宏林关于这次合作的回忆，已经记叙得比较清楚了;我再接着补充一些他未曾述及的情况，特别要揭示他文中所谓“某些原因”而至这部影片的拍摄计划“放弃”，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里面，确实反映了现在回忆起来，令人震惊的故实，令人深思。
　　合作从我向他们讲述鲁迅和他的日本朋友的故事开始。我从鲁迅的先生藤野，到堪称他“入室弟子”的增田涉，从山上正义到山本初枝夫人，从内山完造到他的弟弟内山嘉吉，从日本无产阶级作家鹿地亘到古代文学研究学者辛岛骁，从在患难中偶遇交往仅仅几个月而心气相投的长尾景和到为鲁迅日常服务的内山书店店员镰田寿、镰田诚一兄弟，等等，都依据史料一一细述，尽量提供一些细节，以便创作之用。他们，主要是宏林听了，抓住主要的人和事，抠细节，我补充，然后他们自己阅读资料。在此基础上，我们讨论创作提纲，由我和宏林分工撰写，宏林负责更多的部分。海珠则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提出要求或对已写出的部分提出修改意见。全稿写出后，由宏林统稿、修饰。最后，完成阶段，便由海珠安排我在北影招待所居住，集中精力做最后的史实修订和文学修饰。
　　在这期间，由海珠安排，我和中方导演段吉顺有了直接接触，他了解了剧本的内容和一些具有戏剧性的场景，对导演此剧具有了兴趣和信心。他设想与同他合作导演获奖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前引李宏林文中的影片名有误）日本导演佐滕纯弥再度合作，共同导演《鲁迅和日本朋友》，并且要延请日本演员参演并赴日本拍摄有些场景。段吉顺信心满满，情绪高涨。记得我还应邀赴他的家宴，聚谈甚欢;他的夫人是一位儿童片导演，曾经和法国合拍过一部影片。席间她还讲述了她拍摄过程中，与西方女性接触的有趣故事。特别重要的是，海珠已经就此事向厂领导汪洋汇报，得到认可了，由段吉顺再度与日方导演合作执导、聘请日方演员以及去日本拍摄这些大事体，也都批准了。
　　这是一次多么好的影片制作啊，主题好，剧本好，导演好，演员也好，成功系数应该是很大的吧。我们那时，真是心绪澎湃、意态欢腾、跃跃欲试，只等着与日本导演佐滕纯弥见面会商了。
　　恰好，佐滕纯弥不日即来北京，参加颁奖典礼，与段吉顺共同领奖。啊，只差东风了，而东风即临。
　　我那时在北影招待所改稿，真是顺心顺手，又心境愉快。紧接着《鲁迅评传》出版并获得好评，又是表现鲁迅的电影开拍，一扫前两部电影文学剧本创作本成功终竟遭厄运的心头之痛。就在我改稿竣工之日，佐滕纯弥乘飞机来到北京。
　　北影厂长携导演段吉顺等前往机场迎接。
　　麻烦，倒霉，就出在这个礼节性的“机场迎接”！
　　在迎接之前，北影厂厂长前去看望一位有“中国电影界‘祖师爷’”之称和崇高威望的老领导。他准备接见一下日本导演佐滕纯弥。这位国外导演，既是第一次与之合作的日方导演，又是获奖者，以这位领导之尊，接见一下，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真是“天意从来高难问”，这一接见，竟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汪洋厂长在拜见时，高兴地向“祖师爷”汇报，说：“我们准备拍一部鲁迅的电影，再次与日本导演合作……”如何如何……他应该是以为会得到首肯甚至鼓励的吧，但事情却意想不到。祖师爷听了，训斥式地说道：“拍鲁迅的电影？30年代的问题，还没有结论呢，怎么能拍鲁迅的电影？”大家哑然！
　　这里所说“30年代的问题”，就是指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左翼文艺阵营里的“‘两个口号’之争”和“解散左联”等问题，还涉及1936年，在延安，党的中央领导张闻天，派冯雪峰秘密潜往上海，寻找和联络久与中央失联的地下党组织，并因情况不明，故嘱咐他先找鲁迅，再逐渐与散存的地下党员接头。此后就由此引发了冯雪峰与周扬、夏衍等同志的龃龉和矛盾。此等事，事关重大，纠葛纷繁，争论已久，且涉及周扬、夏衍等闻人兼领导，汪洋等自是未敢置一词，唯唯而退。
　　其实，这位领导所谓“没有结论的‘30年代问题’”，被认为是他的“固执己见”的表现。他在1980年发表了《一些早该忘却未能忘却的往事》，引起轰动，“反对的声音连成一片”，“反对的文章纷纷而来”，“以致给他的改革者的形象蒙上了另一种颜色”（严平：《新中国文坛沉思录·（夏衍）刻入年轮的影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1月）。有论者论述了周扬的另一种态度——正确的态度。他写道：“周扬，从历史的高度看待历史”;“在这个讲话中，周扬说道：‘这里我想提一下冯雪峰同志，在我们党内，他是较早地对鲁迅采取比较正确态度的一人。’”“在一次讲话中，周扬说道：‘问题在于左翼文艺运动中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或多或少地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往往不能冷静地正确地对待问题，致使争论复杂化。例如‘两个口号’论争，本来鲁迅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的。但我们有少数同志却不愿意接受鲁迅的这个照顾大局的看法。从根本上说，最重要的是没有正确地对待鲁迅，没有尊重鲁迅的许多正确意见。所以我认为进一步认识鲁迅，学习鲁迅，今天仍有重要意义’。”（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周扬的这番话，以他的身份、地位，实际上就是对所谓“30年代问题”作了结论。这个结论为大家所接受，包括学界研究这一“历史争论”问题的学者们。而周扬也因此获得普遍的原谅和赞誉。
　　这里介绍的周扬的“从历史高度看待历史”的态度和告诫，是在此之前早已经发表了的。但这位仍然如别人批评的，也如他自己所宣称的，“固执己见”——用他自己的说法是“请恕我执拗”。这个绵亘几十年的文坛争论的中的一位主要当事人的态度和“执拗”，本是文坛的历史纠葛和人事纠纷;但我们的电影拍摄计划，却撞上了这个“南墙”。北影厂领导自然不能违背“祖师爷”的训令，回厂即传达、下令：“《鲁迅与日本朋友》拍摄计划取消！”
　　呜呼，一言九鼎，此之谓也。已经各方面条件都成熟，诸事具备，设计完好，前景也看好，这样一桩事情，就此被“一言废弃”，予以毙命了。
　　四部电影剧本，——应该说是三部吧，一部是有可能争取作为电影文学剧本发表的，但遇到李秀成“遭诬”案，除了遭批判，自然没有别的出路;两部是已经决定拍摄了，但都以“不正常死亡”終结。这里直接反映了作者的文运蹇滞，但也含蕴着历史的气运、文化的生态和历史与人事的纠葛，也许，这在侧面上有一点“滴水映大千”的意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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